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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阎连科，有朋友就开玩笑说：“开奥迪A4用iPhone，他还是个农民。”阎连科听了只是嘿嘿一笑。在前些日子举办的北京图书交易会上，有个环节叫“故事驱动中国”，由著名的法兰克福书展出品，在座的多为文化产业的中外资本家，面对阎连科这位唯一一位文字生产商，大家无不佩服他的智慧与富有——现实中国就是他伸手可拾的富矿，而他更大的家当或者说生产工具，就像那句犹太谚语所说的：都在自己脑子里。当然，在不那么规范的环境下，这位农民出身的“文字资本家”，也有他安身立命、却格外精彩的生存之道。
第一桶金是红色的
“光是作家里比我有钱的就有的是，我算是啥资本家？”在听到“文字资本家”的提法时，阎连科哈哈大笑，“不过的确是文字，让我有了和别人坐在一起喝咖啡的资本。”
作家为什么而写作，这话可以说得很漂亮，比如为社会写作、为艺术写作等等，“但很多人是在撒谎，绝大多数作家刚开始都是‘为物质的个人’而写作，特别是我们这一代，几乎人人如此。”阎连科1957年出生在河南西部嵩县贫困的农家，他说，自己所做的每一个人生选择，无不是为了获取改变命运的资本，而他要的改变其实特别简单——吃得好、能进城，比在农村好，够了。
阎连科数了一下，凡事不算落伍，是自己的优良品质之一。1977年恢复高考，只上过高一的他当时正在新疆打工，知道高考的消息后，匆匆赶回老家，只复习了一两周就匆匆上阵了。“考场设在县城一座破庙里。写作文时，每人发四页500格的稿纸，我第一个用完了，申请再要两张。监考老师看我居然能写这么多，字迹还可以，就当众展示了一下，说我一定能上大学。”考完十多天，又到庙里报志愿，阎连科连“志愿”是啥都不懂。被告知：“就是填你想上的大学，如果想去北京，就填北京大学，想去郑州，就填河南大学。”在那个闭塞的地方，连当年的老师都不知道河南大学在开封。“当时都觉得北京好，所有学生填的都是北京大学。最后，我们县连一个中专都没考上。”
第一次捞世界的梦想就这么碎了，但是命运在关上一扇窗的同时，可能又会给你开一扇门。作为考学之外的另一条跳出农门的出路，阎连科选择了自己更不擅长的参军。入伍时，他第一次见到火车、第一次见到电视机。“在部队我各方面都不好，队列走不好，单双杠也做不好，木马都跳不过去。”但一次射击比赛差点改变了阎连科的命运：“我10发打了100环，团长踢了我屁股一脚，让我换个地方打，结果我又打了99环，就派我参加师级比赛，结果并列第三，打了98环。那一段我紧张得晚上都睡不着觉，心里很奇怪，自己什么都不行，为什么偏偏打靶这么好呢？”
当时正值对越自卫反击战，阎连科眼看着就要被送到老山前线当狙击手，命运的剧情再一次发生了180度的反转，这一次起决定作用的是日后让他受用终生的文字。因为字写得好，阎连科负责在营里出黑板报，营教导员看到这个小秀才连写带画，很快就完成了，就推荐他去河南信阳参加全军区的文学创作学习班。“你回来时，部队可能已经开拔了，你要想上前线的话可以追，但部队也不是那么好追的，不如就在营地里把猪喂好，把菜种好。”阎连科知道，为了保留一个写小说的种子，老首长确实费了心。
在学习班里，阎连科第一次知道小说是分为长篇、中篇和短篇的，还有刊物叫《人民文学》、《解放军文艺》，也第一次发现写小说可以给他改变人生的资本，而所谓的“现实主义”就是最好的工具。于是，这位聪明的小战士学习了《解放军报》上所有的好人好事，又参考了屠格涅夫对农村风景的描写，写了一篇4000字的短篇小说《天麻的故事》，写一个战士想入党，就偷偷给指导员房间送了一斤自己老家特产的天麻，指导员发现后，又退给了他，并且给他写了一封长信，对他进行了革命教育。这篇小说最后发表在武汉军区《战斗报》的副刊上，还有8块钱稿费，轰动了他所在的部队。阎连科也没免俗，大大方方地掏出了稿费的一半、相当于自己俩月津贴的4元钱，给首长、战友买了烟和糖。阎连科很快成了宣传干事，提干入党接踵而至，他从此有了逃离农民宿命的政治资本。
资本之路永远与时俱进，正如其他领域的第一桶金，放到今天也同样不具备参考性一样。去年，阎连科出了本《发现小说》，坦言自己最初的资本原始积累，“完全是反面典型：这完全是浓厚意识形
态，和希特勒时代的德国文学、斯大林时代的俄苏文学没区别，就是彻底的控构真实——文学如果是‘控制的订购和虚构’，那就基本一钱不值了”。
从“为物质的个人”，到“为精神的个人”，这是阎连科资本积累的第二个台阶。被他归结为最常见不过的两个字——名利。“这是每个作家都必须经过的坎，卡夫卡那么伟大，为了拿一个很小的奖项，也找别的老作家商量：你得过那么多次大奖了，这次奖让给我吧。”那阎连科自己呢？“我年轻时也很在乎评奖，现在都不好意思提：我得过‘五个一工程奖’。但今天就很淡然了，名利来到门前，我会把门打开，让它进来，但不会冲出门去抢。”
遍地金矿等你捡
直到前几年脱下军装前，身为大校的阎连科又打了最后一次靶——结果，还是90多环。军中少了个为国杀敌的神枪手，文学的世界多了个用现实主义表现当代中国魔幻现实的大师。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不过从为物质到为精神，再到如今“为写作而写作”，阎连科的三部曲也用了二十多年的时光。如今的阎连科经常跟儿子说：世界上最好的工作，就是写小说。“在部队时，因为授几个奖就意味着立功，立几次功就意味着提级，所以别人为这个打破头。”阎连科只管写自己的小说，从来不和别人争这些。“所以领导也不好意思派我下基层，或者完成各种政治任务，反过来我有更多的时间生产自己的文字。”但到前几年转业时，阎连科也是相当于师级的首长了，每次提级“可能主要是领导看不过去了”。
阎连科称自己虽然天性懒散，但直到现在，保持的最好习惯还是来自从军时养成的时间观念。一是除非是飞机误点，否则从不迟到；二是早睡早起的好习惯：每天上午8点钟起床写到上午10点半，然后准时看他最喜欢的美国职业篮球赛，下午晚上大多是见朋友，或是去书店看书，然后要上一杯咖啡思考新发现或想到的问题。 阎连科总跟儿子说：“写小说是最好的职业，每天只工作两个半小时，怎么也能写2000字吧。那你想啊：就算一个月就是6万字，一年就是70万字。”不过，实际上他一年最多写20万字的故事，而这两个半小时也会让他写得筋疲力尽，坐着连话也不想说。但他依然甘之如饴，因为他知道他热爱的故事可以真正驱动中国。
“中国有太多太多的故事，而我们的电影、电视剧、小说都算上，和我们的生活现实是那么不匹配，我们生活中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故事，远远比小说艺术复杂得多，可是我们面对作品的时候觉得它的故事特别简单，特别浅显。”阎连科解释说，“你看我的小说，或者说看它改编的电影，你会隐约觉得荒诞。但只要关心我们今天现实的人，十天之内你不听到超出想象的新闻，你会觉得这是不是有什么问题？为什么我十天都没有听到超乎想象的真事？”
热衷于流言八卦是人的天性，阎连科也不例外。在他看来，发生在中国的种种真实的奇闻，“尽管内幕并不是100%的清楚，但是我们每一次听一个版本一定比好莱坞大片要精彩。而即便是小的事情，比如胶囊、地沟油，任何一个题材拍成电影都是能在世界上轰动的电影，当然，能不能做是另一回事了。”而这，不能不让人想起他的《丁庄梦》和由此改编的《最爱》。现实中国、特别是他熟悉的河南农村，就是阎连科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富矿，甚至完全不用过度加工，就是巧夺天工的艺术品。
“我觉得编剧真的不需要‘编’故事。我们坐在家里看小说、DVD，在电影院看电影，你看完以后很激动，其实冷静下来你想想，你周边的人和事很多比它们丰富得多。最重要的是观察生活，不要去胡编滥造，沉到生活中、到社会中去。就像我，哪怕到饭桌上喝一喝酒、听一听酒桌上的段子，都能带来很好的素材。”
有不少艺术工作者把中国缺少好小说、好电影，归结为审查制度。阎连科也经常听同行和朋友如此抱怨，他的回答是：每个国家都有审查制度，但前苏联小说和现在的伊朗电影都是世界级水平。“反过来想想，是不是你自己写不出好的作品呢？你做过什么努力？你没有做过努力，就不要抱怨这些。”尽管自己就是这项制度的最大苦主，阎连科还是充满希望：“尽管我们推开了一扇窗子，也许还有另一扇窗子没推开，只要更多人努力，就一定会推开的，当我们把那一扇窗子都推开的时候，我们的文学艺术一定会在世界上有安身立命的资本，一定会绽放出很大光芒来。”
所以，阎连科依然每天戴着颈托笔耕不辍，“中国作家的写作生命一般不会很长，高峰下降得也早——当然，比足球还是晚些。但过了70岁，也不能出大的作品来，这是人生规律，没有办法。”54岁的阎连科打算趁着自己的黄金期，保持高产，“把最好的东西写出来，把你想表达的东西写出来，你把这个年龄段最该写的东西写出来，它是什么结局已经不重要了。”
前不久，他去看望一位在病床上的同行，后者连连抱憾：“你看我身体已经不好了，可还有两部小说没写出来”，别人无不为其责任心而动容，老阎却不以为然，“别人怎样是别人的事，我自己千万不能这样。得思考一下，你最能写的时候干什么去了？你最能写的时候，你可能在饭桌上，可能在起草文件，还可能在看报聊天，我还是把这些时间拿来在最能写的时候生产自己的东西。”
把“孩子”当猪养
自从《丁庄梦》被改编成《最爱》开始，阎连科又多了个身份——原著作者。而作为在海外知名度最高的当代中国作家之一，他的文字也被影视界动起了墙里开花墙外香的脑筋，甚至有了这样的说法：想把电影卖到国外，一定得改编阎连科的小说，而且不是长篇、是中篇，后者才能最少损失原著精华。
在今年的香港电影节上，老朋友顾长卫宣布，要把“言老施”的《兵洞》改编成一部有着奇异名字的《伟大的和平源于对战争坚持不懈的准备》。令阎连科更为惊异的是，他认为完全没法改的另一部中篇《耙耧天歌》，居然也被某新锐导演挑中。“一个哑巴母亲、几个傻孩子，演员都不好找吧？”
不少作家在面对自己作品改编时，就像舍不得掌上明珠的丈母娘，阎连科称自己在这一点上是个“传统思想严重”的人：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最近韩国要改我两个小说，来征求我意见，我就说：你们怎么改不要跟我谈，改得好是你的成绩，改得不好就别说我的小说不好。”至于前面那部《耙耧天歌》，“我还得谢谢那位朋友，他把最难嫁出去的姑娘娶走了。”
这一点上，阎连科称自己和许多国际大企业家一样，更像“养猪”而不是“养孩子”，“你看现在都计划生育，有一个孩子你可能含在嘴里怕化了，（生活里）我也不例外。但是当你有十个孩子，你会觉得能长大都是好的。我的产品多啊，所以我不会是‘事儿妈’。”而且，他尊重专业精神，提倡术业有专攻，“作家没法跨行业，你不是万能的，作家可能写出很好的小说来，但你不一定成为最好的编剧。我能把自己写小说的工作干好了就不错了。”
现在中国的文化产业不甚正规，尤其是利益边界不透明，让生产者倍感心烦。面对年轻的同行，阎连科给出了这样的建议：“中国的任何一个边界恐怕都不是非常清楚，唯一的办法就是你做得比他大你就可以欺负他了。能够涉及到立法保护自己的利益，不是我们能做到的事情。我们能做到的是，把自己手上的事情做好，别人要依靠你，自然不敢欺负你。”
阎连科相信，世界上本没有捷径，所以一定要努力才能成功。“我始终相信，我们国家是在进步的，虽然有的地方进步得慢，大家着急。但龟兔赛跑的故事都听说过，所以不要怕慢。”即便今天不能实现，还有明天、后天，“即便《后天》是部灾难片，结尾也是光明的”。
那如何通过个人奋斗、做一个伟大的文字资本家？“重要的是追求心灵的自由，还有就是你真的要进入艺术。你的核心生产力就在语言中，在稿子上，在你的书房里。既然现在保持衣食无忧还不是很难，就真不用再为特别大的房子、特别大的名声去奋斗了。文学圈也是名利场，影视圈也是名利场，当你明白这些的时候你会慢慢看得淡一点。”阎连科说，这份精神上的富有，比挣几个亿让他高兴多了。
第一桶金是红色的
“光是作家里比我有钱的就有的是，我算是啥资本家？”在听到“文字资本家”的提法时，阎连科哈哈大笑，“不过的确是文字，让我有了和别人坐在一起喝咖啡的资本。”
作家为什么而写作，这话可以说得很漂亮，比如为社会写作、为艺术写作等等，“但很多人是在撒谎，绝大多数作家刚开始都是‘为物质的个人’而写作，特别是我们这一代，几乎人人如此。”阎连科1957年出生在河南西部嵩县贫困的农家，他说，自己所做的每一个人生选择，无不是为了获取改变命运的资本，而他要的改变其实特别简单——吃得好、能进城，比在农村好，够了。
阎连科数了一下，凡事不算落伍，是自己的优良品质之一。1977年恢复高考，只上过高一的他当时正在新疆打工，知道高考的消息后，匆匆赶回老家，只复习了一两周就匆匆上阵了。“考场设在县城一座破庙里。写作文时，每人发四页500格的稿纸，我第一个用完了，申请再要两张。监考老师看我居然能写这么多，字迹还可以，就当众展示了一下，说我一定能上大学。”考完十多天，又到庙里报志愿，阎连科连“志愿”是啥都不懂。被告知：“就是填你想上的大学，如果想去北京，就填北京大学，想去郑州，就填河南大学。”在那个闭塞的地方，连当年的老师都不知道河南大学在开封。“当时都觉得北京好，所有学生填的都是北京大学。最后，我们县连一个中专都没考上。”
第一次捞世界的梦想就这么碎了，但是命运在关上一扇窗的同时，可能又会给你开一扇门。作为考学之外的另一条跳出农门的出路，阎连科选择了自己更不擅长的参军。入伍时，他第一次见到火车、第一次见到电视机。“在部队我各方面都不好，队列走不好，单双杠也做不好，木马都跳不过去。”但一次射击比赛差点改变了阎连科的命运：“我10发打了100环，团长踢了我屁股一脚，让我换个地方打，结果我又打了99环，就派我参加师级比赛，结果并列第三，打了98环。那一段我紧张得晚上都睡不着觉，心里很奇怪，自己什么都不行，为什么偏偏打靶这么好呢？”
当时正值对越自卫反击战，阎连科眼看着就要被送到老山前线当狙击手，命运的剧情再一次发生了180度的反转，这一次起决定作用的是日后让他受用终生的文字。因为字写得好，阎连科负责在营里出黑板报，营教导员看到这个小秀才连写带画，很快就完成了，就推荐他去河南信阳参加全军区的文学创作学习班。“你回来时，部队可能已经开拔了，你要想上前线的话可以追，但部队也不是那么好追的，不如就在营地里把猪喂好，把菜种好。”阎连科知道，为了保留一个写小说的种子，老首长确实费了心。
在学习班里，阎连科第一次知道小说是分为长篇、中篇和短篇的，还有刊物叫《人民文学》、《解放军文艺》，也第一次发现写小说可以给他改变人生的资本，而所谓的“现实主义”就是最好的工具。于是，这位聪明的小战士学习了《解放军报》上所有的好人好事，又参考了屠格涅夫对农村风景的描写，写了一篇4000字的短篇小说《天麻的故事》，写一个战士想入党，就偷偷给指导员房间送了一斤自己老家特产的天麻，指导员发现后，又退给了他，并且给他写了一封长信，对他进行了革命教育。这篇小说最后发表在武汉军区《战斗报》的副刊上，还有8块钱稿费，轰动了他所在的部队。阎连科也没免俗，大大方方地掏出了稿费的一半、相当于自己俩月津贴的4元钱，给首长、战友买了烟和糖。阎连科很快成了宣传干事，提干入党接踵而至，他从此有了逃离农民宿命的政治资本。
资本之路永远与时俱进，正如其他领域的第一桶金，放到今天也同样不具备参考性一样。去年，阎连科出了本《发现小说》，坦言自己最初的资本原始积累，“完全是反面典型：这完全是浓厚意识形
态，和希特勒时代的德国文学、斯大林时代的俄苏文学没区别，就是彻底的控构真实——文学如果是‘控制的订购和虚构’，那就基本一钱不值了”。
从“为物质的个人”，到“为精神的个人”，这是阎连科资本积累的第二个台阶。被他归结为最常见不过的两个字——名利。“这是每个作家都必须经过的坎，卡夫卡那么伟大，为了拿一个很小的奖项，也找别的老作家商量：你得过那么多次大奖了，这次奖让给我吧。”那阎连科自己呢？“我年轻时也很在乎评奖，现在都不好意思提：我得过‘五个一工程奖’。但今天就很淡然了，名利来到门前，我会把门打开，让它进来，但不会冲出门去抢。”
遍地金矿等你捡
直到前几年脱下军装前，身为大校的阎连科又打了最后一次靶——结果，还是90多环。军中少了个为国杀敌的神枪手，文学的世界多了个用现实主义表现当代中国魔幻现实的大师。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不过从为物质到为精神，再到如今“为写作而写作”，阎连科的三部曲也用了二十多年的时光。如今的阎连科经常跟儿子说：世界上最好的工作，就是写小说。“在部队时，因为授几个奖就意味着立功，立几次功就意味着提级，所以别人为这个打破头。”阎连科只管写自己的小说，从来不和别人争这些。“所以领导也不好意思派我下基层，或者完成各种政治任务，反过来我有更多的时间生产自己的文字。”但到前几年转业时，阎连科也是相当于师级的首长了，每次提级“可能主要是领导看不过去了”。
阎连科称自己虽然天性懒散，但直到现在，保持的最好习惯还是来自从军时养成的时间观念。一是除非是飞机误点，否则从不迟到；二是早睡早起的好习惯：每天上午8点钟起床写到上午10点半，然后准时看他最喜欢的美国职业篮球赛，下午晚上大多是见朋友，或是去书店看书，然后要上一杯咖啡思考新发现或想到的问题。 阎连科总跟儿子说：“写小说是最好的职业，每天只工作两个半小时，怎么也能写2000字吧。那你想啊：就算一个月就是6万字，一年就是70万字。”不过，实际上他一年最多写20万字的故事，而这两个半小时也会让他写得筋疲力尽，坐着连话也不想说。但他依然甘之如饴，因为他知道他热爱的故事可以真正驱动中国。
“中国有太多太多的故事，而我们的电影、电视剧、小说都算上，和我们的生活现实是那么不匹配，我们生活中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故事，远远比小说艺术复杂得多，可是我们面对作品的时候觉得它的故事特别简单，特别浅显。”阎连科解释说，“你看我的小说，或者说看它改编的电影，你会隐约觉得荒诞。但只要关心我们今天现实的人，十天之内你不听到超出想象的新闻，你会觉得这是不是有什么问题？为什么我十天都没有听到超乎想象的真事？”
热衷于流言八卦是人的天性，阎连科也不例外。在他看来，发生在中国的种种真实的奇闻，“尽管内幕并不是100%的清楚，但是我们每一次听一个版本一定比好莱坞大片要精彩。而即便是小的事情，比如胶囊、地沟油，任何一个题材拍成电影都是能在世界上轰动的电影，当然，能不能做是另一回事了。”而这，不能不让人想起他的《丁庄梦》和由此改编的《最爱》。现实中国、特别是他熟悉的河南农村，就是阎连科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富矿，甚至完全不用过度加工，就是巧夺天工的艺术品。
“我觉得编剧真的不需要‘编’故事。我们坐在家里看小说、DVD，在电影院看电影，你看完以后很激动，其实冷静下来你想想，你周边的人和事很多比它们丰富得多。最重要的是观察生活，不要去胡编滥造，沉到生活中、到社会中去。就像我，哪怕到饭桌上喝一喝酒、听一听酒桌上的段子，都能带来很好的素材。”
有不少艺术工作者把中国缺少好小说、好电影，归结为审查制度。阎连科也经常听同行和朋友如此抱怨，他的回答是：每个国家都有审查制度，但前苏联小说和现在的伊朗电影都是世界级水平。“反过来想想，是不是你自己写不出好的作品呢？你做过什么努力？你没有做过努力，就不要抱怨这些。”尽管自己就是这项制度的最大苦主，阎连科还是充满希望：“尽管我们推开了一扇窗子，也许还有另一扇窗子没推开，只要更多人努力，就一定会推开的，当我们把那一扇窗子都推开的时候，我们的文学艺术一定会在世界上有安身立命的资本，一定会绽放出很大光芒来。”
所以，阎连科依然每天戴着颈托笔耕不辍，“中国作家的写作生命一般不会很长，高峰下降得也早——当然，比足球还是晚些。但过了70岁，也不能出大的作品来，这是人生规律，没有办法。”54岁的阎连科打算趁着自己的黄金期，保持高产，“把最好的东西写出来，把你想表达的东西写出来，你把这个年龄段最该写的东西写出来，它是什么结局已经不重要了。”
前不久，他去看望一位在病床上的同行，后者连连抱憾：“你看我身体已经不好了，可还有两部小说没写出来”，别人无不为其责任心而动容，老阎却不以为然，“别人怎样是别人的事，我自己千万不能这样。得思考一下，你最能写的时候干什么去了？你最能写的时候，你可能在饭桌上，可能在起草文件，还可能在看报聊天，我还是把这些时间拿来在最能写的时候生产自己的东西。”
把“孩子”当猪养
自从《丁庄梦》被改编成《最爱》开始，阎连科又多了个身份——原著作者。而作为在海外知名度最高的当代中国作家之一，他的文字也被影视界动起了墙里开花墙外香的脑筋，甚至有了这样的说法：想把电影卖到国外，一定得改编阎连科的小说，而且不是长篇、是中篇，后者才能最少损失原著精华。
在今年的香港电影节上，老朋友顾长卫宣布，要把“言老施”的《兵洞》改编成一部有着奇异名字的《伟大的和平源于对战争坚持不懈的准备》。令阎连科更为惊异的是，他认为完全没法改的另一部中篇《耙耧天歌》，居然也被某新锐导演挑中。“一个哑巴母亲、几个傻孩子，演员都不好找吧？”
不少作家在面对自己作品改编时，就像舍不得掌上明珠的丈母娘，阎连科称自己在这一点上是个“传统思想严重”的人：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最近韩国要改我两个小说，来征求我意见，我就说：你们怎么改不要跟我谈，改得好是你的成绩，改得不好就别说我的小说不好。”至于前面那部《耙耧天歌》，“我还得谢谢那位朋友，他把最难嫁出去的姑娘娶走了。”
这一点上，阎连科称自己和许多国际大企业家一样，更像“养猪”而不是“养孩子”，“你看现在都计划生育，有一个孩子你可能含在嘴里怕化了，（生活里）我也不例外。但是当你有十个孩子，你会觉得能长大都是好的。我的产品多啊，所以我不会是‘事儿妈’。”而且，他尊重专业精神，提倡术业有专攻，“作家没法跨行业，你不是万能的，作家可能写出很好的小说来，但你不一定成为最好的编剧。我能把自己写小说的工作干好了就不错了。”
现在中国的文化产业不甚正规，尤其是利益边界不透明，让生产者倍感心烦。面对年轻的同行，阎连科给出了这样的建议：“中国的任何一个边界恐怕都不是非常清楚，唯一的办法就是你做得比他大你就可以欺负他了。能够涉及到立法保护自己的利益，不是我们能做到的事情。我们能做到的是，把自己手上的事情做好，别人要依靠你，自然不敢欺负你。”
阎连科相信，世界上本没有捷径，所以一定要努力才能成功。“我始终相信，我们国家是在进步的，虽然有的地方进步得慢，大家着急。但龟兔赛跑的故事都听说过，所以不要怕慢。”即便今天不能实现，还有明天、后天，“即便《后天》是部灾难片，结尾也是光明的”。
那如何通过个人奋斗、做一个伟大的文字资本家？“重要的是追求心灵的自由，还有就是你真的要进入艺术。你的核心生产力就在语言中，在稿子上，在你的书房里。既然现在保持衣食无忧还不是很难，就真不用再为特别大的房子、特别大的名声去奋斗了。文学圈也是名利场，影视圈也是名利场，当你明白这些的时候你会慢慢看得淡一点。”阎连科说，这份精神上的富有，比挣几个亿让他高兴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