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黎锦熙先生是现代汉语语法理论的奠基人，是国语运动的倡导者和急先锋，是在国内外有深远影响的大学者。今年3月27日，是他逝世30周年的纪念日。我怀着崇敬的心情，缅怀这位用毕生精力为我国的语言学做出了杰出贡献的一代宗师。
一 光辉的一生
黎锦熙先生字邵西，湖南省湘潭县晓霞镇石潭坝村人。1890年2月2日生于书香门第的世族之家。4岁即从塾师读《诗经》，11岁读完“十三经”及大量散文名作，15岁考中最后一届的秀才。但是先生生活的时代已是“西学东渐”的时代，一些“新学”和“维新”的思想通过塾师不断地灌输到他幼小的心灵里。他不愿再埋头于“子曰”“诗云”，开始关心起国家民族的命运，立志革故鼎新。16岁时，受湘赣萍浏醴起义的影响，他从偏远的晓霞镇到省会长沙，与张子平发起组织“德育会”，以王阳明的“致良知”为宗旨，鼓吹“牺牲个人，努力救国”，不久被官厅侦悉，旋逃匿还乡。他的第一次社会活动虽以失败而告终，但已充分说明，他是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青年，他将在时代精神的感召下，为改变旧中国的落后面貌而奋斗。
在实业救国思想的影响下，先生在1907年（17岁）考入北京铁路专修科。在北京，他接触到更多的新学说、新思想，其中社会学引起了他浓厚的兴趣。《群学肄言》《社会学通论》是他最爱学的课外读物。可惜，该校于1908年毁于火灾，他只好返回故里，另作他图。不久，他考入湖南优级师范史地部，三年后，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绩毕业。时值武昌起义，长沙响应建立军政府，他被湖南都督谭延闿聘为秘书。到任不久，他发现军队内部关系复杂，无法办事，只好辞职，改办《长沙日报》，任主笔。因鼓励各省反清独立，创办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不久被迫停刊。1912年，创办《湖南公报》，任总编辑。由于批评时政，主张全国统一，主张绝对民治，不久该报也被查封。先生又改任湖南省立编译局编译员，翻译欧美提倡民主政治的书籍，并开始编辑小学教科书。他把古典文学名著《西游记》选入课文，引起教育界某些保守人士的惊骇。其实这正是他改革教育的第一个表现。他认为，帝制虽已取消，但建国任务繁重，而要想建国，必须改革旧教育。再不能让中小学生读什么“四书”“五经”，做什么八股文了；应该让他们学习新鲜有用的知识，学做语体文（即白话文）。因此，他在1914年新合并成立的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任历史教员时，便与杨昌济、徐特立等一师的教师们创办“宏文图书编译社”，把介绍欧美新书和编纂中小学教材、民众课本，作为首要任务。他们先后编辑出版了《初等小学国文读本》两卷、《中等学校国文读本》四卷、《初等小学国文教学法》两卷。他们还发起组织了哲学研究小组，以曾赴英国留学的伦理教师杨昌济先生为指导，经常讨论一些哲学问题，毛泽东、陈昌、蔡和森常来参加。其影响超出了一省一市，引起了人们的注意。这时，黎先生不过24岁，但已初露锋芒，向旧教育发起了第一次有力的冲击。
1915年，黎先生应邀赴北京，任教育部教科书特约编纂员（后为编审员），开始了崭新阶段的生活。北京是首都，是政治文化的中心，是新旧思想的主战场。这使他有机会接触更多的新思想，思考更多的社会问题。新工作对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为他提供了更大的活动舞台。当时，教育界存在着“国文”与“国语”之争，文学界存在着“文言”与“白话”之争，事实上都是新旧思想之争。而政府高层的争斗，更是异常激烈。一会儿袁世凯称帝，一会儿张勋复辟，一会儿奉系军阀组阁，一会儿直系军阀主政。政治的动荡必然给社会造成激烈冲击，进步势力必然要发展要斗争，反动势力必然要镇压。伟大的“五四”运动发生了，骇人听闻的“三一八”惨案也发生了。在这种错综复杂而又尖锐激烈的政治斗争中，黎先生巧妙地利用自己的的职务和地位，同反动派进行周旋。一方面，当反动派对进步学生进行迫害时，他就旗帜鲜明地支持学生。例如，1925年女师大校长杨荫瑜蛮横开除进步学生刘和珍、许广平等人的学籍，身为中文系代系主任的黎先生就与鲁迅、钱玄同等支持学生在宗贸胡同赁屋上课，并登报声明反对校方的决定，最终迫使杨荫瑜下台，恢复被开除学生的学籍。另一方面，在反动政府伪装进步、表面支持或无暇顾及时，他就大力推进国语运动，提倡白话文，宣传新思想。
在先生看来，青年是国家的未来，要想振兴中华，必须培养大批有理想、有作为的新人；而要推广新思想、新理论，也必须有阵地。因此，先生到北京后不久，除在教育部任职外，还先后在北京市完全师范学校、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师大前身）、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北京大学、燕京大学任职。抗日战争期间，先生随西北联合大学（后改称西北师范学院）辗转在陕西、甘肃等地，任国文系教授、主任，文学院院长等职，在极其困难的环境里，培养了大批爱国知识青年。1945年，台湾光复后，学生中有人到台湾推广国语，成绩斐然。本人的恩师刘世儒先生就是这个时期他得意的学生。这其间，先生曾组织好友学习毛主席的《论持久战》，宣传长期抗战的思想。抗战胜利后，任西北师院院长，北京师大国文系主任、教务主任。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当选政协委员、人大代表，并任文字改革委员会副主任。直到生命的晚期，先生还在潜心研制《〈矛盾论〉语法图解分析》，在病床上仍在草拟给“人大”会议的提案。
事实充分说明，黎先生的一生，是探求真理、追求进步的一生，是奋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
二语法理论的奠基人
“五四”以前，我国的言文严重脱节，政府、报刊使用的是文言，而人们日常说的却是白话。这样，不但文盲不会写文章，就是识字的人大多数也不会写文章，对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书面交流成了一大难题。这种状况严重阻碍着中国社会的进步。因此，在“五四”运动前后，以鲁迅为代表的一批进步作家大力提倡写“白话文”，以黎先生为代表的一批进步教师大力提倡教“白话文”。由于这代表了社会进步的潮流，很快得到多数人的认同，在社会上引起了轩然大波。一些思想保守的人们自知，他们无法否定《狂人日记》《孔乙己》《药》等白话作品的成功，但又不甘心失败，于是就叫嚷“你们有新文学而无新文法”。为了巩固和发展“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成果，为了回击“国粹派”们的这种谬论，也为了教给广大学生白话文遣词造句的规律，黎先生便潜心研究并大力宣传写白话文的规律。从1920年起，先生开始担任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文系教授，专门讲授“国语文法”课，同时还兼任全国小学、中学白话文讲习所讲师。1921年，黎锦熙的《国语论坛》出版。1923年，先生还兼任北京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燕京大学等学校的国文系教授，讲授国语文法和修辞学。但是，先生知道，只通过教学去讲，影响的范围是有限的，要想在全国范围造成影响，必须撰写一部介绍白话文语法的专著，因为当时出版的文法书，例如马建忠的《马氏文通》、来裕恂的《汉文典》、章士钊的《中等国文典》、刘金弟的《文法会通》、吴明皓的《中学文法要略》、俞明谦的《国文典讲义》等，讲的都是文言文的语法。
然而，这部白话文的语法专著应该写成什么样子？当时世界流行的是“词本位”语法体系。这在以性、数、格、时态的变化作为语法手段的西洋语法来说，当然是有用的，但对没有性、数、格、时态变化的现代汉语来说，用处就不大了。这时，西洋文法研究的一股新潮波及我国，先生毅然决然地摈弃了“词本位”体系，而采纳了“句本位”体系。他在《新著国语文法·引论》开头就兴奋地写道：“诸君知道近来研究文法的新潮吗？简单说，就可叫‘句本位’文法。”“在西洋底文法课本，……近来大家也就主张一步一步的踏着‘句子’的自然的发展，用作修习文法的程途。”他借鉴J.C.纳斯菲尔德的《英语语法》，把自己多年研究并经过多年教学检验的知识整理出来，写成了《新著国语文法》《新著国语教学法》两部专著，1924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在书中，关于词类，他分为：①实体词（名词、代词），②述说词（动词），③区别词（形容词、副词），④关系词（介词、连词），⑤情态词（助词、叹词）；关于句子成分，他分为：①主要成分（主语、述语），②连带成分（宾语、补足语），③附加成分（形容性附加语、副词性附加语）；关于句式，他介绍了单句的正式和变式、单句成分的省略、单句的复杂化；关于复句，他介绍了包孕句、等立复句和主从复句；最后，还介绍了篇章结构和标点符号。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新著国语文法》是我国现代汉语语法理论的奠基作，是一部具有民族特点的学术专著。
由于它丰富的知识性和严密的逻辑性，由于它突出的适用性，《新著国语文法》刚一问世，便引起社会的重视，行销全国，被各级学校采用。从1924年到1959年，先后出版24次。1925年，中华书局出版了它的缩编本《国语文法纲要六讲》，被译为日文，更名为《中国语法纲要六讲》出版，后来又更名为《黎氏支那语文法》再版。1986年夏天，日中教育恳谈会副会长伊地智善先生来京参加“首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时，曾满怀深情地对先生的女儿黎泽渝说：与会者中有百分之八十是吃过黎先生奶的。并把特意带来的1943年日译《黎氏支那语文法》相赠。这一段中日文化交流的佳话，说明了先生的学术成就有一定的国际影响。
然而先生对语法的研究并未就此止步。经过大约10年的努力，1933年，《比较文法》由北平著作书店出版了。先生在该书的“原序”中说：“1924年《新著国语文法》出版之后，就着手续编一部《文法会通》。会通者，会古今之要，通中外之邮。旨趣和这部书一样。”本计划写三编，第一编是“词位与句式”，第二编是词类，第三编是复式句与篇章。可见先生原是要在《新著国语文法》的基础上，向更广更深的领域发展，写一部可贯通古今、比较中外的语法巨著。但由于时局的发展，许多事进展不利，他只好根据当时教学的需要，把其中的第一编单独出版，故书的副标题是“词位与句式”。
《比较文法》只讲词位与句式，篇幅却比《新著国语文法》第四章“实体词的七位”多了六七倍。只此一点，就可看出先生的研究是向更广更深的领域大大地发展了。
在《比较文法》里，先生从“词位与句式”的角度观察古汉语的语法，深入地分析了古汉语语法的八个重点和之、其、者、所等四个虚词的难点：①疑否倒装——疑问句、否定句代词宾语前置；②副位免介——名词作状语和补语时带不带介词均可，即普通名词可直接用作状语；③“足位”免谓——判断句常不用“同动词”；④“宾足”意使——宾语后的“足位”常跳上来作谓语，即“意动式”或“使动式”；⑤形附标“所”——“所”是“形附（定语）性词语的标志”；⑥主领标“之”——“之”是主语性领位的标志；⑦联代用“者”——“者”必联形附（定语）充当之代词；⑧转化用“其”——“其”能代主语（主题）转入其他成分。古汉语和现代汉语语法不同的地方当然不止这些，但这些无疑是主要之点，人们掌握这些基本规律对学习古汉语，肯定会有很大帮助。
为了让初学者便于理解句子各成分的关系，对一个个句子能准确理解，黎先生还创造了“图解法”，即把句子的每一个成分用图解的方式表现出来。不论是多么复杂的句子，一旦图解出来，读者就能准确无误地理解。毛主席的哲学名著《实践论》和《矛盾论》，理论深刻、逻辑严密，其中有些复杂的句子人们不容易准确理解。黎先生费了很大精力，把它们都一句句图解出来。1969年叶圣陶先生收到《〈矛盾论〉语法图解分析》的油印稿时，曾致信黎老：“如此形质兼备，剖析精详，于学者必多助益。”
上世纪50年代，黎先生还和弟子刘世儒先生合作，先后出版了《汉语语法十八课》《中国语法教材》《汉语语法教材》等著作，影响也较大。
三 国语运动的倡导者
众所周知，我国是个多民族多语种的国家。由于汉族在数量上占了全国总人口的绝大多数，所以千百年来汉语就成了我国事实上的通用语言，在社会上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汉语历来方言分歧严重，尤其是语音差别很大，各方言之间的声、韵、调很不相同，方言区之间的人们如不学习对方的方言，很难用口语交流。这对经济的发展、社会进步自然十分不利。特别是进入20世纪以后，这个问题就显得特别突出。
黎先生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大力倡导积极推行国语运动的。
什么是国语运动呢？就是提倡“国语统一”、“言文一致”。用今天的话讲，就是推广普通话、提倡白话文。提倡“国语统一”，就要宣传作为标准的语音、词汇、语法，代替不便于口语交流的方言。提倡白话文（当时称为语体文），自然就要废止文言文。表面看来，这是文体之别；实质上，这是新旧思想之争。不妨说，新文学运动和国语运动，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两大革命潮流。如果说鲁迅先生是新文学运动的伟大旗手，我以为，黎锦熙先生则是国语运动的倡导者和先锋。
黎锦熙先生对国语运动都做出了哪些贡献呢？
1.促进成立专门机构。“国语研究会”和“国语统一筹备会”，研究解决了国语运动中的许多理论和实际问题，领导这一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在全国范围内取得了阶段性的重要成果。
2.大力推行注音字母，参加制定“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国音字母第二式）。
3.为了推广标准的国音，黎先生用很大精力编写字典词典。这些字典词典，在统一国音、普及文化方面起了巨大作用。
4.为了解决国语运动中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为了指导国语运动健康发展，黎先生与钱玄同先生一起于1925年6月创办了《国语周刊》，出刊25期。1931年9月，该刊改为教育部国语推行委员会机关刊物，1946年5月停刊，共出376期。是当年国语运动的指导性刊物，刊登过大量关于汉字改革、国语运动的理论文章和新闻报道。
5.为了回顾国语运动的历史，总结并推广成功经验，黎先生曾用很大精力撰写《国语运动史纲》。该书详细记录了先驱者们为实现国语统一而进行的复杂斗争，全面表现了他们所取得的阶段性成果。
四 一代宗师的风范
黎先生不仅为我们留下了珍贵的理论著作，而且还为我们留下了做人和治学的风范。
1.追求进步。先生是有名的专家学者，但他不是那种“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知识分子；相反，他一生在政治上都追求进步。辛亥革命时，他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五四”时他积极参加了新文化运动，大力提倡白话文。抗日战争时期，毛主席赠给他《论持久战》，他当即与同事学习。1946年，在重庆与许德珩、潘菽、李公朴等人发起组织“九三学社”，把许多有影响、有名望的高级知识分子团结在共产党的周围。在新中国成立前的几十年里，他冒着极大的危险保存了毛主席在青年时期写给他的亲笔信，新中国成立后，先生把它作为革命文物交给了有关部门。
2.勇闯难关。无论是在科研上还是在教学上，先生总是以极大的勇气，去征服一道道难关。他本来学的是史地，由于社会的需要，他偏偏搞上了语文。他研究《新著国语文法》《比较文法》的情况，已如上述。为了宣传白话文的语法，他不仅在许多大学任教，还在不少研究班、讲习所授课，足迹遍布大半个中国。为了推广国语运动，更为了继承和发展中华传统文化，先生从1928年开始，开始主持《中国大辞典》编纂处的工作，任总主任，共二十多年。从其计划书和先生写出的样条，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是一个内容无比丰富、规模十分巨大的百科全书式的辞典。短短几年，就收集了三百万张卡片，可惜由于日本侵略和资金断绝等客观原因，先生的宏愿未能实现。新中国成立后，先生把全部资料上交给了政府有关部门。此书虽未编成，但先生表现出来的不畏困难、孜孜以求的精神，是令人敬佩的。
3.与时俱进。作为专家学者，先生每立一说，每著一文，都经过反复思考；因此，他的话总是掷地有声。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研究的深入，他有时也修正自己的观点。对别人正确的意见，他能虚心接受。例如《新著国语文法》早期版本曾说：“凡词，依句辨品，离句无品。”后来受到别人的批评，他欣然接受。1951年，在该书的“今序”里，他说：“《新著国语文法》说‘凡词，依句辨品’，是对的；但又说‘离句无品’，则是不正确的，即如复合词的构成，基本上要依据着独立的词类。”到了后来，则进一步改为“实体词词有定类，类有定词。”这种修正，不限于基本观点方面，就是一些例句也不放过。《新著国语文法》于先生在世时先后出版过24版，其间作过4次修订，就是有力的证明。
但是，当他觉得自己的观点有道理时，他就坚持，对别人的批评给予耐心解释，反复说明。例如对他创造的图解法，几十年来一直存在着不同意见。他则认为，图解法可以帮助人们把句子各种成分的关系乃至文章的篇章结构清清楚楚地表现出来，看起来很直观，有利于教学，因此就一直坚持。他搞图解分析，不限于图解一个个句子（无论多么复杂的单句和多么复杂的复句），还图解一篇篇文章（从短篇的《笑》到长篇的《实践论》《矛盾论》）。为此，他不知花了多少精力。
正是这种既要勇于坚持真理，又要勇于修正错误的科学精神，才使他的学术观点日臻完善。
4.循循善诱。先生在教学上一向为学生着想。有问必答，循循善诱，是他一贯的作风。他特别强调汉语语法的科学体系与学科（教学）体系有所不同，其根源就在于他在几十年的教学实践中，深深体会到不同的教学安排必然带来不同的教学效果。他不仅对自己的学生如此，对社会上来信来访的一般人也是如此。收入20世纪现代汉语语法八大家《黎锦熙选集》的《关于实体词七位的通讯》，就是从他与张文焕先生的来往信件中选录的。张文焕同志并未听过他讲课，只是来信请教，但他的答复却是那样认真，那样诚恳。
5.鞠躬尽瘁。粉碎“四人帮”以后，先生欢欣鼓舞，决心为实现“四化”贡献力量。1978年1月，他致函党中央，提出在发展自然科学的同时应尽快发展社会科学。患病住院期间，他举着正在输液的右手，逐字逐句地审定由女儿泽渝记录整理的他在北京地区语言科学规划会上的书面发言稿。然而，十分出人意料，他竟于当晚11时37分与世长辞了，终年89岁。
一 光辉的一生
黎锦熙先生字邵西，湖南省湘潭县晓霞镇石潭坝村人。1890年2月2日生于书香门第的世族之家。4岁即从塾师读《诗经》，11岁读完“十三经”及大量散文名作，15岁考中最后一届的秀才。但是先生生活的时代已是“西学东渐”的时代，一些“新学”和“维新”的思想通过塾师不断地灌输到他幼小的心灵里。他不愿再埋头于“子曰”“诗云”，开始关心起国家民族的命运，立志革故鼎新。16岁时，受湘赣萍浏醴起义的影响，他从偏远的晓霞镇到省会长沙，与张子平发起组织“德育会”，以王阳明的“致良知”为宗旨，鼓吹“牺牲个人，努力救国”，不久被官厅侦悉，旋逃匿还乡。他的第一次社会活动虽以失败而告终，但已充分说明，他是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青年，他将在时代精神的感召下，为改变旧中国的落后面貌而奋斗。
在实业救国思想的影响下，先生在1907年（17岁）考入北京铁路专修科。在北京，他接触到更多的新学说、新思想，其中社会学引起了他浓厚的兴趣。《群学肄言》《社会学通论》是他最爱学的课外读物。可惜，该校于1908年毁于火灾，他只好返回故里，另作他图。不久，他考入湖南优级师范史地部，三年后，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绩毕业。时值武昌起义，长沙响应建立军政府，他被湖南都督谭延闿聘为秘书。到任不久，他发现军队内部关系复杂，无法办事，只好辞职，改办《长沙日报》，任主笔。因鼓励各省反清独立，创办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不久被迫停刊。1912年，创办《湖南公报》，任总编辑。由于批评时政，主张全国统一，主张绝对民治，不久该报也被查封。先生又改任湖南省立编译局编译员，翻译欧美提倡民主政治的书籍，并开始编辑小学教科书。他把古典文学名著《西游记》选入课文，引起教育界某些保守人士的惊骇。其实这正是他改革教育的第一个表现。他认为，帝制虽已取消，但建国任务繁重，而要想建国，必须改革旧教育。再不能让中小学生读什么“四书”“五经”，做什么八股文了；应该让他们学习新鲜有用的知识，学做语体文（即白话文）。因此，他在1914年新合并成立的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任历史教员时，便与杨昌济、徐特立等一师的教师们创办“宏文图书编译社”，把介绍欧美新书和编纂中小学教材、民众课本，作为首要任务。他们先后编辑出版了《初等小学国文读本》两卷、《中等学校国文读本》四卷、《初等小学国文教学法》两卷。他们还发起组织了哲学研究小组，以曾赴英国留学的伦理教师杨昌济先生为指导，经常讨论一些哲学问题，毛泽东、陈昌、蔡和森常来参加。其影响超出了一省一市，引起了人们的注意。这时，黎先生不过24岁，但已初露锋芒，向旧教育发起了第一次有力的冲击。
1915年，黎先生应邀赴北京，任教育部教科书特约编纂员（后为编审员），开始了崭新阶段的生活。北京是首都，是政治文化的中心，是新旧思想的主战场。这使他有机会接触更多的新思想，思考更多的社会问题。新工作对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为他提供了更大的活动舞台。当时，教育界存在着“国文”与“国语”之争，文学界存在着“文言”与“白话”之争，事实上都是新旧思想之争。而政府高层的争斗，更是异常激烈。一会儿袁世凯称帝，一会儿张勋复辟，一会儿奉系军阀组阁，一会儿直系军阀主政。政治的动荡必然给社会造成激烈冲击，进步势力必然要发展要斗争，反动势力必然要镇压。伟大的“五四”运动发生了，骇人听闻的“三一八”惨案也发生了。在这种错综复杂而又尖锐激烈的政治斗争中，黎先生巧妙地利用自己的的职务和地位，同反动派进行周旋。一方面，当反动派对进步学生进行迫害时，他就旗帜鲜明地支持学生。例如，1925年女师大校长杨荫瑜蛮横开除进步学生刘和珍、许广平等人的学籍，身为中文系代系主任的黎先生就与鲁迅、钱玄同等支持学生在宗贸胡同赁屋上课，并登报声明反对校方的决定，最终迫使杨荫瑜下台，恢复被开除学生的学籍。另一方面，在反动政府伪装进步、表面支持或无暇顾及时，他就大力推进国语运动，提倡白话文，宣传新思想。
在先生看来，青年是国家的未来，要想振兴中华，必须培养大批有理想、有作为的新人；而要推广新思想、新理论，也必须有阵地。因此，先生到北京后不久，除在教育部任职外，还先后在北京市完全师范学校、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师大前身）、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北京大学、燕京大学任职。抗日战争期间，先生随西北联合大学（后改称西北师范学院）辗转在陕西、甘肃等地，任国文系教授、主任，文学院院长等职，在极其困难的环境里，培养了大批爱国知识青年。1945年，台湾光复后，学生中有人到台湾推广国语，成绩斐然。本人的恩师刘世儒先生就是这个时期他得意的学生。这其间，先生曾组织好友学习毛主席的《论持久战》，宣传长期抗战的思想。抗战胜利后，任西北师院院长，北京师大国文系主任、教务主任。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当选政协委员、人大代表，并任文字改革委员会副主任。直到生命的晚期，先生还在潜心研制《〈矛盾论〉语法图解分析》，在病床上仍在草拟给“人大”会议的提案。
事实充分说明，黎先生的一生，是探求真理、追求进步的一生，是奋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
二语法理论的奠基人
“五四”以前，我国的言文严重脱节，政府、报刊使用的是文言，而人们日常说的却是白话。这样，不但文盲不会写文章，就是识字的人大多数也不会写文章，对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书面交流成了一大难题。这种状况严重阻碍着中国社会的进步。因此，在“五四”运动前后，以鲁迅为代表的一批进步作家大力提倡写“白话文”，以黎先生为代表的一批进步教师大力提倡教“白话文”。由于这代表了社会进步的潮流，很快得到多数人的认同，在社会上引起了轩然大波。一些思想保守的人们自知，他们无法否定《狂人日记》《孔乙己》《药》等白话作品的成功，但又不甘心失败，于是就叫嚷“你们有新文学而无新文法”。为了巩固和发展“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成果，为了回击“国粹派”们的这种谬论，也为了教给广大学生白话文遣词造句的规律，黎先生便潜心研究并大力宣传写白话文的规律。从1920年起，先生开始担任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文系教授，专门讲授“国语文法”课，同时还兼任全国小学、中学白话文讲习所讲师。1921年，黎锦熙的《国语论坛》出版。1923年，先生还兼任北京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燕京大学等学校的国文系教授，讲授国语文法和修辞学。但是，先生知道，只通过教学去讲，影响的范围是有限的，要想在全国范围造成影响，必须撰写一部介绍白话文语法的专著，因为当时出版的文法书，例如马建忠的《马氏文通》、来裕恂的《汉文典》、章士钊的《中等国文典》、刘金弟的《文法会通》、吴明皓的《中学文法要略》、俞明谦的《国文典讲义》等，讲的都是文言文的语法。
然而，这部白话文的语法专著应该写成什么样子？当时世界流行的是“词本位”语法体系。这在以性、数、格、时态的变化作为语法手段的西洋语法来说，当然是有用的，但对没有性、数、格、时态变化的现代汉语来说，用处就不大了。这时，西洋文法研究的一股新潮波及我国，先生毅然决然地摈弃了“词本位”体系，而采纳了“句本位”体系。他在《新著国语文法·引论》开头就兴奋地写道：“诸君知道近来研究文法的新潮吗？简单说，就可叫‘句本位’文法。”“在西洋底文法课本，……近来大家也就主张一步一步的踏着‘句子’的自然的发展，用作修习文法的程途。”他借鉴J.C.纳斯菲尔德的《英语语法》，把自己多年研究并经过多年教学检验的知识整理出来，写成了《新著国语文法》《新著国语教学法》两部专著，1924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在书中，关于词类，他分为：①实体词（名词、代词），②述说词（动词），③区别词（形容词、副词），④关系词（介词、连词），⑤情态词（助词、叹词）；关于句子成分，他分为：①主要成分（主语、述语），②连带成分（宾语、补足语），③附加成分（形容性附加语、副词性附加语）；关于句式，他介绍了单句的正式和变式、单句成分的省略、单句的复杂化；关于复句，他介绍了包孕句、等立复句和主从复句；最后，还介绍了篇章结构和标点符号。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新著国语文法》是我国现代汉语语法理论的奠基作，是一部具有民族特点的学术专著。
由于它丰富的知识性和严密的逻辑性，由于它突出的适用性，《新著国语文法》刚一问世，便引起社会的重视，行销全国，被各级学校采用。从1924年到1959年，先后出版24次。1925年，中华书局出版了它的缩编本《国语文法纲要六讲》，被译为日文，更名为《中国语法纲要六讲》出版，后来又更名为《黎氏支那语文法》再版。1986年夏天，日中教育恳谈会副会长伊地智善先生来京参加“首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时，曾满怀深情地对先生的女儿黎泽渝说：与会者中有百分之八十是吃过黎先生奶的。并把特意带来的1943年日译《黎氏支那语文法》相赠。这一段中日文化交流的佳话，说明了先生的学术成就有一定的国际影响。
然而先生对语法的研究并未就此止步。经过大约10年的努力，1933年，《比较文法》由北平著作书店出版了。先生在该书的“原序”中说：“1924年《新著国语文法》出版之后，就着手续编一部《文法会通》。会通者，会古今之要，通中外之邮。旨趣和这部书一样。”本计划写三编，第一编是“词位与句式”，第二编是词类，第三编是复式句与篇章。可见先生原是要在《新著国语文法》的基础上，向更广更深的领域发展，写一部可贯通古今、比较中外的语法巨著。但由于时局的发展，许多事进展不利，他只好根据当时教学的需要，把其中的第一编单独出版，故书的副标题是“词位与句式”。
《比较文法》只讲词位与句式，篇幅却比《新著国语文法》第四章“实体词的七位”多了六七倍。只此一点，就可看出先生的研究是向更广更深的领域大大地发展了。
在《比较文法》里，先生从“词位与句式”的角度观察古汉语的语法，深入地分析了古汉语语法的八个重点和之、其、者、所等四个虚词的难点：①疑否倒装——疑问句、否定句代词宾语前置；②副位免介——名词作状语和补语时带不带介词均可，即普通名词可直接用作状语；③“足位”免谓——判断句常不用“同动词”；④“宾足”意使——宾语后的“足位”常跳上来作谓语，即“意动式”或“使动式”；⑤形附标“所”——“所”是“形附（定语）性词语的标志”；⑥主领标“之”——“之”是主语性领位的标志；⑦联代用“者”——“者”必联形附（定语）充当之代词；⑧转化用“其”——“其”能代主语（主题）转入其他成分。古汉语和现代汉语语法不同的地方当然不止这些，但这些无疑是主要之点，人们掌握这些基本规律对学习古汉语，肯定会有很大帮助。
为了让初学者便于理解句子各成分的关系，对一个个句子能准确理解，黎先生还创造了“图解法”，即把句子的每一个成分用图解的方式表现出来。不论是多么复杂的句子，一旦图解出来，读者就能准确无误地理解。毛主席的哲学名著《实践论》和《矛盾论》，理论深刻、逻辑严密，其中有些复杂的句子人们不容易准确理解。黎先生费了很大精力，把它们都一句句图解出来。1969年叶圣陶先生收到《〈矛盾论〉语法图解分析》的油印稿时，曾致信黎老：“如此形质兼备，剖析精详，于学者必多助益。”
上世纪50年代，黎先生还和弟子刘世儒先生合作，先后出版了《汉语语法十八课》《中国语法教材》《汉语语法教材》等著作，影响也较大。
三 国语运动的倡导者
众所周知，我国是个多民族多语种的国家。由于汉族在数量上占了全国总人口的绝大多数，所以千百年来汉语就成了我国事实上的通用语言，在社会上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汉语历来方言分歧严重，尤其是语音差别很大，各方言之间的声、韵、调很不相同，方言区之间的人们如不学习对方的方言，很难用口语交流。这对经济的发展、社会进步自然十分不利。特别是进入20世纪以后，这个问题就显得特别突出。
黎先生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大力倡导积极推行国语运动的。
什么是国语运动呢？就是提倡“国语统一”、“言文一致”。用今天的话讲，就是推广普通话、提倡白话文。提倡“国语统一”，就要宣传作为标准的语音、词汇、语法，代替不便于口语交流的方言。提倡白话文（当时称为语体文），自然就要废止文言文。表面看来，这是文体之别；实质上，这是新旧思想之争。不妨说，新文学运动和国语运动，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两大革命潮流。如果说鲁迅先生是新文学运动的伟大旗手，我以为，黎锦熙先生则是国语运动的倡导者和先锋。
黎锦熙先生对国语运动都做出了哪些贡献呢？
1.促进成立专门机构。“国语研究会”和“国语统一筹备会”，研究解决了国语运动中的许多理论和实际问题，领导这一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在全国范围内取得了阶段性的重要成果。
2.大力推行注音字母，参加制定“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国音字母第二式）。
3.为了推广标准的国音，黎先生用很大精力编写字典词典。这些字典词典，在统一国音、普及文化方面起了巨大作用。
4.为了解决国语运动中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为了指导国语运动健康发展，黎先生与钱玄同先生一起于1925年6月创办了《国语周刊》，出刊25期。1931年9月，该刊改为教育部国语推行委员会机关刊物，1946年5月停刊，共出376期。是当年国语运动的指导性刊物，刊登过大量关于汉字改革、国语运动的理论文章和新闻报道。
5.为了回顾国语运动的历史，总结并推广成功经验，黎先生曾用很大精力撰写《国语运动史纲》。该书详细记录了先驱者们为实现国语统一而进行的复杂斗争，全面表现了他们所取得的阶段性成果。
四 一代宗师的风范
黎先生不仅为我们留下了珍贵的理论著作，而且还为我们留下了做人和治学的风范。
1.追求进步。先生是有名的专家学者，但他不是那种“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知识分子；相反，他一生在政治上都追求进步。辛亥革命时，他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五四”时他积极参加了新文化运动，大力提倡白话文。抗日战争时期，毛主席赠给他《论持久战》，他当即与同事学习。1946年，在重庆与许德珩、潘菽、李公朴等人发起组织“九三学社”，把许多有影响、有名望的高级知识分子团结在共产党的周围。在新中国成立前的几十年里，他冒着极大的危险保存了毛主席在青年时期写给他的亲笔信，新中国成立后，先生把它作为革命文物交给了有关部门。
2.勇闯难关。无论是在科研上还是在教学上，先生总是以极大的勇气，去征服一道道难关。他本来学的是史地，由于社会的需要，他偏偏搞上了语文。他研究《新著国语文法》《比较文法》的情况，已如上述。为了宣传白话文的语法，他不仅在许多大学任教，还在不少研究班、讲习所授课，足迹遍布大半个中国。为了推广国语运动，更为了继承和发展中华传统文化，先生从1928年开始，开始主持《中国大辞典》编纂处的工作，任总主任，共二十多年。从其计划书和先生写出的样条，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是一个内容无比丰富、规模十分巨大的百科全书式的辞典。短短几年，就收集了三百万张卡片，可惜由于日本侵略和资金断绝等客观原因，先生的宏愿未能实现。新中国成立后，先生把全部资料上交给了政府有关部门。此书虽未编成，但先生表现出来的不畏困难、孜孜以求的精神，是令人敬佩的。
3.与时俱进。作为专家学者，先生每立一说，每著一文，都经过反复思考；因此，他的话总是掷地有声。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研究的深入，他有时也修正自己的观点。对别人正确的意见，他能虚心接受。例如《新著国语文法》早期版本曾说：“凡词，依句辨品，离句无品。”后来受到别人的批评，他欣然接受。1951年，在该书的“今序”里，他说：“《新著国语文法》说‘凡词，依句辨品’，是对的；但又说‘离句无品’，则是不正确的，即如复合词的构成，基本上要依据着独立的词类。”到了后来，则进一步改为“实体词词有定类，类有定词。”这种修正，不限于基本观点方面，就是一些例句也不放过。《新著国语文法》于先生在世时先后出版过24版，其间作过4次修订，就是有力的证明。
但是，当他觉得自己的观点有道理时，他就坚持，对别人的批评给予耐心解释，反复说明。例如对他创造的图解法，几十年来一直存在着不同意见。他则认为，图解法可以帮助人们把句子各种成分的关系乃至文章的篇章结构清清楚楚地表现出来，看起来很直观，有利于教学，因此就一直坚持。他搞图解分析，不限于图解一个个句子（无论多么复杂的单句和多么复杂的复句），还图解一篇篇文章（从短篇的《笑》到长篇的《实践论》《矛盾论》）。为此，他不知花了多少精力。
正是这种既要勇于坚持真理，又要勇于修正错误的科学精神，才使他的学术观点日臻完善。
4.循循善诱。先生在教学上一向为学生着想。有问必答，循循善诱，是他一贯的作风。他特别强调汉语语法的科学体系与学科（教学）体系有所不同，其根源就在于他在几十年的教学实践中，深深体会到不同的教学安排必然带来不同的教学效果。他不仅对自己的学生如此，对社会上来信来访的一般人也是如此。收入20世纪现代汉语语法八大家《黎锦熙选集》的《关于实体词七位的通讯》，就是从他与张文焕先生的来往信件中选录的。张文焕同志并未听过他讲课，只是来信请教，但他的答复却是那样认真，那样诚恳。
5.鞠躬尽瘁。粉碎“四人帮”以后，先生欢欣鼓舞，决心为实现“四化”贡献力量。1978年1月，他致函党中央，提出在发展自然科学的同时应尽快发展社会科学。患病住院期间，他举着正在输液的右手，逐字逐句地审定由女儿泽渝记录整理的他在北京地区语言科学规划会上的书面发言稿。然而，十分出人意料，他竟于当晚11时37分与世长辞了，终年8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