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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沟壑纵深莽莽苍苍的陕北高原，一直在民间流传有这样一种说法：男人一生有三大事业，生儿子、盖房子、娶媳妇。我认为，我憨厚敦实的父亲就是这样一个陕北男人，盖房就是他最主要的人生理想之一。
静卧在高原上那处齐整的老窑洞是否是父亲的功劳我不太清楚，但年轻时帮助乡亲们箍窑应是父亲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我们全家从陕北老家一路向北来到鄂尔多斯前，父亲已在外探了二十多年的路。1959年腊月，寒风刺骨，我们全家人冒着严寒来到东胜酸刺沟煤矿，父亲让家人住在他提前安排好的工友武地生的一间倾颓的旧房内。
第二年一开春，父亲就开始实施他蓄谋已久的盖房计划：按照家乡的传统，他想在煤矿附近山的阳面挖一孔向阳窑洞。
听到父亲的计划，工友提醒他：“这里的土质与陕北的不同，不适合挖窑洞！”但为挖窑洞考察了一年瞅准了地方的父亲已下定了决心，按时开工。挖到第三天，窑洞果然如所有人所料，坍塌了。做了十几年矿工，经验丰富、身手敏捷的父亲提前察觉到了危险，与工友成功逃脱。
那次事故后的，虽然谁也没有批评和埋怨父亲，但那一段时间里，父亲却像遭受了一次重大打击，一蹶不振、一言不发。
母亲认为：父亲是因为损失了半袋白面、十几块钱而懊恼。
但我认为：父亲是一个有理想的人，盖不成房，就是破灭了他的理想，父亲是在那段时间失去了目标，对无法让他实现理想的酸刺沟彻底失望，没有了留恋。
此后几年，父亲再也没有提盖房的事。
1964年，在矿区生活的第四个年头，东胜“泥画社”招收建筑工人，38岁的父亲毅然辞去了煤矿工作，与几位工友结伴来到了东胜，改行成了一名“泥瓦匠”。
我后来分析，父亲之所以毅然转行，是因为泥瓦匠的技能正好可让父亲实现理想。
1965年，全家跟随着父亲来到东胜，寄居在东胜南郊一间砖砌的窑洞内。
1967年，沙尘暴过后的一个空气中弥漫着尘土味道的春日，父亲用80块钱买下了二完小南头的一间小土房。那间土房是东胜老户郭挨羊院子里的一间南房，土房的门面朝北，后墙外有一块空地，距主街有三十多米。
全家住进去后，父亲从此不再空手回家，起早贪黑地积累着建筑材料。几个月里，父亲积攒的砖瓦、石块、旧门窗，柳条、木棍、破椽檩堆满了土方的南墙。
第二年，在工友帮助下，紧贴着土房的南墙，父亲用土打垒起墙，建起了一间朝阳的土房。
新房可以居住后，父亲在新旧房之间半米厚的夹墙上开了一个洞，洞的两侧连着两盘大炕，全家在新房里吃饭，在旧屋里睡觉。
对童年的我来说，天天在那个洞钻来钻去，是一件非常新奇快乐的游戏，也是我最深刻的记忆。
此后，父亲用建筑材料在那片空地上标识和不断扩张着自己的领地范围。上冻前，正房成了两间；第二年，正房成了三間，慢慢有了南房、有了院子、有了大门。
三年时间，一个四间正房、五间南房、占地200来平米的小院生长在了那里，成了我们稳定的家。从此，全家结束了四处漂泊、居无定所的生活，在东胜牢牢地扎下了根。
随后，父亲以120元的价格卖掉了原先的那间土房。
在那个大院里，有好几户从陕北来的打工者，他们像父亲一样，悄无声息地扩大着自己的领地，他们盖的房院，有着明显的“移民”特色。
院子的角落里堆放着废旧建筑材料；南房参差不齐、大小不等；“里生外熟”的正房门面还算齐整，但门窗不是一种样式：有合页的、有转轴的，有玻璃窗眼、有糊纸的小格窗；窗眼用两块玻璃拼接，有的干脆钉一块三合板或塑料布；门头上的屋檐呈波浪形，露着一排未经加工的黑色椽头。
室内屋顶骨架裸露，房梁、椽檩、“柳疤”是灰黑的颜色；坡度不大的屋顶防水简单、经常漏雨，下雨时，家里摆着十几个盆碗，被雨点敲击的“叮当”作响。
为拦截雨水倒灌，门口堆着一道土坎慢慢抬高了院子，让室内地面成了圪洞。雨后，屋顶的白泥流下，院子里覆盖了一层软泥，间隔半米，用半砖铺出一条通向大门的路。
我对中年改行的父亲的泥瓦匠手艺不敢恭维，在父亲当了几年泥瓦匠后，同行对父亲认可的话是：“严师傅盘的一手好炕！”
虽然学艺不精，但在一家十口人捉襟见肘的生活逼迫下，父亲什么苦都能吃，什么活儿都肯干。除了泥工活儿，父亲还干过油工，做过木匠，拉过板车，修过自来水和下水道……让人吃惊的是，我还见过父亲“画腰墙”。
虽然画得很简单，只是几根粗细线条和转角的两个“万”字形状，但有一点美术功底的我知道，用油漆在墙上画平滑的直线是很难的。我至今也不知道，不会写字的父亲是怎么做到的？
我后来想，也许是父亲对他盖的那座平房的美观度不满意，于是，他一边学习、一边实践，一边挣钱养家糊口，一边用现学的手艺改造和美化着他的作品。
二十几年里，父亲把土墙用白灰抹平，刷上白灰，画上腰墙；把屋顶基本找平，糊上麻纸；在朝外的土墙上包一层砖；将门窗玻璃换成整块，将门窗用砂纸打磨，油上一遍漆……
但父亲的努力好似破麻袋上绣花——基础太差，尽管父亲非常努力，直到1997年大院整体拆迁改造前，最终也没有达到父亲满意的效果。
我成家后，单位分给我一套房，是那种美观的砖瓦起脊家属房。整齐结实的外观，整洁的水泥地面，家里有沙发、茶几、圆桌和洗衣机，后来，还买了一台14英寸彩电。
那几年，家乡再来人，父亲会领着他们到我家来参观。在家乡人的夸赞声中，父亲脸上泛着红光，写满了成就感。
1999年，单位分给顶替父亲当了建筑工人的弟弟一块宅基地。弟弟盖房期间，年近七十的父亲昼夜守在那里，用了一个夏天，帮着工人为他的小儿子盖起了一座高大宽敞的砖瓦起脊房。
乔迁之喜，大家在一起相聚。父亲站在院外，静静地仰望着那座漂亮的建筑，客人和路过的同事纷纷给父亲道贺。父亲请他们进屋喝茶，神情中有一种平和的骄傲与自豪。
聚会那天，父亲喝多了酒，说了很多话，但由于场面嘈杂，我没能听清父亲讲话的全部。但我仍然可从模糊的记忆阅出父亲的喜悦。
多年以后，在经历了生活的艰辛后静心阅览那天模糊的记忆，我才陡然明白，原来就在那一天，父亲之所以那么的激动，是因为古稀之年的父亲终于实现了他一生中的那个为儿子盖一座好房的梦想。
静卧在高原上那处齐整的老窑洞是否是父亲的功劳我不太清楚，但年轻时帮助乡亲们箍窑应是父亲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我们全家从陕北老家一路向北来到鄂尔多斯前，父亲已在外探了二十多年的路。1959年腊月，寒风刺骨，我们全家人冒着严寒来到东胜酸刺沟煤矿，父亲让家人住在他提前安排好的工友武地生的一间倾颓的旧房内。
第二年一开春，父亲就开始实施他蓄谋已久的盖房计划：按照家乡的传统，他想在煤矿附近山的阳面挖一孔向阳窑洞。
听到父亲的计划，工友提醒他：“这里的土质与陕北的不同，不适合挖窑洞！”但为挖窑洞考察了一年瞅准了地方的父亲已下定了决心，按时开工。挖到第三天，窑洞果然如所有人所料，坍塌了。做了十几年矿工，经验丰富、身手敏捷的父亲提前察觉到了危险，与工友成功逃脱。
那次事故后的，虽然谁也没有批评和埋怨父亲，但那一段时间里，父亲却像遭受了一次重大打击，一蹶不振、一言不发。
母亲认为：父亲是因为损失了半袋白面、十几块钱而懊恼。
但我认为：父亲是一个有理想的人，盖不成房，就是破灭了他的理想，父亲是在那段时间失去了目标，对无法让他实现理想的酸刺沟彻底失望，没有了留恋。
此后几年，父亲再也没有提盖房的事。
1964年，在矿区生活的第四个年头，东胜“泥画社”招收建筑工人，38岁的父亲毅然辞去了煤矿工作，与几位工友结伴来到了东胜，改行成了一名“泥瓦匠”。
我后来分析，父亲之所以毅然转行，是因为泥瓦匠的技能正好可让父亲实现理想。
1965年，全家跟随着父亲来到东胜，寄居在东胜南郊一间砖砌的窑洞内。
1967年，沙尘暴过后的一个空气中弥漫着尘土味道的春日，父亲用80块钱买下了二完小南头的一间小土房。那间土房是东胜老户郭挨羊院子里的一间南房，土房的门面朝北，后墙外有一块空地，距主街有三十多米。
全家住进去后，父亲从此不再空手回家，起早贪黑地积累着建筑材料。几个月里，父亲积攒的砖瓦、石块、旧门窗，柳条、木棍、破椽檩堆满了土方的南墙。
第二年，在工友帮助下，紧贴着土房的南墙，父亲用土打垒起墙，建起了一间朝阳的土房。
新房可以居住后，父亲在新旧房之间半米厚的夹墙上开了一个洞，洞的两侧连着两盘大炕，全家在新房里吃饭，在旧屋里睡觉。
对童年的我来说，天天在那个洞钻来钻去，是一件非常新奇快乐的游戏，也是我最深刻的记忆。
此后，父亲用建筑材料在那片空地上标识和不断扩张着自己的领地范围。上冻前，正房成了两间；第二年，正房成了三間，慢慢有了南房、有了院子、有了大门。
三年时间，一个四间正房、五间南房、占地200来平米的小院生长在了那里，成了我们稳定的家。从此，全家结束了四处漂泊、居无定所的生活，在东胜牢牢地扎下了根。
随后，父亲以120元的价格卖掉了原先的那间土房。
在那个大院里，有好几户从陕北来的打工者，他们像父亲一样，悄无声息地扩大着自己的领地，他们盖的房院，有着明显的“移民”特色。
院子的角落里堆放着废旧建筑材料；南房参差不齐、大小不等；“里生外熟”的正房门面还算齐整，但门窗不是一种样式：有合页的、有转轴的，有玻璃窗眼、有糊纸的小格窗；窗眼用两块玻璃拼接，有的干脆钉一块三合板或塑料布；门头上的屋檐呈波浪形，露着一排未经加工的黑色椽头。
室内屋顶骨架裸露，房梁、椽檩、“柳疤”是灰黑的颜色；坡度不大的屋顶防水简单、经常漏雨，下雨时，家里摆着十几个盆碗，被雨点敲击的“叮当”作响。
为拦截雨水倒灌，门口堆着一道土坎慢慢抬高了院子，让室内地面成了圪洞。雨后，屋顶的白泥流下，院子里覆盖了一层软泥，间隔半米，用半砖铺出一条通向大门的路。
我对中年改行的父亲的泥瓦匠手艺不敢恭维，在父亲当了几年泥瓦匠后，同行对父亲认可的话是：“严师傅盘的一手好炕！”
虽然学艺不精，但在一家十口人捉襟见肘的生活逼迫下，父亲什么苦都能吃，什么活儿都肯干。除了泥工活儿，父亲还干过油工，做过木匠，拉过板车，修过自来水和下水道……让人吃惊的是，我还见过父亲“画腰墙”。
虽然画得很简单，只是几根粗细线条和转角的两个“万”字形状，但有一点美术功底的我知道，用油漆在墙上画平滑的直线是很难的。我至今也不知道，不会写字的父亲是怎么做到的？
我后来想，也许是父亲对他盖的那座平房的美观度不满意，于是，他一边学习、一边实践，一边挣钱养家糊口，一边用现学的手艺改造和美化着他的作品。
二十几年里，父亲把土墙用白灰抹平，刷上白灰，画上腰墙；把屋顶基本找平，糊上麻纸；在朝外的土墙上包一层砖；将门窗玻璃换成整块，将门窗用砂纸打磨，油上一遍漆……
但父亲的努力好似破麻袋上绣花——基础太差，尽管父亲非常努力，直到1997年大院整体拆迁改造前，最终也没有达到父亲满意的效果。
我成家后，单位分给我一套房，是那种美观的砖瓦起脊家属房。整齐结实的外观，整洁的水泥地面，家里有沙发、茶几、圆桌和洗衣机，后来，还买了一台14英寸彩电。
那几年，家乡再来人，父亲会领着他们到我家来参观。在家乡人的夸赞声中，父亲脸上泛着红光，写满了成就感。
1999年，单位分给顶替父亲当了建筑工人的弟弟一块宅基地。弟弟盖房期间，年近七十的父亲昼夜守在那里，用了一个夏天，帮着工人为他的小儿子盖起了一座高大宽敞的砖瓦起脊房。
乔迁之喜，大家在一起相聚。父亲站在院外，静静地仰望着那座漂亮的建筑，客人和路过的同事纷纷给父亲道贺。父亲请他们进屋喝茶，神情中有一种平和的骄傲与自豪。
聚会那天，父亲喝多了酒，说了很多话，但由于场面嘈杂，我没能听清父亲讲话的全部。但我仍然可从模糊的记忆阅出父亲的喜悦。
多年以后，在经历了生活的艰辛后静心阅览那天模糊的记忆，我才陡然明白，原来就在那一天，父亲之所以那么的激动，是因为古稀之年的父亲终于实现了他一生中的那个为儿子盖一座好房的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