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6日晚，小肥羊集团发布公告称，百胜集团已和公司董事会主席张钢进行了初步讨论，将以现金全购小肥羊股份。如果收购成功，则意味着中国餐饮业自主品牌第一名的小肥羊改姓“洋”。(据4月29日《华夏时报》)
　　对于百胜餐饮对小肥羊的蚕食鲸吞，坊间有赞有弹，赞者称其可以引进外资及先进管理，必能使小肥羊更上一层楼；弹者则对民族品牌的沦落表示出极大的忧虑。
　　事实上，这只是一场很普通的商业收购而已，有必要上纲上线，上升到“民族”的高度吗?
　　据中国烹饪协会的统计，2010年中国餐饮业市场容量约为2万亿元，相对于如此庞大的基数，小肥羊一年不过19亿元(据小肥羊2010年年报)的营业额实在是九牛一毛。即使加上百胜餐饮在中国的市场份额，也不过2％，远远达不到垄断的条件。如果說2％就是垄断，那金融、电信、石油、电力这些行业算什么?
　　如果以民族企业说事，那也是杞人忧天。我们吃的“瘦肉精”，染色馒头，地沟油，其制造者难道就不是“民族企业”?凭什么说外资收购了“民族企业”就是坏事?“民族企业”被收购，是正常的商业行为，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没什么好说的，反倒是打着“民族企业”的招牌到处招摇撞骗，行祸国殃民之事的企业，那才是真正令人心痛!
　　20年一步一个脚印，张钢等人把小肥羊从50万元做到了19个亿，其中肯定不乏艰辛，也不可能没有感情。但是，国内餐饮业竞争激烈，作为民营企业，融资渠道缺失，产品单一，成本快速上涨等一大堆原因，促使小肥羊必须找一个靠山以支持自身的发展。与其苦苦挣扎，通过出售股权使小肥羊快速更上一层楼，又何错之有?
　　近年来，民族品牌一个接着一个地被卖掉，如果一个民族的衣、食、住、行都控制在外资手中，那绝对是一个莫大的讽刺，同时也是对国人经营管理能力的一个极大侮辱。但是，我们更需要反思的是整个投资环境，是不是适合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生存及发展?如果民营企业融资难、制度不完善、备受歧视、负担畸重等等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而外资可以提供强大的技术、管理、资金后盾，那就不能怪“民族品牌”投入外资怀抱了。
　　
　　“社保局人员无社保”不是一个人的悲剧
　　李辉
　　
　　如果有个人在一家单位上班，单位没有给他买社保，通常的解决办法是向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投诉。重庆市民顾建清上班11年了，单位一直没给他买社保，然而顾建清长期投诉无门，因为他的工作单位就是九龙坡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据4月6日《重庆晚报》)
　　在社保局上班的顾建清没有买社保，并且工资低于最低工资标准，没有签订劳动合同，这对于“眼看要退休”的他来说是一个悲剧。然而，这个悲剧不仅仅属于他一个人，发生在他身上的无情事实告诉公众——即使有了叠床架屋的法律法规，可是假如权力部门在尊重劳动者和保护自然人方面没有迫切感，每一个人的权利都可能游离于应有状态之外，哪怕你身处本来就应该替你维权的要害部门。
　　“社保局人员无社保”，不是因为社保局不懂法，记者采访时，社保局工作人员对“应该怎么做”说得头头是道；“社保局人员无社保”，也不是因为社保局一时疏忽，顾建清想解决问题，却遭遇了单位踢皮球，直到媒体介入后，社保局相关负责人迅速给顾建清打来电话，表示“立即着手解决此事”。这就说明，主导着“顾建清问题”解决的脉络，不是该不该给你办、能不能给你办，而是愿不愿给你办、需要不需要给你办。
　　一个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何以会如此对待本单位的劳动者?因为相关人员没有职业素养、缺乏法律信仰，远远未能把依照法规尊重劳动者和保护自然人当成自己深入骨髓的本能。因此，他们在面对一个权益受损的劳动者时，就不可能条件反射式地有所作为。这种现象的根源是什么?是他们没有动力、没有压力，背后的深层原因是监督的缺位。
　　高效的监督，可以使一个单位及其工作人员产生解决问题的紧迫感。反之，假如监督出现缝隙，单位及其工作人员就很可能放弃依法办事，而选择按自己的意志来决定是否办事、怎样办事。如此现象并不罕见，比如一些派出所纵容下属收“好处费”，比如一些审判人员对涉嫌犯罪的“前同事”刑讯逼供。更为普遍的是，相当多的职能部门，对辖区内自己该管的违法现象选择性执法、运动式执法——食品市场乱象不绝，特权车辆屡禁不止等等，都有监督不到位的因素在内。由此观之，
　　“社保局人员无社保”所折射出来的问题，几乎所有的社会人都会碰到。
　　“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与此类似的“社保人，无社保”乃至更多的“执法者，不执法”，都包含了全程的监督问题——哪个环节的监督失去力量，哪个环节就容易出状况，这是历史上验证无误的规律；“官家”出状况，最终最大的受害方却在民间，这也是历史上屡试不爽的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