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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邓一光在《深圳在北纬22°27′～22°52′》中描写了现代人的一种“变形”过程，这种变形不仅是对“人的异化”的揭露与反思，更是试图找到一条“精神突围”之路。“变形”之下的身体，是一种“返魅”，是对被围困的社会与个体的精神还原。“马”和“蝴蝶”最终喻示着现代都市人“主体精神”的回归。
关键词：邓一光 变形 异化 身体 返魅
《深圳在北纬22°27′～22°52′》这部短篇小说，是邓一光“深圳书写”的典范之作。邓一光通过描写在深圳这个现代化的城市中一对夫妻的“变形”过程，不仅隐喻了个人所遭遇的现代困境——人的异化，而且通过身体的“返魅”叙事，找到了一条“精神突围”之路。
一、被围困的社会与“人的异化”
齐格蒙特·鲍曼在《被围困的社会》中描绘了现代社会普遍存在的一种困境：不论是国家还是个体，都处于无法逃脱的命运之中。鲍曼认为，从国家层面来说，2011年的“9·11”事件宣告了空间时代的终结，“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隔绝同外部世界的联系，不管它是多么富有、遥远和不容易接近”①。这种全球化政治使得对其有效反应只能是全球性的，每一个国家都处于巨大的关系网中。同理，个体也处于被围困的境地：“个体的人类犹如植物一样，已经被连根拔起，他们被迫‘脱离’在旧制度下发芽、生长的土壤，但是其目的僅仅是为了急切地寻求‘重新植入’，即‘重新植入’在一个规划得更好和理性设计的社会花园所布置的土壤。”②不仅如此，个体面对的最大威胁是消费主义的冲击。“消费社会和消费主义不是关于需要满足的，甚至不是更崇高的认同需要，或适度的自信。消费活动的灵魂不是一系列言明的需要，更不是一系列固定的需要，而是一系列的欲望——这是一个更加易逝的和短命的、无法理解的和反复无常的、本质上没有所指的现象；这是一个自我产生和自我永恒的动机，以至于它不需要找一个目标或原因来证明自身的合理性，或者进行辩解。”③消费刺激着个体的欲望，个体欲望又加速了消费的过程。欲望和消费互相刺激。其结果是，个体淹没在消费的洪流里，被操纵，变成“官能性的人”了。
很显然邓一光看到了现代人的生活困境，尤其是消费文化带来的“束缚”。他在《深圳在北纬22°27′-22°52′》这部短篇小说中，首先就把“消费的可能”降到最低。小说中的“他”是一名监理工程师，负责深圳市梅林关道路拓宽改造工程。“他”的妻子是一名瑜伽教练，严格控制饮食，不吃油腻的食物。在妻子的影响下，“他开始接受素食，并且越来越喜欢清爽的新鲜蔬菜”④。但是，尽管如此，他依然处于一种“被围困”的状态。由于道路拓宽工程正在加速推进，“整个白天他都在工地上没头没脑地奔波”⑤。他感觉特别疲惫，“他累，却只能忍着，无处可说”⑥。这种高强度的工作状态，正是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哲学手稿》中所描绘的“异化劳动”。马克思认为，“劳动越是有力，劳动者越是无力；劳动越是机智，劳动者越是愚钝，并且越是成为自然界的奴隶”⑦。小说中的“他”被高强度的工作压得喘不过气来，一有机会，就想离开工地，因为“工地完全变成了战场”⑧。
马克思为“异化”研究开辟了道路。卢卡奇在马克思关于“异化”理论的基础上，认为资本主义已经陷入了全面的异化，人们的一切行为都受到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原则的支配，从而被“物化”。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则从发达的现代技术层面出发，认为技术也带来了一种异化，“今天，技术上的合理性，就是统治上的合理性本身，它具有自身异化的社会的强制性质”⑨。哈贝马斯把这种技术的合理性看成一种意识形态，“技术理性的概念，也许本身就是意识形态。不仅技术理性的应用，而且技术本身就是（对自然和人的）统治，就是方法的、科学的、筹划好了的和正在筹划着的统治”⑩。在《深圳在北纬22°27′～22°52′》中，“他”和“她”已经有意识地抵抗消费文化的“异化”冲击，把生活的标准降到最低。但城市生活和工作压力让他们紧张、焦虑，他们开始了“变形”。
“变形”是一种比较常见的艺术手法，这在奥维德的《变形记》、阿普列乌斯的《金驴记》中有突出的表现。但从卡夫卡开始，小说中的“变形”具有了丰富的现代性。卡夫卡小说中的“变形”，不仅是一场新的文学实验，而且是一次美学革命。格里高尔变成“甲虫”的悲惨遭遇表明，西方现代社会工作的劳累与压抑，家庭的冷漠与无情，亲情的虚伪和势利，已经把人异化了。“甲虫”象征着现代社会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降格：人变成物。随后，布鲁诺·舒尔茨的《父亲的最后一次逃走》、尤奈斯库的《犀牛》、菲利普·罗斯的《乳房》都有对“变形与异化”的深刻表现，但反响最大的还是法国作家玛丽·达里厄塞克的《母猪女郎》。她在小说中描写了一个因“异化”而被“变形”为猪的女郎，借此讽刺没有人性的社会。“人间是个大猪圈，天天在上演着荒诞的悲剧，它比动物更荒唐，更没有人性，人仿佛失去了理智和人性，成了疯狂的动物。”{11}
《深圳在北纬22°27′～22°52′》中的“变形”很奇特：主人公“他”发现自己变成一匹马，而“她”变成一只蝴蝶。表面上看，这是对城市生活不堪重负的艺术化表达。邓一光借“变形”表现了疲惫的都市人，表现了“异化”之下的现代生活，延续了卡夫卡在《变形记》中的“变形传统”，是对现实生活的讽刺与批判。但细究起来，我们会发现，邓一光不仅陈述了“人的异化”的现实，而且还把“变形”看作是精神突围的手段，是通向人的自由之路的必要条件。
二、“变形”之下的身体叙事
艺术中的“变形”是必不可少的。卡西尔在分析神话世界的典型特征时认为，如果神话有什么突出的法则，那肯定是变形的法则。因为“没有什么东西具有一种限定不变的静止状态：由于一种突如其来的变形，一切事物都可以转化为一切事物”{12}。奥维德则宣称变形是一切形象存在的基础，“一切事物只有变化，没有灭亡。灵魂是流动的，时而到东，时而到西，它遇到躯体——不论是什么东西的躯体——只要它高兴，就进去寄居。它可以从牲畜的躯体，移到人的躯体里去，又从我们人的躯体移进牲畜的躯体，但是永不寂灭……宇宙间一切都无定形，一切都在变异，一切形象都是在变异中形成的”{13}。但每一个艺术家对“变形”的处理是不一样的。在《变形记》中，卡夫卡笔下的格里高尔是突然变形的，那个经典的小说开头震撼了无数的读者：“一天早上，格里高尔·萨姆沙从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14}之后，卡夫卡用大量的细节描写为我们确证变形的“可能性”与“真实性”。邓一光在《深圳在北纬22°27′～22°52′》的“变形”是渐变的，是主人公“他”通过对自己身体的细微变化的“发现”，慢慢确证了自己的另一种形象。也可以说，《变形记》的重点是表现变形后的世界，《深圳在北纬22°27′～22°52′》重点表现的是变形的过程，尤其是“变形中的身体”。 尼采认为“创造性的肉体为自己创造了创造性的精神，作为它的意志之手”{15}。肉体是精神的策源地，小说中的“他”发现自己“变形的身体”恰恰是“创造性的精神”的显现，是对“被围困的自己”的突围，也是精神的超脱之路。“经历变形过程所产生的东西是一个新的生命形式，某种不同于既往的东西。在过程结束时，我们看到了一个与前半生不同的新的自我界定和个性身份。这新的成熟形式以先前的性格结构为基础，与之不离左右，给了它新的意味。性格倒不是变得让老朋友再也认不得该人了。但存在一个新的内在价值和取向中心，存在一个新的心灵意识。这一成年期中的内心生活现象用传统的话讲，被称为精神性的人的创造。”{16}邓一光通过“变形”，也确立了自己的身体叙事美学。
在《深圳在北纬22°27′～22°52′》一开始，主人公“我”就有些“不对劲”，他因自己的梦感到不安。在梦中，他仿佛在另外一个地方，而且，是在千里之外的草原。“他明明看见一大片绿薄荷，叶端生着金色的斑点，它们从他脚下一直铺到天边，他怎么就能一跃而过。”{17}梦中的他，变得轻盈，虽然他还不确定自己是什么，但连续多次梦到草原，让他很吃惊。这里，梦和现实产生了一种对照。现实的沉重比照着梦中的轻盈，现实的劳累比照着梦中的洒脱。随着主人公所负责的梅林关拓宽改造工程进入关键时期，“他”越来越劳累，这种劳累让他更频繁地“逃”入梦境—— 一个虚化的精神世界。通过多次辨认，他发现“梦中的自己”原来是一匹马。“把身体带入可以指意的领域，使它成为指号过程的参与者，似乎需要标记具有看得见的、可以辨认的重要性。”{18}邓一光的细节处理和卡夫卡一样出色。他描写了联系着梦和现实世界的“标记”，这种标记清楚地表明，他的梦并不虚幻：“从梦中醒来后，他还在大口呼吸，胸脯剧烈地起伏，小腿肚子发紧，膀胱也发紧。而且，他的后颈上有一层细细的汗。”{19}与此同时，他的妻子“她”也开始了“变形”。她在梦中变成蝴蝶。由于发现梦中的“自己”被雨冲到泥水里，脑袋撞在叶子上，她的梦成为一种“噩梦”，“她”开始向他讲述自己的梦，希望能得到安慰。“她”虽然知道自己在梦中变成了蝴蝶，但从来没有在现实生活中怀疑自己属于人的身份，尽管她的皮肤有着类似蝴蝶般的“令人陶醉的粉质感”{20}。
小说中，“他”在“她”的噩梦中看到了某种“变形”，这种变形也进一步确认了“他”对自己身份的看法。“如果他是马，她为什么不能是蝴蝶？蝴蝶凡事用喙，他喜欢用嘴；蝴蝶有长长的触须，她头发软得撩人；蝴蝶收束起翅膀栖息，他蜷缩着身子睡觉。她不是蝴蝶还能是什么？”{21}布鲁克斯说：“身体不能够遗留在一个无关紧要的肉体的领域。它必须具有意义。但是，它只有成为指意实践的网络的一部分，才能做到这一点。”{22}邓一光把“他”和“她”放在一起，用身体织就一张大网，把现实和梦境连接在一起，并有意去掉现实和梦境的间隔。这种处理表明，邓一光作品中的“变形”不是异化的结果，而是躲避异化的手段。“他”和“她”生活在城市里，被消费文化等围困着，他们能够率先突围，是因为他们都是素食主义者，具有了超脱的前提。当“他”在繁忙的工地上吃素食时，被孟工所嘲笑，但他却毫不在意，而是“离开腥腻味十足的监理点，高高地跃过一道警示牌，再越过一道路障，跳跃着朝工地上跑去”{23}。渐渐地，“他”在现实生活中开始具有“马”的某些特征。而随着情节的发展，“马的特征”开始更多地介入到现实生活中。当他洗澡的时候，他随便哼上两句，希望能放松心情，但被自己的聲音吓住了：“是的，他的确听见了自己的声音——不是咏叹调，也不是民谣，而是一声轻轻的马嘶。”{24}这种描写和达里厄塞克里的《母猪女郎》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我张开嘴，但只是发出一阵猪叫般的声音。”{25}
身体的变形首先通过“声音”来得到初步的确认。这也不由得让我们想到卡夫卡《变形记》中的关键情节。当格里高尔早上醒来看见自己变成甲虫后，并没有惊慌，但是在听见自己发出的第一声却吓了一跳：“格里高尔听到自己的回答声时大吃一惊，这分明是他从前的声音，但这个声音中却掺和着一种从下面发出来的、无法压制下去的痛苦的叽喳声，这叽喳声简直是只在最初一瞬间让那句话保持清晰可见，随后便彻底毁掉了那句话的余音，以至人们竟不知道，人们是否听真切了。”{26}梅洛·庞蒂说：“事物与我身体之间的关系无疑是非凡的：正是它有时让我显现出来，有时把我带往事物；它产生了可见之物的嗡嗡声，又让这些嗡嗡声陷入沉默，并使我完全地投入世界。”{27}这种嗡嗡声最终通过身体的变形达到精神的解脱。小说中的“他”也通过“嗡嗡声”发现了自己是一匹马的事实：“他不是他，而是一匹前肢收束起站立着的马。”{28}至此，他的“变形”已经宣告完成，但邓一光的还在继续他的身体叙事。
三、身体的“返魅”：精神的突围
我们可以把《深圳在北纬22°27′-22°52′》看成是关于身体叙事的范本，它不仅仅解构了“异化的都市生活”，而且还对现代人的身体进了复原与“返魅”，为都市人提供了精神突围的绝佳入口。
布鲁克斯认为，“身体一直都是包括语言在内的文化所俘虏的骚动不安的囚徒”{29}。不仅仅是语言层面，历史上，身体多数时候都处于压制状态。在封建时代，革命者、造反者，或者是持异端学说的人，都可能会遭受到肉体上的处罚。西方哲学也有一个传统，在把理性从肉体中解放出来的时候，会推崇理性的力量，排斥肉体。柏拉图在《裴多篇》中对身体的负面作用进行了批判，他认为身体的各种感性骚动扰乱了我们的心灵，因此，极力推崇理性的力量。而宗教对“禁欲的身体”的推崇，又是加在身体之上的一道枷锁。当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逐渐解放了人们的精神，但身体又处在另一种“监控”之中。福柯通过对权力的分析，发现身体是一个不断被驯化的、温顺的场所，已经打上了深深的权力的烙印，无法逃避。即使是在当代社会，身体也处于被“改造”的位置。鲍曼认为消费主义在本质上是寻求刺激，创造新的欲望，并引导现存的欲望。而作为欲望承载主体的身体，最终只得到了短暂的快乐，而不是长久的幸福。波德里亚也认为，在消费时代，“身体在一种全面折磨之中，变成了必须根据某些‘美学’目标来进行监护、简约、禁欲的危险物品”{30}。 在《深圳在北纬22°27′～22°52′》中，主人公“他”恢复了对自己身体的观察能力。当他发现自己变成了“马”，他非常紧张，以为是自己出了问题。当他发现自己的妻子也处在一种“变形”过程中，并最终确认为是“透翅长尾凤蝶”时，他开始求助于自己的好朋友维平。维平是一名学者，专门研究神秘生命现象。维平在听到他的描述后，认为这涉及“物种异换”的问题。维平说：“生命的神秘现象不是科学，但所有的科学都有过前科学时期。问题在于，我们是否有足够的耐心和敬畏去认知它们。”{31}维平的解释让“他”觉得不可思议，于是他挂掉了电话，陷入了对自己身份的思考中。我们发现，小说进行到这里时，提出了一个核心的问题：身体的“返魅”。
“返魅”对应着“祛魅”。“祛魅”一词源于马克斯·韦伯的“世界的祛魅”。韦伯认为由启蒙运动带来的理性主义思潮对以宗教为代表的神圣性的东西进行了“解咒”，这也是宗教世俗化的必然过程。“从原则上说，再也没有什么神秘莫测，无法计算的力量在起作用，人们可以通过计算掌握一切，而这就意味着为世界除魅。人们不必像相信这种神秘的力量存在的野蛮人那样，为了控制或祈求神灵而求助于魔法。技术和计算在发挥着这样的功效，而这比任何其他事情更明确地意味着理智化。”{32}这种“祛魅”在本雅明的《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品》中也有生动的阐释。本雅明认为，现代科技消除了曾经笼罩在艺术作品中的那种独一无二的“灵晕”。“在祛魅的自然中，关于自然的现代科学导致自然本身的祛魅。关于自然的机械论的、祛魅的哲学最终导致了整个世界的祛魅。”{33}
“祛魅”的结果，理性大行其道，“那些充满迷幻力的思想和实践从世上的消失”{34}。机械世界观代替了有机世界观，科技的力量无坚不摧。伽达默尔曾表达了对技术力量的担忧，“二十世纪是第一个以技术起决定作用的方式重新确定的时代，并且开始使技术知识从掌握自然力量扩展为掌握社会生活。所有这一切都是成熟的标志，或者也可以说，是我们文明危机的标志”{35}。胡塞尔也对“祛魅的世界”表达了深深的忧虑，“现代人让自己的整个世界观受实证科学支配，并迷惑于实证科学所造就的‘繁荣’。这种独特现象意味着，现代人漫不经心抹去了那些对于真正的人来说至关重要的问题。只见事实的科学造成了只见事实的人”{36}。“祛魅”有其进步意义，但其危害也开始渐渐显露，它否定了人自身的主体性、经验和感觉。因此，为了恢复现代人对精神生活的敏感性，对抗现代性的各种弊端，“返魅”也是一个必然的选择。
邓一光在《深圳在北纬22°27′～22°52′》中，首先通过“变形”的方式，解放了个体的身體，然后通过身体的“主体性”参与，对事物的神秘性的给予确认，这即是一种典型的“返魅”过程。小说的结尾，“他”在路边看见了一个头发蓬松的男孩正在过马路，突然，他发现自己看到的不是男孩，而是“一只展开双翅掠地而过的稻田苇莺”{37}。直到此时，“他”才释然，头一次露出了从容的微笑。
邓一光的“返魅”是通过主人公对自己身体的“重新发现”而实现的。“马”和“蝴蝶”在这里都是一种隐喻，是精神突围的象征物。邓一光曾说：“奔跑和飞翔早已不再是属于禽兽的美丽游戏，而是它们逃命的手段。”{38}面对一个不断被异化的社会，面对不断被围困的个体，邓一光在思考精神突围的可能性。他最终通过“变形的身体”，找到了突破口，也宣告了现代都市人“主体精神”的回归。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深圳在北纬22°27′～22°52′》已成为当代都市文学的经典之作之一。
①②③ 〔英〕齐格蒙特·鲍曼著，郇建立译：《被围困的社会》，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76页，第6页，第190页。
④⑤⑥⑧{17}{19}{20}{21}{23}{24}{28}{31}{37}{38} 邓一光：《深圳在北纬22°27′～22°52′》，海天出版社2012年版，第92页，第88页，第88页，第88页，第86页，第93页，第92页，第101页，第96—97页，第99页，第99页，第104页，第106页，第121页。
⑦ 〔德〕马克思著，刘丕坤译：《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6页。
⑨ 〔德〕霍克海默、阿多尔诺：《启蒙辩证法》，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113页。
⑩ 〔美〕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科学技术》，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39—40页。
{11}{25} 〔法〕玛丽·达理厄塞克著，胡小跃译：《母猪女郎》，重庆出版社2006年版，第129—130页，第65页。
{12} 〔德〕恩斯特·卡西尔著，甘阳等译：《人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104页。
{13} 〔古罗马〕奥维德著，杨周翰译：《变形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08页。
{14}{26} 〔奥〕卡夫卡著，叶廷芳主编：《卡夫卡全集·第1卷》，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版，第88页，第90页。
{15} 〔德〕尼采：《查拉斯图特拉如是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1页。
{16} 〔美〕斯坦因著，喻阳译：《变形：自性的显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4页。
{18}{22}{29} 〔美〕彼得·布鲁克斯：《身体活：现代叙述中的欲望对象》，新星出版社2005年版，第57页，第65页，第7页。
{27} Maurice Merleau-Ponty， The Visible and the Invisible， Evanston：Northwester University Press，1968， p.8.
{30} 〔法〕波德里亚著，刘成富、全志钢译：《消费社会》，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36页。
{32} 〔德〕马克斯·韦伯著，冯克利译：《学术与政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9页。
{33} 〔美〕大卫·格里芬著，马季方译：《后现代科学——科学魅力的再现》，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年版，第2页。
{34} 〔英〕尼格尔·多德著，陶传进译：《社会理论与现代性》，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43页。
{35} 〔德〕伽达默尔：《科学时代的理性》，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63页。
{36} 〔德〕胡塞尔：《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第7页。
关键词：邓一光 变形 异化 身体 返魅
《深圳在北纬22°27′～22°52′》这部短篇小说，是邓一光“深圳书写”的典范之作。邓一光通过描写在深圳这个现代化的城市中一对夫妻的“变形”过程，不仅隐喻了个人所遭遇的现代困境——人的异化，而且通过身体的“返魅”叙事，找到了一条“精神突围”之路。
一、被围困的社会与“人的异化”
齐格蒙特·鲍曼在《被围困的社会》中描绘了现代社会普遍存在的一种困境：不论是国家还是个体，都处于无法逃脱的命运之中。鲍曼认为，从国家层面来说，2011年的“9·11”事件宣告了空间时代的终结，“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隔绝同外部世界的联系，不管它是多么富有、遥远和不容易接近”①。这种全球化政治使得对其有效反应只能是全球性的，每一个国家都处于巨大的关系网中。同理，个体也处于被围困的境地：“个体的人类犹如植物一样，已经被连根拔起，他们被迫‘脱离’在旧制度下发芽、生长的土壤，但是其目的僅仅是为了急切地寻求‘重新植入’，即‘重新植入’在一个规划得更好和理性设计的社会花园所布置的土壤。”②不仅如此，个体面对的最大威胁是消费主义的冲击。“消费社会和消费主义不是关于需要满足的，甚至不是更崇高的认同需要，或适度的自信。消费活动的灵魂不是一系列言明的需要，更不是一系列固定的需要，而是一系列的欲望——这是一个更加易逝的和短命的、无法理解的和反复无常的、本质上没有所指的现象；这是一个自我产生和自我永恒的动机，以至于它不需要找一个目标或原因来证明自身的合理性，或者进行辩解。”③消费刺激着个体的欲望，个体欲望又加速了消费的过程。欲望和消费互相刺激。其结果是，个体淹没在消费的洪流里，被操纵，变成“官能性的人”了。
很显然邓一光看到了现代人的生活困境，尤其是消费文化带来的“束缚”。他在《深圳在北纬22°27′-22°52′》这部短篇小说中，首先就把“消费的可能”降到最低。小说中的“他”是一名监理工程师，负责深圳市梅林关道路拓宽改造工程。“他”的妻子是一名瑜伽教练，严格控制饮食，不吃油腻的食物。在妻子的影响下，“他开始接受素食，并且越来越喜欢清爽的新鲜蔬菜”④。但是，尽管如此，他依然处于一种“被围困”的状态。由于道路拓宽工程正在加速推进，“整个白天他都在工地上没头没脑地奔波”⑤。他感觉特别疲惫，“他累，却只能忍着，无处可说”⑥。这种高强度的工作状态，正是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哲学手稿》中所描绘的“异化劳动”。马克思认为，“劳动越是有力，劳动者越是无力；劳动越是机智，劳动者越是愚钝，并且越是成为自然界的奴隶”⑦。小说中的“他”被高强度的工作压得喘不过气来，一有机会，就想离开工地，因为“工地完全变成了战场”⑧。
马克思为“异化”研究开辟了道路。卢卡奇在马克思关于“异化”理论的基础上，认为资本主义已经陷入了全面的异化，人们的一切行为都受到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原则的支配，从而被“物化”。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则从发达的现代技术层面出发，认为技术也带来了一种异化，“今天，技术上的合理性，就是统治上的合理性本身，它具有自身异化的社会的强制性质”⑨。哈贝马斯把这种技术的合理性看成一种意识形态，“技术理性的概念，也许本身就是意识形态。不仅技术理性的应用，而且技术本身就是（对自然和人的）统治，就是方法的、科学的、筹划好了的和正在筹划着的统治”⑩。在《深圳在北纬22°27′～22°52′》中，“他”和“她”已经有意识地抵抗消费文化的“异化”冲击，把生活的标准降到最低。但城市生活和工作压力让他们紧张、焦虑，他们开始了“变形”。
“变形”是一种比较常见的艺术手法，这在奥维德的《变形记》、阿普列乌斯的《金驴记》中有突出的表现。但从卡夫卡开始，小说中的“变形”具有了丰富的现代性。卡夫卡小说中的“变形”，不仅是一场新的文学实验，而且是一次美学革命。格里高尔变成“甲虫”的悲惨遭遇表明，西方现代社会工作的劳累与压抑，家庭的冷漠与无情，亲情的虚伪和势利，已经把人异化了。“甲虫”象征着现代社会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降格：人变成物。随后，布鲁诺·舒尔茨的《父亲的最后一次逃走》、尤奈斯库的《犀牛》、菲利普·罗斯的《乳房》都有对“变形与异化”的深刻表现，但反响最大的还是法国作家玛丽·达里厄塞克的《母猪女郎》。她在小说中描写了一个因“异化”而被“变形”为猪的女郎，借此讽刺没有人性的社会。“人间是个大猪圈，天天在上演着荒诞的悲剧，它比动物更荒唐，更没有人性，人仿佛失去了理智和人性，成了疯狂的动物。”{11}
《深圳在北纬22°27′～22°52′》中的“变形”很奇特：主人公“他”发现自己变成一匹马，而“她”变成一只蝴蝶。表面上看，这是对城市生活不堪重负的艺术化表达。邓一光借“变形”表现了疲惫的都市人，表现了“异化”之下的现代生活，延续了卡夫卡在《变形记》中的“变形传统”，是对现实生活的讽刺与批判。但细究起来，我们会发现，邓一光不仅陈述了“人的异化”的现实，而且还把“变形”看作是精神突围的手段，是通向人的自由之路的必要条件。
二、“变形”之下的身体叙事
艺术中的“变形”是必不可少的。卡西尔在分析神话世界的典型特征时认为，如果神话有什么突出的法则，那肯定是变形的法则。因为“没有什么东西具有一种限定不变的静止状态：由于一种突如其来的变形，一切事物都可以转化为一切事物”{12}。奥维德则宣称变形是一切形象存在的基础，“一切事物只有变化，没有灭亡。灵魂是流动的，时而到东，时而到西，它遇到躯体——不论是什么东西的躯体——只要它高兴，就进去寄居。它可以从牲畜的躯体，移到人的躯体里去，又从我们人的躯体移进牲畜的躯体，但是永不寂灭……宇宙间一切都无定形，一切都在变异，一切形象都是在变异中形成的”{13}。但每一个艺术家对“变形”的处理是不一样的。在《变形记》中，卡夫卡笔下的格里高尔是突然变形的，那个经典的小说开头震撼了无数的读者：“一天早上，格里高尔·萨姆沙从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14}之后，卡夫卡用大量的细节描写为我们确证变形的“可能性”与“真实性”。邓一光在《深圳在北纬22°27′～22°52′》的“变形”是渐变的，是主人公“他”通过对自己身体的细微变化的“发现”，慢慢确证了自己的另一种形象。也可以说，《变形记》的重点是表现变形后的世界，《深圳在北纬22°27′～22°52′》重点表现的是变形的过程，尤其是“变形中的身体”。 尼采认为“创造性的肉体为自己创造了创造性的精神，作为它的意志之手”{15}。肉体是精神的策源地，小说中的“他”发现自己“变形的身体”恰恰是“创造性的精神”的显现，是对“被围困的自己”的突围，也是精神的超脱之路。“经历变形过程所产生的东西是一个新的生命形式，某种不同于既往的东西。在过程结束时，我们看到了一个与前半生不同的新的自我界定和个性身份。这新的成熟形式以先前的性格结构为基础，与之不离左右，给了它新的意味。性格倒不是变得让老朋友再也认不得该人了。但存在一个新的内在价值和取向中心，存在一个新的心灵意识。这一成年期中的内心生活现象用传统的话讲，被称为精神性的人的创造。”{16}邓一光通过“变形”，也确立了自己的身体叙事美学。
在《深圳在北纬22°27′～22°52′》一开始，主人公“我”就有些“不对劲”，他因自己的梦感到不安。在梦中，他仿佛在另外一个地方，而且，是在千里之外的草原。“他明明看见一大片绿薄荷，叶端生着金色的斑点，它们从他脚下一直铺到天边，他怎么就能一跃而过。”{17}梦中的他，变得轻盈，虽然他还不确定自己是什么，但连续多次梦到草原，让他很吃惊。这里，梦和现实产生了一种对照。现实的沉重比照着梦中的轻盈，现实的劳累比照着梦中的洒脱。随着主人公所负责的梅林关拓宽改造工程进入关键时期，“他”越来越劳累，这种劳累让他更频繁地“逃”入梦境—— 一个虚化的精神世界。通过多次辨认，他发现“梦中的自己”原来是一匹马。“把身体带入可以指意的领域，使它成为指号过程的参与者，似乎需要标记具有看得见的、可以辨认的重要性。”{18}邓一光的细节处理和卡夫卡一样出色。他描写了联系着梦和现实世界的“标记”，这种标记清楚地表明，他的梦并不虚幻：“从梦中醒来后，他还在大口呼吸，胸脯剧烈地起伏，小腿肚子发紧，膀胱也发紧。而且，他的后颈上有一层细细的汗。”{19}与此同时，他的妻子“她”也开始了“变形”。她在梦中变成蝴蝶。由于发现梦中的“自己”被雨冲到泥水里，脑袋撞在叶子上，她的梦成为一种“噩梦”，“她”开始向他讲述自己的梦，希望能得到安慰。“她”虽然知道自己在梦中变成了蝴蝶，但从来没有在现实生活中怀疑自己属于人的身份，尽管她的皮肤有着类似蝴蝶般的“令人陶醉的粉质感”{20}。
小说中，“他”在“她”的噩梦中看到了某种“变形”，这种变形也进一步确认了“他”对自己身份的看法。“如果他是马，她为什么不能是蝴蝶？蝴蝶凡事用喙，他喜欢用嘴；蝴蝶有长长的触须，她头发软得撩人；蝴蝶收束起翅膀栖息，他蜷缩着身子睡觉。她不是蝴蝶还能是什么？”{21}布鲁克斯说：“身体不能够遗留在一个无关紧要的肉体的领域。它必须具有意义。但是，它只有成为指意实践的网络的一部分，才能做到这一点。”{22}邓一光把“他”和“她”放在一起，用身体织就一张大网，把现实和梦境连接在一起，并有意去掉现实和梦境的间隔。这种处理表明，邓一光作品中的“变形”不是异化的结果，而是躲避异化的手段。“他”和“她”生活在城市里，被消费文化等围困着，他们能够率先突围，是因为他们都是素食主义者，具有了超脱的前提。当“他”在繁忙的工地上吃素食时，被孟工所嘲笑，但他却毫不在意，而是“离开腥腻味十足的监理点，高高地跃过一道警示牌，再越过一道路障，跳跃着朝工地上跑去”{23}。渐渐地，“他”在现实生活中开始具有“马”的某些特征。而随着情节的发展，“马的特征”开始更多地介入到现实生活中。当他洗澡的时候，他随便哼上两句，希望能放松心情，但被自己的聲音吓住了：“是的，他的确听见了自己的声音——不是咏叹调，也不是民谣，而是一声轻轻的马嘶。”{24}这种描写和达里厄塞克里的《母猪女郎》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我张开嘴，但只是发出一阵猪叫般的声音。”{25}
身体的变形首先通过“声音”来得到初步的确认。这也不由得让我们想到卡夫卡《变形记》中的关键情节。当格里高尔早上醒来看见自己变成甲虫后，并没有惊慌，但是在听见自己发出的第一声却吓了一跳：“格里高尔听到自己的回答声时大吃一惊，这分明是他从前的声音，但这个声音中却掺和着一种从下面发出来的、无法压制下去的痛苦的叽喳声，这叽喳声简直是只在最初一瞬间让那句话保持清晰可见，随后便彻底毁掉了那句话的余音，以至人们竟不知道，人们是否听真切了。”{26}梅洛·庞蒂说：“事物与我身体之间的关系无疑是非凡的：正是它有时让我显现出来，有时把我带往事物；它产生了可见之物的嗡嗡声，又让这些嗡嗡声陷入沉默，并使我完全地投入世界。”{27}这种嗡嗡声最终通过身体的变形达到精神的解脱。小说中的“他”也通过“嗡嗡声”发现了自己是一匹马的事实：“他不是他，而是一匹前肢收束起站立着的马。”{28}至此，他的“变形”已经宣告完成，但邓一光的还在继续他的身体叙事。
三、身体的“返魅”：精神的突围
我们可以把《深圳在北纬22°27′-22°52′》看成是关于身体叙事的范本，它不仅仅解构了“异化的都市生活”，而且还对现代人的身体进了复原与“返魅”，为都市人提供了精神突围的绝佳入口。
布鲁克斯认为，“身体一直都是包括语言在内的文化所俘虏的骚动不安的囚徒”{29}。不仅仅是语言层面，历史上，身体多数时候都处于压制状态。在封建时代，革命者、造反者，或者是持异端学说的人，都可能会遭受到肉体上的处罚。西方哲学也有一个传统，在把理性从肉体中解放出来的时候，会推崇理性的力量，排斥肉体。柏拉图在《裴多篇》中对身体的负面作用进行了批判，他认为身体的各种感性骚动扰乱了我们的心灵，因此，极力推崇理性的力量。而宗教对“禁欲的身体”的推崇，又是加在身体之上的一道枷锁。当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逐渐解放了人们的精神，但身体又处在另一种“监控”之中。福柯通过对权力的分析，发现身体是一个不断被驯化的、温顺的场所，已经打上了深深的权力的烙印，无法逃避。即使是在当代社会，身体也处于被“改造”的位置。鲍曼认为消费主义在本质上是寻求刺激，创造新的欲望，并引导现存的欲望。而作为欲望承载主体的身体，最终只得到了短暂的快乐，而不是长久的幸福。波德里亚也认为，在消费时代，“身体在一种全面折磨之中，变成了必须根据某些‘美学’目标来进行监护、简约、禁欲的危险物品”{30}。 在《深圳在北纬22°27′～22°52′》中，主人公“他”恢复了对自己身体的观察能力。当他发现自己变成了“马”，他非常紧张，以为是自己出了问题。当他发现自己的妻子也处在一种“变形”过程中，并最终确认为是“透翅长尾凤蝶”时，他开始求助于自己的好朋友维平。维平是一名学者，专门研究神秘生命现象。维平在听到他的描述后，认为这涉及“物种异换”的问题。维平说：“生命的神秘现象不是科学，但所有的科学都有过前科学时期。问题在于，我们是否有足够的耐心和敬畏去认知它们。”{31}维平的解释让“他”觉得不可思议，于是他挂掉了电话，陷入了对自己身份的思考中。我们发现，小说进行到这里时，提出了一个核心的问题：身体的“返魅”。
“返魅”对应着“祛魅”。“祛魅”一词源于马克斯·韦伯的“世界的祛魅”。韦伯认为由启蒙运动带来的理性主义思潮对以宗教为代表的神圣性的东西进行了“解咒”，这也是宗教世俗化的必然过程。“从原则上说，再也没有什么神秘莫测，无法计算的力量在起作用，人们可以通过计算掌握一切，而这就意味着为世界除魅。人们不必像相信这种神秘的力量存在的野蛮人那样，为了控制或祈求神灵而求助于魔法。技术和计算在发挥着这样的功效，而这比任何其他事情更明确地意味着理智化。”{32}这种“祛魅”在本雅明的《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品》中也有生动的阐释。本雅明认为，现代科技消除了曾经笼罩在艺术作品中的那种独一无二的“灵晕”。“在祛魅的自然中，关于自然的现代科学导致自然本身的祛魅。关于自然的机械论的、祛魅的哲学最终导致了整个世界的祛魅。”{33}
“祛魅”的结果，理性大行其道，“那些充满迷幻力的思想和实践从世上的消失”{34}。机械世界观代替了有机世界观，科技的力量无坚不摧。伽达默尔曾表达了对技术力量的担忧，“二十世纪是第一个以技术起决定作用的方式重新确定的时代，并且开始使技术知识从掌握自然力量扩展为掌握社会生活。所有这一切都是成熟的标志，或者也可以说，是我们文明危机的标志”{35}。胡塞尔也对“祛魅的世界”表达了深深的忧虑，“现代人让自己的整个世界观受实证科学支配，并迷惑于实证科学所造就的‘繁荣’。这种独特现象意味着，现代人漫不经心抹去了那些对于真正的人来说至关重要的问题。只见事实的科学造成了只见事实的人”{36}。“祛魅”有其进步意义，但其危害也开始渐渐显露，它否定了人自身的主体性、经验和感觉。因此，为了恢复现代人对精神生活的敏感性，对抗现代性的各种弊端，“返魅”也是一个必然的选择。
邓一光在《深圳在北纬22°27′～22°52′》中，首先通过“变形”的方式，解放了个体的身體，然后通过身体的“主体性”参与，对事物的神秘性的给予确认，这即是一种典型的“返魅”过程。小说的结尾，“他”在路边看见了一个头发蓬松的男孩正在过马路，突然，他发现自己看到的不是男孩，而是“一只展开双翅掠地而过的稻田苇莺”{37}。直到此时，“他”才释然，头一次露出了从容的微笑。
邓一光的“返魅”是通过主人公对自己身体的“重新发现”而实现的。“马”和“蝴蝶”在这里都是一种隐喻，是精神突围的象征物。邓一光曾说：“奔跑和飞翔早已不再是属于禽兽的美丽游戏，而是它们逃命的手段。”{38}面对一个不断被异化的社会，面对不断被围困的个体，邓一光在思考精神突围的可能性。他最终通过“变形的身体”，找到了突破口，也宣告了现代都市人“主体精神”的回归。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深圳在北纬22°27′～22°52′》已成为当代都市文学的经典之作之一。
①②③ 〔英〕齐格蒙特·鲍曼著，郇建立译：《被围困的社会》，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76页，第6页，第190页。
④⑤⑥⑧{17}{19}{20}{21}{23}{24}{28}{31}{37}{38} 邓一光：《深圳在北纬22°27′～22°52′》，海天出版社2012年版，第92页，第88页，第88页，第88页，第86页，第93页，第92页，第101页，第96—97页，第99页，第99页，第104页，第106页，第121页。
⑦ 〔德〕马克思著，刘丕坤译：《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6页。
⑨ 〔德〕霍克海默、阿多尔诺：《启蒙辩证法》，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113页。
⑩ 〔美〕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科学技术》，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39—40页。
{11}{25} 〔法〕玛丽·达理厄塞克著，胡小跃译：《母猪女郎》，重庆出版社2006年版，第129—130页，第65页。
{12} 〔德〕恩斯特·卡西尔著，甘阳等译：《人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104页。
{13} 〔古罗马〕奥维德著，杨周翰译：《变形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08页。
{14}{26} 〔奥〕卡夫卡著，叶廷芳主编：《卡夫卡全集·第1卷》，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版，第88页，第90页。
{15} 〔德〕尼采：《查拉斯图特拉如是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1页。
{16} 〔美〕斯坦因著，喻阳译：《变形：自性的显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4页。
{18}{22}{29} 〔美〕彼得·布鲁克斯：《身体活：现代叙述中的欲望对象》，新星出版社2005年版，第57页，第65页，第7页。
{27} Maurice Merleau-Ponty， The Visible and the Invisible， Evanston：Northwester University Press，1968， p.8.
{30} 〔法〕波德里亚著，刘成富、全志钢译：《消费社会》，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36页。
{32} 〔德〕马克斯·韦伯著，冯克利译：《学术与政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9页。
{33} 〔美〕大卫·格里芬著，马季方译：《后现代科学——科学魅力的再现》，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年版，第2页。
{34} 〔英〕尼格尔·多德著，陶传进译：《社会理论与现代性》，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43页。
{35} 〔德〕伽达默尔：《科学时代的理性》，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63页。
{36} 〔德〕胡塞尔：《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第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