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生态翻译学是一种全新的研究范式，它从跨学科的角度为翻译研究提供全新的视角。“译者為中心”是生态翻译学的核心观点，它与译者主体性在本质上一致的，均要求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根据特定的翻译生态环境做出创造性的选择和适应。
【关键词】生态翻译学 译者中心 主体性 《边城》
一、生态翻译学综述
生态翻译学以译者与翻译生态环境的相互关系为研究对象，用生态翻译学的范式，研究各种翻译问题，系统探讨翻译生态、文本生态和“翻译群落”生态及其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它是一种跨学科的研究，借助生态学的重要概念和术语来重新诠释翻译的本质、过程、标准、原则和方法等。
二、生态翻译学“译者中心”与译者主体性
生态翻译学把翻译定义为：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活动，翻译活动中无论是“适应”还是“选择”都是由译者完成的，“译者为中心”理念由此而生。该理念突出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中心地位和主导作用，并试图从译者为中心的视角为翻译活动作出新的描述和解释。生态翻译学中的核心定义与观点和译者的关系十分紧密，即译者如何在特定的“翻译生态环境”或者“翻译群落”中做出的适应度最高的选择和适应，如何“和谐共处”和“共生互动”，都是译者发挥主观能动性，创造性地完成的结果。因此，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地位问题是生态翻译学有别于其它翻译理论的一个重要因素。“长期以来，翻译研究几乎把重点局限于语言层面的探讨，而忽视了翻译活动中最积极的活动因素，即翻译主体的主观能动作用”。译者主体性是指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在尊重翻译对象的前提下，为实现翻译目的而在翻译活动中表现出来的主观能动性，其基本特征是翻译主体自觉的文化意识、人文品格和文化、审美创造性。译前，译者根据自身的语言能力、教育背景、文化立场、审美情趣、知识总量、价值取向、人生理想及生活态度等诸多元素对作品做出适应和选择；译中，译者根据作品的特点、出版商、阅读人群及翻译策略等做出适应和选择；译后译者的作品反映程度会得到大众的监督。由此可见，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的中心地位是不可撼动的，他既不是“仆人”“画家”或者“隐形人”，忠实也不是评判其译作的唯一标准，而“译者中心”与译者主体性把翻译研究的焦点从传统的研究视角中解脱出来，明确提出以译者为中心的翻译研究视点，二者本质上是一致的。
三、生态翻译学“译者中心”与译者主体性在《边城》英译本的体现
通过对生态翻译学的研究不难发现“译者中心”和译者主体性在本质上是保持一致的，两者都是译者在特殊的翻译生态环境下充分调动其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做出的整合适应度最高的适应和选择。下面将通过分析《边城》三个不同英译本来检验“译者中心”思想是如何在翻译实践中得以实现的。
《边城》是20世纪中国乡土小说的典范，是沈从文的代表作，入选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小说中特有的湖南湘西文化和风土人情贯彻于故事的始终，为小说烙下了绝美的湘西风情，作者如诗如画的描绘为故事蒙上了一层唯美的面纱。由于《边城》在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目前一共有三个英译本分别为金缇和Robert Payne于1947年合译，第二个译本为Gladys所译，于1981年出版，第三个译本为Kinkley所译于2009年出版。下面我们用“译者中心”这一思想来考察这三个译本，分析译者的主观能动性在翻译的过程中是如何得以实现的。鉴于译者自身的教育背景，文化程度，语言能力，审美情趣和个人生活阅历的不同，译者自然采取的翻译方法和策略会有所差异，因此译文也会千差万别。Gladys供职于中文文学杂志多年，有丰富的的翻译经验，他可以驾驭多种问题和风格，双语能力毋庸置疑。金介甫是著名的汉学家，研究沈从文将近30年且与其见过面交谈过。三位译者都具有良好的语言能力和知识背景。Gladys喜欢采用归化的翻译策略，尽量使西方读者能够明白小说的内容，有些地方甚至模糊翻译为了保留原文的美感；在语言方面尽量在内容和形式上和原文保持对等。Kinkley的译本出现在2009年，当时的社会环境更加活跃和自由，因此译者创造性地最大限度地还原了小说真实的生态环境，Kinkley采用异化和直译的翻译策略将湘西特有的文化风土人情原生态地呈现在西方读者面前，逼迫他们去认识和理解当时的生态环境。这种译法大胆直接，最大限度地做到了在文化维度的适应和选择。Payne的翻译没有非常鲜明的特点，他做到了在形式和内容上忠实原文，尽量传递文章的内涵。由此可见，对于同一个翻译文本不同的译者都有自己不同的理解和侧重的方面。参照“译者中心”的理念，译者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去翻译文本，在译作中打上了自己鲜明的烙印。
四、结语
生态翻译学作为一种跨学科的研究为翻译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而“译者中心”理论则颠覆了传统的翻译理论，认为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起着主导的作用，翻译的过程就是译者不断地创造性地发挥主观能动性适应和选择翻译生态环境的结果。而“译者中心”理论和译者主体性在本质和内涵上市一致的，这一理论对文学翻译研究有着重要的启示。
参考文献：
[1]胡庚申.生态翻译学建构与诠释[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关键词】生态翻译学 译者中心 主体性 《边城》
一、生态翻译学综述
生态翻译学以译者与翻译生态环境的相互关系为研究对象，用生态翻译学的范式，研究各种翻译问题，系统探讨翻译生态、文本生态和“翻译群落”生态及其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它是一种跨学科的研究，借助生态学的重要概念和术语来重新诠释翻译的本质、过程、标准、原则和方法等。
二、生态翻译学“译者中心”与译者主体性
生态翻译学把翻译定义为：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活动，翻译活动中无论是“适应”还是“选择”都是由译者完成的，“译者为中心”理念由此而生。该理念突出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中心地位和主导作用，并试图从译者为中心的视角为翻译活动作出新的描述和解释。生态翻译学中的核心定义与观点和译者的关系十分紧密，即译者如何在特定的“翻译生态环境”或者“翻译群落”中做出的适应度最高的选择和适应，如何“和谐共处”和“共生互动”，都是译者发挥主观能动性，创造性地完成的结果。因此，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地位问题是生态翻译学有别于其它翻译理论的一个重要因素。“长期以来，翻译研究几乎把重点局限于语言层面的探讨，而忽视了翻译活动中最积极的活动因素，即翻译主体的主观能动作用”。译者主体性是指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在尊重翻译对象的前提下，为实现翻译目的而在翻译活动中表现出来的主观能动性，其基本特征是翻译主体自觉的文化意识、人文品格和文化、审美创造性。译前，译者根据自身的语言能力、教育背景、文化立场、审美情趣、知识总量、价值取向、人生理想及生活态度等诸多元素对作品做出适应和选择；译中，译者根据作品的特点、出版商、阅读人群及翻译策略等做出适应和选择；译后译者的作品反映程度会得到大众的监督。由此可见，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的中心地位是不可撼动的，他既不是“仆人”“画家”或者“隐形人”，忠实也不是评判其译作的唯一标准，而“译者中心”与译者主体性把翻译研究的焦点从传统的研究视角中解脱出来，明确提出以译者为中心的翻译研究视点，二者本质上是一致的。
三、生态翻译学“译者中心”与译者主体性在《边城》英译本的体现
通过对生态翻译学的研究不难发现“译者中心”和译者主体性在本质上是保持一致的，两者都是译者在特殊的翻译生态环境下充分调动其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做出的整合适应度最高的适应和选择。下面将通过分析《边城》三个不同英译本来检验“译者中心”思想是如何在翻译实践中得以实现的。
《边城》是20世纪中国乡土小说的典范，是沈从文的代表作，入选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小说中特有的湖南湘西文化和风土人情贯彻于故事的始终，为小说烙下了绝美的湘西风情，作者如诗如画的描绘为故事蒙上了一层唯美的面纱。由于《边城》在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目前一共有三个英译本分别为金缇和Robert Payne于1947年合译，第二个译本为Gladys所译，于1981年出版，第三个译本为Kinkley所译于2009年出版。下面我们用“译者中心”这一思想来考察这三个译本，分析译者的主观能动性在翻译的过程中是如何得以实现的。鉴于译者自身的教育背景，文化程度，语言能力，审美情趣和个人生活阅历的不同，译者自然采取的翻译方法和策略会有所差异，因此译文也会千差万别。Gladys供职于中文文学杂志多年，有丰富的的翻译经验，他可以驾驭多种问题和风格，双语能力毋庸置疑。金介甫是著名的汉学家，研究沈从文将近30年且与其见过面交谈过。三位译者都具有良好的语言能力和知识背景。Gladys喜欢采用归化的翻译策略，尽量使西方读者能够明白小说的内容，有些地方甚至模糊翻译为了保留原文的美感；在语言方面尽量在内容和形式上和原文保持对等。Kinkley的译本出现在2009年，当时的社会环境更加活跃和自由，因此译者创造性地最大限度地还原了小说真实的生态环境，Kinkley采用异化和直译的翻译策略将湘西特有的文化风土人情原生态地呈现在西方读者面前，逼迫他们去认识和理解当时的生态环境。这种译法大胆直接，最大限度地做到了在文化维度的适应和选择。Payne的翻译没有非常鲜明的特点，他做到了在形式和内容上忠实原文，尽量传递文章的内涵。由此可见，对于同一个翻译文本不同的译者都有自己不同的理解和侧重的方面。参照“译者中心”的理念，译者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去翻译文本，在译作中打上了自己鲜明的烙印。
四、结语
生态翻译学作为一种跨学科的研究为翻译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而“译者中心”理论则颠覆了传统的翻译理论，认为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起着主导的作用，翻译的过程就是译者不断地创造性地发挥主观能动性适应和选择翻译生态环境的结果。而“译者中心”理论和译者主体性在本质和内涵上市一致的，这一理论对文学翻译研究有着重要的启示。
参考文献：
[1]胡庚申.生态翻译学建构与诠释[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