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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挥家陈燮阳、小提琴家潘寅林先生说：“听了柏林爱乐的演奏，足以让我们享受一辈子，也够我们永远地潜心琢磨研究。”钢琴家李民铎教授在现场观赏了拉特尔先生11月11日上午给上海音乐学院学生乐团排练贝多芬的《“英雄”交响曲》后说，一个音符、一个小节的指点，只20分钟工夫，就将乐团练成了具有十足“洋味”的乐团，可见拉特尔超乎寻常的手上功夫、肢体语言。柏林爱乐此番亚洲巡演在北京、上海两地掀起的热浪。对于柏林爱乐能在123年的历史中盛而不衰一直是我心头想解开的谜。机会终于有了，在旅德圆号演奏家韩小明热心帮助下，我得以和西蒙·拉特尔爵士以及乐团的众多艺术家相会在香格里拉酒店、同饮共餐在“鹿港小镇”酒馆、同挨并乘磁悬浮列车、不舍地分别于浦东国际机场。近距离交流实在是裨益颇大。
我请西蒙·拉特尔爵士在我的好友刘蔚编著的《20世纪指挥大师》一书上签名，此书的封面照片恰是西蒙·拉特尔，大师顿感兴奋，提出想带一本回去，我借机向他介绍作者是上海的一位资深音乐爱好者，平日里还写大量的乐评。我拨通了作者刘蔚的电话，可遗憾的是他自己仅有的一本已被“翻烂”了。次日，联络多人遍寻上海书店，均告售罄。在此书责任编辑樊愉先生的相助下，找出了库存里唯一一本，11月12日指挥大师离开上海3小时前终于得到了这本书时,我面告拉特尔爵士：“大师，请您将中国爱乐者的鉴赏水准、热情，对众多指挥名家的研究成果以及对上海的美好记忆带回德国。”拉特尔真诚地表示，此书会出现在他的柏林爱乐乐团办公桌上。
在问询为何柏林爱乐乐团演奏时出来的声音要比指挥慢上半拍的理由，拉特尔爵士和乐团长笛首席帕胡德都告诉我，这是乐团的传统，这样处理有利于声音的完美。帕胡德还说，当初他第一年刚入团的时候也不习惯，约摸过了一年，他才适应了乐团独特的风格。
在和乐团首席小提琴家、乐团第二首席小提琴丹尼尔·斯塔布拉瓦交谈时，我们回忆起了1981年我国前辈一代指挥大师黄贻钧先生应卡拉扬先生之邀指挥柏林爱乐乐团的故事；谈起了2004年6月20日陈燮阳指挥上海交响乐团在柏林爱乐大厅举行音乐会的情景，虽然他还并不清楚去年我们乐团去那儿举行音乐会的事，但他对上海交响乐团是有些了解的。他还问了东方艺术中心从乐迷呼吁到建成的故事，他还知道上海大剧院这一独特造型的建筑，还问起了上海爱乐者的情况。我向他介绍了上海交响乐爱好者协会成立20年来的发展状况、平时的活动以及出版《爱乐者》报的情况，还介绍了今年9月刚出版的《交响情怀——<爱乐者>创刊20周年文选》一书，这位艺术家翘起了大拇指，对中国音乐者有如此庞大的社会群体、如此高的鉴赏水准和社会活动能量深表佩服。
而一见到低音提琴首席纳比尔·谢哈塔（Nabil Shehata, 德国），我觉脸熟。原来我在珍藏的《世纪风华——柏林爱乐纪实》DVD中看到过他。凭我少时曾自学过的浅显的小提琴知识，我问：“你们乐团的低音提琴手全部采用‘大弓’（即德国弓法，而不是法国的‘小弓’）原因何在？”谢哈塔说除了传统外，很重要的是这样的力度更大，出来的声音更为饱满、扎实。而谈及10月28日在东方音乐厅刚举行过独奏音乐会的旅欧大提琴艺术家王健时，谢哈塔说王健心中的演奏更多的是从内心深处淌出来，因此更有动人之感。谢哈塔先生还详细问了歌剧在上海的演出状况，我将上海大剧院自1998年落成开幕后从中意合作的《阿伊达》讲起，他感到歌剧在中国有如此众多的爱好者并对我们大力培养观众的做法表示很高兴。谢哈塔说，明年二月他们的一个12人弦乐团将会来上海演出，届时我们又能再度相会了。
而当拉特尔爵士和其他几位演奏家得知12月1日、2日马里斯·杨松斯将在上海音乐厅指挥巴伐利亚广播交响乐团举行交响音乐会时，他们都翘起了大拇指，大为赞赏杨松斯卓越的指挥艺术，拉特尔还说他和杨松斯是很好的朋友。
在去龙阳路磁悬浮列车站的大巴士上，我发现更多的艺术家是在静静地各自看着自己携带的书。我了解到，艺术家除了自己乐团正常的音乐会外，余下来的时间不是读书、阅谱研究，就是欣赏各类演出。德国指挥名家克里斯托夫·艾森巴赫两度来上海演出，随身总带着《老子》、《庄子》。
有种说法，就是进行巡演的音乐会，往往是第三站的发挥是最佳的，时差、生理疲乏等等都会影响艺术家的临阵状态。所以，上海听众十分幸运，乐团没有时差的干扰，情绪也进入最佳状态，在我们上海的演出就出奇的好，在京、沪两头跑着听的乐迷都有如此的感受。从而北京的众多圈内外人士竟而发出“听了柏林爱乐还不过瘾，要来上海音乐厅欣赏巴伐利亚广播交响乐团”的感叹。
柏林爱乐的中国之行让我联想到了我们中国的乐团。现已年逾九旬的大指挥家陈传熙先生曾于1990年对我说：“我们现在的乐团还处于‘描红’阶段，能描得像已经很不错了，暂且不要提其他的口号了。”一针见血地点出了我们乐团现今的演奏水准。在与柏林爱乐艺术家交流时，他们都没能告诉我乐团123年来到底举行过多少场次的演出，也没有骄傲自大，而是以自己严谨、实干的行动将乐团锻造成一个不朽的伟大乐团。虽然金钱不完全等同于艺术价值，但却与艺术价值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倘若有朝一日，我们上海民族乐团也能开出两场120万欧元的价格在世界各地巡演，那该有多好。
我请西蒙·拉特尔爵士在我的好友刘蔚编著的《20世纪指挥大师》一书上签名，此书的封面照片恰是西蒙·拉特尔，大师顿感兴奋，提出想带一本回去，我借机向他介绍作者是上海的一位资深音乐爱好者，平日里还写大量的乐评。我拨通了作者刘蔚的电话，可遗憾的是他自己仅有的一本已被“翻烂”了。次日，联络多人遍寻上海书店，均告售罄。在此书责任编辑樊愉先生的相助下，找出了库存里唯一一本，11月12日指挥大师离开上海3小时前终于得到了这本书时,我面告拉特尔爵士：“大师，请您将中国爱乐者的鉴赏水准、热情，对众多指挥名家的研究成果以及对上海的美好记忆带回德国。”拉特尔真诚地表示，此书会出现在他的柏林爱乐乐团办公桌上。
在问询为何柏林爱乐乐团演奏时出来的声音要比指挥慢上半拍的理由，拉特尔爵士和乐团长笛首席帕胡德都告诉我，这是乐团的传统，这样处理有利于声音的完美。帕胡德还说，当初他第一年刚入团的时候也不习惯，约摸过了一年，他才适应了乐团独特的风格。
在和乐团首席小提琴家、乐团第二首席小提琴丹尼尔·斯塔布拉瓦交谈时，我们回忆起了1981年我国前辈一代指挥大师黄贻钧先生应卡拉扬先生之邀指挥柏林爱乐乐团的故事；谈起了2004年6月20日陈燮阳指挥上海交响乐团在柏林爱乐大厅举行音乐会的情景，虽然他还并不清楚去年我们乐团去那儿举行音乐会的事，但他对上海交响乐团是有些了解的。他还问了东方艺术中心从乐迷呼吁到建成的故事，他还知道上海大剧院这一独特造型的建筑，还问起了上海爱乐者的情况。我向他介绍了上海交响乐爱好者协会成立20年来的发展状况、平时的活动以及出版《爱乐者》报的情况，还介绍了今年9月刚出版的《交响情怀——<爱乐者>创刊20周年文选》一书，这位艺术家翘起了大拇指，对中国音乐者有如此庞大的社会群体、如此高的鉴赏水准和社会活动能量深表佩服。
而一见到低音提琴首席纳比尔·谢哈塔（Nabil Shehata, 德国），我觉脸熟。原来我在珍藏的《世纪风华——柏林爱乐纪实》DVD中看到过他。凭我少时曾自学过的浅显的小提琴知识，我问：“你们乐团的低音提琴手全部采用‘大弓’（即德国弓法，而不是法国的‘小弓’）原因何在？”谢哈塔说除了传统外，很重要的是这样的力度更大，出来的声音更为饱满、扎实。而谈及10月28日在东方音乐厅刚举行过独奏音乐会的旅欧大提琴艺术家王健时，谢哈塔说王健心中的演奏更多的是从内心深处淌出来，因此更有动人之感。谢哈塔先生还详细问了歌剧在上海的演出状况，我将上海大剧院自1998年落成开幕后从中意合作的《阿伊达》讲起，他感到歌剧在中国有如此众多的爱好者并对我们大力培养观众的做法表示很高兴。谢哈塔说，明年二月他们的一个12人弦乐团将会来上海演出，届时我们又能再度相会了。
而当拉特尔爵士和其他几位演奏家得知12月1日、2日马里斯·杨松斯将在上海音乐厅指挥巴伐利亚广播交响乐团举行交响音乐会时，他们都翘起了大拇指，大为赞赏杨松斯卓越的指挥艺术，拉特尔还说他和杨松斯是很好的朋友。
在去龙阳路磁悬浮列车站的大巴士上，我发现更多的艺术家是在静静地各自看着自己携带的书。我了解到，艺术家除了自己乐团正常的音乐会外，余下来的时间不是读书、阅谱研究，就是欣赏各类演出。德国指挥名家克里斯托夫·艾森巴赫两度来上海演出，随身总带着《老子》、《庄子》。
有种说法，就是进行巡演的音乐会，往往是第三站的发挥是最佳的，时差、生理疲乏等等都会影响艺术家的临阵状态。所以，上海听众十分幸运，乐团没有时差的干扰，情绪也进入最佳状态，在我们上海的演出就出奇的好，在京、沪两头跑着听的乐迷都有如此的感受。从而北京的众多圈内外人士竟而发出“听了柏林爱乐还不过瘾，要来上海音乐厅欣赏巴伐利亚广播交响乐团”的感叹。
柏林爱乐的中国之行让我联想到了我们中国的乐团。现已年逾九旬的大指挥家陈传熙先生曾于1990年对我说：“我们现在的乐团还处于‘描红’阶段，能描得像已经很不错了，暂且不要提其他的口号了。”一针见血地点出了我们乐团现今的演奏水准。在与柏林爱乐艺术家交流时，他们都没能告诉我乐团123年来到底举行过多少场次的演出，也没有骄傲自大，而是以自己严谨、实干的行动将乐团锻造成一个不朽的伟大乐团。虽然金钱不完全等同于艺术价值，但却与艺术价值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倘若有朝一日，我们上海民族乐团也能开出两场120万欧元的价格在世界各地巡演，那该有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