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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7月1日起，中国将实施新的《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与此同时，旧版标准也将结束自己21年的超长“服役期”退出历史舞台。新指标规定，从2008年起，卫生部将对各省非常规指标实施情况进行通报，全部指标最迟于2012年7月1日起实施。而且新标准把水质检查的项目增加到了106项，而原来仅仅是35项。
我们都喝了什么？
“与20年前相比，目前饮用水中最突出的安全隐患是有机污染。”清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教授王占生对记者说。这位国内知名的城镇水务专家认为，造成这一状况的主要原因是“很多（有机污染物）原来都不在水质检测的范围之内”。
2000年～2001年，第三军医大学预防医学院曹佳教授对重庆市主城区水环境中的有机污染做过调查。他们在流经城区的嘉陵江和长江水中发现，仅非挥发性有机污染物就有101种。
然而，更让人不安的是，在重庆5家自来水厂出厂水中检测到的有机污染物，依然有82种之多。“这说明城市供水工艺落后，已经不能适应水源的新污染变化。”建设部城市供水水质监测中心副主任宋兰合说。
重庆并非个例。据宋兰合介绍，2005年上半年建设部曾做了一个专项调查，涉及45个城市，包括所有的直辖市以及部分省会城市。调查结果显示，这些城市水源都存在有机污染，污染比较严重的有长江中下游、东部沿海以及东北三省。
“这些本应代表国家水源保护、供水管理和设施较好水平的城市，水源尚且如此，小城市以及县镇的水源就可想而知了。”一位长期关注饮水安全的公共卫生专家说。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出版的一份资料也显示，在中国主要饮用水源均检测出上百种有机化合物:松花江吉林段测出317种，福建闽江100多种，武汉东湖102种，黄浦江更是达到700多种……面对这种状况，一些专家调侃说:“这样的水喝下去，肚子里都可以开化工厂了。”
“有机物在水中残留时间长，多数不易被降解，很多还是致癌、致畸、致突变的‘三致’物质。”中国科学院环境水质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研究员强志民告诉记者。
有科学家对江苏某地长达10年的跟踪调查发现，当地肝癌的发病率高很可能与居民饮用水中的有机污染有关。河南沈丘县有一个癌症村，十几年来癌症患者大幅增加，也被怀疑是流经当地的河流污染所致。
2007年5月，卫生部公布了2006年城乡居民主要死亡原因，癌症已成为中国国民健康的第一大杀手。卫生部说，中国空气污染和水污染的日益严重增加了许多种癌症的发生率。
变个标准为何这样难
“标准本来要求5年就要修订，20年才修订的情况很少。这说明有关部门不重视。”王占生这样认为。
长期以来，政府有关部门常常认为标准中规定的项目企业做不到，而且还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王占生认为，“政府要站在老百姓一边，不应该站在企业一边。做不到也要想办法去做。”
的确，新标准较原标准有很大提高，并与国际接轨。这要求企业加快净水厂的工艺改造，而这对有关部门和供水企业都是一个不小的压力。
“这个标准20年没有变，太影响水质了，我们的工艺还是100年前的工艺。”王占生向记者介绍说。目前，国内自来水厂制水工艺大多采用已历时100年的常规处理工艺。该工艺是针对当时的水源水质的，处理的对象是浊度与微生物，而对有机污染的去除率不高。
近几年来，随着经济发展，环境形势面临恶化，这也影响到饮用水水质。原来实行的水质标准已经明显滞后。于是，从2004年开始，王占生开始在各个场合进行呼吁，建议尽快修订生活饮用水标准。
水质标准的滞后也引起了相关部门的重视。2001年，卫生部以《生活饮用水卫生规范》名义颁布了水质检验项目，其中常规检验项目34项，非常规检验项目62项。虽然说卫生部这一规范符合我国国情，但很多检验项目需要高精度的仪器才能分析测定，而大多数地区、城市尚不具备这些条件，实际上放弃了非常规项目（众多有机污染物）的检验。好在常规检验中规定了耗氧量这一有机物综合指标，控制有机物的摄入总量，要比1985年的目标前进了一大步。
2005年6月，建设部颁布了《城市供水水质标准》，遵循不低于卫生部的规范并尽量与之协调的原则，该标准对浊度、耗氧量等较之卫生部更严了。建设部规定常规检验42项，非常规检验61项。
不过，王占生也担心，标准每5年就应该修订一次，然而标准制定的基础研究的根基却不牢。
“标准的制定是要基于调查、研究，要做动物试验。但是，我们这次修订基本上是‘拿来主义’，自己研究的很少。”王占生感慨地说。
其实，由于西方人与中国人的体质差异，一些西方的水质标准并不能全盘照搬，否则会出大事。王占生举了氟化物为例，美国的指标可以规定为1.5mg/L，这个指标下人不会得病。但是，在中国不行，氟化物指标超过1.0mg/L就要得病。
标准变了，水质也变了吗？
“新标准的实施，并不意味着老百姓家里的水立刻就能达标。”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专家说，“这需要一个过程，而且还要看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执行的情况。”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水质安全监测室主任鄂学礼坦言:“出于国情考虑，新标准106项指标中有64项为非常规指标。这些指标的实施项目和日期由省级人民政府根据当地实际情况确定。”
清华大学的王占生教授认为，应该采用活性炭对饮用水进行深度处理，达到去除有机污染的目的。但由于成本问题，目前大部分供水企业都未采用活性炭工艺。据了解，仅对新标准列出的106项指标做一次全面的检测就需要花费2万多元人民币。
在水处理工艺“难以跟上”的背后，更深层次的问题是水源污染的加剧。目前中国每年产生近600亿吨废水，其中有80%以上未经处理直接排入江河湖库。
“70年代淘米洗菜，80年代引水灌溉，90年代鱼虾绝代。”目前，在中国七大水系中，一半以上河段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达不到饮用水源的标准。中国城市饮用水安全保障规划资料则显示，目前中国饮用水源地水功能不达标率达35.6%，其中河道不达标率44%，湖泊不达标率23%。
“当前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是缺乏一个与《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配套的饮用水水源地质量标准。”鄂学礼说。
据王占生介绍，当时要求相互联系的三个水标准都要修订:一个是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一个是地下水环境质量标准;一个是生活饮用水标准。三个标准都应该修订，现在只修订了一个，这个也因为是卫生部和建设部打好了基础，用两年时间修订的。另外两个还没有结果。
我们都喝了什么？
“与20年前相比，目前饮用水中最突出的安全隐患是有机污染。”清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教授王占生对记者说。这位国内知名的城镇水务专家认为，造成这一状况的主要原因是“很多（有机污染物）原来都不在水质检测的范围之内”。
2000年～2001年，第三军医大学预防医学院曹佳教授对重庆市主城区水环境中的有机污染做过调查。他们在流经城区的嘉陵江和长江水中发现，仅非挥发性有机污染物就有101种。
然而，更让人不安的是，在重庆5家自来水厂出厂水中检测到的有机污染物，依然有82种之多。“这说明城市供水工艺落后，已经不能适应水源的新污染变化。”建设部城市供水水质监测中心副主任宋兰合说。
重庆并非个例。据宋兰合介绍，2005年上半年建设部曾做了一个专项调查，涉及45个城市，包括所有的直辖市以及部分省会城市。调查结果显示，这些城市水源都存在有机污染，污染比较严重的有长江中下游、东部沿海以及东北三省。
“这些本应代表国家水源保护、供水管理和设施较好水平的城市，水源尚且如此，小城市以及县镇的水源就可想而知了。”一位长期关注饮水安全的公共卫生专家说。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出版的一份资料也显示，在中国主要饮用水源均检测出上百种有机化合物:松花江吉林段测出317种，福建闽江100多种，武汉东湖102种，黄浦江更是达到700多种……面对这种状况，一些专家调侃说:“这样的水喝下去，肚子里都可以开化工厂了。”
“有机物在水中残留时间长，多数不易被降解，很多还是致癌、致畸、致突变的‘三致’物质。”中国科学院环境水质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研究员强志民告诉记者。
有科学家对江苏某地长达10年的跟踪调查发现，当地肝癌的发病率高很可能与居民饮用水中的有机污染有关。河南沈丘县有一个癌症村，十几年来癌症患者大幅增加，也被怀疑是流经当地的河流污染所致。
2007年5月，卫生部公布了2006年城乡居民主要死亡原因，癌症已成为中国国民健康的第一大杀手。卫生部说，中国空气污染和水污染的日益严重增加了许多种癌症的发生率。
变个标准为何这样难
“标准本来要求5年就要修订，20年才修订的情况很少。这说明有关部门不重视。”王占生这样认为。
长期以来，政府有关部门常常认为标准中规定的项目企业做不到，而且还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王占生认为，“政府要站在老百姓一边，不应该站在企业一边。做不到也要想办法去做。”
的确，新标准较原标准有很大提高，并与国际接轨。这要求企业加快净水厂的工艺改造，而这对有关部门和供水企业都是一个不小的压力。
“这个标准20年没有变，太影响水质了，我们的工艺还是100年前的工艺。”王占生向记者介绍说。目前，国内自来水厂制水工艺大多采用已历时100年的常规处理工艺。该工艺是针对当时的水源水质的，处理的对象是浊度与微生物，而对有机污染的去除率不高。
近几年来，随着经济发展，环境形势面临恶化，这也影响到饮用水水质。原来实行的水质标准已经明显滞后。于是，从2004年开始，王占生开始在各个场合进行呼吁，建议尽快修订生活饮用水标准。
水质标准的滞后也引起了相关部门的重视。2001年，卫生部以《生活饮用水卫生规范》名义颁布了水质检验项目，其中常规检验项目34项，非常规检验项目62项。虽然说卫生部这一规范符合我国国情，但很多检验项目需要高精度的仪器才能分析测定，而大多数地区、城市尚不具备这些条件，实际上放弃了非常规项目（众多有机污染物）的检验。好在常规检验中规定了耗氧量这一有机物综合指标，控制有机物的摄入总量，要比1985年的目标前进了一大步。
2005年6月，建设部颁布了《城市供水水质标准》，遵循不低于卫生部的规范并尽量与之协调的原则，该标准对浊度、耗氧量等较之卫生部更严了。建设部规定常规检验42项，非常规检验61项。
不过，王占生也担心，标准每5年就应该修订一次，然而标准制定的基础研究的根基却不牢。
“标准的制定是要基于调查、研究，要做动物试验。但是，我们这次修订基本上是‘拿来主义’，自己研究的很少。”王占生感慨地说。
其实，由于西方人与中国人的体质差异，一些西方的水质标准并不能全盘照搬，否则会出大事。王占生举了氟化物为例，美国的指标可以规定为1.5mg/L，这个指标下人不会得病。但是，在中国不行，氟化物指标超过1.0mg/L就要得病。
标准变了，水质也变了吗？
“新标准的实施，并不意味着老百姓家里的水立刻就能达标。”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专家说，“这需要一个过程，而且还要看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执行的情况。”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水质安全监测室主任鄂学礼坦言:“出于国情考虑，新标准106项指标中有64项为非常规指标。这些指标的实施项目和日期由省级人民政府根据当地实际情况确定。”
清华大学的王占生教授认为，应该采用活性炭对饮用水进行深度处理，达到去除有机污染的目的。但由于成本问题，目前大部分供水企业都未采用活性炭工艺。据了解，仅对新标准列出的106项指标做一次全面的检测就需要花费2万多元人民币。
在水处理工艺“难以跟上”的背后，更深层次的问题是水源污染的加剧。目前中国每年产生近600亿吨废水，其中有80%以上未经处理直接排入江河湖库。
“70年代淘米洗菜，80年代引水灌溉，90年代鱼虾绝代。”目前，在中国七大水系中，一半以上河段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达不到饮用水源的标准。中国城市饮用水安全保障规划资料则显示，目前中国饮用水源地水功能不达标率达35.6%，其中河道不达标率44%，湖泊不达标率23%。
“当前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是缺乏一个与《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配套的饮用水水源地质量标准。”鄂学礼说。
据王占生介绍，当时要求相互联系的三个水标准都要修订:一个是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一个是地下水环境质量标准;一个是生活饮用水标准。三个标准都应该修订，现在只修订了一个，这个也因为是卫生部和建设部打好了基础，用两年时间修订的。另外两个还没有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