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感性活动”理论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哲学上批判“抽象的人”的最有力武器,“感性活动”也是哲学语言中最具体的抽象。“现实的生活生产”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现实的生活生产”是历史“交替”的脐带。只有把“感性活动”这个哲学语言理解为“现实的生活生产”,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才能被理解。
关键词:“现实的生活生产”;历史的“尺度”;历史唯物主义
文章编号:978-7-5369-4434-3(2010)01-024-03
“感性活动”理论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哲学上批判“抽象的人”的最有力武器,“感性活动”也是哲学语言中最具体的抽象。如果“感性活动”还给一些批评家落下抽象的口实,那么“现实的生活生产”的表述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现实的生活生产”是“感性活动”的具体阐述,或者可以这样说,前者是生活语言,后者是哲学语言,它们表达了同样一个意思,因为“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1]。马克思通过“感性活动”已经解决的主客体的完整与统一被肢解了。因此必须从“现实的生活生产”的视野来理解“感性活动”,必须用“现实的生活生产”的生活语言来充实“感性活动”这个哲学语言。
一、“现实的生活生产”:“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
在马克思看来“现实的生活生产”也就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于是问题出来了:人的目的是什么?这是一个价值问题,需要从人自身来得到解答。人类的“感性活动”“造成了人类自身的二重性”[2]。即,人类既是一个自在之物,又是一个自为之物,二者统一于“感性活动”。因此,作为自在之物,人类和动物一样必须能够生存;作为自为之物,人类不仅仅满足于生存,而是超越生存获得发展。于是人类自身的两个需要也就产生了,即:人类需要获得生存条件,人类需要获得发展条件。换一种表达,这也就是人类的两个目的,即生存和发展。前一种表现为生命活动或生存活动,后一种表现为生活活动。当然这二者是相互联系的,不仅二者的主体都是人,而且生命活动制约生活活动,生活活动是为了提高生命活动质量,从而发展生命活动。
(一)生产物质生活是人的“第一个历史活动”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章中,马克思首先从人最基本的生命活动出发,认为即生产物质生活是人的“第一个历史活动”,即“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3]。按照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先得生活,而为了生活就得进行物质生活生产的思路,人类的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基本的生活资料,进行物质生活生产。这句话不仅强调指出物质生活生产在人类历史中的重要性,是现存世界的基础,而且明确指出人类历史活动的开端是由人的需要的产生和满足引起的,需要是物质生活生产与再生产得以存在的前提。因此可以说,人的需要的产生和满足的过程,就是历史的发展的过程。在历史演进的过程中,无论是人的需要的产生,还是人的需要的满足,都必须通过人的实践来实现。这是人自己生命的生产,除此之外人还要进行他人生命的生产。“每日都在重新生产自己生命的人们开始生产另外一些人,即繁殖”[4]。理解这句话需要注意:与动物的繁殖相区别,动物只是凭着它的本能去适应环境来维持它的生存并复制自己;人则通过社会活动,维持和发展自己。
(二)人的活动的目的是被意识到了的目的
上面已经指出不管是满足人的最基本的需求还是满足人的更高需求,都是被意识到了的需求,换而言之,人的活动的目的是被意识到了的目的。“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而且只要人们存在着,它就仍然是这种产物”[5]。接着马克思回顾了意识的发展历程。一方面,“意识起初只是对直接的可感知的环境的一种意识,是对处于开始意识到自身的个人之外的其他人和其他物的狭隘联系的一种意识”,“它也是对自然界的一种意识,自然界起初是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的和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们对立的,人们同自然界的关系完全像动物同自然界的关系一样,人们就像牲畜一样慑服于自然界,因而,这是对自然界的一种纯粹动物式的意识(自然宗教)”[6];“另一方面,意识到必须和周围的个人来往,也就是开始意识到人总是生活在社会中的。这个开始,同这一阶段的社会生活本身一样,带有动物的性质;这是纯粹的畜群意识,这里,人和绵羊不同的地方只是在于:他的意识代替了他的本能,或者说他的本能是被意识到了的本能”,并且“由于生产效率的提高,需要的增长以及作为二者基础的人口的增多,这种绵羊意识或部落意识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和提高”[7]。
二、“现实的生活生产”:历史“交替”的脐带
马克思认为人类的生活活动“一开始就表明了人们之间是有物质联系的。这种联系是由需要和生产方式决定的,它和人本身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这种联系不断采取新的形式,因而就表现为‘历史’”[8],“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9]。于是问题出来了:历史是怎样不断采取新的形式的?各个世代是怎样依次交替的?历史是怎样成为一个连续统一体的?换句话说历史“交替”的脐带是什么?
(一)“物质生活的生产”的局限性和“现实的生活生产”的固定化
寻找历史“交替”的脐带,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生产”的局限性说起。因为历史“交替”的脐带就表现为“物质生活的生产”的局限性的破除。马克思认为:“物质生活的生产由于各个人本身的局限性还被认为是自主活动的从属形式,而现在它们竟互相分离到这般地步,以致物质生活一般都表现为目的,而这种物质生活的生产即劳动(它现在是自主活动的唯一可能的形式,然而正如我们看到的,也是自主活动的否定形式)则表现为手段。”[10]这就是说由于人本身没有得到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因此人本身是存在局限性的。因此,“现在”不应把物质生活的生产看成自主活动的从属形式,而应该把物质生活的生产看成自主活动唯一可能的形式。更深刻的是马克思也把物质生活的生产看成是自主活动的否定形式,这是因为受局限的人或“偶然的”个人“只能用摧残生命的方式来维持他们的生命”[11]。
“物质生活的生产”的局限性导致“社会活动的这种固定化,我们本身的产物聚合为一种统治我们、不受我们控制、使我们的愿望不能实现并使我们的打算落空的物质力量”[12],于是“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13],同时“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14]。马克思得出结论:“人们的社会历史始终只是他们的个体发展的历史,而不管他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他们的物质关系形成他们的一切关系的基础。这种物质关系不过是他们的物质的和个体的活动所借以实现的必然形式罢了。”[15]“人们能否自由选择某一社会形式呢?决不能。在人们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下,就会有一定的交换和消费形式。在生产、交换和消费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就会有相应的社会制度、相应的家庭、等级或阶级组织,一句话,就会有相应的市民社会。有一定的市民社会,就会有不过是市民社会的正式表现的相应的政治国家”。[16]
(二)局限性和固定化的解除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不仅明确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的局限性及其导致的“现实的生活生产”的固定化,而且还指明了解除局限性和固定化的方向。
首先,“只有完全失去了整个自主活动的现代无产者,才能够实现自己的充分的、不再受限制的自主活动,这种自主活动就是对生产力总和的占有以及由此而来的才能总和的发挥”,“过去的一切革命的占有都是有限制的;各个人的自主活动受到有局限性的生产工具和有局限性的交往的束缚,他们所占有的是这种有局限性的生产工具,因此他们只是达到了新的局限性”,即“他们的生产工具成了他们的财产,但是他们本身始终屈从于分工和自己的生产工具。在迄今为止的一切占有制下,许多个人始终屈从于某种唯一的生产工具”,但是“在无产阶级的占有制下,许多生产工具必定归属于每一个个人,而财产则归属于全体个人”。[17]
其次,由于“占有还受实现占有所必须采取的方式的制约”,因此“占有只有通过联合才能实现,由于无产阶级本身固有的本性,这种联合又只能是普遍性的,而且占有也只有通过革命才能得到实现,在革命中,一方面迄今为止的生产方式和交往方式的权力以及社会结构的权力被打倒,另一方面无产阶级的普遍性质以及无产阶级为实现这种占有所必需的能力得到发展,同时无产阶级将抛弃他迄今的社会地位遗留给他的一切东西”。[18]
最后,“只有在这个阶段上,自主活动才同物质生活一致起来”,这不仅与“各个人向完全的个人的发展以及一切自发性的消除相适应的”,而且与“劳动向自主活动的转化”,与“过去受制约的交往向个人本身的交往的转化,也是相互适应的”,“随着联合起来的个人对全部生产力的占有,私有制也就终结了”。[19]马克思也对这个条件进行了限定,“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20]。于是“现实的生活生产”的主体“偶然的”个人也就变为“有个性的”个人。关于这一点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作了更具体的概括:“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和“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基础上的自由个性”。[21]
人类在创造历史的过程中有一种连续性,这种连续性使得人们创造历史不必每次都从零开始。因此,“物质生活的生产”的局限性、局限性导致的“现实的生活生产”的固定化以及局限性和固定化的解除都表现为“现实的生活生产”本身。也就是说,“现实的生活生产”促使“物质生活的生产”的局限性的解除,并使新的局限性作为解除的副产品而产生,直至这种局限性的彻底消除。可以这样说,“现实的生活生产”是历史“交替”的脐带。
在马克思那里,人不仅要生存,而且要生活,要发展。“人并不是抽象地栖息在世界以外的东西。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22]。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个人,通过一定的途径最终实现了由“个体和类的关系”向人与社会关系的转化。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的本质在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23]。简言之,“现实的生活生产”才是“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
参考文献:
[1][3][4][5][6][7][8][9][10][11][12][13][14][17][18][19][22][2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3;79;79;81;81-82;82;81;88;128;128;85;585;67;129;129;130;452;56.
[2]孙正聿.辩证法研究(上)[M].吉林人民出版社,2007:174.
[15][1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32;532.
[2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3.
[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04.
关键词:“现实的生活生产”;历史的“尺度”;历史唯物主义
文章编号:978-7-5369-4434-3(2010)01-024-03
“感性活动”理论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哲学上批判“抽象的人”的最有力武器,“感性活动”也是哲学语言中最具体的抽象。如果“感性活动”还给一些批评家落下抽象的口实,那么“现实的生活生产”的表述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现实的生活生产”是“感性活动”的具体阐述,或者可以这样说,前者是生活语言,后者是哲学语言,它们表达了同样一个意思,因为“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1]。马克思通过“感性活动”已经解决的主客体的完整与统一被肢解了。因此必须从“现实的生活生产”的视野来理解“感性活动”,必须用“现实的生活生产”的生活语言来充实“感性活动”这个哲学语言。
一、“现实的生活生产”:“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
在马克思看来“现实的生活生产”也就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于是问题出来了:人的目的是什么?这是一个价值问题,需要从人自身来得到解答。人类的“感性活动”“造成了人类自身的二重性”[2]。即,人类既是一个自在之物,又是一个自为之物,二者统一于“感性活动”。因此,作为自在之物,人类和动物一样必须能够生存;作为自为之物,人类不仅仅满足于生存,而是超越生存获得发展。于是人类自身的两个需要也就产生了,即:人类需要获得生存条件,人类需要获得发展条件。换一种表达,这也就是人类的两个目的,即生存和发展。前一种表现为生命活动或生存活动,后一种表现为生活活动。当然这二者是相互联系的,不仅二者的主体都是人,而且生命活动制约生活活动,生活活动是为了提高生命活动质量,从而发展生命活动。
(一)生产物质生活是人的“第一个历史活动”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章中,马克思首先从人最基本的生命活动出发,认为即生产物质生活是人的“第一个历史活动”,即“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3]。按照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先得生活,而为了生活就得进行物质生活生产的思路,人类的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基本的生活资料,进行物质生活生产。这句话不仅强调指出物质生活生产在人类历史中的重要性,是现存世界的基础,而且明确指出人类历史活动的开端是由人的需要的产生和满足引起的,需要是物质生活生产与再生产得以存在的前提。因此可以说,人的需要的产生和满足的过程,就是历史的发展的过程。在历史演进的过程中,无论是人的需要的产生,还是人的需要的满足,都必须通过人的实践来实现。这是人自己生命的生产,除此之外人还要进行他人生命的生产。“每日都在重新生产自己生命的人们开始生产另外一些人,即繁殖”[4]。理解这句话需要注意:与动物的繁殖相区别,动物只是凭着它的本能去适应环境来维持它的生存并复制自己;人则通过社会活动,维持和发展自己。
(二)人的活动的目的是被意识到了的目的
上面已经指出不管是满足人的最基本的需求还是满足人的更高需求,都是被意识到了的需求,换而言之,人的活动的目的是被意识到了的目的。“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而且只要人们存在着,它就仍然是这种产物”[5]。接着马克思回顾了意识的发展历程。一方面,“意识起初只是对直接的可感知的环境的一种意识,是对处于开始意识到自身的个人之外的其他人和其他物的狭隘联系的一种意识”,“它也是对自然界的一种意识,自然界起初是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的和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们对立的,人们同自然界的关系完全像动物同自然界的关系一样,人们就像牲畜一样慑服于自然界,因而,这是对自然界的一种纯粹动物式的意识(自然宗教)”[6];“另一方面,意识到必须和周围的个人来往,也就是开始意识到人总是生活在社会中的。这个开始,同这一阶段的社会生活本身一样,带有动物的性质;这是纯粹的畜群意识,这里,人和绵羊不同的地方只是在于:他的意识代替了他的本能,或者说他的本能是被意识到了的本能”,并且“由于生产效率的提高,需要的增长以及作为二者基础的人口的增多,这种绵羊意识或部落意识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和提高”[7]。
二、“现实的生活生产”:历史“交替”的脐带
马克思认为人类的生活活动“一开始就表明了人们之间是有物质联系的。这种联系是由需要和生产方式决定的,它和人本身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这种联系不断采取新的形式,因而就表现为‘历史’”[8],“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9]。于是问题出来了:历史是怎样不断采取新的形式的?各个世代是怎样依次交替的?历史是怎样成为一个连续统一体的?换句话说历史“交替”的脐带是什么?
(一)“物质生活的生产”的局限性和“现实的生活生产”的固定化
寻找历史“交替”的脐带,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生产”的局限性说起。因为历史“交替”的脐带就表现为“物质生活的生产”的局限性的破除。马克思认为:“物质生活的生产由于各个人本身的局限性还被认为是自主活动的从属形式,而现在它们竟互相分离到这般地步,以致物质生活一般都表现为目的,而这种物质生活的生产即劳动(它现在是自主活动的唯一可能的形式,然而正如我们看到的,也是自主活动的否定形式)则表现为手段。”[10]这就是说由于人本身没有得到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因此人本身是存在局限性的。因此,“现在”不应把物质生活的生产看成自主活动的从属形式,而应该把物质生活的生产看成自主活动唯一可能的形式。更深刻的是马克思也把物质生活的生产看成是自主活动的否定形式,这是因为受局限的人或“偶然的”个人“只能用摧残生命的方式来维持他们的生命”[11]。
“物质生活的生产”的局限性导致“社会活动的这种固定化,我们本身的产物聚合为一种统治我们、不受我们控制、使我们的愿望不能实现并使我们的打算落空的物质力量”[12],于是“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13],同时“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14]。马克思得出结论:“人们的社会历史始终只是他们的个体发展的历史,而不管他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他们的物质关系形成他们的一切关系的基础。这种物质关系不过是他们的物质的和个体的活动所借以实现的必然形式罢了。”[15]“人们能否自由选择某一社会形式呢?决不能。在人们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下,就会有一定的交换和消费形式。在生产、交换和消费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就会有相应的社会制度、相应的家庭、等级或阶级组织,一句话,就会有相应的市民社会。有一定的市民社会,就会有不过是市民社会的正式表现的相应的政治国家”。[16]
(二)局限性和固定化的解除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不仅明确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的局限性及其导致的“现实的生活生产”的固定化,而且还指明了解除局限性和固定化的方向。
首先,“只有完全失去了整个自主活动的现代无产者,才能够实现自己的充分的、不再受限制的自主活动,这种自主活动就是对生产力总和的占有以及由此而来的才能总和的发挥”,“过去的一切革命的占有都是有限制的;各个人的自主活动受到有局限性的生产工具和有局限性的交往的束缚,他们所占有的是这种有局限性的生产工具,因此他们只是达到了新的局限性”,即“他们的生产工具成了他们的财产,但是他们本身始终屈从于分工和自己的生产工具。在迄今为止的一切占有制下,许多个人始终屈从于某种唯一的生产工具”,但是“在无产阶级的占有制下,许多生产工具必定归属于每一个个人,而财产则归属于全体个人”。[17]
其次,由于“占有还受实现占有所必须采取的方式的制约”,因此“占有只有通过联合才能实现,由于无产阶级本身固有的本性,这种联合又只能是普遍性的,而且占有也只有通过革命才能得到实现,在革命中,一方面迄今为止的生产方式和交往方式的权力以及社会结构的权力被打倒,另一方面无产阶级的普遍性质以及无产阶级为实现这种占有所必需的能力得到发展,同时无产阶级将抛弃他迄今的社会地位遗留给他的一切东西”。[18]
最后,“只有在这个阶段上,自主活动才同物质生活一致起来”,这不仅与“各个人向完全的个人的发展以及一切自发性的消除相适应的”,而且与“劳动向自主活动的转化”,与“过去受制约的交往向个人本身的交往的转化,也是相互适应的”,“随着联合起来的个人对全部生产力的占有,私有制也就终结了”。[19]马克思也对这个条件进行了限定,“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20]。于是“现实的生活生产”的主体“偶然的”个人也就变为“有个性的”个人。关于这一点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作了更具体的概括:“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和“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基础上的自由个性”。[21]
人类在创造历史的过程中有一种连续性,这种连续性使得人们创造历史不必每次都从零开始。因此,“物质生活的生产”的局限性、局限性导致的“现实的生活生产”的固定化以及局限性和固定化的解除都表现为“现实的生活生产”本身。也就是说,“现实的生活生产”促使“物质生活的生产”的局限性的解除,并使新的局限性作为解除的副产品而产生,直至这种局限性的彻底消除。可以这样说,“现实的生活生产”是历史“交替”的脐带。
在马克思那里,人不仅要生存,而且要生活,要发展。“人并不是抽象地栖息在世界以外的东西。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22]。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个人,通过一定的途径最终实现了由“个体和类的关系”向人与社会关系的转化。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的本质在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23]。简言之,“现实的生活生产”才是“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
参考文献:
[1][3][4][5][6][7][8][9][10][11][12][13][14][17][18][19][22][2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3;79;79;81;81-82;82;81;88;128;128;85;585;67;129;129;130;452;56.
[2]孙正聿.辩证法研究(上)[M].吉林人民出版社,2007:174.
[15][1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32;532.
[2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3.
[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