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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全国人代会上，浙江代表团全国人大代表围绕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改善和保障民生等问题，纷纷建言献策。这些议案、建议凝聚了代表们的智慧，承载了浙江乃至全国人民的愿望和诉求，反映了代表们对于实现“十二五”良好开局的迫切要求。
据统计，人代会期间，浙江代表团代表提交议案78件，提交建议478件，议案建议的数量依旧处于各代表团前列。
这些议案建议有较强的针对性和适用性：一是高度关注宏观的、战略性的问题。其中，关注“十二五”规划纲要有效实施的议案建议占总数的近60%以上。二是高度关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完善，要求修改完善法律和制定法律配套法规的议案建议明显增多。三是高度关注改善民生和加强社会管理及服务，数量约占总数的30%。
王仁洲代表：
提升大宗商品国际贸易平台
王仁洲代表提出，支持浙江以宁波、舟山为重点，建设大宗商品国际贸易与物流中心，是海洋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是提升开放型经济水平、建设现代海洋经济产业体系的主要平台。
王仁洲建议：一方面，对老的要进行整合提升，对新的要合理布局；另一方面，要适应国内外贸易新模式的发展趋势，推进金融创新，加快离岸金融的服务与创新，增强大宗商品交易市场的集散配置能力和国际竞争力。
李科平代表：
海洋开发和保护并重
2011年3月，国务院正式批复《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规划》，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随着海洋经济的飞速发展，当前海洋生态承受的压力不断增大，海洋开发与保护的矛盾日渐加剧。李科平代表建议继续大力推进海洋保护区的建设，力争在2015年和2020年分别使海洋保护区面积达到我国管辖海域面积的3%和5%，建立起类型多样、布局合理、生态关联、功能完善、管理有力、保护有效的海洋保护区网络体系，使我国重要海洋生态系统、珍稀濒危物种、海洋自然历史遗迹和自然景观得到有效保护。
车晓端代表：
养老服务业亟须“换挡提速”
目前我国老龄人口已超1.6亿,占总人口12%左右,并呈现继续增长的趋势。人口结构性矛盾的进一步累积，将严重影响人口内部的可持续发展。据此，车晓端代表提出，大力发展老龄服务业，是满足不断增加的老龄人口服务与需求的客观需要，有利于增进老龄人口的福祉。
她建议，扩大“倒按揭”住房政策的试点，对“倒按揭”养老模式健全政策，支持老人把自己的房子抵押给银行用于养老；挖掘老龄市场，每年举办老龄产品会展；通过兼并组合，组建功能完善的养老集团公司，培育老龄服务业的龙头企业。
尤小平代表：
将“责任关怀”转化成企业行动
尤小平代表认为，在我国企业界倡导推广“责任关怀”，可以大大改善企业的环境质量、健康水平和安全状况。
尤小平建议，政府应建立完善合理运用评价企业“责任关怀”的机制，在企业审批、评优评先等方面考虑行业协会“责任关怀”评议结果。企业则应始终关注企业的社会责任，努力将企业与员工、客户、社会结成利益共同体，尤其应把产品安全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在生产经营的每一个环节关注环境和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利益。
赵林中代表：
赋予“枫桥经验”社会管理的新功能
“枫桥经验”是20世纪60年代毛主席批示推广的全国政法战线的旗帜。其主旨是“党政联手，依靠群众，预防纠纷，化解矛盾，维护稳定，促进发展”。赵林中代表认为，新形势下持续创新发展“枫桥经验”，是加强社会管理和服务的重要抓手，有利于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
赵林中建议，建立医疗纠纷、法院诉前、交通事故、消费权益、劳资纠纷、婚姻家庭等六大专业调解中心，探索专业市场、产业协会和新经济组织调解工作，形成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和仲裁调解有机结合，多层次、专业化、全覆盖的枫桥式社会矛盾大调解机制。
薛少仙代表：
“重典”严治食品安全问题
食品安全问题关乎每个人的健康和生命。然而近几年来，我国的食品安全形势相当严峻。薛少仙代表指出，对于危害食品安全的乱象必须用“重典”，必须像治理“酒驾”一样来治理食品安全违法行为。
他建议，食品安全法对于直接危害食品安全的行为，应当规定“一律行政拘留”。在保留“分段管理”模式的基础上，赋予公安机关对危害食品安全行为的行政执法权，有关部门在管理食品安全过程中，发现违法行为的应立即通知公安机关，由公安机关统一查处，增强执行的专业性和权威性。
朱新康代表：
法制教育纳入中小学课程
加强青少年法制教育是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基础性工程，但目前我国中小学阶段并没有专门开设法制教育课程。朱新康代表认为，由于对法制教育的不重视，当前校园暴力行为十分猖獗，敲诈勒索、偷窃、故意伤害等违法犯罪行为也时有发生。
朱新康建议，要在中小学学校增设法律课教师岗位。可在法律专业毕业的大学生中择优录用，不但解决了学校教学需要，同时还为法律专业的大学毕业生提供就业岗位，减轻社会就业压力。同时，法律课的开设，可促进全民普法、降低未成年人犯罪的目的，为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打下坚实基础。
任美琴代表：
教师绩效工资不能厚此薄彼
2009年1月1日，全国义务教育学校开始实施绩效工资。任美琴代表提出，在义务教育学校教师的一片欢呼声中，高中、大学等非义务教育学校教师的权益却未能得到保障，这对广大非义务教育学校教师是不公平的，也极大地影响了这些教师的工作积极性。任美琴要求国务院有关部门尽快出台并组织实施非义务教育学校绩效工资政策。同时，中央财政要考虑到各地的实际情况，研究制定合理的资金补助办法，加大对地方财政尤其是财政转移支付县(市)的支持保障力度，确保非义务教育学校绩效工资实施到位。
王鸣代表：
让云计算低成本落地
云计算是计算机科学和互联网技术发展的产物，是引领未来信息产业创新的关键战略性技术和手段。它将带来工作方式和商业模式的根本性改变，对我国冲出国外企业的技术壁垒、高新技术产业升级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王鸣建议国家要将原来主要是保护中国电信、联通的监管原则，调整为加强监督这两个企业的垄断行业，引入包括广电网在内的新竞争主体，促进宽带市场的充分竞争，降低宽带接入的成本费用，推动云计算运营企业的技术与业务创新。
就目前而言，电力能耗依然是云计算中心主要的成本之一，由于采取的是工业用电标准，较高的电力费用对云计算中心快速发展是一种制约。对此，王鸣希望国家能够对云计算中心实施优惠的电价政策。
周晓光代表：
生态优先，力戒盲目拆建
近年来，城市面貌日新月异，而与亮丽景观相伴的却是高楼大厦出人意料的“短命”。周晓光代表认为：许多地方的建筑之所以如此短命主要应归咎于在城市建设指导思想上急功近利，重速度，轻质量；对政绩工程和GDP的盲目崇拜；加上开发商的商业利益。对此，她要求全国人大责成政府有关部门采取得力措施，坚持生态优先，力戒盲目拆迁。
郑杰民代表：
关注CPI下的困难群体
低收入群体在日常生活中对粮、油、菜、肉等“菜篮子”价格敏感度很高，食品支出的刚性很强，CPI权数中食品消费物品权重的下降，可能会掩盖低收入群体在日常消费支出中面临的困难和压力。
郑杰民代表认为，应根据低收入群体的实际支出能力和结构比例来设定低收入群体的生活物价指标。他建议，健全和完善社会救助和保障标准与物价上涨挂钩的联动机制，加大对低收入群体日常生活的保障和补贴力度，避免以整体掩盖局部、以平均数掩盖不同消费群中面临的物价上涨压力差距，减少物价上涨对低收入群体日常生活的影响。
吕帆代表：
提高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水平
吕帆代表建议：要继续实施“万名医师支援农村卫生工程”、“公立医院牵手社区行动”和“适宜技术下基层行动”，扩大对口支援范围和服务面；探索和鼓励城市业务水平较高、身体状况较好的退休卫生专业技术人员到基层卫生服务机构开展医疗卫生服务的多点执业管理办法；鼓励和选派优秀基层卫生服务机构医务人员到综合医院进修学习；以全科医学教育理念和方法培养基层医疗卫生技术人员。
徐秋芳代表：
试点森林碳汇交易
建立森林碳汇交易制度，对于更好地协调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之间的关系，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意义重大。基于地方对碳汇交易制度实践所积累的有益经验，徐秋芳代表建议：参照国际通行的森林碳汇交易机制，研究制订一套适合我国国情的森林碳汇交易机制，通过造林增绿或森林经营增汇等方式尽可能实现企业在生产发展过程中的碳中和，推进我国林业应对气候变化行动。在浙江省开展森林碳汇的交易试点工作。
傅企平代表：
规范被问责官员复出机制
当前由于被问责官员复出机制缺乏监督力，导致风声过后，官员即可复出，再度担任重要职位，这种做法极大地削弱了问责制的公信力。
傅企平代表建议，整合规范官员被问责后的复出机制，因人而异地制定复出安排，并将安排向社会公布，以此将问责制度的惩戒性功能落到实处。他建议，在每一起问责事件结案之时，向社会大众公布对官员未来仕途的大致安排。在对事件中承担主要责任的官员进行问责时，应同时根据该官员所承担责任的轻重，从具体职位上、所享受待遇上、具体职称上，对其未来的复出做出严格控制。
茅威涛代表：
为非遗戏曲的宣传提供空间
传统戏曲在现代社会面临着难以逾越的传播障碍。为此，茅威涛代表建议，在公共空间资源中，尤其是政府在对其拥有配置权、管理权、交易权的公共空间户外广告资源，如高速公路路牌广告、城市道路路牌广告等进行“市场化”运作时，应充分考虑非遗戏曲艺术的非“逐利性”，划拨一定比例的资源或出台相关配套优惠政策，用以支持非遗戏曲艺术的公益性宣传、推广。
赵丰代表：
让保障性住房不再边缘化
目前的住房保障办法在表面上看来可使社会上不同收入的人群实现“居者有其屋”，但是在实施中，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城市中心的可建房用地，政府往往拍卖给建设高档商品房甚至豪宅小区的开发商，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根本无缘城市中心和地铁中心，而被建造在远离城市中心的偏远地区，其结果是中低收入与低收入人群进一步被边缘化。
为此赵丰代表建议，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应该建在城市中心或交通枢纽地区，如地铁中心等，以满足中低收入和低收入人群的住房需求，使他们能同时享用城市公用的生活设施和文化教育设施，减少与高收入人群的差距，促进社会和谐。
俞学文代表：
期盼农房抵押贷款“破冻”
根据土地法规定，农村宅基地属“农民集体所有”，农民只有使用权而无处置权。担保法也规定，农村宅基地不可作为抵押物。在这样的法律背景下，尽管至少有70％左右的人口住在农村，但农民房资产始终处于“冷冻”状态，成为“沉睡的资本”，这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农民的创业增收。
对此，俞学文代表建议，尽快出台《农村住房抵押借款登记管理办法》，启动农村住房抵押贷款试点。土地、房产等部门要对农村住房进行摸底登记，办理房屋产权证。农房抵押贷款申请的成本不宜过高，土地评估、房产评估和办证等手续从简。
据统计，人代会期间，浙江代表团代表提交议案78件，提交建议478件，议案建议的数量依旧处于各代表团前列。
这些议案建议有较强的针对性和适用性：一是高度关注宏观的、战略性的问题。其中，关注“十二五”规划纲要有效实施的议案建议占总数的近60%以上。二是高度关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完善，要求修改完善法律和制定法律配套法规的议案建议明显增多。三是高度关注改善民生和加强社会管理及服务，数量约占总数的30%。
王仁洲代表：
提升大宗商品国际贸易平台
王仁洲代表提出，支持浙江以宁波、舟山为重点，建设大宗商品国际贸易与物流中心，是海洋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是提升开放型经济水平、建设现代海洋经济产业体系的主要平台。
王仁洲建议：一方面，对老的要进行整合提升，对新的要合理布局；另一方面，要适应国内外贸易新模式的发展趋势，推进金融创新，加快离岸金融的服务与创新，增强大宗商品交易市场的集散配置能力和国际竞争力。
李科平代表：
海洋开发和保护并重
2011年3月，国务院正式批复《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规划》，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随着海洋经济的飞速发展，当前海洋生态承受的压力不断增大，海洋开发与保护的矛盾日渐加剧。李科平代表建议继续大力推进海洋保护区的建设，力争在2015年和2020年分别使海洋保护区面积达到我国管辖海域面积的3%和5%，建立起类型多样、布局合理、生态关联、功能完善、管理有力、保护有效的海洋保护区网络体系，使我国重要海洋生态系统、珍稀濒危物种、海洋自然历史遗迹和自然景观得到有效保护。
车晓端代表：
养老服务业亟须“换挡提速”
目前我国老龄人口已超1.6亿,占总人口12%左右,并呈现继续增长的趋势。人口结构性矛盾的进一步累积，将严重影响人口内部的可持续发展。据此，车晓端代表提出，大力发展老龄服务业，是满足不断增加的老龄人口服务与需求的客观需要，有利于增进老龄人口的福祉。
她建议，扩大“倒按揭”住房政策的试点，对“倒按揭”养老模式健全政策，支持老人把自己的房子抵押给银行用于养老；挖掘老龄市场，每年举办老龄产品会展；通过兼并组合，组建功能完善的养老集团公司，培育老龄服务业的龙头企业。
尤小平代表：
将“责任关怀”转化成企业行动
尤小平代表认为，在我国企业界倡导推广“责任关怀”，可以大大改善企业的环境质量、健康水平和安全状况。
尤小平建议，政府应建立完善合理运用评价企业“责任关怀”的机制，在企业审批、评优评先等方面考虑行业协会“责任关怀”评议结果。企业则应始终关注企业的社会责任，努力将企业与员工、客户、社会结成利益共同体，尤其应把产品安全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在生产经营的每一个环节关注环境和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利益。
赵林中代表：
赋予“枫桥经验”社会管理的新功能
“枫桥经验”是20世纪60年代毛主席批示推广的全国政法战线的旗帜。其主旨是“党政联手，依靠群众，预防纠纷，化解矛盾，维护稳定，促进发展”。赵林中代表认为，新形势下持续创新发展“枫桥经验”，是加强社会管理和服务的重要抓手，有利于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
赵林中建议，建立医疗纠纷、法院诉前、交通事故、消费权益、劳资纠纷、婚姻家庭等六大专业调解中心，探索专业市场、产业协会和新经济组织调解工作，形成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和仲裁调解有机结合，多层次、专业化、全覆盖的枫桥式社会矛盾大调解机制。
薛少仙代表：
“重典”严治食品安全问题
食品安全问题关乎每个人的健康和生命。然而近几年来，我国的食品安全形势相当严峻。薛少仙代表指出，对于危害食品安全的乱象必须用“重典”，必须像治理“酒驾”一样来治理食品安全违法行为。
他建议，食品安全法对于直接危害食品安全的行为，应当规定“一律行政拘留”。在保留“分段管理”模式的基础上，赋予公安机关对危害食品安全行为的行政执法权，有关部门在管理食品安全过程中，发现违法行为的应立即通知公安机关，由公安机关统一查处，增强执行的专业性和权威性。
朱新康代表：
法制教育纳入中小学课程
加强青少年法制教育是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基础性工程，但目前我国中小学阶段并没有专门开设法制教育课程。朱新康代表认为，由于对法制教育的不重视，当前校园暴力行为十分猖獗，敲诈勒索、偷窃、故意伤害等违法犯罪行为也时有发生。
朱新康建议，要在中小学学校增设法律课教师岗位。可在法律专业毕业的大学生中择优录用，不但解决了学校教学需要，同时还为法律专业的大学毕业生提供就业岗位，减轻社会就业压力。同时，法律课的开设，可促进全民普法、降低未成年人犯罪的目的，为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打下坚实基础。
任美琴代表：
教师绩效工资不能厚此薄彼
2009年1月1日，全国义务教育学校开始实施绩效工资。任美琴代表提出，在义务教育学校教师的一片欢呼声中，高中、大学等非义务教育学校教师的权益却未能得到保障，这对广大非义务教育学校教师是不公平的，也极大地影响了这些教师的工作积极性。任美琴要求国务院有关部门尽快出台并组织实施非义务教育学校绩效工资政策。同时，中央财政要考虑到各地的实际情况，研究制定合理的资金补助办法，加大对地方财政尤其是财政转移支付县(市)的支持保障力度，确保非义务教育学校绩效工资实施到位。
王鸣代表：
让云计算低成本落地
云计算是计算机科学和互联网技术发展的产物，是引领未来信息产业创新的关键战略性技术和手段。它将带来工作方式和商业模式的根本性改变，对我国冲出国外企业的技术壁垒、高新技术产业升级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王鸣建议国家要将原来主要是保护中国电信、联通的监管原则，调整为加强监督这两个企业的垄断行业，引入包括广电网在内的新竞争主体，促进宽带市场的充分竞争，降低宽带接入的成本费用，推动云计算运营企业的技术与业务创新。
就目前而言，电力能耗依然是云计算中心主要的成本之一，由于采取的是工业用电标准，较高的电力费用对云计算中心快速发展是一种制约。对此，王鸣希望国家能够对云计算中心实施优惠的电价政策。
周晓光代表：
生态优先，力戒盲目拆建
近年来，城市面貌日新月异，而与亮丽景观相伴的却是高楼大厦出人意料的“短命”。周晓光代表认为：许多地方的建筑之所以如此短命主要应归咎于在城市建设指导思想上急功近利，重速度，轻质量；对政绩工程和GDP的盲目崇拜；加上开发商的商业利益。对此，她要求全国人大责成政府有关部门采取得力措施，坚持生态优先，力戒盲目拆迁。
郑杰民代表：
关注CPI下的困难群体
低收入群体在日常生活中对粮、油、菜、肉等“菜篮子”价格敏感度很高，食品支出的刚性很强，CPI权数中食品消费物品权重的下降，可能会掩盖低收入群体在日常消费支出中面临的困难和压力。
郑杰民代表认为，应根据低收入群体的实际支出能力和结构比例来设定低收入群体的生活物价指标。他建议，健全和完善社会救助和保障标准与物价上涨挂钩的联动机制，加大对低收入群体日常生活的保障和补贴力度，避免以整体掩盖局部、以平均数掩盖不同消费群中面临的物价上涨压力差距，减少物价上涨对低收入群体日常生活的影响。
吕帆代表：
提高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水平
吕帆代表建议：要继续实施“万名医师支援农村卫生工程”、“公立医院牵手社区行动”和“适宜技术下基层行动”，扩大对口支援范围和服务面；探索和鼓励城市业务水平较高、身体状况较好的退休卫生专业技术人员到基层卫生服务机构开展医疗卫生服务的多点执业管理办法；鼓励和选派优秀基层卫生服务机构医务人员到综合医院进修学习；以全科医学教育理念和方法培养基层医疗卫生技术人员。
徐秋芳代表：
试点森林碳汇交易
建立森林碳汇交易制度，对于更好地协调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之间的关系，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意义重大。基于地方对碳汇交易制度实践所积累的有益经验，徐秋芳代表建议：参照国际通行的森林碳汇交易机制，研究制订一套适合我国国情的森林碳汇交易机制，通过造林增绿或森林经营增汇等方式尽可能实现企业在生产发展过程中的碳中和，推进我国林业应对气候变化行动。在浙江省开展森林碳汇的交易试点工作。
傅企平代表：
规范被问责官员复出机制
当前由于被问责官员复出机制缺乏监督力，导致风声过后，官员即可复出，再度担任重要职位，这种做法极大地削弱了问责制的公信力。
傅企平代表建议，整合规范官员被问责后的复出机制，因人而异地制定复出安排，并将安排向社会公布，以此将问责制度的惩戒性功能落到实处。他建议，在每一起问责事件结案之时，向社会大众公布对官员未来仕途的大致安排。在对事件中承担主要责任的官员进行问责时，应同时根据该官员所承担责任的轻重，从具体职位上、所享受待遇上、具体职称上，对其未来的复出做出严格控制。
茅威涛代表：
为非遗戏曲的宣传提供空间
传统戏曲在现代社会面临着难以逾越的传播障碍。为此，茅威涛代表建议，在公共空间资源中，尤其是政府在对其拥有配置权、管理权、交易权的公共空间户外广告资源，如高速公路路牌广告、城市道路路牌广告等进行“市场化”运作时，应充分考虑非遗戏曲艺术的非“逐利性”，划拨一定比例的资源或出台相关配套优惠政策，用以支持非遗戏曲艺术的公益性宣传、推广。
赵丰代表：
让保障性住房不再边缘化
目前的住房保障办法在表面上看来可使社会上不同收入的人群实现“居者有其屋”，但是在实施中，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城市中心的可建房用地，政府往往拍卖给建设高档商品房甚至豪宅小区的开发商，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根本无缘城市中心和地铁中心，而被建造在远离城市中心的偏远地区，其结果是中低收入与低收入人群进一步被边缘化。
为此赵丰代表建议，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应该建在城市中心或交通枢纽地区，如地铁中心等，以满足中低收入和低收入人群的住房需求，使他们能同时享用城市公用的生活设施和文化教育设施，减少与高收入人群的差距，促进社会和谐。
俞学文代表：
期盼农房抵押贷款“破冻”
根据土地法规定，农村宅基地属“农民集体所有”，农民只有使用权而无处置权。担保法也规定，农村宅基地不可作为抵押物。在这样的法律背景下，尽管至少有70％左右的人口住在农村，但农民房资产始终处于“冷冻”状态，成为“沉睡的资本”，这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农民的创业增收。
对此，俞学文代表建议，尽快出台《农村住房抵押借款登记管理办法》，启动农村住房抵押贷款试点。土地、房产等部门要对农村住房进行摸底登记，办理房屋产权证。农房抵押贷款申请的成本不宜过高，土地评估、房产评估和办证等手续从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