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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心如名宝恕，1890年出生，陕西城固人，生于四川绵阳。其父亲曾任四川彭山知县，主张维新的他将四个儿子送到日本留学，康心如排行老二，和长兄康心孚先后参加同盟会，与一些国民党元老关系熟稔。
十五六岁时康心如就展现出经商天赋，中学尚未毕业，便开设书庄，赚了不少钱。此后，他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专科，辛亥革命前回成都，旋任改朝换代后的四川银行贷付课科长，负责放款业务。
1913年，康心如到北京、上海，重操学生时期旧业，经营民立图书公司，并成为中华书局股东，同时兼任成都《公论日报》特派员。康心如1964年曾在《回顾美丰银行》中回忆，“回国后，我认为想要发财，首先要有权，因而才去做官，可我当的那名小小京官，不仅无权，后来每年只能领到三个月薪水”。1919年，在北京大学任教授的长兄康心孚过世后，负担全家二十几口人生计的康心如日渐陷入困顿之中。
一个偶然的机会，让康心如的事业开了新枝。1921年，在重庆开设几家字号的世交邓芝如赴京，住在康心如处，拟与银行业建立更深联系。康心如从中牵线，让他与上海美丰银行总经理雷文开始了合作。雷文是美国人，已在中国设立四处美丰银行，也决定在重庆设立合资的第五处美丰银行。
邓芝如邀康心如共商创业之举，与他共任银行的第一、第二协理（经理是美国人）。康心如无钱入股，保证金及股本全是从邓芝如处借垫的。1922年4月10日，四川美丰银行正式在重庆开业。中美的合作并不愉快，第一年账面就出现亏损。邓芝如打算退股，与康心如发生分歧，后两人交恶，而美方更看好康心如。美丰银行后来开始逐渐盈利，虽然四川美丰银行的总理换了一个又一个，但因受到总经理雷文宠信，康心如总能与他们处好关系。“中美合资”的招牌，也为四川美丰银行的发展提供了不少便利。
但随着国内局势演变，反帝运动成为燎原之火，美方准备撤离重庆。康心如通过美丰银行股东周见三，争取到四川大军阀刘湘的支持，决定收买四川美丰银行的所有美股股票。这是1927年春天，“洋经理”要离开重庆的消息传开后，四川美丰银行曾发生严重的挤兑和提存风潮，因资金准备充足，才未破产倒闭。
完全由中国资本掌控的美丰银行，表面由周见三和前任重庆总商会会长汪云松等掌控，但背后的金主实际是刘湘。刘湘自己出资5万元，成为四川美丰银行的最大股东，康心如被聘为总行经理。从此，美丰银行告别“中美合资”时代，进入与军阀共舞的新阶段。虽然是美丰银行的最大股东，但刘湘并不直接过问业务。和其他军阀一样，养着大批军队的刘湘，也需要从金融与实业机构中筹措军费。美丰银行，也部分承担了这种功能。
邓芝如此前早已退出美丰银行，而康心如与内部人事的矛盾，主要在其与副經理李星桥身上爆发。康心如察觉到汪云松有令李星桥取代他的意向，他本人因违反规定放款，而受到攻击。因事先获悉刘湘颇为欣赏他，故康心如三度辞职，以退为进，并如愿受到挽留。李星桥反而因投机失败，辞职出局，商场果然如战场。
1929年春，第二次辞职受到挽留后，康心如请假三个月赴京省亲，实际在外逗留将近一年。在此期间，因见刘湘已经倒向蒋介石，康心如利用旧关系，来到南京，拟对美丰银行注册立案和钞票发行权问题，争取南京国民政府支持。
“当时，宋子文是财务部长，无论请求立案也好，取得钞票发行权也好，都要进行贿赂才能办理。我经过联系，送去五万元，被宋子文一人吞了，而其他有关官吏，还必须行贿两三万元，方可望获得‘暂准立案’，尚不能谈及钞票发行权问题。我感到责任重大，没有再添钱行贿，虽经往返交涉也毫无结果，终于白白送了五万元，‘暂准立案’的批语也没有得到。”康心如事后回忆。回重庆后，在进一步升级的人事斗争面前，康心如终于站稳了脚跟。他的第三次辞职，仍未获准。1930年，他成为美丰银行真正掌握实权的人物。
从1932年起，美丰银行开始向八九十个企业投资，其中投资最多的是重庆电力公司，其次是卢作孚的民生公司。在业务急剧扩大的同时，美丰银行先后经过三次增资，新的美丰银行大楼也顺势拔地而起。到1937年，康心如的股本已经上升为66.7万余元，成为美丰银行的最大股东。他的两个弟弟紧跟其后，三兄弟股本占资本总额的37.7%。加上康心如在其他企业的投资和不动产，他的个人资产已达百万，被选为重庆银行同业公会主席。
据康心如的儿子康国雄回忆，“那时父亲基本每天都去办公，他大概八九点钟起床，因患有支气管炎，一起来就咳嗽。他因为起得晚，不和我一起吃早饭，早点一般喝粥，吃完早餐大概九十点钟，司机开车送他去美丰银行”。如果中午没有应酬，康心如中午一般回家吃饭。美丰银行距家两三里路，有时他不坐车走回来，中午与家人一起吃饭，然后睡个午觉，下午继续去办公。
1937年，抗战的枪声打响，刘湘于1938年病逝。节节败退的蒋介石将重庆列为陪都，康心如以银行家的身份出任临时参议长，开始了事业的另一段“黄金时代”。在蒋介石的势力渗透到重庆后，康心如的依靠对象从地方军阀转为国民党政权，美丰银行越做越大。
据1944年进入美丰银行的老员工尹登甫介绍，康心如善待职工，在通胀严重的时候，职工工资会根据物价指数的上升而有所调整，并免费供应员工膳食及住宿，携带家属子女的，另有家属宿舍，集体供应膳食，不收任何费用。在服务工龄上，有明确的退职退休赠予金条例，按实际工作年限计算，条件符合的，亦有终身养老金。此外，工作10年、15年、20年，分别赠与不同的纯金质纪念奖章。
“美丰银行的职工戴徽章，但没有制服，以穿西装和中山装为多。福利很好，相关的规定有几十条，包括图书借阅及洗衣。现在那些健在的老员工最怀念的是每星期六的周会，所有职工都去，每人都可发表意见，我父亲没事一定来总部，抱个水烟袋，一般不发言，但有时也当场做决定，如伙食怎么改善等等。”康国雄说。
康心如对子女要求很严。据康国雄回忆，“有人说我是旧时的高干子弟，但我当时不觉得优越。我初一时，书读得不好，都不敢回家跟父亲说。他对男孩管得比女孩严格，家里的钱都由他管，每次向他要钱要提前报上去，有时还打折扣，要10元给8元。一个月只给几块钱零花，他认为很多子弟就坏在钱上。我在南开大学读书时，一个月给30元钱，算是中等水平。我姐姐在光华大学，钱比我多”。
美丰银行的奢华时光，在抗战胜利后渐渐不复存在。1945年后，美丰仍四处扩张分支机构，康心如还赴北美考察，但国共内战日渐升级，国统区经济一日不如一日。国民党“币制改革”失败，美丰银行内部汇兑业务亦受重创，在一系列的应对措施都失败后，重庆迎来了解放的一天。
1950年，美丰银行的经营已经无法维持，濒于崩溃。康心如曾想将美丰大楼抵押，用以贷款，未能如愿。
这一年的4月3日下午，美丰银行召开紧急行务会议，商讨救亡之策，直至深夜仍无有效解决方案。康心如终于认识到，私营银行业务在新中国已发生巨大变化。第二天，这家存活了28年的银行，宣告停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康心如历任西南军政委员会财政委员会委员、全国工商联执委、民建中央委员、重庆市政协常委、重庆市民建副主任委员、重庆市工商联副主任委员等职，直至其1969年11月16日过世。康心如的名字，现在已被很多人遗忘，但在1940年代，除了他掌舵的美丰银行曾是陪都重庆的地标之一，民生轮船公司、四川水泥厂、重庆电力公司、重庆自来水公司等也都有他的投资，这是一位曾在中国金融界叱咤风云、并为八年抗战做出贡献的大金融家。
十五六岁时康心如就展现出经商天赋，中学尚未毕业，便开设书庄，赚了不少钱。此后，他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专科，辛亥革命前回成都，旋任改朝换代后的四川银行贷付课科长，负责放款业务。
1913年，康心如到北京、上海，重操学生时期旧业，经营民立图书公司，并成为中华书局股东，同时兼任成都《公论日报》特派员。康心如1964年曾在《回顾美丰银行》中回忆，“回国后，我认为想要发财，首先要有权，因而才去做官，可我当的那名小小京官，不仅无权，后来每年只能领到三个月薪水”。1919年，在北京大学任教授的长兄康心孚过世后，负担全家二十几口人生计的康心如日渐陷入困顿之中。
一个偶然的机会，让康心如的事业开了新枝。1921年，在重庆开设几家字号的世交邓芝如赴京，住在康心如处，拟与银行业建立更深联系。康心如从中牵线，让他与上海美丰银行总经理雷文开始了合作。雷文是美国人，已在中国设立四处美丰银行，也决定在重庆设立合资的第五处美丰银行。
邓芝如邀康心如共商创业之举，与他共任银行的第一、第二协理（经理是美国人）。康心如无钱入股，保证金及股本全是从邓芝如处借垫的。1922年4月10日，四川美丰银行正式在重庆开业。中美的合作并不愉快，第一年账面就出现亏损。邓芝如打算退股，与康心如发生分歧，后两人交恶，而美方更看好康心如。美丰银行后来开始逐渐盈利，虽然四川美丰银行的总理换了一个又一个，但因受到总经理雷文宠信，康心如总能与他们处好关系。“中美合资”的招牌，也为四川美丰银行的发展提供了不少便利。
但随着国内局势演变，反帝运动成为燎原之火，美方准备撤离重庆。康心如通过美丰银行股东周见三，争取到四川大军阀刘湘的支持，决定收买四川美丰银行的所有美股股票。这是1927年春天，“洋经理”要离开重庆的消息传开后，四川美丰银行曾发生严重的挤兑和提存风潮，因资金准备充足，才未破产倒闭。
完全由中国资本掌控的美丰银行，表面由周见三和前任重庆总商会会长汪云松等掌控，但背后的金主实际是刘湘。刘湘自己出资5万元，成为四川美丰银行的最大股东，康心如被聘为总行经理。从此，美丰银行告别“中美合资”时代，进入与军阀共舞的新阶段。虽然是美丰银行的最大股东，但刘湘并不直接过问业务。和其他军阀一样，养着大批军队的刘湘，也需要从金融与实业机构中筹措军费。美丰银行，也部分承担了这种功能。
邓芝如此前早已退出美丰银行，而康心如与内部人事的矛盾，主要在其与副經理李星桥身上爆发。康心如察觉到汪云松有令李星桥取代他的意向，他本人因违反规定放款，而受到攻击。因事先获悉刘湘颇为欣赏他，故康心如三度辞职，以退为进，并如愿受到挽留。李星桥反而因投机失败，辞职出局，商场果然如战场。
1929年春，第二次辞职受到挽留后，康心如请假三个月赴京省亲，实际在外逗留将近一年。在此期间，因见刘湘已经倒向蒋介石，康心如利用旧关系，来到南京，拟对美丰银行注册立案和钞票发行权问题，争取南京国民政府支持。
“当时，宋子文是财务部长，无论请求立案也好，取得钞票发行权也好，都要进行贿赂才能办理。我经过联系，送去五万元，被宋子文一人吞了，而其他有关官吏，还必须行贿两三万元，方可望获得‘暂准立案’，尚不能谈及钞票发行权问题。我感到责任重大，没有再添钱行贿，虽经往返交涉也毫无结果，终于白白送了五万元，‘暂准立案’的批语也没有得到。”康心如事后回忆。回重庆后，在进一步升级的人事斗争面前，康心如终于站稳了脚跟。他的第三次辞职，仍未获准。1930年，他成为美丰银行真正掌握实权的人物。
从1932年起，美丰银行开始向八九十个企业投资，其中投资最多的是重庆电力公司，其次是卢作孚的民生公司。在业务急剧扩大的同时，美丰银行先后经过三次增资，新的美丰银行大楼也顺势拔地而起。到1937年，康心如的股本已经上升为66.7万余元，成为美丰银行的最大股东。他的两个弟弟紧跟其后，三兄弟股本占资本总额的37.7%。加上康心如在其他企业的投资和不动产，他的个人资产已达百万，被选为重庆银行同业公会主席。
据康心如的儿子康国雄回忆，“那时父亲基本每天都去办公，他大概八九点钟起床，因患有支气管炎，一起来就咳嗽。他因为起得晚，不和我一起吃早饭，早点一般喝粥，吃完早餐大概九十点钟，司机开车送他去美丰银行”。如果中午没有应酬，康心如中午一般回家吃饭。美丰银行距家两三里路，有时他不坐车走回来，中午与家人一起吃饭，然后睡个午觉，下午继续去办公。
1937年，抗战的枪声打响，刘湘于1938年病逝。节节败退的蒋介石将重庆列为陪都，康心如以银行家的身份出任临时参议长，开始了事业的另一段“黄金时代”。在蒋介石的势力渗透到重庆后，康心如的依靠对象从地方军阀转为国民党政权，美丰银行越做越大。
据1944年进入美丰银行的老员工尹登甫介绍，康心如善待职工，在通胀严重的时候，职工工资会根据物价指数的上升而有所调整，并免费供应员工膳食及住宿，携带家属子女的，另有家属宿舍，集体供应膳食，不收任何费用。在服务工龄上，有明确的退职退休赠予金条例，按实际工作年限计算，条件符合的，亦有终身养老金。此外，工作10年、15年、20年，分别赠与不同的纯金质纪念奖章。
“美丰银行的职工戴徽章，但没有制服，以穿西装和中山装为多。福利很好，相关的规定有几十条，包括图书借阅及洗衣。现在那些健在的老员工最怀念的是每星期六的周会，所有职工都去，每人都可发表意见，我父亲没事一定来总部，抱个水烟袋，一般不发言，但有时也当场做决定，如伙食怎么改善等等。”康国雄说。
康心如对子女要求很严。据康国雄回忆，“有人说我是旧时的高干子弟，但我当时不觉得优越。我初一时，书读得不好，都不敢回家跟父亲说。他对男孩管得比女孩严格，家里的钱都由他管，每次向他要钱要提前报上去，有时还打折扣，要10元给8元。一个月只给几块钱零花，他认为很多子弟就坏在钱上。我在南开大学读书时，一个月给30元钱，算是中等水平。我姐姐在光华大学，钱比我多”。
美丰银行的奢华时光，在抗战胜利后渐渐不复存在。1945年后，美丰仍四处扩张分支机构，康心如还赴北美考察，但国共内战日渐升级，国统区经济一日不如一日。国民党“币制改革”失败，美丰银行内部汇兑业务亦受重创，在一系列的应对措施都失败后，重庆迎来了解放的一天。
1950年，美丰银行的经营已经无法维持，濒于崩溃。康心如曾想将美丰大楼抵押，用以贷款，未能如愿。
这一年的4月3日下午，美丰银行召开紧急行务会议，商讨救亡之策，直至深夜仍无有效解决方案。康心如终于认识到，私营银行业务在新中国已发生巨大变化。第二天，这家存活了28年的银行，宣告停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康心如历任西南军政委员会财政委员会委员、全国工商联执委、民建中央委员、重庆市政协常委、重庆市民建副主任委员、重庆市工商联副主任委员等职，直至其1969年11月16日过世。康心如的名字，现在已被很多人遗忘，但在1940年代，除了他掌舵的美丰银行曾是陪都重庆的地标之一，民生轮船公司、四川水泥厂、重庆电力公司、重庆自来水公司等也都有他的投资，这是一位曾在中国金融界叱咤风云、并为八年抗战做出贡献的大金融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