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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台的望回山，新昌的马鞍山，两座高山之间有个四周低，中间高的茅洋山。茅洋山形状像张开翅膀的鹅。鹅的头伸向王渡里。这个像鹅头颈的山岗叫茅洋岗。岗头是一丘四四方方，能搁10来担谷的马鞍丘。马鞍丘隔三丘大田有一口大塘。大塘里边，竹园山下有10来间房子。我就出生在10来间房子的东北角那间居头屋里，这里就是我的老屋。
我出生时已不是王渡里朱家人的坟庵屋。坟庵屋是平房，土改那年给了我爷和几个兄弟。他们屋升为楼房。门口的塘本来是没有这样大的，是“文化大革命”后农业学大寨时把塘坝移出，成为现在的大塘。塘下面的小田并为三丘大田。
我家住在里排东大房旁的居头里，门口朝西。我妈是我爷从小就在王渡口抱来养大的童养媳。我妈成人后，我爷让我爸和妈住进居头里。为了我姐和我出生做月里方便，就吃睡在居头屋的楼下。我三四岁时，我爸是生产队里的经济保管员，后来教过我小学的陈相桃老师那时是会计。记得有一天傍晚，爸和陈老师在算账，我和姐在桌子对面的床上又蹦又跳玩得很开心。我五岁，姐九岁那年，我的亲生母亲因痨病医治无效，去世在楼下饭桌前的床上，而我睡意朦胧还要爬到妈的胸脯上去吃奶。
我妈去世后把床移到楼上。在楼上的北边铺了一张朝南床，中间铺一张朝西床，南边是一张朝东床。楼下菜橱把灶头和饭桌隔开。饭桌前面放过床的地方放一张旧写字桌，放零碎物件。
母亲去世后，我常遭小奶奶的欺侮。有两次至今记忆犹新。一次，我和小爷爷的三女坐在臼米踏杆上讲话被小奶奶看见了。小奶奶拿着毛竹丝气势汹汹地赶来，一边赶一边骂着比我小一岁的女儿，叫她不要和我在一起玩，骂她不听话。毛竹丝甩下来，细细的竹梢头甩在她女儿身上，粗粗的打在我腿上，脚上。甩得我红红的肿起来焦辣辣地痛。我只知道痛，哭着跑去找到奶奶拉住裤脚要妈妈。奶奶出着泪说你妈没了。我要奶奶去大路上叫一个来，让她帮我把小奶奶去打回来。（当时我年幼，不知道痨病要传染，因为我母亲是这种病死的。）还有一次，生产队里在晒场上拷蚕豆。而小奶奶家不知在哪里弄来蚕豆炒出来给三女吃。我对比我小一岁的三女说，我家有好东西的时候给点你，你家有好东西时给点我。小爷的三女给了我两把蚕豆。我高兴極了，蹦蹦跳跳来到晒场看大人们拷蚕豆，小手在衣袋里取出蚕豆一粒一粒地吃着。小奶奶向我跑来了，大声骂道：你大人到小人那里哄东西吃。说毕抓起衣襟把我衣袋里的蚕豆倒得一粒不剩。我站在场边，嘴角一牵一牵，眼睛里盈满了泪水。村里的文朝看见我可怜相，立即在场上捧来一捧蚕豆放在我衣襟里包着，说拿回去叫你爸炒给你吃。姐煮好夜粥，爸一回来把粥舀进罐里洗了镬炒蚕豆给我吃。
我爸找妈去了，出门前不放心地对我说，肚子饿了，把小凳拿到大凳前，爬上小凳，爬上高凳，再爬到桌子上，把饭篮拿下来，自己盛来吃。吃后饭篮挂上去，否则，鸡要飞上来把饭吃了的。那时，我不知道什么叫肚饥，只知道玩了一会儿就回家把小凳放到大凳前爬上去盛来饭就坐在桌子上吃。吃了后又下地去玩。
我六岁那年，家里又来了个妈。来到我家是由好几个年纪和妈一样大的人陪来的。这下我神气地告诉小爷的三女说，你妈再打我，我有妈了，叫我妈打你妈。妈到我家，把家里搞得清清爽爽。我和姐穿上了干净的衣裤，还经常有新鞋穿。我妈烧的东西也特别好吃。我喜欢妈。
记得十岁那年，我在父母睡的朝东床上看姐从王渡里学校借来的连环画，看完后目光穿过蚊帐发现窗上有一个蜂窝，蜂在进进出出。我怕蜂窝做大，蜂多起来要咬人，就决定把蜂窝捅掉。我想：把蚊帐拉起来，把棒从蚊帐里伸出去捅蜂窝，这样蜂就飞不进来，人就不会咬去。谁知我一棒捅去，蜂隔着蚊帐还是把我头上咬去好几个地方，腮帮子肿起来像馒头，眼睛只有一条缝。
十三四岁的时候，我身边一有零化钱就赶到儒岙新华书店买连环画。我把连环画排在朝南床头的窗子里。到十六岁的时候窗子里放不下了，找了块木板，在墙上钉上二枚钉头，搁上木板，两端吊上铁丝，把连环画、小说和故事书放到木板上。一次，我躺在床上想，将来我也写文章，印到书上去，别人到我家来借书，看到我的文章也印在书上，他们必定会对我另眼相看，会夸我了不起。那时，我感到多么的自豪啊！外村人会说茅洋山某某某的儿子书也会写出来，会这么了不起！十八岁那年，我高中毕了业，把楼下饭桌前的那张旧书桌搬到楼上放在朝南床前。桌子上摆着墨水瓶、钢笔，靠墙放着一码书。因为我怕劳动，劳动太辛苦，所以一有空就看书，写文章。心想：要是有朝一日写成功了，到机关办公室一杯茶，一支烟，一张报纸，一本书，写写文章，过着神仙一样的日子。据说文章写出来还有钱，真是美极了！于是，不论冬天还是夏天，只要有空就不停地写，不停地看书。
再后来，我爸造了二间泥墙瓦屋，于是一天三餐在老屋，看书写字睡觉在新屋。
我四十岁那年，我父母年纪大了。我和妻把楼上朝东床移到楼下灶旁，南边西边靠墙朝北。四十三岁那年，我在弹簧厂里上班。早晨出门时我去老屋跟妈说，我上班去了，吃要什么跟彩珍讲，下班回来看你。妈说你上班去好了。到下午三点光景，妻打来电话说妈不行了。我立即请假骑着摩托车赶回家。妈的肚子一起一伏的，口里有一口呼呼呼的出气声。晚上九点时，妈挣开眼看了姐姐，姐夫，我和妻后，口里那口气就没有了。又过了三年，我在一家公司搞质量体系，妻打电话说爸不对了。我立即赶到家爸已去世了。在生我养我的老屋里，我送走了我最亲的亲人——我爸，我生母和养母。
现在看来上代交给我的楼房守不住了。我和妻虽在挣钱，但不多。自从儿子上高中至今一边挣一边花还不够用。现在儿子在读大二，还要读二年多。我们的日子是过得比较艰苦的。
两年前的冬天，天冷得厉害。屋后的毛竹全身结上冰弯下来压在老屋的瓦上。冰融化后，许多瓦片断裂了。一盖全是破瓦就不敢去动它。我和妻商量，是否把瓦揭下来。现在揭下来至少一半可用。柱脚、搁栅、穿栅、板壁拆下来当柴烧。去修肯定不会去修，修要花钱。问题是修起来也无人住。我们只要这二间够了。妻不同意，宁可让它自己倒。
虽然人在城里打工，但老屋常常让我记挂。老屋的往事老是闯入我的脑海，才十来岁时，正月里来了客人，夜里点起两盏煤油灯放在对角搓牌。而我冷冻冻坐在桌角津津有味地看他们一局又一局地搓。看着一副三天双九的牌被人家打得七零八落；看着天天九被人家三长或三短结去；看着三光天，还要拿出钱很是有趣。记得秋天，玉米掰进来了。邻居都来了。爸一边钻着玉米一边讲天话给我们听，我们一边挖着玉米粒一边听着天话。时间过得很快，玉米一下子挖完了。春天的早晨，还在床上睡梦里，东边的木勺琅山有一只鸟滴玲玲响声很脆，很动听。冬天，夜里比平时要暖，天亮时打开窗门一看地上，树上，屋顶上落着厚厚的白雪。我们就开心极了。我们冷也不怕穿上衣服去塑狮子、塑菩萨、打雪仗……
每次回家，我对着老屋发愣，老屋不久要倒塌。我的心很是忐忑，仿佛眼睁睁看着自己的亲人离开一样。
——选自《中华颂》（中国散文学会选编）
我出生时已不是王渡里朱家人的坟庵屋。坟庵屋是平房，土改那年给了我爷和几个兄弟。他们屋升为楼房。门口的塘本来是没有这样大的，是“文化大革命”后农业学大寨时把塘坝移出，成为现在的大塘。塘下面的小田并为三丘大田。
我家住在里排东大房旁的居头里，门口朝西。我妈是我爷从小就在王渡口抱来养大的童养媳。我妈成人后，我爷让我爸和妈住进居头里。为了我姐和我出生做月里方便，就吃睡在居头屋的楼下。我三四岁时，我爸是生产队里的经济保管员，后来教过我小学的陈相桃老师那时是会计。记得有一天傍晚，爸和陈老师在算账，我和姐在桌子对面的床上又蹦又跳玩得很开心。我五岁，姐九岁那年，我的亲生母亲因痨病医治无效，去世在楼下饭桌前的床上，而我睡意朦胧还要爬到妈的胸脯上去吃奶。
我妈去世后把床移到楼上。在楼上的北边铺了一张朝南床，中间铺一张朝西床，南边是一张朝东床。楼下菜橱把灶头和饭桌隔开。饭桌前面放过床的地方放一张旧写字桌，放零碎物件。
母亲去世后，我常遭小奶奶的欺侮。有两次至今记忆犹新。一次，我和小爷爷的三女坐在臼米踏杆上讲话被小奶奶看见了。小奶奶拿着毛竹丝气势汹汹地赶来，一边赶一边骂着比我小一岁的女儿，叫她不要和我在一起玩，骂她不听话。毛竹丝甩下来，细细的竹梢头甩在她女儿身上，粗粗的打在我腿上，脚上。甩得我红红的肿起来焦辣辣地痛。我只知道痛，哭着跑去找到奶奶拉住裤脚要妈妈。奶奶出着泪说你妈没了。我要奶奶去大路上叫一个来，让她帮我把小奶奶去打回来。（当时我年幼，不知道痨病要传染，因为我母亲是这种病死的。）还有一次，生产队里在晒场上拷蚕豆。而小奶奶家不知在哪里弄来蚕豆炒出来给三女吃。我对比我小一岁的三女说，我家有好东西的时候给点你，你家有好东西时给点我。小爷的三女给了我两把蚕豆。我高兴極了，蹦蹦跳跳来到晒场看大人们拷蚕豆，小手在衣袋里取出蚕豆一粒一粒地吃着。小奶奶向我跑来了，大声骂道：你大人到小人那里哄东西吃。说毕抓起衣襟把我衣袋里的蚕豆倒得一粒不剩。我站在场边，嘴角一牵一牵，眼睛里盈满了泪水。村里的文朝看见我可怜相，立即在场上捧来一捧蚕豆放在我衣襟里包着，说拿回去叫你爸炒给你吃。姐煮好夜粥，爸一回来把粥舀进罐里洗了镬炒蚕豆给我吃。
我爸找妈去了，出门前不放心地对我说，肚子饿了，把小凳拿到大凳前，爬上小凳，爬上高凳，再爬到桌子上，把饭篮拿下来，自己盛来吃。吃后饭篮挂上去，否则，鸡要飞上来把饭吃了的。那时，我不知道什么叫肚饥，只知道玩了一会儿就回家把小凳放到大凳前爬上去盛来饭就坐在桌子上吃。吃了后又下地去玩。
我六岁那年，家里又来了个妈。来到我家是由好几个年纪和妈一样大的人陪来的。这下我神气地告诉小爷的三女说，你妈再打我，我有妈了，叫我妈打你妈。妈到我家，把家里搞得清清爽爽。我和姐穿上了干净的衣裤，还经常有新鞋穿。我妈烧的东西也特别好吃。我喜欢妈。
记得十岁那年，我在父母睡的朝东床上看姐从王渡里学校借来的连环画，看完后目光穿过蚊帐发现窗上有一个蜂窝，蜂在进进出出。我怕蜂窝做大，蜂多起来要咬人，就决定把蜂窝捅掉。我想：把蚊帐拉起来，把棒从蚊帐里伸出去捅蜂窝，这样蜂就飞不进来，人就不会咬去。谁知我一棒捅去，蜂隔着蚊帐还是把我头上咬去好几个地方，腮帮子肿起来像馒头，眼睛只有一条缝。
十三四岁的时候，我身边一有零化钱就赶到儒岙新华书店买连环画。我把连环画排在朝南床头的窗子里。到十六岁的时候窗子里放不下了，找了块木板，在墙上钉上二枚钉头，搁上木板，两端吊上铁丝，把连环画、小说和故事书放到木板上。一次，我躺在床上想，将来我也写文章，印到书上去，别人到我家来借书，看到我的文章也印在书上，他们必定会对我另眼相看，会夸我了不起。那时，我感到多么的自豪啊！外村人会说茅洋山某某某的儿子书也会写出来，会这么了不起！十八岁那年，我高中毕了业，把楼下饭桌前的那张旧书桌搬到楼上放在朝南床前。桌子上摆着墨水瓶、钢笔，靠墙放着一码书。因为我怕劳动，劳动太辛苦，所以一有空就看书，写文章。心想：要是有朝一日写成功了，到机关办公室一杯茶，一支烟，一张报纸，一本书，写写文章，过着神仙一样的日子。据说文章写出来还有钱，真是美极了！于是，不论冬天还是夏天，只要有空就不停地写，不停地看书。
再后来，我爸造了二间泥墙瓦屋，于是一天三餐在老屋，看书写字睡觉在新屋。
我四十岁那年，我父母年纪大了。我和妻把楼上朝东床移到楼下灶旁，南边西边靠墙朝北。四十三岁那年，我在弹簧厂里上班。早晨出门时我去老屋跟妈说，我上班去了，吃要什么跟彩珍讲，下班回来看你。妈说你上班去好了。到下午三点光景，妻打来电话说妈不行了。我立即请假骑着摩托车赶回家。妈的肚子一起一伏的，口里有一口呼呼呼的出气声。晚上九点时，妈挣开眼看了姐姐，姐夫，我和妻后，口里那口气就没有了。又过了三年，我在一家公司搞质量体系，妻打电话说爸不对了。我立即赶到家爸已去世了。在生我养我的老屋里，我送走了我最亲的亲人——我爸，我生母和养母。
现在看来上代交给我的楼房守不住了。我和妻虽在挣钱，但不多。自从儿子上高中至今一边挣一边花还不够用。现在儿子在读大二，还要读二年多。我们的日子是过得比较艰苦的。
两年前的冬天，天冷得厉害。屋后的毛竹全身结上冰弯下来压在老屋的瓦上。冰融化后，许多瓦片断裂了。一盖全是破瓦就不敢去动它。我和妻商量，是否把瓦揭下来。现在揭下来至少一半可用。柱脚、搁栅、穿栅、板壁拆下来当柴烧。去修肯定不会去修，修要花钱。问题是修起来也无人住。我们只要这二间够了。妻不同意，宁可让它自己倒。
虽然人在城里打工，但老屋常常让我记挂。老屋的往事老是闯入我的脑海，才十来岁时，正月里来了客人，夜里点起两盏煤油灯放在对角搓牌。而我冷冻冻坐在桌角津津有味地看他们一局又一局地搓。看着一副三天双九的牌被人家打得七零八落；看着天天九被人家三长或三短结去；看着三光天，还要拿出钱很是有趣。记得秋天，玉米掰进来了。邻居都来了。爸一边钻着玉米一边讲天话给我们听，我们一边挖着玉米粒一边听着天话。时间过得很快，玉米一下子挖完了。春天的早晨，还在床上睡梦里，东边的木勺琅山有一只鸟滴玲玲响声很脆，很动听。冬天，夜里比平时要暖，天亮时打开窗门一看地上，树上，屋顶上落着厚厚的白雪。我们就开心极了。我们冷也不怕穿上衣服去塑狮子、塑菩萨、打雪仗……
每次回家，我对着老屋发愣，老屋不久要倒塌。我的心很是忐忑，仿佛眼睁睁看着自己的亲人离开一样。
——选自《中华颂》（中国散文学会选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