“一个新的跃进形势正在形成。”
　　“中国人民有一种不干则已，一干就干到底的英雄气概。”
　　“只有一年、两年的高速度不行，一定要年年保持高速度；只有一个部门、两个部门的高速度不行，一定要各个部门都保持高速度！”
　　这三段话，引自1977年和1978年的《人民日报》社论。
　　粉碎“四人帮”以后，由于没有及时总结纠正“左”倾错误，在经济工作上继续推进冒进方针，不顾国情国力，强行要求“大干快上”、“革命加拼命”的老毛病又卷土重来。这使刚刚降温的狂热气氛又逐渐有了升温的趋势，甚至出现了“组织新的大跃进”的论调。
　　这种情况，与时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华国锋不无关系。
　　粉碎“四人帮”以后，作为毛主席接班人的华国锋威望空前高涨，对他的崇拜之风也在全国渐起。在此情形下，华国锋感觉重任在肩，因此急于把国民经济快速搞上去，尽快实现“强国之梦”。
　　其实，早在1976年，华国锋和中央有关部门就对农业机械化提出过空浮的口号和脱离实际的高指标。1976年12月，在中共中央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就提出目标要求1980年全国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
　　在工业上的“新跃进”则表现得更为激进。1977年4月至5月，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先后在大庆和北京举行。华国锋对于大庆这样的“社会主义旗帜”相当重视，他在会议讲话中雄心勃勃地提出，第五个五年计划期间，全国至少要有三分之一的企业要办成大庆式企业，并且表示：“石油光有一个大庆不行，要有十来个大庆。”在会上，他还提出要在23年内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
　　1977年9月，他又召集国务院领导和有关部委负责人研究加快经济建设速度问题，并且在会上批评国家计委提出的工业增长速度“太保守”，强调“今后工业部门要开足马力，挽起袖子大干”，“要比原来的设想更快地实现现代化”。
　　这样明显不符合科学规律、急于求成的发展计划，对国民经济危害甚多。1978年，我国国民经济出现比例失调、积累与消费的比例严重失衡、财政和外汇收支的严重不平衡等诸多情况，都是“新跃进”导致的恶果。
　　由此而来的是开始于1979的经济调整期，这个调整一直持续了3年，直到1981年基本完成调整任务，国民经济才走向健康发展的轨道。
　　陈云在1978年底说，“要循序渐进，不要一拥而上。一拥而上，看起来好像快，实际上欲速则不达”，就是对这次急于求成的“新跃进”的深刻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