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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对雷锋精神的发展基点始终表现在自强无私的道德品质、宽容仁爱的交往原则以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价值追求等三个方面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弘扬雷锋精神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要从内涵、本质、价值三个层面同向同行。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与必然趋势，以及彰显出中国对国际社会发展的责任意识和巨大贡献等角度，总结出雷锋精神作为一种超越时间与空间界线的理想信念，并随着时代内涵的发展被赋予了更为丰富内涵的结论。
关键词：雷锋精神；人类命运共同体；同向同行
中图分类号：D64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原4496（2021）01原091原07
基金项目：辽宁省社科规划基金委托项目重点项目“让更多青年凭借一技之长实现人生价值”（L19WTA014）。
大国要有大国的责任，大国责任不仅仅意味着承担起本国内的责任，还意味着要能够承担起全球范围内的责任。新冠肺炎疫情以来，中国以极高的行政效率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上下一心，为全球抗疫战争做出了表率，彰显出“中国之治”的独特优势。而在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过程中，上到国家下到个人，无不传递出雷锋精神这种超越时间与空间界线的信念能量，彰显出雷锋精神对我们当今这个时代所具有的巨大价值意义，无疑将延续国内外亿万人民的敬仰。同时，力所能及地为有需要的国家或地区提供必要的物资或人力等资源，目前为止已经直接或间接支援了世界上近百个国家和地区，这是世界上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做到的。中国正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当今世界，各国相互依存、休戚与共。我们要继承和弘扬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1]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不仅传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还反映出全球化背景下国际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与必然趋势。此时，有必要从学理层面梳理弘扬雷锋精神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逻辑关系，以弘扬雷锋精神助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并在追求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的过程中弘扬雷锋精神，实现弘扬雷锋精神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同向同行。
一、基于宏观背景下弘扬雷锋精神的发展基点
雷锋精神伴随着时代内涵不断发展被赋予了更为丰富的内涵，在此过程中，“雷锋”在我国已经成为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是中国各族人民甚至全球各国人民所共同崇拜和敬仰的榜样之一。但是不论时代如何变换，雷锋精神的内涵如何丰富，雷锋精神的发展基点却始终表现在自强无私的道德品质、宽容仁爱的交往原则以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价值追求三个层面，不曾改变。
（一）自强无私的道德品质
人格作为各学科共同的研究对象，在不同学科中的侧重是各有不同的。其中，人格和品质的内涵却往往是相同的，因此，道德主体的人格好坏常常是通过道德主体品质的善恶程度来判断和确定的。从个人修养的角度来看，雷锋在学习、工作、生活中一直努力追求至善的道德品质，并在此过程中形成了一种自强不息、忘我奉献的人格，也即一种自强不息、忘我奉献的品质。
自强不息的道德品质，是追求至善的根本保证。道德品质形成的过程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但这一动态发展的过程却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往往会在此动态发展过程中出现曲折性的特点。面对曲折复杂的道德主体，必须要以自强不息的道德品质作为支撑，才能够保持道德主体的至善品质。这代代相传的道德品质激励后人奋发图强、刚健有为，是华夏民族生生不息的脊梁。正是在传承了这种自强不息的道德品质后，雷锋逐渐将其内化成自己的个人人格，并在雷锋精神的形成、丰富和发展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支撑作用。雷锋精神中自强不息的道德品质，又是通过雷锋在学习、工作、生活中，始终坚持迎难而上、勇于探寻、革故鼎新所具体体现的。
忘我奉献的道德品质，是追求至善的思想升华。雷锋精神中忘我奉献的道德品质在思想观念层面上，主要表现在：对待广大民众朴实的阶级情怀，爱憎分明的阶层立场，先人后己的大公精神等。在“人是为什么活着”这个深刻的哲学问题上，雷锋一直秉承自己的做人标准，以全心全意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生活方式时刻要求自己，彰显了对广大人民群众最真挚、最朴实、最深厚的情感。或许在一些当代年轻人的眼中，雷锋就是一位可以为灾区捐赠物品和倾尽自己所有，却连一个名字都不愿留下的“傻子”，早已过时。但正因为忘我奉献这一崇高的精神境界，使雷锋始终坚持把毕生的精力与无限的青春事业全部奉献于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奋斗过程中，成为华夏儿女的一个崇高楷模。
（二）宽容仁爱的交往原则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本质上来说就是一种社会关系，突出表现为一种利益关系在整个社会交往中的一种表现形式。因为，人类要想生存就必须满足自身的生存需要，而满足自身生存需要又必须是以社会交往为基础。任何生存需求的获得都是以某种生产性的社会交往关系作为基础的，对特定生存物品的需要必须经过一定的社会关系才能够得以实现。因此，处理好与其他任何国家、地区和个人的社会交往关系，特别是与其他国家、地区和个人之间的一切利益冲突关系，必须严格遵守彼此之间相互宽容、仁爱互助、严于律己的社会交往原则。
尊重彼此之间相互宽容的基本原则，是整个社会交往关系和谐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在社会交往层面的相互宽容主要包含两个层面的意思：一是能满足基本的社会交往關系；二是能协调基本的社会交往关系。这就构成了整个社会交往关系和谐健康发展必不可少的基本条件：一方面，这有助于缓和社会上各国家、地区和个人之间的人际矛盾与交往冲突；另一方面，这也有助于扩大社会上不同国家、地区和个人之间的人际交往的范围。雷锋以身作则诚恳待人，每一次遇到问题，都坚持一定要先站在对方的角度出发来进行思考，本着一种自我尊重和相互宽容的原则，与周围的人和谐地相处。雷锋能够赢得他人的尊重，又有能够容忍他人的胸怀。也正是由于雷锋在与他人的人际交往过程中，一直以相互宽容的原则作为基本原则去提出要求，这才塑造出其一系列杰出的人格品质，成就了他人的认同和尊重。 尊重彼此之间仁爱互助的基本原则，是整个社会交往关系和谐健康发展的基本遵循。在社会交往层面的仁爱互助泛指日常社会交往中互相给予帮助的传统美德，对于社会交往关系的和谐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雷锋在自身的学习、工作、生活中，时时都在努力帮助他人。也许正是因为他一直都秉承通过慈善仁爱、相互帮助的日常社会交往方式、理念，融入社会、融入广大群众之中，才能够成为一个全心全意地为他人服务、为他人着想的人。这一原则使他乐于帮助他人。无论是国家、民族还是个人都非常需要尊崇雷锋精神中这种尊重彼此之间仁爱互助的基本原则，也唯有在这一基本原则的驱使下，不同国家、地区和个人才能够从中得到其他国家、地区和个人的理解、帮助和敬重，整个国际社会也才能够在真诚的交流互动中获得真正的发展。雷锋也恰恰正是透过这样一种尊重彼此之间仁爱互助的基本原则，深得人心，成为永远存在于国内外广大人民群众心中的一个可爱之人。
尊重彼此之间严于律己的基本原则，是整个社会交往关系和谐健康发展的有效保障。在社会交往层面的严于律己是指每一个国家、地区和个人都要通过审视自我，基于自身的存在与发展的必然性、规则性的认识，自觉地把良好的道德规范内化为自己的道德要求，并以此作为指导实际行动的道德要求。尊重彼此之间严于律己并不是借助于外力，而是通过对社会交往主体进行自我观察和选择，确立其内在的必然性。因此，这一社会交往的基本原则大致具有以下两种独特的表现：一是自觉选择道德行为；二是自愿选择道德行为。尊重彼此之间严于律己的基本原则恰恰正是雷锋在经历了诸多的实践后，对社会所要求的采取积极主动的行为，确保质量地完成；严格克制、坚决抵制社会所要求反对的，从而确保了更好地服务于广大人民群众的一种重要能力。
（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价值追求
雷锋精神通过履行集体主义义利观、爱党爱国爱人民的社会责任感和坚定拥护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来充分表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价值追求。义利观指的是人类社会对于义务和权利这对义利关系所形成的不同看法和态度。雷锋始终坚持树立集体主义的义利观，时时刻刻将维护国家、集体、人民的利益作为实现自身价值的衡量标准，最终成为舍弃自己、助人为乐的榜样。雷锋精神中所体现的集体主义义利观的主要特征大致表现为如下三点：一是个人作为集体的一种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二是个人和集体的共同利益在本质上基本是相互一致的，且只有将个人放在集体中，才能对集体发挥更大的效用；三是当集体利益在社会中受到威胁时，就需要每一个个人都能够不顾个人利益并去努力维护集体利益。因此，在发生利益冲突的情况下，雷锋每一次都能够毫不犹豫地做出自我牺牲，保全集体利益。
责任感指的是一种对他人的使命、胸怀、格局的集中体现和表达。雷锋精神中的爱党爱国爱人民的社会责任感并非是来自外部的强制性，而是从灵魂深处来的，是个人自身良知的体现。爱党爱国爱人民的社会责任感既是雷锋所作所为的初心，也是他所做一切的终结。雷锋秉持爱党爱国爱人民的社会责任感，这一理念体现在他对党、祖国和人民的忠诚与信仰。因为，雷锋本身就是在旧社会的艰难困苦中成长起来的，党和新中国把他拯救了出来。所以他的一生都有着对旧中国旧社会的无比的憎恨，以及对党和新中国的无比感激和热情。同时，雷锋精神中爱党爱国爱人民的社会责任感并非仅仅停留在口号之上，而是在具体行动中得到深刻的体现。此外，雷锋自始至终都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爱岗敬业者。只要我们的祖国有什么需要他，他就会像一根螺丝钉那样扎在哪里，不怕苦，不畏难，干一行，爱一行。这也是爱党爱国爱人民的社会责任感的重要方面，促使雷锋在他平凡的职业生涯中完成最为伟大的理想和使命。
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既反映了科学理论与崇高价值的辩证统一，又反映了现实阶段的追寻目标，是一种超越真理的终极理想。坚定拥护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始终引导雷锋进行艰苦的创业，在学习、工作和生活上排除万难，更好地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坚定拥护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始终鼓励雷锋时刻都用心地积极面对各种风险挑战，无论是身处顺境或者是身处逆境，他始终保持着积极、乐观、一心向上的精神风貌，成为广大人民群众学习的典范。
二、基于全球化背景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追求
“要完全地反映整个的事物，反映事物的本质，反映物的内部规律性，就必须经过思考作用”[2]291。因此，掌握和理解基于全球化背景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追求的核心必须从协调性的合意共识、普惠性的合作共赢以及包容性的和而不同三个维度展开。
（一）协调性的合意共识
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在实践中对于整个国际社会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视域中，不同主体之间通过相互尊敬、彼此理解、互利共赢等途径，能够形成一种协调性的合意共识的思想认知。协调性的合意共识可以有效凝聚共识减少社会争议，形成一种主流的政治议程，确定一种新的发展方向，回应基层民众的基本诉求，减少国家发展规划运行的成本以及相关很多领域内的掣肘。这种协调性的合意共识现象广泛地自由存在于世界上的各国家、地区、民族。同时，这种协调性的合意共识也可以在不同社会的不同层次上得到实现，如个人与个人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地区和地区之间、国与国之间。
在全世界的范围来看，由于观念价值上的撕裂所带来的政治上的分歧是十分普遍的现象，即政治极化现象。这也是在当今一些国家会出现右翼保守主义、民粹主义，使得在过去全球化时代背景下赖以维系的一系列价值、观念、意识形态以及政治运行方式、权力运行方式都出现非常大变化的原因。例如对待难民问题，不仅仅在中东和非洲等地区十分的严峻，给欧洲各国也带来很大的困扰，特别随着难民的大量进入所带来的一系列的福利保障、社会安全、长期居留定居等问题的外溢，使社会出现一定的撕裂。相反，中國改革开放40多年，发展的成功是建立在一个很强的共识的基础上，高度的共识促使中国没有盲信西方的政党政治、选举政治，而是把整个发展的重心都放在了具有高度共识的物质生产发展经济上，通过扩大增量的方式解决社会的矛盾分歧，十分稳定地度过社会转型期，即使社会群体间有一定的社会分化，但是基于共识仍然能够始终都维护共同利益。全球化背景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追求倡议，协调国际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在制定发展规划的时候不是依据某一方面的特殊利益、某一方面的特殊诉求，或者说是被某一个单一的利益集团所绑架，而是着眼于最大多数人的利益，最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的角度去推进政策、规划的制定，凸显协调性的合意共识。 协调性的合意共识的实现基础是各利益主体之间存在的共同利益，其价值追求在于有效调解全球化背景下各利益主体之间存在的各种纷繁复杂的利益纠纷。因为各利益主体都存在于一定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中，随着社会形势的日益发展，其各自需求的复杂性就会逐渐显现，但只要各利益主体之间存在共同需求，各利益主体就会不断追求实现共同价值的途径和方法。因此，多元主体之间的共同利益就是以相同需求为基础的思想共识，进而产生一种协调性的合意共识。与此同时，协调性的合意共识的思想基础是文化主体之间的互通。协调性的合意共识是当今全球优秀文化的一个核心内容，虽然依据文化传统、社会体制和意识形态等客观条件的不同，不同国家、地区、民族、个人对于同一问题的认知可能并不相同，但它们在本质上仍有相通之处。在传统文化的沉淀和传承的过程中，从而逐渐形成协调性的合意共识。此外，协调性的合意共识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追求。
（二）普惠性的合作共赢
当今世界，站在不同国家的不同立场，对于威胁的感知度和敏感度是有所不同的，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国际社会除了国与国之间的传统威胁之外，还有全人类都必须面对的非传统威胁。从历史事件可以看出，世界各国因非传统安全造成的伤害和损失实际上远高于国家之间冲突所造成的损失，比如说像现在正在经历的新冠肺炎疫情。非传统安全是指由非军事因素所引起的对不同国家地区和国际安全与稳定造成直接或间接影响的安全挑战。非传统安全不是由某一个国家造成的，并且需要全世界人民共同努力，任何单一国家都难以应对，呈现突发性、传播性、持续性以及不确定性等特点。因此，当今世界面临的最大威胁不是国与国之间的威胁，而是超越了国别间的威胁，即所谓的非传统安全威胁。非传统安全威胁之下，很多问题都被放大，甚至夸大、误解，加大了国家关系的危机，也加大了公共外交的难度。对此，国际社会必须形成一种普惠性的合作共赢的观念。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只有合作才能够解决问题，必须加快合作而不是带来新的分裂，这个时候还是热衷于对抗，只能是损人不利己。人类命运共同体所强调的人类命运是休戚与共的，必须携手才能解决问题，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解决国际非传统安全的中国方案，而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则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更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价值追求。其中，“合作共赢”集中体现了普惠性价值观的精髓内涵，意味着多元主体在合作过程中互惠、平等、协商的关系，普惠性的合作共赢既是全球化背景下国际社会共同追求的核心价值观，也是全球化背景下推动人类社会和谐发展的主要目标和方向。普惠性的合作共赢既是当今世界各发展中国家实施共建共赢发展理念的战略导向，也是当今世界各发达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领域努力追求更高价值的基本原则。多元主体在各种不同国际活动中所表达出的需求就是普惠性的合作共赢的本质，“不能身体已进入21世纪，而脑袋还停留在过去，停留在殖民扩张的旧时代里，停留在冷战思维、零和博弈老框框内”[3]。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反法西斯大国联手创立了一个多国组织———联合国，旨在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国际协作，从《联合国宣言》到《联合国宪章》，回望历史，促进合作共赢已经成为衡量国际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准。当今世界正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冠肺炎疫情威胁着全球人民的生命健康，也严重影响到人民的经济和社会生活，而在此背景下，单边主义抬头，企图分裂全球抗疫合作，疫情这场考验恰恰折射出合作共赢的重要性。当今世界互联互通，人类命运与共。在后疫情时代推进疫情防控、疫苗研发等方面的国际合作，拥抱经济全球化携手促进经济复苏，只有合作共赢，国际社会才能早日回归正轨。由此可见，这种普惠性的合作共赢不仅可以适用于同一个国家的各个民族地区，而且可以适用于绝大多数的民族国家，也必将适用于整个国际社会。这意味着在未来，“以合作取代对抗，以共赢取代独占”[4]。
（三）包容性的和而不同
在当今世界，可持续发展不仅仅是跟环境相关，而是跟整个国际社会如何凝聚到一起息息相关。如何更好地实现世界范围内的可持续发展，需要我们积极系统地思考。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包容性的“和而不同”给出了中国方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经济上有所改变，逐步实现现代化，发展新技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有一种承担责任感以及世界秩序的观念，支持多边组织机构，创新“一带一路”倡议，争取交流融合、促进基础设施的建设，实现共同繁荣，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历史没有终结，包容不同国家的不同经历，向世界展示了即使没有采用西方模式也能取得丰硕的增长，获得成功的方向也是未来需要继续的方向。每个国家都要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中国选择了和而不同的发展道路，和而不同体现的就是一种平衡，這种平衡是一种非常人性化的平衡，通过沟通实现全人类共享这个世界。
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视域下，包容性的和而不同既是全球化背景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要价值追求，也是全球化背景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的主要实现途径。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表现形式，其主要价值追求就是能够兼容差异，即秉承一种和谐包容性的和而不同，实现不同主体之间的动态共生联系。“和”与“同”是事物存在的两种状态，“和”代表不同事物的统一与和谐，是事物的丰富多样、相辅相成，能够营造新境界，体现的是辩证法；“同”则表示单一事物的堆积，是事物的相互重复、相互排斥，不能产生新事物，体现的是形而上学。“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和而不同是一切事物发生发展的规律。”[5]和谐性的和而不同不仅提供了治国理政的方略，而且揭示了事物发展的规律，反映了共生与共存之间的辩证关系，是伟大的哲学命题。
客观世界总是存在差异性和多样性的，每一个事物都有属于自己的独特个性，这是客观存在的。如果客观世界上的事物都是相互重复、相互排斥，那么事物的发展进步也就停滞不前，人类世界与人类思想也是如此。因此，要尊重事物之间的客观差异，促进事物的和谐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让人类社会整齐划一，也不是说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就不会有国家间的利益冲突，当前全球化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必然趋势，要理性处理不同国家、地区间的差异，保持各国家、地区的利益和文化独立性。发现自身之美，然后发现、欣赏他人之美，再到相互欣赏、赞美，最后达到借鉴和共同提高。有鉴于此，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国与国之间应当遵守包容性的和而不同。包容性的和而不同表明，“世界命运握在各国人民手中，人类前途系于各国人民的选择中”[6]59。 三、雷锋精神的发展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追求的契合点
雷锋精神无疑将延续国内外亿万人民敬仰，彰显出对我们这个时代巨大的时代价值。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追求契合于雷锋精神发展的基点之中，可见，弘扬雷锋精神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内涵、本质与价值上皆同向同行。
（一）在内涵层面同向同行
雷锋精神的发展具有鲜明的道德底色，即自强无私、宽容仁爱以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发展基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追求同样具有鲜明的道德底色，即协调性的合意共识、普惠性的合作共赢以及包容性的和而不同的价值追求。从内涵层面进行分析可以发现，二者皆是以善为本，皆体现与人为善的道德底色。“中华传统美德是中华文化精髓，蕴含着丰富的思想道德资源”[7 ]164，与人为善作为中华美德其内涵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丰富，其价值早已超出实现人际间和谐交往范畴，上升到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民族间，有效地促进了国际社会的和谐发展。雷锋精神一方面正是在道德层面上传承并发展了与人为善这一中华民族绵延数千年的优秀中华传统美德，其中“仁”“义”“大同”等中华传统美德积淀了中华民族数千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体现个人精神追求与社会道德修养的发展方向；另一方面，雷锋精神准确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和国际共产主义的基本道德品质的特征和先进性，从道德层面来看，主要显现在勇于善待他人、乐于帮助他人的基本道德品质要求上。雷锋正是在正确认识并做到与人为善这一基本道德规范的基础上，在学习、工作和生活中时刻坚守与人为善的道德底色，才能够培养出随着时代内涵不断丰富发展的雷锋精神。如果没有坚守与人为善的道德底色就不会有自强无私的道德品质，也不会有宽容仁爱的交往原则，更不会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价值追求。
同时，与人为善作为中国传统国家政治指导思想的重要组成内容之一，其明确强调了在处理不同国家、地区、民族之间的国际关系时应该充分发挥崇尚道德文明、尊重文化感召的政治作用，而不是直接采取武力征服、战争威胁的统治方式，这契合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理应是当今世界各国家、地区、民族之间进行国际交往合作时需遵循的基本前提与原则。人类命运共同体完美继承了这一优秀的传统国家政治指导思想，并将其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理论和国际共产主义道德要求深度融合，这不仅体现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在全球化时代背景下的一种创新发展，更是彰显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华民族在界定不同国家、民族、文化认同方面所作出的中国贡献和中国智慧。因此，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不懈追求，既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以与人为善为内涵的雷锋精神作为一种优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指导作用，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全球化时代背景下雷锋精神的弘扬与发展。弘扬雷锋精神作为实现全球化背景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追求的基本内容，二者紧密契合于与人为善的道德底色，在内涵层面同向同行。
（二）在本质层面同向同行
雷锋精神本身就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围绕和平与发展这一时代主题，领导中国人民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实践过程中形成的必然产物，其本质中也就必然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要求的基本规范。人类命运共同体同样是在此实践过程中不断凝练、逐步形成的理论成果，它始终体现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和意识标准，在本质上必然也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要求的基本规范。从本质层面进行分析可以发现，二者皆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皆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要求的基本规范。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要求的基本规范就是中国共产党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等科学理论的指导下，在中国的大地上探索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自觉形成的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它是在社会实践中对社会的物质生活所产生的直观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要求的基本规范虽然是具有阶级性的，但却并不具备强制力。有鉴于此，雷锋精神是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自觉地形成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在推进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进程中形成的一种重要的精神品格。在雷锋精神自觉地形成与培育的过程中，雷锋作为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的战士、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者，在其现实生活中始终怀有诚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的基本规范，在学习、工作和朴实的生活实践中先人后己、无私献身，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出发点的高尚道德。时代在不断进步，在时代不断进步的过程中雷锋精神的内涵获得不断丰富，但雷锋精神始终维护全国各族人民根本利益的发展基点不曾改变。始终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此外，雷锋精神也是追求改善人际交往、和谐关系的一种更高价值意识取向。马克思曾明确指出：“任何一种解放都是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8 ]443而我们所谓的共产主义理想世界其实就是这样泛指一个不被任何压迫、任何剥削，不牺牲任何他人的根本利益，而且是保障所有人利益的社会生活。雷锋精神这种忠诚服务于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爱国激情与奉献精神，表达出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诉求。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已经取得丰硕成果的基础上，准确来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蓬勃发展阶段不断凝练、逐步形成的理论成果。在本质上，人类命运共同体并非资本主义的友善或封建主义的友善，而是构建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下的公正和平等环境中，体现了集体主义的价值原则，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和内涵特征。因此，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不懈追求，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弘扬雷锋精神的超越发展，二者紧密契合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要求的基本规范，在本质层面同向同行。
（三）在价值层面同向同行
雷锋精神不仅充分体现了中国各族人民所欣赏和期待的美德，而且也充分体现了全世界各国人民所共同欣赏和期待的美德。人类命运共同体则蕴含着一种来自人类社会的共同价值和精神追求，也就是说，弘扬雷锋精神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整个世界发展过程中皆具有着相通的世界价值和世界意义。雷锋精神早已横渡重洋迈出国门，面向世界，“2007年，辽宁省首次把‘雷锋奖章’授予一位外国人———美国青年雷夫·罗杰斯”[9]。雷锋精神远远超出时代环境和地理空间的局限，其自强无私的道德品质、宽容仁爱的交往原则以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价值追求就是我們这个时代全球各国人民所共同追求的一种大善，由此看出雷锋精神的价值追求并没有国界之分，具有一定的世界价值和世界意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追求也具有全球各国人民所共同追求的发展特征。尤其是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时代背景下，由于社会制度、宗教信仰、利益分配和民族文化传统的不同，常常难以真正做到公平竞争，如果只从自身利益角度出发，不顾他人利益，甚至会严重损害到共同利益，必然也就会对国际社会的和谐发展造成不可忽视的影响，由此引起更大的国际冲突和混乱。在当代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人类命运共同体已经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一种趋势，更是已经成为人类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途径，为人类的生活提供了更好的生存环境。此时，人类命运共同体对世界的意义更加突出。从弘扬雷锋精神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追求可以看出，弘扬雷锋精神中包含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追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则有助于推进弘扬雷锋精神的实践运动，丰富了雷锋精神的时代内涵，二者皆具有一定程度的世界价值与世界意义，在价值层面同向同行。
参考文献
[1]习近平.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N].人民日报，2015-09-29（2）.
[2]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习近平.推动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关于国际关系和我国外交战略[N].人民日报，2016-05-11（9）.
[4]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07-02（2）.
[5]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09-25（2）.
[6]党的十九大报告辅导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7]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9]龚亮，王昊魁，周洪双.今天，我们更需要“雷锋”———代表委员谈雷锋精神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N].光明日报，2014-03-03（5）.
责任编辑：桂峰兰
关键词：雷锋精神；人类命运共同体；同向同行
中图分类号：D64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原4496（2021）01原091原07
基金项目：辽宁省社科规划基金委托项目重点项目“让更多青年凭借一技之长实现人生价值”（L19WTA014）。
大国要有大国的责任，大国责任不仅仅意味着承担起本国内的责任，还意味着要能够承担起全球范围内的责任。新冠肺炎疫情以来，中国以极高的行政效率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上下一心，为全球抗疫战争做出了表率，彰显出“中国之治”的独特优势。而在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过程中，上到国家下到个人，无不传递出雷锋精神这种超越时间与空间界线的信念能量，彰显出雷锋精神对我们当今这个时代所具有的巨大价值意义，无疑将延续国内外亿万人民的敬仰。同时，力所能及地为有需要的国家或地区提供必要的物资或人力等资源，目前为止已经直接或间接支援了世界上近百个国家和地区，这是世界上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做到的。中国正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当今世界，各国相互依存、休戚与共。我们要继承和弘扬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1]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不仅传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还反映出全球化背景下国际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与必然趋势。此时，有必要从学理层面梳理弘扬雷锋精神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逻辑关系，以弘扬雷锋精神助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并在追求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的过程中弘扬雷锋精神，实现弘扬雷锋精神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同向同行。
一、基于宏观背景下弘扬雷锋精神的发展基点
雷锋精神伴随着时代内涵不断发展被赋予了更为丰富的内涵，在此过程中，“雷锋”在我国已经成为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是中国各族人民甚至全球各国人民所共同崇拜和敬仰的榜样之一。但是不论时代如何变换，雷锋精神的内涵如何丰富，雷锋精神的发展基点却始终表现在自强无私的道德品质、宽容仁爱的交往原则以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价值追求三个层面，不曾改变。
（一）自强无私的道德品质
人格作为各学科共同的研究对象，在不同学科中的侧重是各有不同的。其中，人格和品质的内涵却往往是相同的，因此，道德主体的人格好坏常常是通过道德主体品质的善恶程度来判断和确定的。从个人修养的角度来看，雷锋在学习、工作、生活中一直努力追求至善的道德品质，并在此过程中形成了一种自强不息、忘我奉献的人格，也即一种自强不息、忘我奉献的品质。
自强不息的道德品质，是追求至善的根本保证。道德品质形成的过程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但这一动态发展的过程却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往往会在此动态发展过程中出现曲折性的特点。面对曲折复杂的道德主体，必须要以自强不息的道德品质作为支撑，才能够保持道德主体的至善品质。这代代相传的道德品质激励后人奋发图强、刚健有为，是华夏民族生生不息的脊梁。正是在传承了这种自强不息的道德品质后，雷锋逐渐将其内化成自己的个人人格，并在雷锋精神的形成、丰富和发展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支撑作用。雷锋精神中自强不息的道德品质，又是通过雷锋在学习、工作、生活中，始终坚持迎难而上、勇于探寻、革故鼎新所具体体现的。
忘我奉献的道德品质，是追求至善的思想升华。雷锋精神中忘我奉献的道德品质在思想观念层面上，主要表现在：对待广大民众朴实的阶级情怀，爱憎分明的阶层立场，先人后己的大公精神等。在“人是为什么活着”这个深刻的哲学问题上，雷锋一直秉承自己的做人标准，以全心全意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生活方式时刻要求自己，彰显了对广大人民群众最真挚、最朴实、最深厚的情感。或许在一些当代年轻人的眼中，雷锋就是一位可以为灾区捐赠物品和倾尽自己所有，却连一个名字都不愿留下的“傻子”，早已过时。但正因为忘我奉献这一崇高的精神境界，使雷锋始终坚持把毕生的精力与无限的青春事业全部奉献于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奋斗过程中，成为华夏儿女的一个崇高楷模。
（二）宽容仁爱的交往原则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本质上来说就是一种社会关系，突出表现为一种利益关系在整个社会交往中的一种表现形式。因为，人类要想生存就必须满足自身的生存需要，而满足自身生存需要又必须是以社会交往为基础。任何生存需求的获得都是以某种生产性的社会交往关系作为基础的，对特定生存物品的需要必须经过一定的社会关系才能够得以实现。因此，处理好与其他任何国家、地区和个人的社会交往关系，特别是与其他国家、地区和个人之间的一切利益冲突关系，必须严格遵守彼此之间相互宽容、仁爱互助、严于律己的社会交往原则。
尊重彼此之间相互宽容的基本原则，是整个社会交往关系和谐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在社会交往层面的相互宽容主要包含两个层面的意思：一是能满足基本的社会交往關系；二是能协调基本的社会交往关系。这就构成了整个社会交往关系和谐健康发展必不可少的基本条件：一方面，这有助于缓和社会上各国家、地区和个人之间的人际矛盾与交往冲突；另一方面，这也有助于扩大社会上不同国家、地区和个人之间的人际交往的范围。雷锋以身作则诚恳待人，每一次遇到问题，都坚持一定要先站在对方的角度出发来进行思考，本着一种自我尊重和相互宽容的原则，与周围的人和谐地相处。雷锋能够赢得他人的尊重，又有能够容忍他人的胸怀。也正是由于雷锋在与他人的人际交往过程中，一直以相互宽容的原则作为基本原则去提出要求，这才塑造出其一系列杰出的人格品质，成就了他人的认同和尊重。 尊重彼此之间仁爱互助的基本原则，是整个社会交往关系和谐健康发展的基本遵循。在社会交往层面的仁爱互助泛指日常社会交往中互相给予帮助的传统美德，对于社会交往关系的和谐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雷锋在自身的学习、工作、生活中，时时都在努力帮助他人。也许正是因为他一直都秉承通过慈善仁爱、相互帮助的日常社会交往方式、理念，融入社会、融入广大群众之中，才能够成为一个全心全意地为他人服务、为他人着想的人。这一原则使他乐于帮助他人。无论是国家、民族还是个人都非常需要尊崇雷锋精神中这种尊重彼此之间仁爱互助的基本原则，也唯有在这一基本原则的驱使下，不同国家、地区和个人才能够从中得到其他国家、地区和个人的理解、帮助和敬重，整个国际社会也才能够在真诚的交流互动中获得真正的发展。雷锋也恰恰正是透过这样一种尊重彼此之间仁爱互助的基本原则，深得人心，成为永远存在于国内外广大人民群众心中的一个可爱之人。
尊重彼此之间严于律己的基本原则，是整个社会交往关系和谐健康发展的有效保障。在社会交往层面的严于律己是指每一个国家、地区和个人都要通过审视自我，基于自身的存在与发展的必然性、规则性的认识，自觉地把良好的道德规范内化为自己的道德要求，并以此作为指导实际行动的道德要求。尊重彼此之间严于律己并不是借助于外力，而是通过对社会交往主体进行自我观察和选择，确立其内在的必然性。因此，这一社会交往的基本原则大致具有以下两种独特的表现：一是自觉选择道德行为；二是自愿选择道德行为。尊重彼此之间严于律己的基本原则恰恰正是雷锋在经历了诸多的实践后，对社会所要求的采取积极主动的行为，确保质量地完成；严格克制、坚决抵制社会所要求反对的，从而确保了更好地服务于广大人民群众的一种重要能力。
（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价值追求
雷锋精神通过履行集体主义义利观、爱党爱国爱人民的社会责任感和坚定拥护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来充分表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价值追求。义利观指的是人类社会对于义务和权利这对义利关系所形成的不同看法和态度。雷锋始终坚持树立集体主义的义利观，时时刻刻将维护国家、集体、人民的利益作为实现自身价值的衡量标准，最终成为舍弃自己、助人为乐的榜样。雷锋精神中所体现的集体主义义利观的主要特征大致表现为如下三点：一是个人作为集体的一种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二是个人和集体的共同利益在本质上基本是相互一致的，且只有将个人放在集体中，才能对集体发挥更大的效用；三是当集体利益在社会中受到威胁时，就需要每一个个人都能够不顾个人利益并去努力维护集体利益。因此，在发生利益冲突的情况下，雷锋每一次都能够毫不犹豫地做出自我牺牲，保全集体利益。
责任感指的是一种对他人的使命、胸怀、格局的集中体现和表达。雷锋精神中的爱党爱国爱人民的社会责任感并非是来自外部的强制性，而是从灵魂深处来的，是个人自身良知的体现。爱党爱国爱人民的社会责任感既是雷锋所作所为的初心，也是他所做一切的终结。雷锋秉持爱党爱国爱人民的社会责任感，这一理念体现在他对党、祖国和人民的忠诚与信仰。因为，雷锋本身就是在旧社会的艰难困苦中成长起来的，党和新中国把他拯救了出来。所以他的一生都有着对旧中国旧社会的无比的憎恨，以及对党和新中国的无比感激和热情。同时，雷锋精神中爱党爱国爱人民的社会责任感并非仅仅停留在口号之上，而是在具体行动中得到深刻的体现。此外，雷锋自始至终都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爱岗敬业者。只要我们的祖国有什么需要他，他就会像一根螺丝钉那样扎在哪里，不怕苦，不畏难，干一行，爱一行。这也是爱党爱国爱人民的社会责任感的重要方面，促使雷锋在他平凡的职业生涯中完成最为伟大的理想和使命。
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既反映了科学理论与崇高价值的辩证统一，又反映了现实阶段的追寻目标，是一种超越真理的终极理想。坚定拥护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始终引导雷锋进行艰苦的创业，在学习、工作和生活上排除万难，更好地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坚定拥护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始终鼓励雷锋时刻都用心地积极面对各种风险挑战，无论是身处顺境或者是身处逆境，他始终保持着积极、乐观、一心向上的精神风貌，成为广大人民群众学习的典范。
二、基于全球化背景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追求
“要完全地反映整个的事物，反映事物的本质，反映物的内部规律性，就必须经过思考作用”[2]291。因此，掌握和理解基于全球化背景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追求的核心必须从协调性的合意共识、普惠性的合作共赢以及包容性的和而不同三个维度展开。
（一）协调性的合意共识
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在实践中对于整个国际社会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视域中，不同主体之间通过相互尊敬、彼此理解、互利共赢等途径，能够形成一种协调性的合意共识的思想认知。协调性的合意共识可以有效凝聚共识减少社会争议，形成一种主流的政治议程，确定一种新的发展方向，回应基层民众的基本诉求，减少国家发展规划运行的成本以及相关很多领域内的掣肘。这种协调性的合意共识现象广泛地自由存在于世界上的各国家、地区、民族。同时，这种协调性的合意共识也可以在不同社会的不同层次上得到实现，如个人与个人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地区和地区之间、国与国之间。
在全世界的范围来看，由于观念价值上的撕裂所带来的政治上的分歧是十分普遍的现象，即政治极化现象。这也是在当今一些国家会出现右翼保守主义、民粹主义，使得在过去全球化时代背景下赖以维系的一系列价值、观念、意识形态以及政治运行方式、权力运行方式都出现非常大变化的原因。例如对待难民问题，不仅仅在中东和非洲等地区十分的严峻，给欧洲各国也带来很大的困扰，特别随着难民的大量进入所带来的一系列的福利保障、社会安全、长期居留定居等问题的外溢，使社会出现一定的撕裂。相反，中國改革开放40多年，发展的成功是建立在一个很强的共识的基础上，高度的共识促使中国没有盲信西方的政党政治、选举政治，而是把整个发展的重心都放在了具有高度共识的物质生产发展经济上，通过扩大增量的方式解决社会的矛盾分歧，十分稳定地度过社会转型期，即使社会群体间有一定的社会分化，但是基于共识仍然能够始终都维护共同利益。全球化背景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追求倡议，协调国际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在制定发展规划的时候不是依据某一方面的特殊利益、某一方面的特殊诉求，或者说是被某一个单一的利益集团所绑架，而是着眼于最大多数人的利益，最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的角度去推进政策、规划的制定，凸显协调性的合意共识。 协调性的合意共识的实现基础是各利益主体之间存在的共同利益，其价值追求在于有效调解全球化背景下各利益主体之间存在的各种纷繁复杂的利益纠纷。因为各利益主体都存在于一定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中，随着社会形势的日益发展，其各自需求的复杂性就会逐渐显现，但只要各利益主体之间存在共同需求，各利益主体就会不断追求实现共同价值的途径和方法。因此，多元主体之间的共同利益就是以相同需求为基础的思想共识，进而产生一种协调性的合意共识。与此同时，协调性的合意共识的思想基础是文化主体之间的互通。协调性的合意共识是当今全球优秀文化的一个核心内容，虽然依据文化传统、社会体制和意识形态等客观条件的不同，不同国家、地区、民族、个人对于同一问题的认知可能并不相同，但它们在本质上仍有相通之处。在传统文化的沉淀和传承的过程中，从而逐渐形成协调性的合意共识。此外，协调性的合意共识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追求。
（二）普惠性的合作共赢
当今世界，站在不同国家的不同立场，对于威胁的感知度和敏感度是有所不同的，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国际社会除了国与国之间的传统威胁之外，还有全人类都必须面对的非传统威胁。从历史事件可以看出，世界各国因非传统安全造成的伤害和损失实际上远高于国家之间冲突所造成的损失，比如说像现在正在经历的新冠肺炎疫情。非传统安全是指由非军事因素所引起的对不同国家地区和国际安全与稳定造成直接或间接影响的安全挑战。非传统安全不是由某一个国家造成的，并且需要全世界人民共同努力，任何单一国家都难以应对，呈现突发性、传播性、持续性以及不确定性等特点。因此，当今世界面临的最大威胁不是国与国之间的威胁，而是超越了国别间的威胁，即所谓的非传统安全威胁。非传统安全威胁之下，很多问题都被放大，甚至夸大、误解，加大了国家关系的危机，也加大了公共外交的难度。对此，国际社会必须形成一种普惠性的合作共赢的观念。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只有合作才能够解决问题，必须加快合作而不是带来新的分裂，这个时候还是热衷于对抗，只能是损人不利己。人类命运共同体所强调的人类命运是休戚与共的，必须携手才能解决问题，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解决国际非传统安全的中国方案，而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则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更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价值追求。其中，“合作共赢”集中体现了普惠性价值观的精髓内涵，意味着多元主体在合作过程中互惠、平等、协商的关系，普惠性的合作共赢既是全球化背景下国际社会共同追求的核心价值观，也是全球化背景下推动人类社会和谐发展的主要目标和方向。普惠性的合作共赢既是当今世界各发展中国家实施共建共赢发展理念的战略导向，也是当今世界各发达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领域努力追求更高价值的基本原则。多元主体在各种不同国际活动中所表达出的需求就是普惠性的合作共赢的本质，“不能身体已进入21世纪，而脑袋还停留在过去，停留在殖民扩张的旧时代里，停留在冷战思维、零和博弈老框框内”[3]。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反法西斯大国联手创立了一个多国组织———联合国，旨在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国际协作，从《联合国宣言》到《联合国宪章》，回望历史，促进合作共赢已经成为衡量国际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准。当今世界正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冠肺炎疫情威胁着全球人民的生命健康，也严重影响到人民的经济和社会生活，而在此背景下，单边主义抬头，企图分裂全球抗疫合作，疫情这场考验恰恰折射出合作共赢的重要性。当今世界互联互通，人类命运与共。在后疫情时代推进疫情防控、疫苗研发等方面的国际合作，拥抱经济全球化携手促进经济复苏，只有合作共赢，国际社会才能早日回归正轨。由此可见，这种普惠性的合作共赢不仅可以适用于同一个国家的各个民族地区，而且可以适用于绝大多数的民族国家，也必将适用于整个国际社会。这意味着在未来，“以合作取代对抗，以共赢取代独占”[4]。
（三）包容性的和而不同
在当今世界，可持续发展不仅仅是跟环境相关，而是跟整个国际社会如何凝聚到一起息息相关。如何更好地实现世界范围内的可持续发展，需要我们积极系统地思考。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包容性的“和而不同”给出了中国方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经济上有所改变，逐步实现现代化，发展新技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有一种承担责任感以及世界秩序的观念，支持多边组织机构，创新“一带一路”倡议，争取交流融合、促进基础设施的建设，实现共同繁荣，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历史没有终结，包容不同国家的不同经历，向世界展示了即使没有采用西方模式也能取得丰硕的增长，获得成功的方向也是未来需要继续的方向。每个国家都要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中国选择了和而不同的发展道路，和而不同体现的就是一种平衡，這种平衡是一种非常人性化的平衡，通过沟通实现全人类共享这个世界。
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视域下，包容性的和而不同既是全球化背景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要价值追求，也是全球化背景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的主要实现途径。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表现形式，其主要价值追求就是能够兼容差异，即秉承一种和谐包容性的和而不同，实现不同主体之间的动态共生联系。“和”与“同”是事物存在的两种状态，“和”代表不同事物的统一与和谐，是事物的丰富多样、相辅相成，能够营造新境界，体现的是辩证法；“同”则表示单一事物的堆积，是事物的相互重复、相互排斥，不能产生新事物，体现的是形而上学。“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和而不同是一切事物发生发展的规律。”[5]和谐性的和而不同不仅提供了治国理政的方略，而且揭示了事物发展的规律，反映了共生与共存之间的辩证关系，是伟大的哲学命题。
客观世界总是存在差异性和多样性的，每一个事物都有属于自己的独特个性，这是客观存在的。如果客观世界上的事物都是相互重复、相互排斥，那么事物的发展进步也就停滞不前，人类世界与人类思想也是如此。因此，要尊重事物之间的客观差异，促进事物的和谐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让人类社会整齐划一，也不是说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就不会有国家间的利益冲突，当前全球化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必然趋势，要理性处理不同国家、地区间的差异，保持各国家、地区的利益和文化独立性。发现自身之美，然后发现、欣赏他人之美，再到相互欣赏、赞美，最后达到借鉴和共同提高。有鉴于此，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国与国之间应当遵守包容性的和而不同。包容性的和而不同表明，“世界命运握在各国人民手中，人类前途系于各国人民的选择中”[6]59。 三、雷锋精神的发展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追求的契合点
雷锋精神无疑将延续国内外亿万人民敬仰，彰显出对我们这个时代巨大的时代价值。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追求契合于雷锋精神发展的基点之中，可见，弘扬雷锋精神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内涵、本质与价值上皆同向同行。
（一）在内涵层面同向同行
雷锋精神的发展具有鲜明的道德底色，即自强无私、宽容仁爱以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发展基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追求同样具有鲜明的道德底色，即协调性的合意共识、普惠性的合作共赢以及包容性的和而不同的价值追求。从内涵层面进行分析可以发现，二者皆是以善为本，皆体现与人为善的道德底色。“中华传统美德是中华文化精髓，蕴含着丰富的思想道德资源”[7 ]164，与人为善作为中华美德其内涵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丰富，其价值早已超出实现人际间和谐交往范畴，上升到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民族间，有效地促进了国际社会的和谐发展。雷锋精神一方面正是在道德层面上传承并发展了与人为善这一中华民族绵延数千年的优秀中华传统美德，其中“仁”“义”“大同”等中华传统美德积淀了中华民族数千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体现个人精神追求与社会道德修养的发展方向；另一方面，雷锋精神准确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和国际共产主义的基本道德品质的特征和先进性，从道德层面来看，主要显现在勇于善待他人、乐于帮助他人的基本道德品质要求上。雷锋正是在正确认识并做到与人为善这一基本道德规范的基础上，在学习、工作和生活中时刻坚守与人为善的道德底色，才能够培养出随着时代内涵不断丰富发展的雷锋精神。如果没有坚守与人为善的道德底色就不会有自强无私的道德品质，也不会有宽容仁爱的交往原则，更不会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价值追求。
同时，与人为善作为中国传统国家政治指导思想的重要组成内容之一，其明确强调了在处理不同国家、地区、民族之间的国际关系时应该充分发挥崇尚道德文明、尊重文化感召的政治作用，而不是直接采取武力征服、战争威胁的统治方式，这契合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理应是当今世界各国家、地区、民族之间进行国际交往合作时需遵循的基本前提与原则。人类命运共同体完美继承了这一优秀的传统国家政治指导思想，并将其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理论和国际共产主义道德要求深度融合，这不仅体现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在全球化时代背景下的一种创新发展，更是彰显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华民族在界定不同国家、民族、文化认同方面所作出的中国贡献和中国智慧。因此，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不懈追求，既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以与人为善为内涵的雷锋精神作为一种优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指导作用，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全球化时代背景下雷锋精神的弘扬与发展。弘扬雷锋精神作为实现全球化背景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追求的基本内容，二者紧密契合于与人为善的道德底色，在内涵层面同向同行。
（二）在本质层面同向同行
雷锋精神本身就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围绕和平与发展这一时代主题，领导中国人民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实践过程中形成的必然产物，其本质中也就必然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要求的基本规范。人类命运共同体同样是在此实践过程中不断凝练、逐步形成的理论成果，它始终体现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和意识标准，在本质上必然也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要求的基本规范。从本质层面进行分析可以发现，二者皆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皆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要求的基本规范。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要求的基本规范就是中国共产党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等科学理论的指导下，在中国的大地上探索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自觉形成的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它是在社会实践中对社会的物质生活所产生的直观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要求的基本规范虽然是具有阶级性的，但却并不具备强制力。有鉴于此，雷锋精神是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自觉地形成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在推进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进程中形成的一种重要的精神品格。在雷锋精神自觉地形成与培育的过程中，雷锋作为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的战士、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者，在其现实生活中始终怀有诚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的基本规范，在学习、工作和朴实的生活实践中先人后己、无私献身，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出发点的高尚道德。时代在不断进步，在时代不断进步的过程中雷锋精神的内涵获得不断丰富，但雷锋精神始终维护全国各族人民根本利益的发展基点不曾改变。始终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此外，雷锋精神也是追求改善人际交往、和谐关系的一种更高价值意识取向。马克思曾明确指出：“任何一种解放都是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8 ]443而我们所谓的共产主义理想世界其实就是这样泛指一个不被任何压迫、任何剥削，不牺牲任何他人的根本利益，而且是保障所有人利益的社会生活。雷锋精神这种忠诚服务于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爱国激情与奉献精神，表达出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诉求。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已经取得丰硕成果的基础上，准确来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蓬勃发展阶段不断凝练、逐步形成的理论成果。在本质上，人类命运共同体并非资本主义的友善或封建主义的友善，而是构建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下的公正和平等环境中，体现了集体主义的价值原则，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和内涵特征。因此，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不懈追求，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弘扬雷锋精神的超越发展，二者紧密契合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要求的基本规范，在本质层面同向同行。
（三）在价值层面同向同行
雷锋精神不仅充分体现了中国各族人民所欣赏和期待的美德，而且也充分体现了全世界各国人民所共同欣赏和期待的美德。人类命运共同体则蕴含着一种来自人类社会的共同价值和精神追求，也就是说，弘扬雷锋精神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整个世界发展过程中皆具有着相通的世界价值和世界意义。雷锋精神早已横渡重洋迈出国门，面向世界，“2007年，辽宁省首次把‘雷锋奖章’授予一位外国人———美国青年雷夫·罗杰斯”[9]。雷锋精神远远超出时代环境和地理空间的局限，其自强无私的道德品质、宽容仁爱的交往原则以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价值追求就是我們这个时代全球各国人民所共同追求的一种大善，由此看出雷锋精神的价值追求并没有国界之分，具有一定的世界价值和世界意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追求也具有全球各国人民所共同追求的发展特征。尤其是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时代背景下，由于社会制度、宗教信仰、利益分配和民族文化传统的不同，常常难以真正做到公平竞争，如果只从自身利益角度出发，不顾他人利益，甚至会严重损害到共同利益，必然也就会对国际社会的和谐发展造成不可忽视的影响，由此引起更大的国际冲突和混乱。在当代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人类命运共同体已经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一种趋势，更是已经成为人类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途径，为人类的生活提供了更好的生存环境。此时，人类命运共同体对世界的意义更加突出。从弘扬雷锋精神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追求可以看出，弘扬雷锋精神中包含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追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则有助于推进弘扬雷锋精神的实践运动，丰富了雷锋精神的时代内涵，二者皆具有一定程度的世界价值与世界意义，在价值层面同向同行。
参考文献
[1]习近平.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N].人民日报，2015-09-29（2）.
[2]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习近平.推动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关于国际关系和我国外交战略[N].人民日报，2016-05-11（9）.
[4]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07-02（2）.
[5]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09-25（2）.
[6]党的十九大报告辅导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7]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9]龚亮，王昊魁，周洪双.今天，我们更需要“雷锋”———代表委员谈雷锋精神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N].光明日报，2014-03-03（5）.
责任编辑：桂峰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