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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03年，英国著名马克思主义文论家特里·伊格尔顿的最新力作《AFTER THEORY》（《理论之后》），就引发了新一轮的“终结论”的理论热潮。在2009年1月由商务印书馆引入中国之前，它已经在西方激发了无数的声音。这些声音里，很多对伊格尔顿《理论之后》与“理论终结”画了简单的等号。然而，“理论之后”，真的就代表了理论的死亡？一种声称理论死亡的理论，是否是一个悖论？伊格尔顿的这种论调是否是一种新的理论策略？本文通过细读理论文本，详细分析了这部著作，回答上述问题，并指出这部著作的优点和不足。为西方马克思理论研究提供一些观点。
关键词：伊格尔顿；理论之后；西方马克思主义
中图分类号：B5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4）08-0193-02
自尼采在西方哲学史上宣布“上帝死了”——或者这个开端可以提前至黑格尔的“艺术终结论”（也有论者指出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已经宣布了上帝之死，但在哲学史上第一次产生较大影响的，仍当属尼采）——，我们就不断听到各种各样的死亡的讯息或者是终结的论调。艺术的终结，哲学的终结，上帝死了，人死了，作者也死了。整个人文领域，似乎变得阴气森森，鬼影幢幢。新世纪初，中国学界刚为J·希里斯·米勒的一篇文学及文学研究是否终结的文章，争论的不亦乐乎，2003年，英国著名马克思主义文论家特里·伊格尔顿的最新力作《AFTER THEORY》（《理论之后》），就引发了新一轮的“终结论”的理论热潮。在2009年1月由商务印书馆引入中国之前，它已经在西方激发了无数的声音。这些声音里，很多对伊格尔顿《理论之后》与“理论终结”画了简单的等号。然而，“理论之后”，真的就代表了理论的死亡？一种声称理论死亡的理论，是否是一个悖论？伊格尔顿的这种论调是否是一种新的理论策略？解答这一切，仍需要我们首先回到理论的文本，看他究竟说了什么。
一、解构：文化理论的前世今生
伊格尔顿的个人风格极其鲜明，叙述的笔调里包含着讥讽和批判。在第一章《遗忘的政治》中，他对性、身体、大众文化、后殖民主义研究、后现代主义等等文化理论研究的重要领域一一表达了自己的不满和忧虑。他认为这些领域目前进行的研究，不是促进而是误导着人们对相关问题的理解。理论丧失了对日常生活的指导，同时也就是去了批判的意义，不能给人们以引领。伊格尔顿敏锐的指出了问题所在，并在第二章里回顾了西方二战以来文化理论的兴衰。
他认为1965年至1980年是文化理论发展的非同凡响的15年。是二战以来文化理论异军突起的唯一时期。他从政治和社会运动的关系角度进行发生学的阐释。指出了文化理论与资本主义关系的微渺。文化理论一开始是具有鲜明的批判性的。但伊格尔顿认为，到了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文化开始转型，逐渐向着电影、形象、时尚、生活方式、促销、广告和通讯传媒转换。并指出了这一文化转型是有特定的政治环境的。伊格尔顿生动得勾勒出这个变化的过程，是精英主义向平民文化的转变，激进的观点取得胜利。但盛极而衰，到70年代被一种后现代主义文化逐渐取代。伊格尔顿同时描绘出这个过程中，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马克思主义是支持反抗殖民运动的首要精神源泉，但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由政治逐渐转向了文化。他还指出在愉悦、欲望、艺术、语言、传媒、躯体、性别、族群这些文化的具体领域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缺乏。
第三章伊格尔顿则指出了进入后现代主义的20世纪80——90年代以来，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时代的微妙关系。看似不能切中时弊，却充满反讽。“马克思主义显得多余，并不是因为资本主义制度改变了本质；马克思主义不再受到青睐，是因为资本主义比以往更加彻底。资本主义陷入了危机；然而正是马克思主义叙述了危机是如何发生和结束的。因此，从马克思主义自己的观点来看，使得它显得多余的，恰恰证实了它的意义。马克思主义没被赶下台，是因为资本主义制度改革了自己，使得社会主义的批评成为多此一举。它的势力范围缩小正是出于相反的原因。”他还指出了文化理论融合了政治与文化的特点，描述了从现代主义到文化理论再到一种反理论的内在理路，指出了文化理论夸大语言的作用，现代主义和文化理论的共同特点：“现代主义和文化理论都是国际性运动。两者都鄙视地方观念，不是鄙视精神空间，而就是鄙视物质空间，典型的现代主义艺术家背井离乡、移居国外。后来一些最杰出的文化思想家也是如此。”在对文化理论的前世今生有了一个历时性谱系化的描述后，伊格尔顿指出，文化理论必须重新积极进取地思考，这并不是为了能给与西方世界的生存以合法性，而是为了能够寻求理解它深陷其中的宏大叙事。由此，他的理论进入第四章，对文化理论的得失进行探讨。
在对社会、政治、研究者等相关要素进行分析后，伊格尔顿讨论了文化理论的成就，首先是丰富了作品阐释的角度，其次是提升了除作者外，其他因素对文本的影响，尤其是文化与权力的关系。关于文化理论存在问题，伊格尔顿认为文化理论力图解决一些基本问题，却没有能够实现。“在道德和形而上学问题上它面带羞愧，在爱、生物学、宗教和革命的问题上它感到尴尬窘迫，在邪恶的问题上它更多的是沉默无言，在死亡和苦难上它则是讳莫如深，对本质、普遍性与基本原则它固执己见，在真理、客观性以及公正方面它则是肤浅的。”[1]针对这些方面，伊格尔顿在剩下的四章里分别展开了讨论，提出自己的见解。
二、建构：一个马克思主义文论家的药方
究竟是无所顾忌的简单的满足自己的感官，还是有所原则有所超越？第五章，伊格尔顿由这种生活方式的讨论过渡到对人性和资本主义的讨论。指出了本质论者的缺陷，同时指出了反本质论者的浅薄——译者很精准的使用了“哲学票友”（amateurism）这一词汇来形容。由此，作者又过渡到对德性的讨论。追溯了亚里士多德和犹太基督教传统的相关论断，他对德性的讨论并非孤立于人性本身，而是将伦理和政治结合起来。作者将客观性、德性、真理的讨论结合起来，章末做出判断：他人才是显示客观性的典范。他们不仅是独立于我们之外的这个世界的一部分，而且只有他们是让我们铭记这一真理的这个世界之内涵的一部分。他人是活动着的客观性。正因为他们是同类主体，所以他们才能向我们显示他们的他性，并且这个过程中揭示了我们自己的他性。[2]伊格尔顿的论述，看似分散，却在他巧妙知性的笔触下，缠绕成一个整体，逻辑连贯，思维缜密。
关键词：伊格尔顿；理论之后；西方马克思主义
中图分类号：B5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4）08-0193-02
自尼采在西方哲学史上宣布“上帝死了”——或者这个开端可以提前至黑格尔的“艺术终结论”（也有论者指出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已经宣布了上帝之死，但在哲学史上第一次产生较大影响的，仍当属尼采）——，我们就不断听到各种各样的死亡的讯息或者是终结的论调。艺术的终结，哲学的终结，上帝死了，人死了，作者也死了。整个人文领域，似乎变得阴气森森，鬼影幢幢。新世纪初，中国学界刚为J·希里斯·米勒的一篇文学及文学研究是否终结的文章，争论的不亦乐乎，2003年，英国著名马克思主义文论家特里·伊格尔顿的最新力作《AFTER THEORY》（《理论之后》），就引发了新一轮的“终结论”的理论热潮。在2009年1月由商务印书馆引入中国之前，它已经在西方激发了无数的声音。这些声音里，很多对伊格尔顿《理论之后》与“理论终结”画了简单的等号。然而，“理论之后”，真的就代表了理论的死亡？一种声称理论死亡的理论，是否是一个悖论？伊格尔顿的这种论调是否是一种新的理论策略？解答这一切，仍需要我们首先回到理论的文本，看他究竟说了什么。
一、解构：文化理论的前世今生
伊格尔顿的个人风格极其鲜明，叙述的笔调里包含着讥讽和批判。在第一章《遗忘的政治》中，他对性、身体、大众文化、后殖民主义研究、后现代主义等等文化理论研究的重要领域一一表达了自己的不满和忧虑。他认为这些领域目前进行的研究，不是促进而是误导着人们对相关问题的理解。理论丧失了对日常生活的指导，同时也就是去了批判的意义，不能给人们以引领。伊格尔顿敏锐的指出了问题所在，并在第二章里回顾了西方二战以来文化理论的兴衰。
他认为1965年至1980年是文化理论发展的非同凡响的15年。是二战以来文化理论异军突起的唯一时期。他从政治和社会运动的关系角度进行发生学的阐释。指出了文化理论与资本主义关系的微渺。文化理论一开始是具有鲜明的批判性的。但伊格尔顿认为，到了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文化开始转型，逐渐向着电影、形象、时尚、生活方式、促销、广告和通讯传媒转换。并指出了这一文化转型是有特定的政治环境的。伊格尔顿生动得勾勒出这个变化的过程，是精英主义向平民文化的转变，激进的观点取得胜利。但盛极而衰，到70年代被一种后现代主义文化逐渐取代。伊格尔顿同时描绘出这个过程中，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马克思主义是支持反抗殖民运动的首要精神源泉，但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由政治逐渐转向了文化。他还指出在愉悦、欲望、艺术、语言、传媒、躯体、性别、族群这些文化的具体领域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缺乏。
第三章伊格尔顿则指出了进入后现代主义的20世纪80——90年代以来，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时代的微妙关系。看似不能切中时弊，却充满反讽。“马克思主义显得多余，并不是因为资本主义制度改变了本质；马克思主义不再受到青睐，是因为资本主义比以往更加彻底。资本主义陷入了危机；然而正是马克思主义叙述了危机是如何发生和结束的。因此，从马克思主义自己的观点来看，使得它显得多余的，恰恰证实了它的意义。马克思主义没被赶下台，是因为资本主义制度改革了自己，使得社会主义的批评成为多此一举。它的势力范围缩小正是出于相反的原因。”他还指出了文化理论融合了政治与文化的特点，描述了从现代主义到文化理论再到一种反理论的内在理路，指出了文化理论夸大语言的作用，现代主义和文化理论的共同特点：“现代主义和文化理论都是国际性运动。两者都鄙视地方观念，不是鄙视精神空间，而就是鄙视物质空间，典型的现代主义艺术家背井离乡、移居国外。后来一些最杰出的文化思想家也是如此。”在对文化理论的前世今生有了一个历时性谱系化的描述后，伊格尔顿指出，文化理论必须重新积极进取地思考，这并不是为了能给与西方世界的生存以合法性，而是为了能够寻求理解它深陷其中的宏大叙事。由此，他的理论进入第四章，对文化理论的得失进行探讨。
在对社会、政治、研究者等相关要素进行分析后，伊格尔顿讨论了文化理论的成就，首先是丰富了作品阐释的角度，其次是提升了除作者外，其他因素对文本的影响，尤其是文化与权力的关系。关于文化理论存在问题，伊格尔顿认为文化理论力图解决一些基本问题，却没有能够实现。“在道德和形而上学问题上它面带羞愧，在爱、生物学、宗教和革命的问题上它感到尴尬窘迫，在邪恶的问题上它更多的是沉默无言，在死亡和苦难上它则是讳莫如深，对本质、普遍性与基本原则它固执己见，在真理、客观性以及公正方面它则是肤浅的。”[1]针对这些方面，伊格尔顿在剩下的四章里分别展开了讨论，提出自己的见解。
二、建构：一个马克思主义文论家的药方
究竟是无所顾忌的简单的满足自己的感官，还是有所原则有所超越？第五章，伊格尔顿由这种生活方式的讨论过渡到对人性和资本主义的讨论。指出了本质论者的缺陷，同时指出了反本质论者的浅薄——译者很精准的使用了“哲学票友”（amateurism）这一词汇来形容。由此，作者又过渡到对德性的讨论。追溯了亚里士多德和犹太基督教传统的相关论断，他对德性的讨论并非孤立于人性本身，而是将伦理和政治结合起来。作者将客观性、德性、真理的讨论结合起来，章末做出判断：他人才是显示客观性的典范。他们不仅是独立于我们之外的这个世界的一部分，而且只有他们是让我们铭记这一真理的这个世界之内涵的一部分。他人是活动着的客观性。正因为他们是同类主体，所以他们才能向我们显示他们的他性，并且这个过程中揭示了我们自己的他性。[2]伊格尔顿的论述，看似分散，却在他巧妙知性的笔触下，缠绕成一个整体，逻辑连贯，思维缜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