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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的产业整合与资本流动，为地方政府带来了空前的挑战，
从欧美城市到中国的京、港、沪，地方政府都必须重新审视自己的责任和策略。
全球化经济固然在整体上带来了全球经济的持续繁荣，但世界的各个组成部分的受益明显不同。本专栏上一期讨论了WTO和世界经济一体化对中国各个行业的不同冲击，但是一个没有被提到的方面是地方政府的应对。
提到政府，人们想到的首先难免是那些大国的全国性的政府机构—例如主导美国经济政策的白宫、负责WTO相关事务的中国商务部或者负责制定货币政策的中央银行等，但是落实到具体地区的就业、环保和基础服务，却是地方政府踏踏实实的工作。本人所说的应对，指的更是地方政府的应对，换句话说，是那些必须与当地居民同进共退的地方官员与机构。
全球资源整合中地区有赢有输
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和中国相似，部分地区得到了大量的资金流入，建立了强有力的经济结构，进入充分就业和财富增长的良性循环，但在另一些地区，大量居民流出打工，当地政府无法征集任何以资产和收入为基础的税收（例如地产税或所得税），从而失去了能够提升本地基础建设和居民素质的手段。尽管中央政府会进行全国平衡性的支付转移，但是这种施与性的支援不但无法改变地区经济的差异，相反更可能将这一差距永久化。因为国家的财政支援不能改变当地市场发育状况，所以当地的企业在全国性市场中也难以培养竞争力。没有足够的本地企业和公益组织，地方政府在改变本地文化及法制水平时也更加孤立无援。
在中国，长三角和珠三角省市正在成为经济体中主要的行业公司的基地。来自海外的跨国公司不断把总部、生产基地、配套工厂和研发中心向这些地区转移，与来自全国各地的劳动力进行结合。但是，这些来自农村的劳动力在各个沿海城市很难永久性地落脚。尽管他们把大量收入汇回家乡，这些资金仍不足以进行改变家乡面貌的基础性的投资，从而使他们的下一代能有地区性的高起点。
这种全球经济中的地区输家绝不仅在中国。在美国，工作岗位正在以惊人速度向中国和印度流失，从制造业工人到研发人员（几乎全部的大型世界级制药公司都已选择在中国设立研发中心），连高级管理人员都无法幸免。在联想收购了IBM的PC分部后，许多高级管理职位将由中国员工替代，美国的地方政府也将失去这些员工的收入所得税。
也许说，美国的这些地方政府还可以留住来自公司的所得税，但是这一情况也将迅速改变。许多大型的私募基金正在掀起一股接管欧美最强大的工业公司的浪潮。以Japonica合伙公司为例，该公司已经接管或威胁接管了5家大型收入数十亿美元的500强美国公司。他们从全世界（包括发展中国家）募集巨额资金，直接从股市上进行要约收购。一旦控制目标公司，他们便对这些公司进行全面改组，甚至不惜全部更换管理层。他们对全部的产业流程和相应管理岗位进行分析，他们的口号是“100%全球化”。他们引进的管理层必须承诺：无论论证的结果是将公司移至世界任何角落，都必须全家迁往该地。这些强力接管将使许多以欧美为基地的大型跨国公司被连根拔起，全球总部将被迁往香港、孟买、上海或北京，或无论什么私募基金认为最适合该行业特点的地域。
因此，全球化的资本市场、社会追求和技术变革对地方政府产生了空前的挑战，从欧美到中国，地方政府都必须重新审视自己的责任和策略。没有任何地方政府可以掉以轻心，认为自己已经拥有了资源（企业、自然资源或人口）就是必然的赢家。
京港沪政府不同策略应对竞争
在中国，由于香港、北京、上海三大主要城市都把自身定位为全球性大都市，由全球化带来的城市竞争已经在区域内展开，各地政府都采取了不同的战略应对新的挑战。
以香港为例，虽然财政状况相当紧张，特别行政区政府仍将建立提升香港文化地位的西九龙区作为战略性举动。西九龙文娱艺术区项目占据香港本岛对面黄金临海地段，占地逾40公顷。参与此项建设的大型财团，包括香港最大的地产商长江基建、新鸿基地产以及恒隆集团等。他们不仅有机会获得地标级建筑的发展机会，也将获得大量地皮带动周围物业的升值。但是，在接到来自本地居民数以万计的评议建议后，香港政府却难以即下决心。他们必须将这类大型基建项目与香港未来的生存环境进行整体战略考虑。同样具有战略意义的大型基建项目，还包括了拓展该地国际物流竞争力的第十号货柜码头以及预期中的港珠澳大桥等。即使某项大型地产项目为政府和地产商带来大量收益，却毁坏了当地软环境包括海湾景色等，具有长远眼光的社会和政府也无法允许。
在西九龙的开发中，尽管各参与竞标的财团均有足够的财力和专业知识，香港政府和社会却要求他们必须寻找足够的“文化盟友”—比如古根海姆博物馆或卢浮宫这样的世界文化象征。由此而见，为保持城市在国际经济舞台中的持久地位，只关心当期收入还远远不够。香港正力图摆脱只有生意、缺乏文化的形象，从而吸引未来世界经济领袖的人才和机构在本地落户。在欧洲，大量在伦敦上班的白领已开始在具有文化氛围的巴黎居住，“欧洲之星”跨越海峡的隧道快车既便宜又方便。
在利用“大学城”的概念成功激活了远郊区松江后，上海正在该地兴建大型地区性交通枢纽。完全可以预计，杭州居住、上海上班在可见的将来会成为一种选择。杭州地区的人文风景以及上海日渐高涨的房产价格也促进了这种可能性。
在北京，政府正在与传统形成的不断“摊大饼”式的城市发展模式进行艰苦的斗争。“摊大饼”造成了北京城市功能无法革命性地变革，因此在争夺跨国公司总部的过程中不断输给上海。但是随着2008年奥运会的临近，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北京将投入巨资建立具有足够引力的“卫星城”或“副中心”，将市区人口分流出去，进而进行全局性的调整，为该市在全国甚至世界经济中的持久地位打下长期基础。
强势地方政府挑战更多领域
在全球化的进程中，一些抓住机遇的地方政府，引领了当地经济的强势崛起，其影响力也日益扩大。在世界各地，许多原来属于中央政府的管理和监管领域，正受到这些强势地方政府的挑战。
在美国，纽约州的检查官对联邦机构如证监会等对大型金融机构—投资银行和保险公司等的监管效果提出了质疑。他们利用本地对投资者和保单持有者更加有利的当地立法提起诉讼，不但获得胜利，而且迫使联邦政府进行回应，从而推动了对金融行业监管的全面检讨。在加拿大，前来收购当地矿产资源的中国矿业公司发现，他们受到联邦政府的欢迎却被各地区政府质疑。这些地方政府在当地选民的支持下，对国际自由投资和贸易的原则发表异言。
在高科技领域，各国的地方政府也是技术变革的关键推动力，例如各国都有将模拟式电视系统转为数字电视系统的雄心勃勃的计划，但是由于技术的不确定性、现有用户利益的保护、高清晰度接收终端的普及、互动节目的开发等多种复杂的行业问题，几乎很少有大国的国家政府能制定出容纳如此众多的行业和利益群体的指导框架。相反，真正完成模拟技术向数字技术全面转换的，是柏林这样强有力的地方经济体。在中国，现在深入大量中国家庭的有线电视均为各地所分别兴建，在转向数字电视的过程中，各地也根据当地的经济状况采取了不同的转移模式和运营模式。
从欧美城市到中国的京、港、沪，地方政府都必须重新审视自己的责任和策略。
全球化经济固然在整体上带来了全球经济的持续繁荣，但世界的各个组成部分的受益明显不同。本专栏上一期讨论了WTO和世界经济一体化对中国各个行业的不同冲击，但是一个没有被提到的方面是地方政府的应对。
提到政府，人们想到的首先难免是那些大国的全国性的政府机构—例如主导美国经济政策的白宫、负责WTO相关事务的中国商务部或者负责制定货币政策的中央银行等，但是落实到具体地区的就业、环保和基础服务，却是地方政府踏踏实实的工作。本人所说的应对，指的更是地方政府的应对，换句话说，是那些必须与当地居民同进共退的地方官员与机构。
全球资源整合中地区有赢有输
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和中国相似，部分地区得到了大量的资金流入，建立了强有力的经济结构，进入充分就业和财富增长的良性循环，但在另一些地区，大量居民流出打工，当地政府无法征集任何以资产和收入为基础的税收（例如地产税或所得税），从而失去了能够提升本地基础建设和居民素质的手段。尽管中央政府会进行全国平衡性的支付转移，但是这种施与性的支援不但无法改变地区经济的差异，相反更可能将这一差距永久化。因为国家的财政支援不能改变当地市场发育状况，所以当地的企业在全国性市场中也难以培养竞争力。没有足够的本地企业和公益组织，地方政府在改变本地文化及法制水平时也更加孤立无援。
在中国，长三角和珠三角省市正在成为经济体中主要的行业公司的基地。来自海外的跨国公司不断把总部、生产基地、配套工厂和研发中心向这些地区转移，与来自全国各地的劳动力进行结合。但是，这些来自农村的劳动力在各个沿海城市很难永久性地落脚。尽管他们把大量收入汇回家乡，这些资金仍不足以进行改变家乡面貌的基础性的投资，从而使他们的下一代能有地区性的高起点。
这种全球经济中的地区输家绝不仅在中国。在美国，工作岗位正在以惊人速度向中国和印度流失，从制造业工人到研发人员（几乎全部的大型世界级制药公司都已选择在中国设立研发中心），连高级管理人员都无法幸免。在联想收购了IBM的PC分部后，许多高级管理职位将由中国员工替代，美国的地方政府也将失去这些员工的收入所得税。
也许说，美国的这些地方政府还可以留住来自公司的所得税，但是这一情况也将迅速改变。许多大型的私募基金正在掀起一股接管欧美最强大的工业公司的浪潮。以Japonica合伙公司为例，该公司已经接管或威胁接管了5家大型收入数十亿美元的500强美国公司。他们从全世界（包括发展中国家）募集巨额资金，直接从股市上进行要约收购。一旦控制目标公司，他们便对这些公司进行全面改组，甚至不惜全部更换管理层。他们对全部的产业流程和相应管理岗位进行分析，他们的口号是“100%全球化”。他们引进的管理层必须承诺：无论论证的结果是将公司移至世界任何角落，都必须全家迁往该地。这些强力接管将使许多以欧美为基地的大型跨国公司被连根拔起，全球总部将被迁往香港、孟买、上海或北京，或无论什么私募基金认为最适合该行业特点的地域。
因此，全球化的资本市场、社会追求和技术变革对地方政府产生了空前的挑战，从欧美到中国，地方政府都必须重新审视自己的责任和策略。没有任何地方政府可以掉以轻心，认为自己已经拥有了资源（企业、自然资源或人口）就是必然的赢家。
京港沪政府不同策略应对竞争
在中国，由于香港、北京、上海三大主要城市都把自身定位为全球性大都市，由全球化带来的城市竞争已经在区域内展开，各地政府都采取了不同的战略应对新的挑战。
以香港为例，虽然财政状况相当紧张，特别行政区政府仍将建立提升香港文化地位的西九龙区作为战略性举动。西九龙文娱艺术区项目占据香港本岛对面黄金临海地段，占地逾40公顷。参与此项建设的大型财团，包括香港最大的地产商长江基建、新鸿基地产以及恒隆集团等。他们不仅有机会获得地标级建筑的发展机会，也将获得大量地皮带动周围物业的升值。但是，在接到来自本地居民数以万计的评议建议后，香港政府却难以即下决心。他们必须将这类大型基建项目与香港未来的生存环境进行整体战略考虑。同样具有战略意义的大型基建项目，还包括了拓展该地国际物流竞争力的第十号货柜码头以及预期中的港珠澳大桥等。即使某项大型地产项目为政府和地产商带来大量收益，却毁坏了当地软环境包括海湾景色等，具有长远眼光的社会和政府也无法允许。
在西九龙的开发中，尽管各参与竞标的财团均有足够的财力和专业知识，香港政府和社会却要求他们必须寻找足够的“文化盟友”—比如古根海姆博物馆或卢浮宫这样的世界文化象征。由此而见，为保持城市在国际经济舞台中的持久地位，只关心当期收入还远远不够。香港正力图摆脱只有生意、缺乏文化的形象，从而吸引未来世界经济领袖的人才和机构在本地落户。在欧洲，大量在伦敦上班的白领已开始在具有文化氛围的巴黎居住，“欧洲之星”跨越海峡的隧道快车既便宜又方便。
在利用“大学城”的概念成功激活了远郊区松江后，上海正在该地兴建大型地区性交通枢纽。完全可以预计，杭州居住、上海上班在可见的将来会成为一种选择。杭州地区的人文风景以及上海日渐高涨的房产价格也促进了这种可能性。
在北京，政府正在与传统形成的不断“摊大饼”式的城市发展模式进行艰苦的斗争。“摊大饼”造成了北京城市功能无法革命性地变革，因此在争夺跨国公司总部的过程中不断输给上海。但是随着2008年奥运会的临近，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北京将投入巨资建立具有足够引力的“卫星城”或“副中心”，将市区人口分流出去，进而进行全局性的调整，为该市在全国甚至世界经济中的持久地位打下长期基础。
强势地方政府挑战更多领域
在全球化的进程中，一些抓住机遇的地方政府，引领了当地经济的强势崛起，其影响力也日益扩大。在世界各地，许多原来属于中央政府的管理和监管领域，正受到这些强势地方政府的挑战。
在美国，纽约州的检查官对联邦机构如证监会等对大型金融机构—投资银行和保险公司等的监管效果提出了质疑。他们利用本地对投资者和保单持有者更加有利的当地立法提起诉讼，不但获得胜利，而且迫使联邦政府进行回应，从而推动了对金融行业监管的全面检讨。在加拿大，前来收购当地矿产资源的中国矿业公司发现，他们受到联邦政府的欢迎却被各地区政府质疑。这些地方政府在当地选民的支持下，对国际自由投资和贸易的原则发表异言。
在高科技领域，各国的地方政府也是技术变革的关键推动力，例如各国都有将模拟式电视系统转为数字电视系统的雄心勃勃的计划，但是由于技术的不确定性、现有用户利益的保护、高清晰度接收终端的普及、互动节目的开发等多种复杂的行业问题，几乎很少有大国的国家政府能制定出容纳如此众多的行业和利益群体的指导框架。相反，真正完成模拟技术向数字技术全面转换的，是柏林这样强有力的地方经济体。在中国，现在深入大量中国家庭的有线电视均为各地所分别兴建，在转向数字电视的过程中，各地也根据当地的经济状况采取了不同的转移模式和运营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