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一
1957年5月11日，毛泽东在写作《事情正在起变化》的紧要时刻，给杨开慧青年时代的好友李淑一写了一封回信。
事由这年春节李淑一致信毛泽东索诗引起。从毛复信中有“已指出‘巫峡’，读者已知所指何处，似不必再出现‘三峡’字面”等句，可知李在信中对《水调歌头·游泳》提出修改意见。游泳词作为《旧体诗词十八首》的压轴之作，公开发表于当年1月下旬出版的《诗刊》创刊号上。因此，也可以说正是由于毛泽东诗词的公开发表，引发了李索诗之举。
李淑一是长沙一所中学的语文教员，于旧体诗词颇有学养，在致毛泽东的信中以自己作于30年代怀念丈夫柳直荀的《菩萨蛮》见示：
兰闺索寞翻身早，
夜来触动离愁了。
底事太难堪，
惊侬晓梦残。
征人何处觅，
六载无消息，
醒忆别伊时，
满衫清泪滋。
这是一首感情真挚的婉约词。毛泽东对诗词欣赏“偏于豪放，不废婉约”，更何况这是出自亡妻杨开慧知交的手笔，更何况诗作所怀念的柳直荀不但是革命志士，而且是20年代曾经共事的战友。故毛在复信中有“大作读罢，感慨系之”之叹，确是出诸肺腑的共鸣。
李淑一所索之诗，乃杨开慧当年告知的毛泽东赠杨之作。李既能写出《菩萨蛮》这样的婉约之作，想来对于同具婉约风采的毛泽东赠杨之作印象深刻，只是星移斗转，时光流逝了30余年，记忆已不甚确切。毛泽东将历年（包括20年代）所作的旧体诗词公开发表，促成李的索诗之举。
“开慧所述那一首不好，不要写了罢。”作为党和国家的领袖，毛泽东不愿写出当年赠杨之作当不难理解。但李淑一的词作确乎触动了毛泽东对亡妻和战友的情愫，于是就有了别具一格的《蝶恋花·游仙》：
我失骄杨君失柳，
杨柳轻直上重霄九，
问讯吴刚何所有，
吴刚捧出桂花酒。
寂寞嫦娥舒广袖，
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
忽报人间曾伏虎，
泪飞顿作倾盆雨。
题目标为《游仙》，盖信中有如下说明：“有《游仙》一首为赠。这种游仙，作者自己不在内，别于古之游仙诗。但词里有之，如咏七夕之类。”
在湖南师范学院就读的一位学生辗转看到毛的这首词，于6月初写信给作者，请求正式发表。相隔半年之久，毛泽东于这年11月25日复信，同意公开发表并将标题《游仙》改为《赠李淑一》。湖南师范学院院刊《湖南师院》于1958年元旦刊出，一星期后，《人民日报》予以转载，《诗刊》1月号也予转载。全国许多报刊杂志也相继转载。随着对词作的诠释，确有“注家蜂起”之盛，并由此而引发出“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讨论。例如郭沫若一再称道：“主席这首词正是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的典型的结合”，“是古今的绝唱”，“是我们绝好的典范”。
赘述这个发表的过程及其引发的讨论，为的是要说明毛泽东对此词在艺术上的自信，在发表时机上的恰到好处的把握。
作为革命领袖，毛泽东从来倡导革命英雄主义，在其诸多文字中有许多关于发扬革命英雄主义的论述。也许恰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相辉映，毛泽东十分看重精神的力量，在几十年的革命理论和实践上，将革命英雄主义发挥到了极致，而在其诗词中指名道姓地褒扬革命志士，这首《蝶恋花》却是第一回。
1959年6月，毛泽东在回到阔别32年的故乡韶山之后，在长沙接见李淑一。毛向在场的陪见者说：她前年把悼念柳直荀词寄给我看，我就和了她这首《蝶恋花》，完全是按她的意思和的。李淑一因“征人何处觅，六载无消息”而和泪填《菩萨蛮》，毛泽东答以“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直上重霄九”。诚如复信中的开头所说的“我们是一辈子的人，不是前辈后辈的关系”。毛泽东以与李淑一平等的姿态，表达对为革命而捐躯的至亲和革命战友的怀念。笔者侧重介绍毛泽东对杨开慧的褒扬和追念。
《蝶恋花》发表之初，毛泽东的老朋友、中央文史馆馆长章士钊询问作者“骄杨”之“骄”当作何解。毛泽东回答：“女子革命而丧其元，焉得不骄？”毛还说过“开慧之死，百身莫赎”这样的沉痛语。60年代初，毛为前来看望的子女们书写此词，将首句书为“我失杨花君失柳”。子女们提醒说应是“骄杨”，毛则答以“杨花”也很贴切。1961年作《七律·答友人》，内有“红霞万朵百重衣”句。作者在回答对此句的解释时，深情地答以“红霞，霞姑嘛”。“霞姑”是对杨开慧的爱称。这首七律表达了诗人对故乡湖南的怀念和美好祝愿。在所怀念的故乡风物中，“杨开慧同志，我的亲爱的夫人”在作品中化为了极其美丽的形象。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毛泽东不但书写了李淑一当年求索的“开慧所述那首”，而且将手稿送给贴身卫士张仙朋。奇怪的是，在送这首婉约词手稿的同时，毛对张说：我喜欢有英雄豪气的，你也应当有雄心大志，要英雄气壮，不要儿女情长。这也正好说明，毛泽东写送这首词的本意，并非在求得他人的艺术共鸣，确确实实只是一己情怀的宣泄。
30余年后，人们终于读到这首“开慧所述”而作者生前不愿公开发表的《虞美人·枕上》：
堆来枕上愁何状，
江海翻波浪。
夜长天色总难明，
寂寞披衣起坐数寒星。
晓来百念都灰尽，
剩有离人影。
一钩残月向西流，
对此不抛眼泪也无由。
毫无疑问，诗人通过对这首记录着40年前情感经历的旧作的书写，寄托怀念杨开慧的无限深情。
“女子革命而丧其元，焉得不骄？”这既是对“我的亲爱的夫人”杨开慧的褒扬，也是对一切为人民革命而捐躯的英烈们的讴歌。
二
无独有偶，毛泽东诗词中用同一词牌的《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也指名道姓地歌颂了另一位革命英烈：
六月天兵征腐恶，
万丈长缨要把鲲鹏缚。
赣水那边红一角，
偏师借重黄公略。
百万工农齐踊跃，
席卷江西直捣湘和鄂。
国际悲歌歌一曲，
狂飙为我从天落。
此词作为《词六首》中的一篇，经作者改定，于1962年5月发表在《人民文学》上。据该刊诗歌编辑宋垒提供的资料，发表稿与该刊寄呈的传抄稿有多处修改，其中“万丈”和“狂飙”两句是另铸新辞，而“赣水那边红一角，偏师借重黄公略”则只字未易。据作品所反映的史实及作者的核定，创作时期断为“1930年7月”。如此看来，这算得上是诗人第一次在作品中褒扬健在的革命志士了。
经毛泽东审改的郭沫若的《喜读毛主席的〈词六首〉》一文，关于黄公略的生平及评论，有这样一段文字（考虑到毛审改此文时删节并增写600余字的长文，所引这段文字应该是得到毛首肯的）：
黄公略同志（一八九八——一九三一）的部队是进攻南昌的右路军。他是从湘赣接壤的根据地东进，在永丰和主力军会师的。在这儿须得把黄公略的革命事迹简单地加以叙述。他于一九二八年夏参加平江起义，任红五军十四师第二团党代表。冬，红五军主力赴井冈山，他留在平江坚持游击战争。一九二九年秋红五军主力又由井冈山回到平江，黄升任副师长。一九三零年初在赣西成立红三军，黄任军长。六月红军第一军团成立，第三军编入红军第一军团。由这一简单的叙述，便可以了解到主席词中所说“赣水那边红一角，偏师借重黄公略”了。
黄公略同志在革命史上是有不可磨灭的功绩的。但不幸他在一九三一年十月在吉安东固地区牺牲了。主席在黄公略同志的生前，在这首词里特别标出了他的名姓，可见主席对于黄公略同志是如何器重。我们读到这首词，不能不在心里同声高呼：为革命牺牲的烈士永垂不朽！
1966年4月，正是“文革”爆发的前夕，毛泽东在胡乔木送审的关于《毛主席诗词》（注释本）中几个问题处理意见的请示报告中，对《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的题解作了修改，增写了一段文字：
但当时由于蒋、冯、阎在河南大混战，南方湘赣诸省在半年之内，除长沙、南昌诸城之外，其余地方都无强敌。所以红军乘此机会，攻取了大片地区，扩大了部队，为粉碎第一次敌人的“围剿”准备了条件。
黄公略所率领的红三军攻取赣西南30余县，故“赣水那边红一角”实为“红一片”。写“红一角”，也许为的是合辙吧。自然，相对于广袤九州而言，“收拾金瓯一片”，也还只是“一角”。
黄公略在1931年春、夏进行的第二次反“围剿”的英勇斗争中，作出很大贡献。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毛泽东在《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中，有“前头捉了张辉瓒”句，这正是黄公略所率红三军的战绩。巧合无间，正可集为一联：
偏师借重黄公略
前头捉了张辉瓒
黄公略牺牲之后，毛泽东写了一副挽联：
广州暴动不死，平江暴动不死，而今竟牺牲，堪恨大祸从天落
革命战争有功，游击战争有功，毕生何英勇，好教后世继君来
在黄公略牺牲31年后，毛泽东的《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公开发表，“偏师借重黄公略”的诗句让世人了解到毛对这位早期的革命战友、人民军队草创时期的军事家的看重。
三
了解中国现代革命史的人知道，领导平江起义的首屈一指的人物，不是黄公略，而是大名鼎鼎的彭德怀。这首《蝶恋花》发表时，彭德怀已经在三年前的庐山会议上蒙难。事实上，彭德怀是继黄公略之后又一位得享毛泽东诗以赞之殊荣的革命战友。
1935年10月19日，红一方面军走完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最后一段路程，到达陕北苏区边沿的吴起镇。“刚停脚一天，敌骑五个团又追到。毛主席说，打退追敌，不要把敌人带进根据地。此役胜利了，结束了红军英勇伟大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在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时，击败追敌骑兵后，承毛泽东同志给以夸奖：‘山高路险沟深、骑兵任你纵横，谁敢横刀勒马，唯我彭大将军。’我把最后一句改为‘唯我英勇红军’，将原诗退还毛主席了。”（摘自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彭德怀自述》）这是彭德怀在蒙冤落难时写的自述，为后人提供了真实的史料。需要说明的是：一、当时红一方面军改称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任司令员，毛任政治委员；二、彭在20世纪60年代回忆这段历史，由于条件的限制，致六言诗在一些词句上有出入。这首诗最早发表于1947年8月1日《战友报》（冀鲁豫军区政治部主办）：
山高路远坑深，
大军纵横驰奔，
谁敢横刀立马，
唯我彭大将军。
1954年 “八一”建军节，一家大军区的报纸又刊登了这首诗。1957年2月上旬，浙江《东海》文艺月刊编辑部，在毛泽东发表《旧体诗词十八首》的鼓舞下，将这首诗抄寄毛核阅，并请求准予在《东海》月刊上发表。毛泽东迅速回信：
记不得了，似乎不像。腊子口是林彪同志指挥的，我亦在前线，不会用这种方法打电报的。那几句不宜发表。
是作者记忆有误（编辑部抄寄时对作品背景的说明有误，可能是导致作者否定作品真实性的一个因素），还是另有考虑，颇难断定。退一步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即令没有《东海》月刊编辑部的“误导”，毛泽东也不可能同意公开发表。作为党和国家的领袖，事涉对健在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彭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的臧否，不能不持慎重态度。
四
如果说这首六言诗因为手稿的遗失和其他种种原因致其真实性一度置疑，更遑论正式公开发表，那末作者20世纪30年代后期写赠革命女作家丁玲的词章则是另外一种境况了。
1936年11月，遭国民党当局软禁长达3年之久的丁玲，辗转到达中共中央驻地陕北保安，受到中共领导人的热烈欢迎。因写出《莎菲女士的日记》、《母亲》等一系列作品，丁玲在当年的文艺界特别是左翼文坛具有相当声望。向来看重文艺的教化功用的毛泽东，当此时局大转变的关头，对于革命文艺家自然格外看重，又特别是对这样一位有着热烈革命情怀的湖南同乡，更添一重亲切。
毛泽东询问丁玲的打算，丁玲毫不犹豫地回答：当红军，上前线，去打仗。毛深表赞许。丁玲随后即到前方总政治部工作。这年12月底，在西安事变发生之后日理万机的时候，毛泽东以电报形式赠丁玲《临江仙》一首。次年春，丁玲陪同美国女作家史沫特莱返回延安。毛泽东在与丁玲谈话时当场书赠《临江仙》：
壁上红旗飘落照，
西风漫卷孤城。
保安人物一时新。
洞中开宴会，
招待出牢人。
纤笔一枝谁与似？
三千毛瑟精兵。
阵图开向陇山东。
昨天文小姐，
今日武将军。
上阕带有纪实的成分。丁玲抵达保安之初，中共中央确实在一个40平米的大窑洞中举行欢迎宴会，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中央负责人出席。下阕以“纤笔一支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对丁玲的文学成就作出高度评价，并以不乏幽默的“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的对句寄予厚望。
还应当说明的是，这一时期，毛泽东多次与史沫特莱、丁玲等人谈话，并非全然出于工作的需要。史沫特莱在《中国的战歌》一书中关于毛的谈话涉及杨开慧的一段记载，即可见其一斑：“有时他引述中国古代诗人的诗句，或者背诵他自己的诗句。有一首是怀念他第一个妻子的。她已经由于她是他的妻子而被国民党杀害。”毛泽东不仅书赠丁玲《临江仙》，而且还书赠多首旧作（包括20年代创作的《贺新郎·别友》）。这一方面表达了这位政治家所具有的常人的情感诉求，另一方面也显示了对丁玲特殊的信任。
在后来的岁月中，虽然有过因写作并发表《三八节有感》而带来的对丁玲的责难，但毛泽东还是态度鲜明地表示保护的意向，从而使她脱出了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事件的泥淖。毛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后，丁玲吸取教训，一改《在医院中》等作品的倾向，转为以歌颂工农兵为旨趣，诸如写作《田保霖》一类的作品。毛泽东对这篇作者自己并不满意的作品大加赞赏，亲笔写信致意：“我替中国人民庆祝”，“替……新写作作风庆祝”。后来，丁玲又创作获得斯大林文学奖金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成为体现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精神的显赫实绩。毛泽东一直到50年代前期仍保持着对丁玲的良好印象。据现存书写的《临江仙》三幅手迹，一幅书于30年代后期并面赠丁玲，另二幅则书于50年代（其中一幅字体与同样书于50年代前期的《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极为相似），除了结句书为“今日女将军”而有一字之异外，其余一仍其旧，足见诗人对此词印象之深。
1955年，在周扬与丁玲的宗派之争中，毛泽东出于政治需要，采取支持周扬的态度，丁玲蒙冤遭难。自然，即令没有这一重大变故，毛在1957年发表自己历年来所创作的旧体诗词时，也绝不可能列入这首《临江仙》。个中原委，不言而喻。1958年春，毛为文艺界批判丁玲等所谓“右派”，拟写了一则锋芒凌厉的题为《再批判》的编者按，丁玲从此跌入万劫不复的深渊。世易时移，毛对丁玲评价的剧变，不但是文学家的悲剧，也是政治家的悲剧。
丁玲的遭遇令人扼腕。这位具有热烈革命情怀的女作家在20世纪70年代末复出后，仍然对毛泽东怀有敬意。也许，这首《临江仙》所给予的殊荣，一直成为她的精神支柱罢。
毛泽东另有两首吊挽之作——《五律·挽戴安澜将军》、《七律·吊罗荣桓同志》，均作于赠彭德怀的六言诗和赠丁玲的《临江仙》之后，也是对现代英雄的礼赞。但吊挽与赠勉终究有别，另当别论。
( 责编 任 重 )
1957年5月11日，毛泽东在写作《事情正在起变化》的紧要时刻，给杨开慧青年时代的好友李淑一写了一封回信。
事由这年春节李淑一致信毛泽东索诗引起。从毛复信中有“已指出‘巫峡’，读者已知所指何处，似不必再出现‘三峡’字面”等句，可知李在信中对《水调歌头·游泳》提出修改意见。游泳词作为《旧体诗词十八首》的压轴之作，公开发表于当年1月下旬出版的《诗刊》创刊号上。因此，也可以说正是由于毛泽东诗词的公开发表，引发了李索诗之举。
李淑一是长沙一所中学的语文教员，于旧体诗词颇有学养，在致毛泽东的信中以自己作于30年代怀念丈夫柳直荀的《菩萨蛮》见示：
兰闺索寞翻身早，
夜来触动离愁了。
底事太难堪，
惊侬晓梦残。
征人何处觅，
六载无消息，
醒忆别伊时，
满衫清泪滋。
这是一首感情真挚的婉约词。毛泽东对诗词欣赏“偏于豪放，不废婉约”，更何况这是出自亡妻杨开慧知交的手笔，更何况诗作所怀念的柳直荀不但是革命志士，而且是20年代曾经共事的战友。故毛在复信中有“大作读罢，感慨系之”之叹，确是出诸肺腑的共鸣。
李淑一所索之诗，乃杨开慧当年告知的毛泽东赠杨之作。李既能写出《菩萨蛮》这样的婉约之作，想来对于同具婉约风采的毛泽东赠杨之作印象深刻，只是星移斗转，时光流逝了30余年，记忆已不甚确切。毛泽东将历年（包括20年代）所作的旧体诗词公开发表，促成李的索诗之举。
“开慧所述那一首不好，不要写了罢。”作为党和国家的领袖，毛泽东不愿写出当年赠杨之作当不难理解。但李淑一的词作确乎触动了毛泽东对亡妻和战友的情愫，于是就有了别具一格的《蝶恋花·游仙》：
我失骄杨君失柳，
杨柳轻直上重霄九，
问讯吴刚何所有，
吴刚捧出桂花酒。
寂寞嫦娥舒广袖，
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
忽报人间曾伏虎，
泪飞顿作倾盆雨。
题目标为《游仙》，盖信中有如下说明：“有《游仙》一首为赠。这种游仙，作者自己不在内，别于古之游仙诗。但词里有之，如咏七夕之类。”
在湖南师范学院就读的一位学生辗转看到毛的这首词，于6月初写信给作者，请求正式发表。相隔半年之久，毛泽东于这年11月25日复信，同意公开发表并将标题《游仙》改为《赠李淑一》。湖南师范学院院刊《湖南师院》于1958年元旦刊出，一星期后，《人民日报》予以转载，《诗刊》1月号也予转载。全国许多报刊杂志也相继转载。随着对词作的诠释，确有“注家蜂起”之盛，并由此而引发出“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讨论。例如郭沫若一再称道：“主席这首词正是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的典型的结合”，“是古今的绝唱”，“是我们绝好的典范”。
赘述这个发表的过程及其引发的讨论，为的是要说明毛泽东对此词在艺术上的自信，在发表时机上的恰到好处的把握。
作为革命领袖，毛泽东从来倡导革命英雄主义，在其诸多文字中有许多关于发扬革命英雄主义的论述。也许恰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相辉映，毛泽东十分看重精神的力量，在几十年的革命理论和实践上，将革命英雄主义发挥到了极致，而在其诗词中指名道姓地褒扬革命志士，这首《蝶恋花》却是第一回。
1959年6月，毛泽东在回到阔别32年的故乡韶山之后，在长沙接见李淑一。毛向在场的陪见者说：她前年把悼念柳直荀词寄给我看，我就和了她这首《蝶恋花》，完全是按她的意思和的。李淑一因“征人何处觅，六载无消息”而和泪填《菩萨蛮》，毛泽东答以“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直上重霄九”。诚如复信中的开头所说的“我们是一辈子的人，不是前辈后辈的关系”。毛泽东以与李淑一平等的姿态，表达对为革命而捐躯的至亲和革命战友的怀念。笔者侧重介绍毛泽东对杨开慧的褒扬和追念。
《蝶恋花》发表之初，毛泽东的老朋友、中央文史馆馆长章士钊询问作者“骄杨”之“骄”当作何解。毛泽东回答：“女子革命而丧其元，焉得不骄？”毛还说过“开慧之死，百身莫赎”这样的沉痛语。60年代初，毛为前来看望的子女们书写此词，将首句书为“我失杨花君失柳”。子女们提醒说应是“骄杨”，毛则答以“杨花”也很贴切。1961年作《七律·答友人》，内有“红霞万朵百重衣”句。作者在回答对此句的解释时，深情地答以“红霞，霞姑嘛”。“霞姑”是对杨开慧的爱称。这首七律表达了诗人对故乡湖南的怀念和美好祝愿。在所怀念的故乡风物中，“杨开慧同志，我的亲爱的夫人”在作品中化为了极其美丽的形象。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毛泽东不但书写了李淑一当年求索的“开慧所述那首”，而且将手稿送给贴身卫士张仙朋。奇怪的是，在送这首婉约词手稿的同时，毛对张说：我喜欢有英雄豪气的，你也应当有雄心大志，要英雄气壮，不要儿女情长。这也正好说明，毛泽东写送这首词的本意，并非在求得他人的艺术共鸣，确确实实只是一己情怀的宣泄。
30余年后，人们终于读到这首“开慧所述”而作者生前不愿公开发表的《虞美人·枕上》：
堆来枕上愁何状，
江海翻波浪。
夜长天色总难明，
寂寞披衣起坐数寒星。
晓来百念都灰尽，
剩有离人影。
一钩残月向西流，
对此不抛眼泪也无由。
毫无疑问，诗人通过对这首记录着40年前情感经历的旧作的书写，寄托怀念杨开慧的无限深情。
“女子革命而丧其元，焉得不骄？”这既是对“我的亲爱的夫人”杨开慧的褒扬，也是对一切为人民革命而捐躯的英烈们的讴歌。
二
无独有偶，毛泽东诗词中用同一词牌的《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也指名道姓地歌颂了另一位革命英烈：
六月天兵征腐恶，
万丈长缨要把鲲鹏缚。
赣水那边红一角，
偏师借重黄公略。
百万工农齐踊跃，
席卷江西直捣湘和鄂。
国际悲歌歌一曲，
狂飙为我从天落。
此词作为《词六首》中的一篇，经作者改定，于1962年5月发表在《人民文学》上。据该刊诗歌编辑宋垒提供的资料，发表稿与该刊寄呈的传抄稿有多处修改，其中“万丈”和“狂飙”两句是另铸新辞，而“赣水那边红一角，偏师借重黄公略”则只字未易。据作品所反映的史实及作者的核定，创作时期断为“1930年7月”。如此看来，这算得上是诗人第一次在作品中褒扬健在的革命志士了。
经毛泽东审改的郭沫若的《喜读毛主席的〈词六首〉》一文，关于黄公略的生平及评论，有这样一段文字（考虑到毛审改此文时删节并增写600余字的长文，所引这段文字应该是得到毛首肯的）：
黄公略同志（一八九八——一九三一）的部队是进攻南昌的右路军。他是从湘赣接壤的根据地东进，在永丰和主力军会师的。在这儿须得把黄公略的革命事迹简单地加以叙述。他于一九二八年夏参加平江起义，任红五军十四师第二团党代表。冬，红五军主力赴井冈山，他留在平江坚持游击战争。一九二九年秋红五军主力又由井冈山回到平江，黄升任副师长。一九三零年初在赣西成立红三军，黄任军长。六月红军第一军团成立，第三军编入红军第一军团。由这一简单的叙述，便可以了解到主席词中所说“赣水那边红一角，偏师借重黄公略”了。
黄公略同志在革命史上是有不可磨灭的功绩的。但不幸他在一九三一年十月在吉安东固地区牺牲了。主席在黄公略同志的生前，在这首词里特别标出了他的名姓，可见主席对于黄公略同志是如何器重。我们读到这首词，不能不在心里同声高呼：为革命牺牲的烈士永垂不朽！
1966年4月，正是“文革”爆发的前夕，毛泽东在胡乔木送审的关于《毛主席诗词》（注释本）中几个问题处理意见的请示报告中，对《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的题解作了修改，增写了一段文字：
但当时由于蒋、冯、阎在河南大混战，南方湘赣诸省在半年之内，除长沙、南昌诸城之外，其余地方都无强敌。所以红军乘此机会，攻取了大片地区，扩大了部队，为粉碎第一次敌人的“围剿”准备了条件。
黄公略所率领的红三军攻取赣西南30余县，故“赣水那边红一角”实为“红一片”。写“红一角”，也许为的是合辙吧。自然，相对于广袤九州而言，“收拾金瓯一片”，也还只是“一角”。
黄公略在1931年春、夏进行的第二次反“围剿”的英勇斗争中，作出很大贡献。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毛泽东在《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中，有“前头捉了张辉瓒”句，这正是黄公略所率红三军的战绩。巧合无间，正可集为一联：
偏师借重黄公略
前头捉了张辉瓒
黄公略牺牲之后，毛泽东写了一副挽联：
广州暴动不死，平江暴动不死，而今竟牺牲，堪恨大祸从天落
革命战争有功，游击战争有功，毕生何英勇，好教后世继君来
在黄公略牺牲31年后，毛泽东的《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公开发表，“偏师借重黄公略”的诗句让世人了解到毛对这位早期的革命战友、人民军队草创时期的军事家的看重。
三
了解中国现代革命史的人知道，领导平江起义的首屈一指的人物，不是黄公略，而是大名鼎鼎的彭德怀。这首《蝶恋花》发表时，彭德怀已经在三年前的庐山会议上蒙难。事实上，彭德怀是继黄公略之后又一位得享毛泽东诗以赞之殊荣的革命战友。
1935年10月19日，红一方面军走完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最后一段路程，到达陕北苏区边沿的吴起镇。“刚停脚一天，敌骑五个团又追到。毛主席说，打退追敌，不要把敌人带进根据地。此役胜利了，结束了红军英勇伟大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在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时，击败追敌骑兵后，承毛泽东同志给以夸奖：‘山高路险沟深、骑兵任你纵横，谁敢横刀勒马，唯我彭大将军。’我把最后一句改为‘唯我英勇红军’，将原诗退还毛主席了。”（摘自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彭德怀自述》）这是彭德怀在蒙冤落难时写的自述，为后人提供了真实的史料。需要说明的是：一、当时红一方面军改称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任司令员，毛任政治委员；二、彭在20世纪60年代回忆这段历史，由于条件的限制，致六言诗在一些词句上有出入。这首诗最早发表于1947年8月1日《战友报》（冀鲁豫军区政治部主办）：
山高路远坑深，
大军纵横驰奔，
谁敢横刀立马，
唯我彭大将军。
1954年 “八一”建军节，一家大军区的报纸又刊登了这首诗。1957年2月上旬，浙江《东海》文艺月刊编辑部，在毛泽东发表《旧体诗词十八首》的鼓舞下，将这首诗抄寄毛核阅，并请求准予在《东海》月刊上发表。毛泽东迅速回信：
记不得了，似乎不像。腊子口是林彪同志指挥的，我亦在前线，不会用这种方法打电报的。那几句不宜发表。
是作者记忆有误（编辑部抄寄时对作品背景的说明有误，可能是导致作者否定作品真实性的一个因素），还是另有考虑，颇难断定。退一步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即令没有《东海》月刊编辑部的“误导”，毛泽东也不可能同意公开发表。作为党和国家的领袖，事涉对健在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彭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的臧否，不能不持慎重态度。
四
如果说这首六言诗因为手稿的遗失和其他种种原因致其真实性一度置疑，更遑论正式公开发表，那末作者20世纪30年代后期写赠革命女作家丁玲的词章则是另外一种境况了。
1936年11月，遭国民党当局软禁长达3年之久的丁玲，辗转到达中共中央驻地陕北保安，受到中共领导人的热烈欢迎。因写出《莎菲女士的日记》、《母亲》等一系列作品，丁玲在当年的文艺界特别是左翼文坛具有相当声望。向来看重文艺的教化功用的毛泽东，当此时局大转变的关头，对于革命文艺家自然格外看重，又特别是对这样一位有着热烈革命情怀的湖南同乡，更添一重亲切。
毛泽东询问丁玲的打算，丁玲毫不犹豫地回答：当红军，上前线，去打仗。毛深表赞许。丁玲随后即到前方总政治部工作。这年12月底，在西安事变发生之后日理万机的时候，毛泽东以电报形式赠丁玲《临江仙》一首。次年春，丁玲陪同美国女作家史沫特莱返回延安。毛泽东在与丁玲谈话时当场书赠《临江仙》：
壁上红旗飘落照，
西风漫卷孤城。
保安人物一时新。
洞中开宴会，
招待出牢人。
纤笔一枝谁与似？
三千毛瑟精兵。
阵图开向陇山东。
昨天文小姐，
今日武将军。
上阕带有纪实的成分。丁玲抵达保安之初，中共中央确实在一个40平米的大窑洞中举行欢迎宴会，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中央负责人出席。下阕以“纤笔一支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对丁玲的文学成就作出高度评价，并以不乏幽默的“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的对句寄予厚望。
还应当说明的是，这一时期，毛泽东多次与史沫特莱、丁玲等人谈话，并非全然出于工作的需要。史沫特莱在《中国的战歌》一书中关于毛的谈话涉及杨开慧的一段记载，即可见其一斑：“有时他引述中国古代诗人的诗句，或者背诵他自己的诗句。有一首是怀念他第一个妻子的。她已经由于她是他的妻子而被国民党杀害。”毛泽东不仅书赠丁玲《临江仙》，而且还书赠多首旧作（包括20年代创作的《贺新郎·别友》）。这一方面表达了这位政治家所具有的常人的情感诉求，另一方面也显示了对丁玲特殊的信任。
在后来的岁月中，虽然有过因写作并发表《三八节有感》而带来的对丁玲的责难，但毛泽东还是态度鲜明地表示保护的意向，从而使她脱出了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事件的泥淖。毛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后，丁玲吸取教训，一改《在医院中》等作品的倾向，转为以歌颂工农兵为旨趣，诸如写作《田保霖》一类的作品。毛泽东对这篇作者自己并不满意的作品大加赞赏，亲笔写信致意：“我替中国人民庆祝”，“替……新写作作风庆祝”。后来，丁玲又创作获得斯大林文学奖金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成为体现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精神的显赫实绩。毛泽东一直到50年代前期仍保持着对丁玲的良好印象。据现存书写的《临江仙》三幅手迹，一幅书于30年代后期并面赠丁玲，另二幅则书于50年代（其中一幅字体与同样书于50年代前期的《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极为相似），除了结句书为“今日女将军”而有一字之异外，其余一仍其旧，足见诗人对此词印象之深。
1955年，在周扬与丁玲的宗派之争中，毛泽东出于政治需要，采取支持周扬的态度，丁玲蒙冤遭难。自然，即令没有这一重大变故，毛在1957年发表自己历年来所创作的旧体诗词时，也绝不可能列入这首《临江仙》。个中原委，不言而喻。1958年春，毛为文艺界批判丁玲等所谓“右派”，拟写了一则锋芒凌厉的题为《再批判》的编者按，丁玲从此跌入万劫不复的深渊。世易时移，毛对丁玲评价的剧变，不但是文学家的悲剧，也是政治家的悲剧。
丁玲的遭遇令人扼腕。这位具有热烈革命情怀的女作家在20世纪70年代末复出后，仍然对毛泽东怀有敬意。也许，这首《临江仙》所给予的殊荣，一直成为她的精神支柱罢。
毛泽东另有两首吊挽之作——《五律·挽戴安澜将军》、《七律·吊罗荣桓同志》，均作于赠彭德怀的六言诗和赠丁玲的《临江仙》之后，也是对现代英雄的礼赞。但吊挽与赠勉终究有别，另当别论。
( 责编 任 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