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情：恋亲不为亲徇私
　　毛泽东诞生在湖南湘潭韶山冲的一个普通农家，毛泽东与父母的情感一言难尽。
　　毛泽东很爱母亲。他的母亲是一个慈祥的妇人，慷慨而仁爱。母亲的优秀品德给了毛泽东深刻的良好影响。母亲支持他帮助乡邻、周济同学，支持他读新式学校。于是毛泽东走出了韶山冲，然后投入到了革命洪流之中。1919年初，毛泽东从北京回到长沙当教员。这时他想起了病中的母亲，并让两个弟弟护送母亲到长沙诊治。可不幸的是，这年10月母亲去世时，毛泽东这个长子却没能见上母亲最后一面。毛泽东为此写下了他一生中最长的一首詩歌《祭母文》：“呜呼吾母，遽然而死……呜呼吾母！母终未死……”这是一篇念颂母亲的绝唱！毛泽东后来在写给老同学的信中说：“这是人生一个痛苦之关，像吾等长日在外未能略尽奉养之力的人，尤其生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之痛！”可见毛泽东当时的心情何其痛悔！
　　毛泽东对父亲的感情有些复杂。他的父亲是一个乡村米商，既精明能干，又自私吝啬。毛泽东对此很是不满，没少跟父亲吵闹甚至“对着干”。但母亲去世后，毛泽东同样把父亲接到长沙治病。同样不幸的是，母亲病逝3个半月后父亲也病逝了，而这时的毛泽东和他的小弟弟毛泽覃已经忙于革命活动无法回家奔丧了。家乡塾师代毛泽东兄弟撰写了一副挽父灵联：“决不料一百有一旬，哭慈母又哭严君，血泪虽枯恩莫报；最难堪七朝连七夕，念长男更念季子，儿曹未集去何匆。”声声含泪，字字是血，但毛泽东只能把悲痛和哀悼埋在心底。
　　毛泽东一共有10个子女，最终长大成人的有4个，即儿子毛岸英、毛岸青，女儿李敏、李讷。毛泽东对所有子女，包括后来他们的配偶及其后代，既宽厚慈爱，又严格要求，从不允许他们搞特殊享特权，要他们做普通老百姓。毛泽东虽然对病魔缠身的儿子岸青一直疼爱有加，放心不下，也一直想方设法安排他治疗和休养，但仍鼓励岸青做力所能及的工作。李敏、李讷两姐妹，一度是毛泽东的贴身小棉袄，但毛泽东却不准她们与自己在“小灶”同餐，要她们去吃“大食堂”，毛泽东觉得女儿没有这种权利。
　　这里需要特别说说毛泽东对其爱子毛岸英的严爱。1946年，毛岸英从苏联回到延安。离别18年父子团聚，当然是很高兴的。可是毛泽东并没有把岸英留在身边，而是要他拜劳模为师，下乡当农民，读“劳动大学”。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他送岸英到朝鲜参战，面对许多同志的劝阻，他说：“谁叫他是毛泽东的儿子，他不去谁还去！”毛岸英不幸在朝鲜战场上牺牲，毛泽东得知消息后，哽咽着说：“打仗总是要死人的。岸英是一个普通战士，不要因为是我的儿子，就当成一件大事。”他强忍悲痛指示将其遗体和其他牺牲的志愿军官兵遗体一起埋葬在朝鲜。如此父爱，感天动地！
　　毛泽东曾把处理亲情问题概括为三原则，即：恋亲不为亲徇私，念旧不为旧谋利，济亲不为亲撑腰。毛泽东的这种亲情观，无疑给世人特别是共产党人树立了光辉典范。
　　友情：至诚、至信、至义
　　毛泽东待人接物有自己的一套规矩：“做事以事论，私交以私交论，做事论理、论法，私交论情。”毛泽东这一席话，反映出他交朋结友的特点，具体表现为至诚、至信、至义。
　　在交友过程中，毛泽东从不以领袖自居，而是以一个普通人的身份，与人平等相处。在长期的革命和奋斗生涯中，他与许多战友和同事都建立了深厚的私人友谊。在所有这些数不清的同志兼朋友当中，周恩来是与他“在一起”时间最长的人。他们相互尊敬、肝胆相照、亲密无间。在西柏坡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谈到新中国政府未来组成时，其他人事都未商量，毛泽东独独谈到：周恩来一定会参加政府工作，其性质相当于内阁总理。一直到1974年周恩来身患绝症，在筹备四届人大时，毛泽东仍然认为，周恩来是总理的不二人选，说：“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这既是毛泽东对周恩来的工作之信任，也是毛泽东对周恩来的情谊之表达。
　　处友交友，以信为本，这是毛泽东私交的支撑点。在交友的过程中，毛泽东特别重信义讲信用，不失信于友。他说：“力不可用于私人之交谊，用于私人之交谊则绝对无效。”毛泽东对书法颇有研究，尤其爱看书法书。有一次，听说老朋友黄炎培那里有一本王羲之的真迹，便借来研读，说好期限一个月。大概是真迹太珍贵，黄炎培很不放心，借出一个星期便频频打电话询问值班室：主席看完没有？什么时候还？为此，毛泽东笑黄炎培“不够朋友够英雄”。一个月的期限到了，毛泽东将王羲之的真迹用木板小心翼翼地夹好，交代卫士零点前必须送到。卫士说：“黄老那边已经说过，主席只要还在看，多看几天没关系。”毛泽东摆摆手：“送去吧，讲好一个月就是一个月，朋友交往要重信义。”
　　毛泽东交友还有一个特殊现象：他喜欢结交一些旧式文人、非党人士、来自原国民党政权中的人，还有许多外国朋友，并与他们保持较为密切的私人关系。他与柳亚子频频唱和，那首《沁园春·雪》成为他们一生诗交的经典；他敞开心扉接受斯诺采访，一谈就是十几个晚上，于是斯诺有了轰动世界的《红星照耀中国》，毛泽东也因此成为享誉世界的中国领袖。
　　乡情：渴望叶落归根
　　毛泽东始终保持着对故里韶山一往情深。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书信是毛泽东与父老乡亲沟通的重要方式，前前后后共写了103封。而在新中国成立后，他也有两次与故乡的亲密接触，留下的故事一直让人们津津乐道。
　　第一次是1959年6月25日至27日，那是他阔别家乡32年后的“回家”。他祭拜父母、走亲访友、探望故居、巡视田间地头、访问韶山学校、畅游韶山水库……在故乡度过了3天美好时光。其间，毛泽东还对陪同人员说，是不是可以在韶山给自己搭个“茅棚”，以便退休后回到家乡住。两年后，湖南便在毛泽东祖父所葬地虎歇坪山下的滴水洞建好了“茅棚”———滴水洞别墅，以迎接毛泽东再次“回乡”。
　　1966年6月，毛泽东的确回来了，也住进了这个被他称作“西方山洞”的“茅棚”，而且在这里住了11天。但这次回乡，完全处于秘密状态，他没有与任何乡亲接触，更没有回到故居看看。临走的那天，他和大家一一握手致谢和道别，又一再叮嘱管理员：“你要把房子管好啊，我还要回来的！”
　　1976年七八月间，毛泽东自感已近天年，他突然提出要在9月中旬离开北京，回到故乡韶山，走完自己人生的最后时光。中央没有同意他的这一要求。9月初，他仍念念不忘韶山。在他的再三坚持下，中央终于同意他9月15日回韶山。但他没能等到那一天，9月9日，他与世长辞。一年后，毛主席纪念堂耸立在天安门广场上，成了毛泽东的最终安卧之所，也成了亿万人民瞻仰的地方。
　　（摘自《时代邮刊》2013年第12期，罗满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