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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曹禺的创作中，《雷雨》、《日出》、《北京人》以其持久的艺术魅力成为后世难以超越的话剧文学范本。同时，也为我们展现了一系列感情充沛而富有个性的人物形象，从这些人物的命运来透视作家的创作历程：就主题思想内容而言，是纵向不断地深化，从苦闷不安地追求个人情爱自由到艰辛地去向社会群体寻求光明；就艺术表现手法而言，是不断地扩展和升华，从激情燃烧的悲剧到平淡祥和、耐人寻味的喜剧。
关键词：《雷雨》 《日出》 《北京人》 宿命 社会群体 悲剧 喜剧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曹禺是集中国传统文学艺术与西方戏剧文学于一身的伟大剧作家，在文明对愚昧、民主对封建专制强行撞击的年代里，他以其独到的眼光、敏锐的思维、刻苦的钻研，开拓了一个又一个自由的艺术空间、思想空间和文化空间，从而使中国现代话剧文学得到发展和成熟。在这一发展道路中，他始终本着忠于现实、忠于生活的态度来反映生活、评价生活、揭示生活本身所包含的意义。从他笔下无论是他爱的——英雄的可喜或可悲的人物，还是他恨的——卑微、琐碎的人物，认识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特有的社会存在及历史联系、生活方式和斗争形式，并从中透射出作家思想内容与艺术技巧的发展历程。
一 从宿命悲悯转到向现实社会寻求人物的出路
《雷雨》的主题是反对封建主义，追求个性解放。但同时又表现出宿命论的色彩，剧情从血缘关系与性爱纠葛切入，设置复杂的人物关系和尖锐的矛盾冲突，展开了两个相互依存又相互矛盾的乱伦故事。《雷雨》中的核心人物是周萍，他与蘩漪的乱伦是外在的、自觉的，双方积极地要去实现自我价值，而与四凤的乱伦则是隐在的、盲目的，是双方一旦知道就会全力反对的。作者讴歌了他为争取实现自我价值所作的努力，但同时又描写了他的懦弱而又无可奈何地逃避，因为就周萍而言，他对自我生命追求的同时又包含着自我否定的因素，无所作为等于放弃自我，积极追求必然导致毁灭，对伦理的敬畏却更深地触犯了伦理，对罪恶的逃避却更深地走向了罪恶。但这并不能说明作家是相信宿命的，从剧中我们可以看到作家自己的哲学和自己的热情熔铸起来的创造个性：一方面有着作家对现实世界阶级斗争及其残酷性的真实描绘，展现了他对支配现实斗争规律的探索；另一方面又从蘩漪、周萍、四凤等人物身上看到他苦苦寻求的焦灼和苦闷。
《雷雨》是一部杰出的现实主义家庭悲剧，带着作家神秘色彩的哲学对现实做的窥视和探索，那么，《日出》就是一部具有革命现实主义特色的社会悲剧，有着作家以他对现实的认识做出的回答。
《日出》将人放在金钱统治的社会上来考察，揭示人被金钱统治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毒化与吞噬。其中各色人物都被金钱的魔力控制着，有被金钱逗疯了的潘月婷、李石清、顾八奶奶，也有被金钱逼死了的黄省三、翠喜、小东西。在这样一个金钱可以颠倒黑白美丑、真假善恶的社会里，陈白露是这所有社会关系的结合点，她是一个充满矛盾、错综复杂的有机体。同时，作家也塑造了一位真正的知识分子方达生，他虽不能成为《日出》中的英雄，但他敢于去求索，这概括了在黎明前黑暗年代里追求光明的知识分子的普遍觉醒。
《日出》为我们描绘了一个散发着恶浊气息的人间地狱。但是，《日出》并不使人感到格外沉闷，也不令人沮喪。显然，《日出》的现实主义注入了新的血液，熔铸了作家的理想情绪和积极乐观的态度。它的现实主义的深刻性就在于作家虽没有指出一条明确的道路，但他却让人们看到了一点希望，并在刻画腐烂社会形态的同时揭示了它在灭亡之前所必然经历的过渡性时刻。
“摧毁黑暗社会吧，让人成为人！”曹禺的这一主题在《北京人》中得到了最充分、最完美的展现。家庭是社会组织的细胞，社会的变化与发展影响到家庭的变迁，家庭的兴衰际遇体现了社会生活、阶级斗争的动向和趋势。曾家就是旧中国封建士大夫家庭中的代表。曹禺选取了这个典型的没落士大夫家庭来反映主题，封建家长曾晧的精神支柱倾塌了，封建思想文化培养的子弟对人生绝望了，就连愫方那种旧时代最驯服、最有耐性的女性在痛苦辗转之后终于做出了艰难的选择——追求新生活，她的出走是人自身觉醒的体现，是对封建精神统治最深刻的冲击，也是最有力的否定。
曹禺从人物的地位和命运的角度观察社会、感受生活，深入人类精神生活领域，揭示黑暗势力对人精神上的控制、虐杀和人类心灵的追求。《雷雨》中描写封建主义对人的精神折磨与人性的反抗，虽以失败告终，却表现出作家探索的苦闷与不安；《日出》中反映人的精神追求与金钱化社会的深刻矛盾，其间透出微弱的希望之光，表现作家对人的发展道路的迷惘与憧憬；《北京人》中反映出封建阶级精神统治的破产，表现了作家对人的前途的乐观。曹禺剧作主题思想的不断提升，有力地证明：一个作家决不能靠简单地图解社会概念来反映时代，也不能靠举手顿足地嘶喊来表现热情，获得切实地感受才能更充分、更深刻地反映现实，这样的作品才能持久地保持历史的光辉。
二 从个人情爱的解放到社会群体的解放
蘩漪为了自由和爱的权利，不惜抛弃一个伦理母亲的天职，鲜明大胆地要求个性的张扬和解放，她是封建妻性的直接破坏者，是反抗奴性的勇士，但又是一个矛盾的女性，她的性格中交织着“最残酷的爱和最不忍的恨”，正是这种性格使她竭力想把自己从奴性的非人境遇中解救出来，恢复做人的尊严。在追求个性解放的道路上，她的热情是激荡的，反抗是尖锐的，这一切看来似乎具有“雷雨式”的性格，但她又是孱弱的，在利己主义思想支配下产生的反抗力量毕竟是软弱的，不能持久。因此，当她撕碎周朴园腐朽罪恶的伪善面纱时，也在撕碎她自己的面目；当她破坏自己的罪恶家庭时，也在破坏别人的幸福；当她要求自己的自由时，也在损坏别人的自由。作家喜爱这个人物，给予她很多的赞美，但作家也看到生活的真实，在刻画这一人物形象时，没有违反她性格中的逻辑。在她悲剧命运的发展中，刻画追求自由的资产阶级利己主义性质，也写出了一个资产阶级女性追求个性解放的悲剧。
如果说《雷雨》中渲染的阴郁沉闷闭锁的家庭氛围为人物突破家族制度，张扬个性解放做了很好的铺垫，表现出作者强烈控诉封建社会家族制度的话，《日出》所展示的情境与题旨则要宽泛和深邃得多。 陈白露从闭锁的家庭走向社会大世界，有了更大的表现空间和人身自由，然而在苦苦奋斗之后仍没能逃脱厄运。她的灵魂深处处于希望与绝望的交战之中，她厌恶黑暗，却只能为黑暗所笼罩；她渴望光明，也知道太阳一定会升起来，但她却明白自己注定看不到。陈白露的灵魂陷入痛苦的巨大深渊，这种痛苦显示出人性被黑暗势力扼杀，人类的理智遭到了恶意的嘲弄。作家通过对人性美好因素的毁灭来显示他对人的价值的肯定与认同，但一部伟大的悲剧，不仅仅具有崇高的美学目的，而且要在这个悲剧结局中表现出悲剧的必然性。陈白露痛苦的死亡是因为她盲目的信奉个人奋斗。她接受过“五四”新思潮的影响，错误地认为单凭个人去闯、去奋斗、去追求，就会实现自己的愿望，忽视了黑暗势力的强大。她的悲剧客观地表明：脱离开社会的解放去追求个性的解放，脱离开群众的斗争，单靠个人去闯是没有出路的。
曹禺对他笔下的女性的认识经历了一个螺旋式发展的过程。经过多年的艰難求索，他的女性形象终于在《北京人》中以崭新的方式出现了。这里的“家”已不像《雷雨》那样限于血缘伦理关系以及象征色彩，而是融会了更多社会学因素，表现出生活发展的趋势，写出了新生活秩序的必然胜利。
愫方是一个挣脱了旧时代悲剧命运而勇敢地跨进新生活、新世界的妇女典型。她曾经是一个生活在封建家庭圈子里的旧式女人，受到良好的传统教育，极具有“献身精神”，但却是一个将个性消磨在旧礼法之中，将自己的幸福寄托在畸形爱恋之中的带有浓郁悲剧色彩的人物，作家让她在这种痛苦挣扎中体味幻想的破灭、在幻想破灭中认清自身的命运，终于突破阻碍有了一个喜剧性的结局，这是因为家庭中有了瑞贞，而瑞贞有革命党的朋友，归根结底是因为有了革命，才使得愫方在希望破灭之后没有像陈白露那样陷入绝望，反而使她产生勇气走向新生活，这正是生活发展的必然。在愫方命运发展的过程中，从个人情爱思想中解脱和受群体力量的召唤是统一的。作家深刻地揭示出：革命把一个禁锢在毫无生气的黑暗王国中的善良而忍耐的女子都能唤醒，这正说明了革命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吸引力。
从寻求个人情爱到走向寻求社会群体解放的道路上，蘩漪是冲破传统樊篱奔向自由境界的先驱；陈白露是战胜女性的灵魂；愫方最终才实现了自我超越而避免了悲剧结局，这个历程是一个漫长的历程，这标志着作家创作意识由单面狭窄的个人情爱向丰富多彩的社会群体意识的转化。
三 悲喜剧的不断融合
曹禺是位具有喜剧情愫的悲剧作家，他的作品中不仅包含着撕肝裂肺的悲剧发展，同时也包含着破涕为笑的喜剧体验。这种体验，不但没有冲淡悲剧的底蕴和色彩，反而使其加深了，以更大的冲击力震荡着人的灵魂。
鲁贵是曹禺鄙视和憎恶的人物，作家刻画这么一个丑类是为了让他成为整部《雷雨》悲剧冲突的戏剧性的润滑剂和催化剂，这是因为他的存在对自尊自爱而又自忍的侍萍、对拥有敏感而脆弱灵魂的蘩漪、对痛苦生活中的亲生骨肉四凤来说，无形中使他们的悲剧命运更加可怕的深化了。鲁贵这个刁奴恶仆的喜剧人物的塑造，深化了《雷雨》的悲剧意蕴，加深了《雷雨》的悲剧色调，但他在《雷雨》这部悲剧中毕竟只是一种喜剧的间色。
在创作《日出》的时候，曹禺有意为剧中的悲剧人物设置了一种喜剧情境，以便更加真实、典型地揭示他们那种含泪的笑，带笑的泪的复杂悲剧命运。陈白露的人生哲学是四个“喜欢”，然而她却身不由己地丢弃了青春，成了有钱人玩弄的对象。于是，她以玩世不恭的态度对来到她身边的人们给予了喜剧性的揶揄。《日出》是曹禺试探的一次新路，一次将喜剧性和悲剧性融合起来，在更高意义上显示悲剧的“悲”的这样一条新路，作家将维系人们之间道貌岸然、虚情假意的人伦道德撕得粉碎，向人们展示了赤裸裸的金钱交易社会，让人们在喜剧化的情境中感受到遭凌辱的悲剧人物。
《北京人》展现的戏剧环境是一个典型的喜剧环境，在这个环境中，显示着作家已经深刻把握了整个旧制度必然崩溃的性质。这种历史的必然进程使曾晧这样的人物变成了喜剧的对象，作家以其高超的讽刺手法挖掘了曾晧腐朽黑暗的灵魂世界，特别是他对待愫方的问题上，深刻揭露了他那道貌岸然掩盖下的卑污心灵，在痛苦哀怜掩盖下的极端自私，作家把他隐藏在灵魂深处的最卑污的感情和那种“不自觉的自私”刻画地入目三分。
不能说喜剧的境界一定比悲剧的境界高。但是，就曹禺的创作发展来看，他写出《北京人》这样的喜剧作品，能反映他思想的进展，现实主义的深化。这是因为：一般说来，人们对现实的悲剧感受更为容易，而喜剧性却潜藏在现实深处。而《北京人》正是把隐蔽于悲剧现实后面的喜剧性发掘了出来，把封建主义“家”文化绞杀人灵魂的悲剧性，消磨人价值的喜剧性展示了出来，从而把他现实主义的戏剧艺术推到了一个新的境界。
曹禺是位具有现代文学意识的剧作家，不但拥有深厚的中西文化和戏剧修养以及洞悉现代戏剧与传统戏剧之间的因革变异，而且还能敏锐地感悟到中国话剧参与世界戏剧事业的历史潮流，始终高举现实主义的大旗，同时以开放、发展的目光博采众长，汲取古往今来其它戏剧流派的有益成份，以推进话剧现代化、民族化的历史进程。正是这样，曹禺才成为富有创作个性的曹禺，才赢得了人们的高度赞扬。
参考文献：
[1] 曹禺：《论戏剧》，四川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
[2] 朱栋霖：《论曹禺的戏剧创作》，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
[3] 王建：《论曹禺剧作中的知识女性形象——兼评曹禺的创作意识》，《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2期。
[4] 田本相：《曹禺剧作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
作者简介：朱晓荣，女，1979—，陕西富平人，本科，讲师，研究方向：汉语言文学，工作单位：西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关键词：《雷雨》 《日出》 《北京人》 宿命 社会群体 悲剧 喜剧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曹禺是集中国传统文学艺术与西方戏剧文学于一身的伟大剧作家，在文明对愚昧、民主对封建专制强行撞击的年代里，他以其独到的眼光、敏锐的思维、刻苦的钻研，开拓了一个又一个自由的艺术空间、思想空间和文化空间，从而使中国现代话剧文学得到发展和成熟。在这一发展道路中，他始终本着忠于现实、忠于生活的态度来反映生活、评价生活、揭示生活本身所包含的意义。从他笔下无论是他爱的——英雄的可喜或可悲的人物，还是他恨的——卑微、琐碎的人物，认识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特有的社会存在及历史联系、生活方式和斗争形式，并从中透射出作家思想内容与艺术技巧的发展历程。
一 从宿命悲悯转到向现实社会寻求人物的出路
《雷雨》的主题是反对封建主义，追求个性解放。但同时又表现出宿命论的色彩，剧情从血缘关系与性爱纠葛切入，设置复杂的人物关系和尖锐的矛盾冲突，展开了两个相互依存又相互矛盾的乱伦故事。《雷雨》中的核心人物是周萍，他与蘩漪的乱伦是外在的、自觉的，双方积极地要去实现自我价值，而与四凤的乱伦则是隐在的、盲目的，是双方一旦知道就会全力反对的。作者讴歌了他为争取实现自我价值所作的努力，但同时又描写了他的懦弱而又无可奈何地逃避，因为就周萍而言，他对自我生命追求的同时又包含着自我否定的因素，无所作为等于放弃自我，积极追求必然导致毁灭，对伦理的敬畏却更深地触犯了伦理，对罪恶的逃避却更深地走向了罪恶。但这并不能说明作家是相信宿命的，从剧中我们可以看到作家自己的哲学和自己的热情熔铸起来的创造个性：一方面有着作家对现实世界阶级斗争及其残酷性的真实描绘，展现了他对支配现实斗争规律的探索；另一方面又从蘩漪、周萍、四凤等人物身上看到他苦苦寻求的焦灼和苦闷。
《雷雨》是一部杰出的现实主义家庭悲剧，带着作家神秘色彩的哲学对现实做的窥视和探索，那么，《日出》就是一部具有革命现实主义特色的社会悲剧，有着作家以他对现实的认识做出的回答。
《日出》将人放在金钱统治的社会上来考察，揭示人被金钱统治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毒化与吞噬。其中各色人物都被金钱的魔力控制着，有被金钱逗疯了的潘月婷、李石清、顾八奶奶，也有被金钱逼死了的黄省三、翠喜、小东西。在这样一个金钱可以颠倒黑白美丑、真假善恶的社会里，陈白露是这所有社会关系的结合点，她是一个充满矛盾、错综复杂的有机体。同时，作家也塑造了一位真正的知识分子方达生，他虽不能成为《日出》中的英雄，但他敢于去求索，这概括了在黎明前黑暗年代里追求光明的知识分子的普遍觉醒。
《日出》为我们描绘了一个散发着恶浊气息的人间地狱。但是，《日出》并不使人感到格外沉闷，也不令人沮喪。显然，《日出》的现实主义注入了新的血液，熔铸了作家的理想情绪和积极乐观的态度。它的现实主义的深刻性就在于作家虽没有指出一条明确的道路，但他却让人们看到了一点希望，并在刻画腐烂社会形态的同时揭示了它在灭亡之前所必然经历的过渡性时刻。
“摧毁黑暗社会吧，让人成为人！”曹禺的这一主题在《北京人》中得到了最充分、最完美的展现。家庭是社会组织的细胞，社会的变化与发展影响到家庭的变迁，家庭的兴衰际遇体现了社会生活、阶级斗争的动向和趋势。曾家就是旧中国封建士大夫家庭中的代表。曹禺选取了这个典型的没落士大夫家庭来反映主题，封建家长曾晧的精神支柱倾塌了，封建思想文化培养的子弟对人生绝望了，就连愫方那种旧时代最驯服、最有耐性的女性在痛苦辗转之后终于做出了艰难的选择——追求新生活，她的出走是人自身觉醒的体现，是对封建精神统治最深刻的冲击，也是最有力的否定。
曹禺从人物的地位和命运的角度观察社会、感受生活，深入人类精神生活领域，揭示黑暗势力对人精神上的控制、虐杀和人类心灵的追求。《雷雨》中描写封建主义对人的精神折磨与人性的反抗，虽以失败告终，却表现出作家探索的苦闷与不安；《日出》中反映人的精神追求与金钱化社会的深刻矛盾，其间透出微弱的希望之光，表现作家对人的发展道路的迷惘与憧憬；《北京人》中反映出封建阶级精神统治的破产，表现了作家对人的前途的乐观。曹禺剧作主题思想的不断提升，有力地证明：一个作家决不能靠简单地图解社会概念来反映时代，也不能靠举手顿足地嘶喊来表现热情，获得切实地感受才能更充分、更深刻地反映现实，这样的作品才能持久地保持历史的光辉。
二 从个人情爱的解放到社会群体的解放
蘩漪为了自由和爱的权利，不惜抛弃一个伦理母亲的天职，鲜明大胆地要求个性的张扬和解放，她是封建妻性的直接破坏者，是反抗奴性的勇士，但又是一个矛盾的女性，她的性格中交织着“最残酷的爱和最不忍的恨”，正是这种性格使她竭力想把自己从奴性的非人境遇中解救出来，恢复做人的尊严。在追求个性解放的道路上，她的热情是激荡的，反抗是尖锐的，这一切看来似乎具有“雷雨式”的性格，但她又是孱弱的，在利己主义思想支配下产生的反抗力量毕竟是软弱的，不能持久。因此，当她撕碎周朴园腐朽罪恶的伪善面纱时，也在撕碎她自己的面目；当她破坏自己的罪恶家庭时，也在破坏别人的幸福；当她要求自己的自由时，也在损坏别人的自由。作家喜爱这个人物，给予她很多的赞美，但作家也看到生活的真实，在刻画这一人物形象时，没有违反她性格中的逻辑。在她悲剧命运的发展中，刻画追求自由的资产阶级利己主义性质，也写出了一个资产阶级女性追求个性解放的悲剧。
如果说《雷雨》中渲染的阴郁沉闷闭锁的家庭氛围为人物突破家族制度，张扬个性解放做了很好的铺垫，表现出作者强烈控诉封建社会家族制度的话，《日出》所展示的情境与题旨则要宽泛和深邃得多。 陈白露从闭锁的家庭走向社会大世界，有了更大的表现空间和人身自由，然而在苦苦奋斗之后仍没能逃脱厄运。她的灵魂深处处于希望与绝望的交战之中，她厌恶黑暗，却只能为黑暗所笼罩；她渴望光明，也知道太阳一定会升起来，但她却明白自己注定看不到。陈白露的灵魂陷入痛苦的巨大深渊，这种痛苦显示出人性被黑暗势力扼杀，人类的理智遭到了恶意的嘲弄。作家通过对人性美好因素的毁灭来显示他对人的价值的肯定与认同，但一部伟大的悲剧，不仅仅具有崇高的美学目的，而且要在这个悲剧结局中表现出悲剧的必然性。陈白露痛苦的死亡是因为她盲目的信奉个人奋斗。她接受过“五四”新思潮的影响，错误地认为单凭个人去闯、去奋斗、去追求，就会实现自己的愿望，忽视了黑暗势力的强大。她的悲剧客观地表明：脱离开社会的解放去追求个性的解放，脱离开群众的斗争，单靠个人去闯是没有出路的。
曹禺对他笔下的女性的认识经历了一个螺旋式发展的过程。经过多年的艰難求索，他的女性形象终于在《北京人》中以崭新的方式出现了。这里的“家”已不像《雷雨》那样限于血缘伦理关系以及象征色彩，而是融会了更多社会学因素，表现出生活发展的趋势，写出了新生活秩序的必然胜利。
愫方是一个挣脱了旧时代悲剧命运而勇敢地跨进新生活、新世界的妇女典型。她曾经是一个生活在封建家庭圈子里的旧式女人，受到良好的传统教育，极具有“献身精神”，但却是一个将个性消磨在旧礼法之中，将自己的幸福寄托在畸形爱恋之中的带有浓郁悲剧色彩的人物，作家让她在这种痛苦挣扎中体味幻想的破灭、在幻想破灭中认清自身的命运，终于突破阻碍有了一个喜剧性的结局，这是因为家庭中有了瑞贞，而瑞贞有革命党的朋友，归根结底是因为有了革命，才使得愫方在希望破灭之后没有像陈白露那样陷入绝望，反而使她产生勇气走向新生活，这正是生活发展的必然。在愫方命运发展的过程中，从个人情爱思想中解脱和受群体力量的召唤是统一的。作家深刻地揭示出：革命把一个禁锢在毫无生气的黑暗王国中的善良而忍耐的女子都能唤醒，这正说明了革命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吸引力。
从寻求个人情爱到走向寻求社会群体解放的道路上，蘩漪是冲破传统樊篱奔向自由境界的先驱；陈白露是战胜女性的灵魂；愫方最终才实现了自我超越而避免了悲剧结局，这个历程是一个漫长的历程，这标志着作家创作意识由单面狭窄的个人情爱向丰富多彩的社会群体意识的转化。
三 悲喜剧的不断融合
曹禺是位具有喜剧情愫的悲剧作家，他的作品中不仅包含着撕肝裂肺的悲剧发展，同时也包含着破涕为笑的喜剧体验。这种体验，不但没有冲淡悲剧的底蕴和色彩，反而使其加深了，以更大的冲击力震荡着人的灵魂。
鲁贵是曹禺鄙视和憎恶的人物，作家刻画这么一个丑类是为了让他成为整部《雷雨》悲剧冲突的戏剧性的润滑剂和催化剂，这是因为他的存在对自尊自爱而又自忍的侍萍、对拥有敏感而脆弱灵魂的蘩漪、对痛苦生活中的亲生骨肉四凤来说，无形中使他们的悲剧命运更加可怕的深化了。鲁贵这个刁奴恶仆的喜剧人物的塑造，深化了《雷雨》的悲剧意蕴，加深了《雷雨》的悲剧色调，但他在《雷雨》这部悲剧中毕竟只是一种喜剧的间色。
在创作《日出》的时候，曹禺有意为剧中的悲剧人物设置了一种喜剧情境，以便更加真实、典型地揭示他们那种含泪的笑，带笑的泪的复杂悲剧命运。陈白露的人生哲学是四个“喜欢”，然而她却身不由己地丢弃了青春，成了有钱人玩弄的对象。于是，她以玩世不恭的态度对来到她身边的人们给予了喜剧性的揶揄。《日出》是曹禺试探的一次新路，一次将喜剧性和悲剧性融合起来，在更高意义上显示悲剧的“悲”的这样一条新路，作家将维系人们之间道貌岸然、虚情假意的人伦道德撕得粉碎，向人们展示了赤裸裸的金钱交易社会，让人们在喜剧化的情境中感受到遭凌辱的悲剧人物。
《北京人》展现的戏剧环境是一个典型的喜剧环境，在这个环境中，显示着作家已经深刻把握了整个旧制度必然崩溃的性质。这种历史的必然进程使曾晧这样的人物变成了喜剧的对象，作家以其高超的讽刺手法挖掘了曾晧腐朽黑暗的灵魂世界，特别是他对待愫方的问题上，深刻揭露了他那道貌岸然掩盖下的卑污心灵，在痛苦哀怜掩盖下的极端自私，作家把他隐藏在灵魂深处的最卑污的感情和那种“不自觉的自私”刻画地入目三分。
不能说喜剧的境界一定比悲剧的境界高。但是，就曹禺的创作发展来看，他写出《北京人》这样的喜剧作品，能反映他思想的进展，现实主义的深化。这是因为：一般说来，人们对现实的悲剧感受更为容易，而喜剧性却潜藏在现实深处。而《北京人》正是把隐蔽于悲剧现实后面的喜剧性发掘了出来，把封建主义“家”文化绞杀人灵魂的悲剧性，消磨人价值的喜剧性展示了出来，从而把他现实主义的戏剧艺术推到了一个新的境界。
曹禺是位具有现代文学意识的剧作家，不但拥有深厚的中西文化和戏剧修养以及洞悉现代戏剧与传统戏剧之间的因革变异，而且还能敏锐地感悟到中国话剧参与世界戏剧事业的历史潮流，始终高举现实主义的大旗，同时以开放、发展的目光博采众长，汲取古往今来其它戏剧流派的有益成份，以推进话剧现代化、民族化的历史进程。正是这样，曹禺才成为富有创作个性的曹禺，才赢得了人们的高度赞扬。
参考文献：
[1] 曹禺：《论戏剧》，四川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
[2] 朱栋霖：《论曹禺的戏剧创作》，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
[3] 王建：《论曹禺剧作中的知识女性形象——兼评曹禺的创作意识》，《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2期。
[4] 田本相：《曹禺剧作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
作者简介：朱晓荣，女，1979—，陕西富平人，本科，讲师，研究方向：汉语言文学，工作单位：西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