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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明代文学家吕坤有着鲜明的写作主张,他主张不作无用、无益之文章,认为文章相师只能窃人糟粕,理胜则权势不得相夺;又认为文章有八要,议论有五种,并指出为文不能护短,要善于修改。吕坤的写作理论涵盖了文章与社会、创作与生活、内容与形式,以及文法、批评、修改等各个方面。他在总结和继承前人文学创作成果、审视和联系现实文学现象的基础上,经过详察慎思,形成了自己的文章理论体系,并提出了文人的社会责任和写作责任的见解。
关键词:吕坤 文章理论 责任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吕坤(1536-1618),字叔简,自号抱独居土,是明中叶一位颇有个性的哲学家、政治家、文学家。据明史记载:“吕坤年十五,五经皆通读,性理诸书欣然有会。”隆庆五年(1571)“成进士,丁母忧”。万历二年(1574),授山西襄垣令,因政绩突出而不断升迁,历任大同令,吏部主事、郎中,山东济南道参政,山西按察使,陕西右布政使,巡抚山西右佥都御史,晋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刑部左、右侍郎等职。吕坤刚正不阿,为政清廉。万历二十五年(1597),其著《忧危疏》上奏神宗皇帝,陈天下安危,言词慷慨激昂,忧国爱民之情溢于言表。在文中,他论说天下安危,抨击时弊,“疏入不报”,因此遭到张位等人的诬劾,而无法施展政治报负,“遂称疾乞休”,告老还乡。吕坤曾自称自己的学说是非道学、非仙学、非释学、非老庄申韩学,而“我只是我”的一家之言。吕坤一生著作颇丰,现存世的著作有《去伪斋集》、《呻吟语》、《实政录》、《阴符经注》、《四礼疑》、《四礼翼》等,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刑法、哲学、文学、教育等各个方面。史称他“刚介峭直,留意正学”,“所著述,多出新意”。虽然吕坤的思想涉及面广,而又自成体系,但长期以来,关于他的研讨还不够全面和深入,尤其是对他的文学理论、文学创作与文学成就的研讨更是如此。其实,吕坤构建了一整套写作理论和创作体系,并将文学与社会学结合在一起,提出了不作无用、无益之文章等关于文人的社会责任和写作责任的观点。本文将就吕坤写作理论做一综述,以引起人们从写作学的视角对吕坤加以关注。具体分析之,吕坤的写作理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不作无用、无益之文章
吕坤写作理论的基本点是不作无用、无益之文章。吕坤认为,圣人为文论道都是要写出“有德之言”,论事都是要讲出“有见之言”,叙述歌咏都是要说出“有益世教之言”,其核心是“不作无用文章”。其实,这也就是韩愈的“文以载道”的思想的传承。吕坤是在审视和总结前人创作经验的基础上得出的这些精辟论断,他认为:
“圣人不作无用文章,其论道则为有德之言,其论事则为有见之言,其叙述歌咏则为有益世教之言。” (《呻吟语·词章》)
圣人作文为宣讲道德,对人论事为表达见解,所以圣人之文章与论述都是有的放矢的,是有着极其深刻的思想内容的。
吕坤又说:
“古人无无益之文章。其明道也,不得不形而为言。其发言也,不得不成而为文。所谓因文见道者也。其文之古今工拙无论。” (《呻吟语·词章》)
这是在总结“古人”为文的目的。吕坤认为,古人为文,明道为言是“不得不形”,发言为文是“不得不成”,为文的目的在于“见道”,而不在于古体与今体、工巧与拙劣,而在于思想的深度和对民众的教化作用。因此,不作无用、无益之文章,是吕坤对古圣先贤为文原则的高度概括和精辟总结。
吕坤认为,不作无用、无益之文章的具体表现,是文章要直接服务于现实生活。他说:
“医技农卜,养生防患,劝善惩恶,是谓益人之书。无关于天下国家,无益于身心性命,语不根心,言皆应世而妨当世之务,是谓无用之书。” (《呻吟语·物理》)
吕坤的观点表明,著书为文要有益于人,不管是哪类的文章,都应具有养生防患、劝善惩恶、关涉天下国家、益于身心性命、表达根心之言、利于当世之务的社会功能,而与民众生活无关的书籍,即无益于身心性命的、内容浅薄文字花哨的文章,即是无用之文,应当没有存在的价值。
吕坤对“后世”只重文章形式而忽视文章内容和“世教”作用的“专为文章”者,表现出极其强烈的反感,他用尖锐的语言指责这些浅薄文人说:
“后世则专为文章矣,工其辞语,涣其波澜,炼其字句,怪其机轴,深其意指,而道则破碎支离、晦盲否塞矣。是道之贼也,而无识者犹以文章崇尚之,哀哉!” (《呻吟语·词章》)
在吕坤看来,那些浅薄的文人们做文章的目的只是在卖弄辞语、堆砌字句、使用典故上下功夫,而致使文章的思想性、也就是“道”破碎支离、毫无理论深度可言,这不仅是对“道”的大害,而且是对读者的伤害和贻误。
因此,吕坤提出了文章成败的关键在于是否有用、有益的理论,文人写作时要对国家和民众抱有强烈的责任感,只有在文章中表达出深刻的思想性,才使文章有了存在价值:
“诗词文赋都要有个忧君爱国之意,济人利物之心,春风舞雩之趣,达天见性之精;不为赘言,不袭余绪,不道鄙迂,不言幽僻,不事刻削,不徇偏执。”
“士君子在朝则论政,在野则论俗,在庙则论祭礼,在丧则论丧礼,在边圉则论战守。非其地也,谓之羡谈。” (《呻吟语·词章》)
上述论述表明,君子要有责任感,不论在朝在野,为官为民,都要充满责任心,负起自己的责任来,正所谓在其位谋其政,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也。
为了表达自已的写作理论,吕坤甚至把自己的写作理论写进了他自撰的《墓志铭》中:“非日用不谈,……非切民生国计不讲。”由此,吕坤主张不作无用、无益之文章的意念之坚定,可见一斑。
吕坤主张不作无用、无益之文章,具有强烈的时代意义。他一生经历了嘉靖、隆庆、万历三朝,此时的明王朝,社会矛盾日趋激烈,弊病层出不穷,政治危机继续发展。正如他在《忧危疏》中所言:
“今天下之势,乱象已形,而乱势未动。今天下之人,乱心已萌,而乱人未倡。今日之政,皆播乱机使之动,助乱人使之倡者也。”
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吕坤清醒地认识到“世教之言”的重要性,他以“救时”为“要务”,以“愈人”为己任。他表示“一心要包藏得天下理”、“两肩要担当得天下事”、“两脚要踏得万事定”,这样“虽不贵”,却无愧于“面”。这是吕坤文学理论形成的社会客观环境因素和个人主观心理因素。其终极目的是希望文士以文学创作干涉生活,扶正压邪,匡世救时。
吕坤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例如他的《忧危疏》一文,从织造、采木、采矿、皇店、吏制、律法等不同方面,真实而全面地揭示了万历年间的社会弊端,其中说:
“臣久为外吏,见陛下赤子冻骨无兼衣,饥肠不再食,垣舍弗蔽,苫藁未完;流移日众,弃地猥多;留者输去者之粮,生者承死者之役。”
“(宗藩)伪造丝纶,假传诏旨,明欺圣主,暗陷亲王。”“官吏法严,兵番搜苦,少年妇女,亦令解衣。臣曾见之,掩目酸鼻。”
“广廷之中,狼籍血肉;宫禁之内,惨戚啼号。”
“君欲富则天下贫,天下贫而君岂独富。今民生憔悴极矣,乃采办日增,诛求益广,敛万姓之怨于一言,结九重之仇于四海,臣窃痛之。”
吕坤痛陈社会之积弊,将批判的锋芒直刺官吏和皇帝,表现出强烈的忧国怜民意识。又如他呕心沥血30年写成的语录体散文集《呻吟语》,从性命、存心、伦理、谈道、修身、问学、应务、养生、天地、世运、圣贤、品藻、治道、人情、物理、广喻、词章等17个方面,阐述了他对世情人生的观察、思考和求索。如其中说:
“士鲜衣美食,浮谈怪说,玩日时,而以农工为村鄙;女傅粉簪花,冶容学态,袖手乐游,而以勤俭为羞辱;官盛从丰供,繁文缛节,奔逐世态,而以教养为迂腐。世道可为伤心矣!” (《呻吟语·世运》)
吕坤作为上层知识分子和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员,对世道加以毫不留情的抨击,这正表明了吕坤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救民于水火的决心,因此吕坤的《呻吟语》一书被誉为“治己治人之书”,专家们评价为“言之痛切,令人读之如冷水浇背”,又让人“奉为针砭”而“行箧所携”,它既是吕坤留给后人的济世良方和处世宝典,也是吕坤留给后代文人的一个写作的典范例子。
二 文不相师而贵理胜
“文不相师”而“贵理胜”是吕坤写作理论的第二个重要部分,他在纵观文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与考察现实文学创作状况的基础上,对“文不相师”给予了高度评价,对机械地拟、临、效、学进行了深刻地揭批。吕坤认为:
“六经之文不相师也,而后世不敢轩轾。后之为文者,吾惑矣。拟韩临柳,效马学班,代相祖述,窃其糟粕,谬矣。” (《呻吟语·词章》)
吕坤的这一观点显然是高屋建瓴的,他所说的“文不相师”就是文章应当有独创性,应当具有独立的思考与独特的见解,因此才有可能让“后世不敢轩轾”,而机械地拟、临、效、学,只能是“窃其糟粕”,学其皮毛,也只能使文章支离破碎。吕坤所谓的“糟粕”,是指与“天然自得之趣”、“本然自在之道”相对的“言语”。吕坤特别反对那些以片面的理解来解释经文的人,他认为这些人是在肢解圣人的“天然自得之趣”。他指出:
“言语,圣人之糟粕也。圣人不可言之妙,非言语所能形容。汉宋以来,解经诸儒,泥文拘句,破碎牵合,失圣人天然自得之趣,晦天下本然自在之道,不近人情,不合物理,使后世学者无所适从。” (《呻吟语·词章》)
吕坤的这一“言语,圣人之糟粕”之见解,乍一看似乎惊世骇俗,但细想起来却很有道理。因为“天然自得之趣”、“本然自在之道”,的确具有“非言语所能形容”的妙处,任何优美精粹的言语在情趣与道理面前都会显得苍白无力。既然如此,仅仅“泥文拘句”而不去领会“不可言之妙”的作法,就是“窃其糟粕”,其结果只能是“使后世学者无所适从”。这种漂浮于文、句表面而“破碎牵合”“趣”、“道”的行为,既“不近人情”,又“不合物理”,不是“谬矣”,又能是什么?因此,吕坤又指出:
“《左传》、《国语》、《战国策》,春秋之时文也,未尝见春秋时人学三代。《史记》、《汉书》,西汉之时文也,未尝见班、马学《国》、《左》。今之时文,安知非后世之古文,而不拟《国》、《左》,则拟《史》、《汉》。人之弃己而袭人也!‘六经’、‘四书’,三代以上之古文也,而不拟者,何习见也。甚矣,人之厌常而喜异也。余以为文贵理胜。得理,何古何今?苟理不如人,而摹仿于句字之间,以希博洽之誉,有识者耻之。”
吕坤以经典史籍和著名文人的作法为例,指出这些经典著作都不是“袭人”而来的,而是独创的,因此才成为了传世之经典,这段推理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吕坤“文不相师”而“贵理胜”的观点。吕坤认为相师摹仿是浅陋的,以此“希博洽之誉”是可耻的;如果“得理”,则是文中经典,就无所谓古文今文之别了。他进一步解释说:
“天地间,惟理与势为最尊。虽然,理又尊之尊也。庙堂之上言理,则天子不得以势相夺。即相夺焉,而理则常伸于天下万世。故势者,帝王之权也;理者,圣人之权也。帝王无圣人之理,则其权有时而屈。然则理也者,又势之所恃以为存亡者也。”(《呻吟语·谈道》)
吕坤认为,“理”比“势”更尊贵,“势”不能压制在“理”之言,即使压制了,“理”也会于日后得以伸张。“理”关系到“势”的存亡,是“势”的依托。所以他说:“议论之家,旁引根据,然而据传莫如据经,据经莫如据理。”又说:“圣学专责人事,专言实理。”“似不见有宋儒口中谈论都是道理,身所持循亦不著世俗,岂不圣贤路上人哉?”
吕坤“文不相师”而“贵理胜”的主张,也是针对当时社会现实而发的。他说:“宋以经义取士,而我朝因之。夫取士以文,已为言举人矣。”这说的是明代的以文取士制度,即是以八股文取士制度。八股文的题目主要摘自“四书”、“五经”,所论内容主要依据宋代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考生们压根得不到自由发挥,更不敢越雷池一步。所谓的“言,心声也,因文可得其心,因心可知其人”的说法,只成为冠冕堂皇的虚设。在这种制度下,不少文士致力于释“经”解“书”,重视其形式的诠释和语言上的模仿,而轻视其内容的理解。针对“取士以文”之“文”,吕坤在《呻吟语·词章》中曾不厌其烦地列举了“其文爽亮者,其心必光明,而察其粗浅之病。其文劲直者,其人必刚方,而察其豪悍之病。其文藻丽者,其人必文采,而察其靡曼之病”等14种文不似人的弊端,以至于“业举之家,弃理而工辞,忘我而徇世,剽窃凑泊,全无自己神情。口语笔端,迎合主司好尚,沿习之调既成,本然之天不露。而校文者亦迷于世调,取其文而忘其人”。这是当时文士为文心态的真实写照。
再就明中叶文坛而言,弘治、正德年间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和嘉靖、万历年间以李攀龙、王世贞为首的“后七子”,先后倡导文学复古运动,提出“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他们这种机械的崇古拟古的做法,导致当时的文人从句法到词汇常常摹袭古人成说。与此同时,以王慎中为首的“唐宋派”,大力提倡唐宋古文,虽然在当时有较大影响,但没能从根本上走出前人的窠臼。万历年间,以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三兄弟为代表的“公安派”,受李贽“童心说”的影响,在文学理论上,认为文学应随时代变化而变化,时代不同则文学也不同;在创作方法上,反对“复古派”的模拟,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要表现真感情、真性灵。他们的理论对“复古派”有一定的冲击力,他们的创作也有一些关涉国计民生的佳作,尤其是袁宏道。但总体而言,他们注重了形式的创新,但内容不够深厚,他们的文章大多抒写了士大夫的闲情逸致,过于强调了自我“性灵”的抒发,有轻俏之弊。与“公安派”同时而起的,还有以钟惺、谭元春为代表的“竟陵派”,在文学创作上,他们同“公安派”一样,反对拟古,倡导“性灵”,但过于强调乞灵于古人的文章;在文学理论上更加偏激,他们只认可表现“幽情单绪”,以“孤行”、“孤诣”、“孤怀”、“孤峭”等作为文学创作的最高境界,这就把诗文的理论和创作引向了一条更为狭窄的歧路。而吕坤“文不相师”而“贵理胜”的主张,无疑是对当时以文取士制度和拟古风气的冲击,也是符合文学正确发展方向的。
三 文章有“八要”,议论有“五种”
针对如何为文,吕坤提出了“文章有八要”之说,即:“简、切、明、尽、正、大、温、雅”。他解释说:
“不简则失之繁冗,不切则失之浮泛,不明则失之含糊,不尽则失之疏遗,不正则理不足以服人,不大则失冠冕之体,不温则暴厉刻削,不雅则鄙陋浅俗。”(《呻吟语·词章》)
这“八要”从内容与形式都对为文提出了具体要求,颇得文章的精髓。吕坤还举例说:
“庙堂文要有天覆地载,山林文要有仙风道骨,征伐文要有吞象食牛,奏对文要有忠肝义胆。诸如此类,可以例求。” (《呻吟语·词章》)
这种既重视文章的风骨气势,又重视文章具有深刻的思想性创作追求,既是为文的法则,也是衡量文章优劣的准绳。
吕坤认为,议论文的要旨是“争言起于人各有见”。他对“争言”、“议论”的评述颇多,但较为集中的还是下面一段话:
“举世之议论有五:求之天理而顺,即之人情而安,可揆圣贤,可质神明,而不必于天下所同,曰公论。情有所便,意有所拂,逞辩博以济其一偏之说,曰私论。心无私曲,气甚豪雄,不察事之虚实、势之难易、理之可否,执一隅之见,狃时俗之习,既不正大,又不精明,蝇哄蛙嗷,通国成一家之说,而不可与圣贤平正通达之识,曰妄论。造伪投奸,翕(原字左加言字旁)尊(原字左加禾字旁)诡秘,为不根之言,播众人之耳,千口成公,久传成实,卒使夷、由为、跖,曰诬论。称人之善,胸无秤尺,惑于小廉曲谨,感其照意象恭,喜一激之义气,悦一霎之道言,不观大节,不较生平,不举全体,不要永终,而遽许之,曰无识之论。呜呼!议论之难也久矣,听之者可弗察与?” (《呻吟语·应务》)
在“公论”、“私论”、“妄论”、“诬论”、“无识之论”中,吕坤赞成的是顺天理、合人情、圣人可察、神明可质、不一味求同的“公论”。他解释说:“公论,非众口一词之谓也。满朝皆非而一人是,则公论在一人。”这说明“公论”靠的不是人多势众,而在于“是”和“理”,谁掌握了“是”和“理”,谁就掌握了“公论”。他反对的是“私论”、“妄论”、“诬论”、“无识之论”,因为它们都程度不同的有悖于“八要”,尤其是“妄论”与“诬论”,特别是“诬论”。他曾说过:“言语之恶,莫大于造诬。”吕坤认为,对于各种诋毁人的“诬论”,一定要纠清察明,“既察为人所恶者何人,又察言者何心,又察致恶者何由,耐心留意,独得其真”,以便对在位者“信任不疑”,对不在位者“举辟无贰”,对为人所中伤者“扶救必力”。
四 文章千秋事,无遗天下笑柄
吕坤还非常重视文章的修改,他认为写作是一件严肃的事,也是一件流芳百代的事情,所以文人对自己文章应当充分负责,并应当在文章的修改上多下功夫,吕坤举例说:
“一先达为文,示予令改之。予谦让,先达曰:‘某不护短,即令公笑我,只是一人笑,若为我回护,是令天下笑也!’予极服其诚,又服其智。嗟夫!恶一人面指,而安受天下之背笑者,岂独文哉!岂独一二人哉!观此可以悟矣。”
“昔朱子将终,尚改《诚意》注说,使朱子先一年而卒,则《诚意》章必非精到之语;使天假朱子数年,所改岂止《诚意》章哉!” (《呻吟语·词章》)
这里虽然记录的是吕坤为“一先达”改文之事,但却从他对这位先达要求改文的言行的叹服中,可以看出,他是非常重视文章修改的。他认为为文和做人一样,是一件严肃认真的事情,不能因为怕人“面指”其文章的不足而不敢让人提意见,而要敢于和善于“改之”,大胆地暴露自己的短处,并积极地修改之,这样才不至于今后“受天下之背笑”,才不至于遗笑于后世,才能为后世的读者留下精品。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吕坤的写作理论涵盖了文章与社会、创作与生活、内容与形式,以及文法、批评、修改等各个方面。他在总结和继承前人文学创作成果、审视和联系现实文学现象的基础上,经过详察慎思,形成了自己的文章理论体系,既有鲜明的时代意义,又有较高的理论和实用价值。
参考文献:
[1] 魏峨:《呻吟语注译》,中国文史出版社,2003年版。
[2] 张廷玉:《明史·卷226》,中华书局,1984年版。
[3] 温大勇:《呻吟语译评》,吉林文史出版社,2001年版。
[4] 简锦松:《明代文学批评研究》,台湾学生书局,1989年版。
[5] 胡兰成:《中国文学史话》,远流出版事业公司,1991年版。
[6] 钱基博:《明代文学》,台湾商务书馆股份有限公司,1999年版。
[7] 廖可斌:《明代文学复古运动研究》,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
作者简介:魏峨,男,1963—,河南夏邑人,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工作单位:商丘师范学院。
关键词:吕坤 文章理论 责任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吕坤(1536-1618),字叔简,自号抱独居土,是明中叶一位颇有个性的哲学家、政治家、文学家。据明史记载:“吕坤年十五,五经皆通读,性理诸书欣然有会。”隆庆五年(1571)“成进士,丁母忧”。万历二年(1574),授山西襄垣令,因政绩突出而不断升迁,历任大同令,吏部主事、郎中,山东济南道参政,山西按察使,陕西右布政使,巡抚山西右佥都御史,晋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刑部左、右侍郎等职。吕坤刚正不阿,为政清廉。万历二十五年(1597),其著《忧危疏》上奏神宗皇帝,陈天下安危,言词慷慨激昂,忧国爱民之情溢于言表。在文中,他论说天下安危,抨击时弊,“疏入不报”,因此遭到张位等人的诬劾,而无法施展政治报负,“遂称疾乞休”,告老还乡。吕坤曾自称自己的学说是非道学、非仙学、非释学、非老庄申韩学,而“我只是我”的一家之言。吕坤一生著作颇丰,现存世的著作有《去伪斋集》、《呻吟语》、《实政录》、《阴符经注》、《四礼疑》、《四礼翼》等,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刑法、哲学、文学、教育等各个方面。史称他“刚介峭直,留意正学”,“所著述,多出新意”。虽然吕坤的思想涉及面广,而又自成体系,但长期以来,关于他的研讨还不够全面和深入,尤其是对他的文学理论、文学创作与文学成就的研讨更是如此。其实,吕坤构建了一整套写作理论和创作体系,并将文学与社会学结合在一起,提出了不作无用、无益之文章等关于文人的社会责任和写作责任的观点。本文将就吕坤写作理论做一综述,以引起人们从写作学的视角对吕坤加以关注。具体分析之,吕坤的写作理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不作无用、无益之文章
吕坤写作理论的基本点是不作无用、无益之文章。吕坤认为,圣人为文论道都是要写出“有德之言”,论事都是要讲出“有见之言”,叙述歌咏都是要说出“有益世教之言”,其核心是“不作无用文章”。其实,这也就是韩愈的“文以载道”的思想的传承。吕坤是在审视和总结前人创作经验的基础上得出的这些精辟论断,他认为:
“圣人不作无用文章,其论道则为有德之言,其论事则为有见之言,其叙述歌咏则为有益世教之言。” (《呻吟语·词章》)
圣人作文为宣讲道德,对人论事为表达见解,所以圣人之文章与论述都是有的放矢的,是有着极其深刻的思想内容的。
吕坤又说:
“古人无无益之文章。其明道也,不得不形而为言。其发言也,不得不成而为文。所谓因文见道者也。其文之古今工拙无论。” (《呻吟语·词章》)
这是在总结“古人”为文的目的。吕坤认为,古人为文,明道为言是“不得不形”,发言为文是“不得不成”,为文的目的在于“见道”,而不在于古体与今体、工巧与拙劣,而在于思想的深度和对民众的教化作用。因此,不作无用、无益之文章,是吕坤对古圣先贤为文原则的高度概括和精辟总结。
吕坤认为,不作无用、无益之文章的具体表现,是文章要直接服务于现实生活。他说:
“医技农卜,养生防患,劝善惩恶,是谓益人之书。无关于天下国家,无益于身心性命,语不根心,言皆应世而妨当世之务,是谓无用之书。” (《呻吟语·物理》)
吕坤的观点表明,著书为文要有益于人,不管是哪类的文章,都应具有养生防患、劝善惩恶、关涉天下国家、益于身心性命、表达根心之言、利于当世之务的社会功能,而与民众生活无关的书籍,即无益于身心性命的、内容浅薄文字花哨的文章,即是无用之文,应当没有存在的价值。
吕坤对“后世”只重文章形式而忽视文章内容和“世教”作用的“专为文章”者,表现出极其强烈的反感,他用尖锐的语言指责这些浅薄文人说:
“后世则专为文章矣,工其辞语,涣其波澜,炼其字句,怪其机轴,深其意指,而道则破碎支离、晦盲否塞矣。是道之贼也,而无识者犹以文章崇尚之,哀哉!” (《呻吟语·词章》)
在吕坤看来,那些浅薄的文人们做文章的目的只是在卖弄辞语、堆砌字句、使用典故上下功夫,而致使文章的思想性、也就是“道”破碎支离、毫无理论深度可言,这不仅是对“道”的大害,而且是对读者的伤害和贻误。
因此,吕坤提出了文章成败的关键在于是否有用、有益的理论,文人写作时要对国家和民众抱有强烈的责任感,只有在文章中表达出深刻的思想性,才使文章有了存在价值:
“诗词文赋都要有个忧君爱国之意,济人利物之心,春风舞雩之趣,达天见性之精;不为赘言,不袭余绪,不道鄙迂,不言幽僻,不事刻削,不徇偏执。”
“士君子在朝则论政,在野则论俗,在庙则论祭礼,在丧则论丧礼,在边圉则论战守。非其地也,谓之羡谈。” (《呻吟语·词章》)
上述论述表明,君子要有责任感,不论在朝在野,为官为民,都要充满责任心,负起自己的责任来,正所谓在其位谋其政,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也。
为了表达自已的写作理论,吕坤甚至把自己的写作理论写进了他自撰的《墓志铭》中:“非日用不谈,……非切民生国计不讲。”由此,吕坤主张不作无用、无益之文章的意念之坚定,可见一斑。
吕坤主张不作无用、无益之文章,具有强烈的时代意义。他一生经历了嘉靖、隆庆、万历三朝,此时的明王朝,社会矛盾日趋激烈,弊病层出不穷,政治危机继续发展。正如他在《忧危疏》中所言:
“今天下之势,乱象已形,而乱势未动。今天下之人,乱心已萌,而乱人未倡。今日之政,皆播乱机使之动,助乱人使之倡者也。”
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吕坤清醒地认识到“世教之言”的重要性,他以“救时”为“要务”,以“愈人”为己任。他表示“一心要包藏得天下理”、“两肩要担当得天下事”、“两脚要踏得万事定”,这样“虽不贵”,却无愧于“面”。这是吕坤文学理论形成的社会客观环境因素和个人主观心理因素。其终极目的是希望文士以文学创作干涉生活,扶正压邪,匡世救时。
吕坤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例如他的《忧危疏》一文,从织造、采木、采矿、皇店、吏制、律法等不同方面,真实而全面地揭示了万历年间的社会弊端,其中说:
“臣久为外吏,见陛下赤子冻骨无兼衣,饥肠不再食,垣舍弗蔽,苫藁未完;流移日众,弃地猥多;留者输去者之粮,生者承死者之役。”
“(宗藩)伪造丝纶,假传诏旨,明欺圣主,暗陷亲王。”“官吏法严,兵番搜苦,少年妇女,亦令解衣。臣曾见之,掩目酸鼻。”
“广廷之中,狼籍血肉;宫禁之内,惨戚啼号。”
“君欲富则天下贫,天下贫而君岂独富。今民生憔悴极矣,乃采办日增,诛求益广,敛万姓之怨于一言,结九重之仇于四海,臣窃痛之。”
吕坤痛陈社会之积弊,将批判的锋芒直刺官吏和皇帝,表现出强烈的忧国怜民意识。又如他呕心沥血30年写成的语录体散文集《呻吟语》,从性命、存心、伦理、谈道、修身、问学、应务、养生、天地、世运、圣贤、品藻、治道、人情、物理、广喻、词章等17个方面,阐述了他对世情人生的观察、思考和求索。如其中说:
“士鲜衣美食,浮谈怪说,玩日时,而以农工为村鄙;女傅粉簪花,冶容学态,袖手乐游,而以勤俭为羞辱;官盛从丰供,繁文缛节,奔逐世态,而以教养为迂腐。世道可为伤心矣!” (《呻吟语·世运》)
吕坤作为上层知识分子和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员,对世道加以毫不留情的抨击,这正表明了吕坤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救民于水火的决心,因此吕坤的《呻吟语》一书被誉为“治己治人之书”,专家们评价为“言之痛切,令人读之如冷水浇背”,又让人“奉为针砭”而“行箧所携”,它既是吕坤留给后人的济世良方和处世宝典,也是吕坤留给后代文人的一个写作的典范例子。
二 文不相师而贵理胜
“文不相师”而“贵理胜”是吕坤写作理论的第二个重要部分,他在纵观文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与考察现实文学创作状况的基础上,对“文不相师”给予了高度评价,对机械地拟、临、效、学进行了深刻地揭批。吕坤认为:
“六经之文不相师也,而后世不敢轩轾。后之为文者,吾惑矣。拟韩临柳,效马学班,代相祖述,窃其糟粕,谬矣。” (《呻吟语·词章》)
吕坤的这一观点显然是高屋建瓴的,他所说的“文不相师”就是文章应当有独创性,应当具有独立的思考与独特的见解,因此才有可能让“后世不敢轩轾”,而机械地拟、临、效、学,只能是“窃其糟粕”,学其皮毛,也只能使文章支离破碎。吕坤所谓的“糟粕”,是指与“天然自得之趣”、“本然自在之道”相对的“言语”。吕坤特别反对那些以片面的理解来解释经文的人,他认为这些人是在肢解圣人的“天然自得之趣”。他指出:
“言语,圣人之糟粕也。圣人不可言之妙,非言语所能形容。汉宋以来,解经诸儒,泥文拘句,破碎牵合,失圣人天然自得之趣,晦天下本然自在之道,不近人情,不合物理,使后世学者无所适从。” (《呻吟语·词章》)
吕坤的这一“言语,圣人之糟粕”之见解,乍一看似乎惊世骇俗,但细想起来却很有道理。因为“天然自得之趣”、“本然自在之道”,的确具有“非言语所能形容”的妙处,任何优美精粹的言语在情趣与道理面前都会显得苍白无力。既然如此,仅仅“泥文拘句”而不去领会“不可言之妙”的作法,就是“窃其糟粕”,其结果只能是“使后世学者无所适从”。这种漂浮于文、句表面而“破碎牵合”“趣”、“道”的行为,既“不近人情”,又“不合物理”,不是“谬矣”,又能是什么?因此,吕坤又指出:
“《左传》、《国语》、《战国策》,春秋之时文也,未尝见春秋时人学三代。《史记》、《汉书》,西汉之时文也,未尝见班、马学《国》、《左》。今之时文,安知非后世之古文,而不拟《国》、《左》,则拟《史》、《汉》。人之弃己而袭人也!‘六经’、‘四书’,三代以上之古文也,而不拟者,何习见也。甚矣,人之厌常而喜异也。余以为文贵理胜。得理,何古何今?苟理不如人,而摹仿于句字之间,以希博洽之誉,有识者耻之。”
吕坤以经典史籍和著名文人的作法为例,指出这些经典著作都不是“袭人”而来的,而是独创的,因此才成为了传世之经典,这段推理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吕坤“文不相师”而“贵理胜”的观点。吕坤认为相师摹仿是浅陋的,以此“希博洽之誉”是可耻的;如果“得理”,则是文中经典,就无所谓古文今文之别了。他进一步解释说:
“天地间,惟理与势为最尊。虽然,理又尊之尊也。庙堂之上言理,则天子不得以势相夺。即相夺焉,而理则常伸于天下万世。故势者,帝王之权也;理者,圣人之权也。帝王无圣人之理,则其权有时而屈。然则理也者,又势之所恃以为存亡者也。”(《呻吟语·谈道》)
吕坤认为,“理”比“势”更尊贵,“势”不能压制在“理”之言,即使压制了,“理”也会于日后得以伸张。“理”关系到“势”的存亡,是“势”的依托。所以他说:“议论之家,旁引根据,然而据传莫如据经,据经莫如据理。”又说:“圣学专责人事,专言实理。”“似不见有宋儒口中谈论都是道理,身所持循亦不著世俗,岂不圣贤路上人哉?”
吕坤“文不相师”而“贵理胜”的主张,也是针对当时社会现实而发的。他说:“宋以经义取士,而我朝因之。夫取士以文,已为言举人矣。”这说的是明代的以文取士制度,即是以八股文取士制度。八股文的题目主要摘自“四书”、“五经”,所论内容主要依据宋代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考生们压根得不到自由发挥,更不敢越雷池一步。所谓的“言,心声也,因文可得其心,因心可知其人”的说法,只成为冠冕堂皇的虚设。在这种制度下,不少文士致力于释“经”解“书”,重视其形式的诠释和语言上的模仿,而轻视其内容的理解。针对“取士以文”之“文”,吕坤在《呻吟语·词章》中曾不厌其烦地列举了“其文爽亮者,其心必光明,而察其粗浅之病。其文劲直者,其人必刚方,而察其豪悍之病。其文藻丽者,其人必文采,而察其靡曼之病”等14种文不似人的弊端,以至于“业举之家,弃理而工辞,忘我而徇世,剽窃凑泊,全无自己神情。口语笔端,迎合主司好尚,沿习之调既成,本然之天不露。而校文者亦迷于世调,取其文而忘其人”。这是当时文士为文心态的真实写照。
再就明中叶文坛而言,弘治、正德年间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和嘉靖、万历年间以李攀龙、王世贞为首的“后七子”,先后倡导文学复古运动,提出“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他们这种机械的崇古拟古的做法,导致当时的文人从句法到词汇常常摹袭古人成说。与此同时,以王慎中为首的“唐宋派”,大力提倡唐宋古文,虽然在当时有较大影响,但没能从根本上走出前人的窠臼。万历年间,以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三兄弟为代表的“公安派”,受李贽“童心说”的影响,在文学理论上,认为文学应随时代变化而变化,时代不同则文学也不同;在创作方法上,反对“复古派”的模拟,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要表现真感情、真性灵。他们的理论对“复古派”有一定的冲击力,他们的创作也有一些关涉国计民生的佳作,尤其是袁宏道。但总体而言,他们注重了形式的创新,但内容不够深厚,他们的文章大多抒写了士大夫的闲情逸致,过于强调了自我“性灵”的抒发,有轻俏之弊。与“公安派”同时而起的,还有以钟惺、谭元春为代表的“竟陵派”,在文学创作上,他们同“公安派”一样,反对拟古,倡导“性灵”,但过于强调乞灵于古人的文章;在文学理论上更加偏激,他们只认可表现“幽情单绪”,以“孤行”、“孤诣”、“孤怀”、“孤峭”等作为文学创作的最高境界,这就把诗文的理论和创作引向了一条更为狭窄的歧路。而吕坤“文不相师”而“贵理胜”的主张,无疑是对当时以文取士制度和拟古风气的冲击,也是符合文学正确发展方向的。
三 文章有“八要”,议论有“五种”
针对如何为文,吕坤提出了“文章有八要”之说,即:“简、切、明、尽、正、大、温、雅”。他解释说:
“不简则失之繁冗,不切则失之浮泛,不明则失之含糊,不尽则失之疏遗,不正则理不足以服人,不大则失冠冕之体,不温则暴厉刻削,不雅则鄙陋浅俗。”(《呻吟语·词章》)
这“八要”从内容与形式都对为文提出了具体要求,颇得文章的精髓。吕坤还举例说:
“庙堂文要有天覆地载,山林文要有仙风道骨,征伐文要有吞象食牛,奏对文要有忠肝义胆。诸如此类,可以例求。” (《呻吟语·词章》)
这种既重视文章的风骨气势,又重视文章具有深刻的思想性创作追求,既是为文的法则,也是衡量文章优劣的准绳。
吕坤认为,议论文的要旨是“争言起于人各有见”。他对“争言”、“议论”的评述颇多,但较为集中的还是下面一段话:
“举世之议论有五:求之天理而顺,即之人情而安,可揆圣贤,可质神明,而不必于天下所同,曰公论。情有所便,意有所拂,逞辩博以济其一偏之说,曰私论。心无私曲,气甚豪雄,不察事之虚实、势之难易、理之可否,执一隅之见,狃时俗之习,既不正大,又不精明,蝇哄蛙嗷,通国成一家之说,而不可与圣贤平正通达之识,曰妄论。造伪投奸,翕(原字左加言字旁)尊(原字左加禾字旁)诡秘,为不根之言,播众人之耳,千口成公,久传成实,卒使夷、由为、跖,曰诬论。称人之善,胸无秤尺,惑于小廉曲谨,感其照意象恭,喜一激之义气,悦一霎之道言,不观大节,不较生平,不举全体,不要永终,而遽许之,曰无识之论。呜呼!议论之难也久矣,听之者可弗察与?” (《呻吟语·应务》)
在“公论”、“私论”、“妄论”、“诬论”、“无识之论”中,吕坤赞成的是顺天理、合人情、圣人可察、神明可质、不一味求同的“公论”。他解释说:“公论,非众口一词之谓也。满朝皆非而一人是,则公论在一人。”这说明“公论”靠的不是人多势众,而在于“是”和“理”,谁掌握了“是”和“理”,谁就掌握了“公论”。他反对的是“私论”、“妄论”、“诬论”、“无识之论”,因为它们都程度不同的有悖于“八要”,尤其是“妄论”与“诬论”,特别是“诬论”。他曾说过:“言语之恶,莫大于造诬。”吕坤认为,对于各种诋毁人的“诬论”,一定要纠清察明,“既察为人所恶者何人,又察言者何心,又察致恶者何由,耐心留意,独得其真”,以便对在位者“信任不疑”,对不在位者“举辟无贰”,对为人所中伤者“扶救必力”。
四 文章千秋事,无遗天下笑柄
吕坤还非常重视文章的修改,他认为写作是一件严肃的事,也是一件流芳百代的事情,所以文人对自己文章应当充分负责,并应当在文章的修改上多下功夫,吕坤举例说:
“一先达为文,示予令改之。予谦让,先达曰:‘某不护短,即令公笑我,只是一人笑,若为我回护,是令天下笑也!’予极服其诚,又服其智。嗟夫!恶一人面指,而安受天下之背笑者,岂独文哉!岂独一二人哉!观此可以悟矣。”
“昔朱子将终,尚改《诚意》注说,使朱子先一年而卒,则《诚意》章必非精到之语;使天假朱子数年,所改岂止《诚意》章哉!” (《呻吟语·词章》)
这里虽然记录的是吕坤为“一先达”改文之事,但却从他对这位先达要求改文的言行的叹服中,可以看出,他是非常重视文章修改的。他认为为文和做人一样,是一件严肃认真的事情,不能因为怕人“面指”其文章的不足而不敢让人提意见,而要敢于和善于“改之”,大胆地暴露自己的短处,并积极地修改之,这样才不至于今后“受天下之背笑”,才不至于遗笑于后世,才能为后世的读者留下精品。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吕坤的写作理论涵盖了文章与社会、创作与生活、内容与形式,以及文法、批评、修改等各个方面。他在总结和继承前人文学创作成果、审视和联系现实文学现象的基础上,经过详察慎思,形成了自己的文章理论体系,既有鲜明的时代意义,又有较高的理论和实用价值。
参考文献:
[1] 魏峨:《呻吟语注译》,中国文史出版社,2003年版。
[2] 张廷玉:《明史·卷226》,中华书局,1984年版。
[3] 温大勇:《呻吟语译评》,吉林文史出版社,2001年版。
[4] 简锦松:《明代文学批评研究》,台湾学生书局,1989年版。
[5] 胡兰成:《中国文学史话》,远流出版事业公司,1991年版。
[6] 钱基博:《明代文学》,台湾商务书馆股份有限公司,1999年版。
[7] 廖可斌:《明代文学复古运动研究》,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
作者简介:魏峨,男,1963—,河南夏邑人,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工作单位:商丘师范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