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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法家集大成者韩非子独创《说难》篇针对游说现象进行总结，对上游说需要在把握君主需求的基础上陈述自身观点，达到君主认可自身观点的效果。韩非子详谈游说过程中的“七危”和“八难”。游说的关键不在于“放”，而在于“收”。《说难》一文对后世者游说提出了三个目标，最低追求是保全自身，其次是运用技巧使得君主能够接受自己的意见，最终目的是达到和君主之间“亲近不疑”的关系。体现出的“术”的智慧对后世有着不朽的意义。
关键词：韩非子；《说难》；游说
现代的宣传以一种“居高临下”姿态，通过网络、电视、广告等传播媒介，告诉大众“你还需要什么？”从而推销产品。而韩非子游说理论的出发点是如何对上宣传——对君主的游说。诚如《说难》所道：“凡说之难：在知所说之心，可以吾说当之”。对上的宣传模式需要在把握君主需求的基础上陈述自身观点，达到君主认可自身观点的效果，才有机会实施自身政策。若与君主意见不一，就容易导致南辕北辙，轻则游说失败，重则找来杀身之祸。
法家是顺应战国时势而发展起来政治理论学派，一旦离开宣传游说人主的要求，便一无所值。韩非子作为法家集大成者，自然是最能言善辩，所创的《说难》一文虽只有短短七段，却字字珠玑。第一、二段道出游说的困难和危险，第三、四段点明游说时的注意事项以及如何进行游说的方法，第五、六、七段则举实例说明上述的观点。全文结构清晰，逻辑严密，三部分相辅相成，既有铺陈，亦有总结。语言平实质朴，虽无华丽辞藻堆砌却仍读来酣畅淋漓。
向君主进辞游说，关键不在于“放”，而在于“收”。“凡说之难，非吾知之有以说之之难也，又非吾辨之能明吾意之难也，又非吾敢横失而能尽之难也。”对待君主，不能以自身为出发点，对君主表达是不能只陈述“我的”观点和方法，而要懂得察言观色，分辨“君主想要的”观点和政策。
此处的韩非子乍看自信满满，将君主意图一锤定音，认为其旨为“高名”抑或“厚禄”，后世者对此颇有微词。但实际上这一结论是韩非子深刻体悟当时的社会实际状况后得出的。正所谓“春秋无义战”，诸侯之间的成败纠葛无非由于“名利”二字作祟。同时，韩非子此处也点醒了法家后人，与时时事事皆谈“仁义道德”的儒家有着本质区别，法家应当专于为君主服务，想方设法实现现世君主的抱负。
“夫事以密成，语以泄败”继续体现着“收”的智慧。韩非子详谈了游说过程中的“七危”和“八难”。“非知之之难也，处之则难也。”正确把握君主心理是游说成功的基础，也是游说最难之处，如何选择正确的言辞和表达方式，如何迅速得到君主的信任，最终接受自己的观点，“七危”、“八难”就从反面进行了论证。总结原文，有以下两点引人深思。
首先，不能泄露人主内心的秘密。“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语及所匿之事，如此者身危。彼显有所出事，而乃已成他故，说者不徒知所出而己矣，又知其所以为，如此者身危。规异事而当，知者揣之外而得之，事泄于外，必以为己也，如此者身危。”上述的三种情况虽然非故意泄密，但却会因此失去君主的信任，导致进说失败，使自己进入危险的境地。
其次，向君主进言要拿捏好分寸，做到交浅而言深。“周泽未渥也，而语极知，说行而有功，则德忘；说不行而有败，则见疑，如此者身危。貴人有过端，而说者明言礼义以挑其恶，如此者身危。贵人或得计而欲自以为功，说者与知焉，如此者身危。强以其所不能为，止以其所不能已，如此者身危。”进说者要根据君主对自己的信任情况而给予对方适当的建议，否则无论成功失败都对自己有害无益。
“七危”讲的许多危险的情况，劝诫游说者要懂得避开这些雷区，保全住自己，才能有机会向君主言说自己的观点。“八难”在“七危”的基础上进一步说游说的技巧，使自己的说辞以一种更容易接受的方式被君主采纳。
《说难》第二部分是针对上述“说之难”，提出一些解决方法，教导人臣在进说时需要掌握的要领。主旨为如何粉饰“进说人主自夸之事，掩盖其所耻之事。”“彼有私急也，必以公义示而强之。其意有下也，然而不能已，说者因为之饰其美，而少其不为也。其心有高也，而实不能及，说者为之举其过而见其恶，而多其不行也。”通过言语说辞的粉饰，迎合君主的喜好，最终得到君主的信任。韩非子始终把信任看作是游说能否成功的决定性因素，许多正确的建议就是因为不信任而被君主忽视。“宋有富人，天雨，墙坏。妻子曰：‘不筑，必将有盗。’其邻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财。其家甚智其子，而疑邻人之父。”他举了智子疑邻的例子来说明信任的重要性。“此二人说者皆当矣，厚者为戮，薄者见疑，则非知之难也，处知则难也。”
《说难》一文对后世者游说提出了三个目标。最低追求是保全自身，其次是运用技巧使得君主能够接受自己的意见，最终目的是达到和君主之间“亲近不疑”的关系。这一套理论主张很有诱惑力，后世也一直将其奉为向君主陈词进说的经典，但是这一套进说方式显得太过于迎合谄媚，全然为讨好君主，有目的有计划地和君主建立起一种亲密的关系，从而实现自己的主张。若是韩非子讲述游说君主时的雷区禁区外，强调不可谄媚的一些原则性问题，那就更显名正言顺。同时结合《难言》、《和氏》、《问田》诸篇进行分析，就会发现韩非子是希望君主圣贤的，但却不得不思考如何面对完全由个人情欲支配，全无任何政治信念的君主时，法术之士究竟该如何作为，此处既是说难之处，也是游说的智慧之处。
最后一句总结了进说之根本要领：“人主亦有逆鳞，说者能无婴人主之逆鳞，则几矣！”这一观点对后世的影响甚深，游说目的在于引导君主而非指责君主，非忤逆其意愿，而是通过恰当的方式方法实现自我主张。韩非子一生推崇的中央集权，也给其游说增加了难度。韩非子最终命运“终死于秦，不能白脱”，也令人惋惜。游说对象对于名利态度的复杂性，决定着游说者与其打交道时的难度。何况游说对象本人乃是手握重权的君主，处于生杀予夺的绝对优势地位，使游说者时刻面临一言不合即遭灭顶之灾的危险。诸如商鞅车裂、吴起肢解等法术之士的历史教训，“伴君如伴虎”的现实，都告诫游说者要认真对待。
总之，《说难》篇对君主的心理揣摩，人臣的游说方式，都分析得十分透彻，虽然只有短短一千五百多字，但其中之“术”对于后世有着不朽的意义。
关键词：韩非子；《说难》；游说
现代的宣传以一种“居高临下”姿态，通过网络、电视、广告等传播媒介，告诉大众“你还需要什么？”从而推销产品。而韩非子游说理论的出发点是如何对上宣传——对君主的游说。诚如《说难》所道：“凡说之难：在知所说之心，可以吾说当之”。对上的宣传模式需要在把握君主需求的基础上陈述自身观点，达到君主认可自身观点的效果，才有机会实施自身政策。若与君主意见不一，就容易导致南辕北辙，轻则游说失败，重则找来杀身之祸。
法家是顺应战国时势而发展起来政治理论学派，一旦离开宣传游说人主的要求，便一无所值。韩非子作为法家集大成者，自然是最能言善辩，所创的《说难》一文虽只有短短七段，却字字珠玑。第一、二段道出游说的困难和危险，第三、四段点明游说时的注意事项以及如何进行游说的方法，第五、六、七段则举实例说明上述的观点。全文结构清晰，逻辑严密，三部分相辅相成，既有铺陈，亦有总结。语言平实质朴，虽无华丽辞藻堆砌却仍读来酣畅淋漓。
向君主进辞游说，关键不在于“放”，而在于“收”。“凡说之难，非吾知之有以说之之难也，又非吾辨之能明吾意之难也，又非吾敢横失而能尽之难也。”对待君主，不能以自身为出发点，对君主表达是不能只陈述“我的”观点和方法，而要懂得察言观色，分辨“君主想要的”观点和政策。
此处的韩非子乍看自信满满，将君主意图一锤定音，认为其旨为“高名”抑或“厚禄”，后世者对此颇有微词。但实际上这一结论是韩非子深刻体悟当时的社会实际状况后得出的。正所谓“春秋无义战”，诸侯之间的成败纠葛无非由于“名利”二字作祟。同时，韩非子此处也点醒了法家后人，与时时事事皆谈“仁义道德”的儒家有着本质区别，法家应当专于为君主服务，想方设法实现现世君主的抱负。
“夫事以密成，语以泄败”继续体现着“收”的智慧。韩非子详谈了游说过程中的“七危”和“八难”。“非知之之难也，处之则难也。”正确把握君主心理是游说成功的基础，也是游说最难之处，如何选择正确的言辞和表达方式，如何迅速得到君主的信任，最终接受自己的观点，“七危”、“八难”就从反面进行了论证。总结原文，有以下两点引人深思。
首先，不能泄露人主内心的秘密。“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语及所匿之事，如此者身危。彼显有所出事，而乃已成他故，说者不徒知所出而己矣，又知其所以为，如此者身危。规异事而当，知者揣之外而得之，事泄于外，必以为己也，如此者身危。”上述的三种情况虽然非故意泄密，但却会因此失去君主的信任，导致进说失败，使自己进入危险的境地。
其次，向君主进言要拿捏好分寸，做到交浅而言深。“周泽未渥也，而语极知，说行而有功，则德忘；说不行而有败，则见疑，如此者身危。貴人有过端，而说者明言礼义以挑其恶，如此者身危。贵人或得计而欲自以为功，说者与知焉，如此者身危。强以其所不能为，止以其所不能已，如此者身危。”进说者要根据君主对自己的信任情况而给予对方适当的建议，否则无论成功失败都对自己有害无益。
“七危”讲的许多危险的情况，劝诫游说者要懂得避开这些雷区，保全住自己，才能有机会向君主言说自己的观点。“八难”在“七危”的基础上进一步说游说的技巧，使自己的说辞以一种更容易接受的方式被君主采纳。
《说难》第二部分是针对上述“说之难”，提出一些解决方法，教导人臣在进说时需要掌握的要领。主旨为如何粉饰“进说人主自夸之事，掩盖其所耻之事。”“彼有私急也，必以公义示而强之。其意有下也，然而不能已，说者因为之饰其美，而少其不为也。其心有高也，而实不能及，说者为之举其过而见其恶，而多其不行也。”通过言语说辞的粉饰，迎合君主的喜好，最终得到君主的信任。韩非子始终把信任看作是游说能否成功的决定性因素，许多正确的建议就是因为不信任而被君主忽视。“宋有富人，天雨，墙坏。妻子曰：‘不筑，必将有盗。’其邻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财。其家甚智其子，而疑邻人之父。”他举了智子疑邻的例子来说明信任的重要性。“此二人说者皆当矣，厚者为戮，薄者见疑，则非知之难也，处知则难也。”
《说难》一文对后世者游说提出了三个目标。最低追求是保全自身，其次是运用技巧使得君主能够接受自己的意见，最终目的是达到和君主之间“亲近不疑”的关系。这一套理论主张很有诱惑力，后世也一直将其奉为向君主陈词进说的经典，但是这一套进说方式显得太过于迎合谄媚，全然为讨好君主，有目的有计划地和君主建立起一种亲密的关系，从而实现自己的主张。若是韩非子讲述游说君主时的雷区禁区外，强调不可谄媚的一些原则性问题，那就更显名正言顺。同时结合《难言》、《和氏》、《问田》诸篇进行分析，就会发现韩非子是希望君主圣贤的，但却不得不思考如何面对完全由个人情欲支配，全无任何政治信念的君主时，法术之士究竟该如何作为，此处既是说难之处，也是游说的智慧之处。
最后一句总结了进说之根本要领：“人主亦有逆鳞，说者能无婴人主之逆鳞，则几矣！”这一观点对后世的影响甚深，游说目的在于引导君主而非指责君主，非忤逆其意愿，而是通过恰当的方式方法实现自我主张。韩非子一生推崇的中央集权，也给其游说增加了难度。韩非子最终命运“终死于秦，不能白脱”，也令人惋惜。游说对象对于名利态度的复杂性，决定着游说者与其打交道时的难度。何况游说对象本人乃是手握重权的君主，处于生杀予夺的绝对优势地位，使游说者时刻面临一言不合即遭灭顶之灾的危险。诸如商鞅车裂、吴起肢解等法术之士的历史教训，“伴君如伴虎”的现实，都告诫游说者要认真对待。
总之，《说难》篇对君主的心理揣摩，人臣的游说方式，都分析得十分透彻，虽然只有短短一千五百多字，但其中之“术”对于后世有着不朽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