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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9月,突然接到《大众DV》编辑部的电话,问我是否愿意参与一个纪录片项目。原来2009年的丹麦哥本哈根国际纪录片电影节(CPH:DOX)有一个单元是DOX:LAB(直译:纪录片实验室)。这个实验室正在选拔12组成员:12名甄选出的来自“东方世界”的导演:中国、菲律宾、黎巴嫩、巴勒斯坦、卢旺达、缅甸、乌干达,与12名同样精挑细选的丹麦、冰岛、芬兰、瑞典等“北欧世界”的导演在这个实验室共聚并参加培训。主办方根据之前导演的作品与履历用他们觉得合适的方式将大家两两成组,12组人马将分赴 “东方世界”拍摄一部纪录电影。经过推荐选拔,我有幸进入队列凑了个热闹。
深夜出了机场,电影节的接机人员送错了酒店,几经辗转,在河边找到了酒店,一个奇怪的名字——WAKE UP(意为:醒来)。第二天一早我在WAKE UP里woke up,我的手机没有信号,但因为知道约定的时间,索性一走了之,于是就租了酒店的脚踏车开始闲逛,自行车应该是这个城市最方便的出行方式了,几乎每条街道都有自行车专用车道和指示灯,哥本哈根不大不小,骑到哪里都方便,城市中心充满了古建筑和雕塑,骑着车快速浏览也让人赏心悦目,在这个环保的自行车王国,停车也很方便,哪里想停就靠在路边或插进车架,当然也要一锁,只是当我刚开始极速前行,发现没有手刹只有脚刹(也就是倒着踩轮车就刹)时,差点撞翻一众路上车友,赔掉小命。
傍晚是约定的时间,迅速回到酒店,和DOX:LAB的工作人员以及来自其他国家的伙伴们初次见面,大家等不及地自我介绍起来。因为被告知迎接我们的小餐会在电影研究院(Film Institute),我只能舍弃我的自行车,跟着大家一起坐地铁。
主办方简单地介绍了一下,大家就开始边吃点心边聊起天来,不过我的合作伙伴在e-mail已经通知我今天还来不了,因为她的电影明天会在电影节放映,她还有很多工作要准备。吃了不一会儿,工作人员便带着这一群兴奋的孩子般的电影人到了主会场,参加他们的开幕式。在一个十分漂亮现代且竣工不久的会场中,开幕式隆重而简单。主要的项目是开幕电影的放映,电影的名字是《哥本哈根之梦》(Dreams in Copenhagen),比较特别的是,电影的原声音乐由乐师们现场伴奏或演唱,相当过瘾。
接下来的几天大都在丹麦国家电影学院(The National Film School of Denmark)度过,我也终于见到了我的拍档——来自丹麦的艾妲(Ada B. Soby),我们俩非常投缘,一拍即合,个性也十分相像, 正所谓活泼开朗、严肃认真。她的电影的名字叫《怨气合唱》(Complaints Choir),内容是她跟随两个芬兰艺术家,在全世界搜集各地人的抱怨,并结合当地的音乐家,谱出曲,将人们的抱怨变成词,编成一首歌曲,并请发出抱怨的人们演唱。非常有趣的一个过程,也是非常有趣的一个电影。
在学院里,实验室组织了许多让我们与资深教授、影评人以及其他导演的交流活动,就丹麦的纪录片而言,十分有趣的现象是,处在这样一个高度富裕和平稳的社会中,很难找到所谓纪录片的“事件”。当然他们也有一批纪录片工作者在全世界各地,寻找人物与事件或者社会问题,但是很大一部分北欧纪录片的角度都是从作者本身出发,或者是另一个个体出发,将细节与画面着重表现,传递一些共通的情感,而且由于被摄者与观众没有很大的距离,让人容易动容。
在电影学院,我看到印象最深的一部纪录片叫《手机姑娘》(a girl with mobile phone),一个父母刚离异跟着母亲生活的小女孩,她有一部手机,她用它来听音乐,与她的朋友打电话……从拍纪录片的角度来说,女孩儿其实只是一个在这个年代十分普通的角色,但是通过镜头和细节的挖掘,充分展现了一个小孩儿面对一系列社会、家庭、人与人关系的反应,女孩儿似乎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大人,知道一切世间的道理,但是往往平静而又童真的言语,直接戳穿了成人世界的外衣,将最深刻的道理最简单地摆在了观众面前。
由于我和艾妲要回到上海合作一部影片,在电影节期间还要向所有DOX:LAB的人提案,这也是DOX:LAB最主要的工作,所以我们很大一部分工作是要一起相处,当然包含了一起吃饭,一起看电影,一起喝酒等等。称DOX:LAB为“实验”,这也是这个电影节做得比较好的地方,他们对导演的态度相当自由,包括片长与选题。而对电影工作者来说,在一个宽松的气氛中寻找到方向往往是可遇不可求的,并且这会进化成一种能汲取力量的鼓励。在“实验室”的过程中,我当然珍惜专家们的讲演和经验传授,但是我更喜欢各个成员们个人故事的分享,当你听着来自世界各地年轻电影人的故事,听着各种口音的英语,看着他们的表情,你的世界仿佛大了一圈儿,你会窃喜世界之大同,你又会着迷于文化不同之处的魅力。一起聊十几天真的是很有趣的事情,更好的事情是,这是这个电影节的第一届DOX:LAB,所以哥哥姐姐们是要立一个标杆,自然压力也不小。
有一天在艾妲家,我正在用她的8毫米摄影机看窗外,突然想到一个地方,她也立刻觉得应该带我去那儿。 这个地方叫Christiania,是哥本哈根著名的嬉皮村。这里十分安详和谐,他们还发明了一种流行全国的自行车(想象一下倒着骑的三轮车,车斗在前面),而且他们也很环保,整个“国家”里都不允许有汽车。有一些小的店铺一样的地方叫“put &take”,有许多旧衣物和书籍,你放一样东西,便可拿走一样,所以叫“put &take”,很有共产主义的模样。我和艾妲有整两天都在Christiania里游走,不过听艾妲说一定要有人搬走这里才能有人搬进这里,还要对这里有贡献,一定是她看出了我满脸写着我明天就想住到这里的表情。
最后我们在Christiania的一个小酒馆里完成了我们的影片计划,我们原本有三个计划,但是还一直没有让我们同时觉得“就是它了”的那种想法,在酒馆里艾妲介绍我喝了一种十分当地的热饮,是一个我怎么也记不住的名字,一杯下肚,可能就是天时地利人和的时刻到了,我丢出了一个新的想法,我们顿时兴奋了起来,开始在纸上一步一步地先设计。在开始我们就有约定,既然这是一个我们联合导演的影片,所有的决定必须我们共同同意,不能有所迁就,在这个原则下,我们终于找到了共同的方向,但是我们仍担心是否是热血冲昏了头脑,所以决定先放空,等明天醒来如果觉得这还是个好想法的话,我们就准备提案。当然,第二天我们开心地碰头了,因为热情依旧。
最后一天提案的时间是5分钟,还有10分钟的问答,主持提案的是平时丹麦评估纪录片基金发放的两位总监,他们也是听说了电影节这个DOX:LAB组合那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影人,期待碰撞出异色的火花,主动请缨来主持。在提案中我发现虽然主办方是根据我们先前的作品来分组,但是在我看来真的都是让人难以置信地几乎全是完美的组合。所有组中两人的脾性、阐述的主题和方法都让人感觉,这两个人真应该在一起拍片。整个提案的气氛也十分轻松而紧张。轻松是大家围桌而坐,喝着咖啡或茶;紧张是大家随时地提问会直击每个项目的弱点和不完美处。整个过程从上午一直持续到傍晚,大家疲惫不堪,但是不同地域和文化的观点又让我们新鲜而兴奋。
共有两个中国导演,另一个是和我同样来自上海的干超,最后他和他的伙伴,来自丹麦的安娜(Anna Maria)与我们分享的两人孤独童年的故事被我们公认为全场最佳。因为真实的经历口述已让全场动容,希望他们的影片也能大胆地面对自己度过的人生,传递出孤独和伤痛,唏嘘留给观众。晚餐的时候,虽要离别但大家兴致极高,都唱了各个国家的歌曲,我和干超演唱的是《沧海一声笑》,以情怀获得歌唱比赛第一名。
至于我和艾妲,我们决定在上海拍摄一个纪录长片,前期工作在2010年3月底前结束,除去差旅的花费,我们还将收到DOX:LAB支持的5000欧元的起始资金。由于电影节给的钱不够撑起一个长片,所以我们还要想办法去各处请钱。希望用Red One来拍摄,不过考虑到拍摄时希望不影响到被摄者,也可能选用小的HDV。实拍的周期在一个月至一个半月之间,根据情况可能还有延长。最后的精剪和声音制作会在欧洲进行,声音剪辑会在哥本哈根,艾妲介绍我一个很不错的声音剪辑师,影片的剪辑师希望能请到一个在巴黎的剪辑师(当然如果我们钱够的话)。关于影片的主题,暂时卖个关子。欲知后事如何,请大家耐心等几个月,一切自见分晓。
(责任编辑:傅文斯荔)
深夜出了机场,电影节的接机人员送错了酒店,几经辗转,在河边找到了酒店,一个奇怪的名字——WAKE UP(意为:醒来)。第二天一早我在WAKE UP里woke up,我的手机没有信号,但因为知道约定的时间,索性一走了之,于是就租了酒店的脚踏车开始闲逛,自行车应该是这个城市最方便的出行方式了,几乎每条街道都有自行车专用车道和指示灯,哥本哈根不大不小,骑到哪里都方便,城市中心充满了古建筑和雕塑,骑着车快速浏览也让人赏心悦目,在这个环保的自行车王国,停车也很方便,哪里想停就靠在路边或插进车架,当然也要一锁,只是当我刚开始极速前行,发现没有手刹只有脚刹(也就是倒着踩轮车就刹)时,差点撞翻一众路上车友,赔掉小命。
傍晚是约定的时间,迅速回到酒店,和DOX:LAB的工作人员以及来自其他国家的伙伴们初次见面,大家等不及地自我介绍起来。因为被告知迎接我们的小餐会在电影研究院(Film Institute),我只能舍弃我的自行车,跟着大家一起坐地铁。
主办方简单地介绍了一下,大家就开始边吃点心边聊起天来,不过我的合作伙伴在e-mail已经通知我今天还来不了,因为她的电影明天会在电影节放映,她还有很多工作要准备。吃了不一会儿,工作人员便带着这一群兴奋的孩子般的电影人到了主会场,参加他们的开幕式。在一个十分漂亮现代且竣工不久的会场中,开幕式隆重而简单。主要的项目是开幕电影的放映,电影的名字是《哥本哈根之梦》(Dreams in Copenhagen),比较特别的是,电影的原声音乐由乐师们现场伴奏或演唱,相当过瘾。
接下来的几天大都在丹麦国家电影学院(The National Film School of Denmark)度过,我也终于见到了我的拍档——来自丹麦的艾妲(Ada B. Soby),我们俩非常投缘,一拍即合,个性也十分相像, 正所谓活泼开朗、严肃认真。她的电影的名字叫《怨气合唱》(Complaints Choir),内容是她跟随两个芬兰艺术家,在全世界搜集各地人的抱怨,并结合当地的音乐家,谱出曲,将人们的抱怨变成词,编成一首歌曲,并请发出抱怨的人们演唱。非常有趣的一个过程,也是非常有趣的一个电影。
在学院里,实验室组织了许多让我们与资深教授、影评人以及其他导演的交流活动,就丹麦的纪录片而言,十分有趣的现象是,处在这样一个高度富裕和平稳的社会中,很难找到所谓纪录片的“事件”。当然他们也有一批纪录片工作者在全世界各地,寻找人物与事件或者社会问题,但是很大一部分北欧纪录片的角度都是从作者本身出发,或者是另一个个体出发,将细节与画面着重表现,传递一些共通的情感,而且由于被摄者与观众没有很大的距离,让人容易动容。
在电影学院,我看到印象最深的一部纪录片叫《手机姑娘》(a girl with mobile phone),一个父母刚离异跟着母亲生活的小女孩,她有一部手机,她用它来听音乐,与她的朋友打电话……从拍纪录片的角度来说,女孩儿其实只是一个在这个年代十分普通的角色,但是通过镜头和细节的挖掘,充分展现了一个小孩儿面对一系列社会、家庭、人与人关系的反应,女孩儿似乎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大人,知道一切世间的道理,但是往往平静而又童真的言语,直接戳穿了成人世界的外衣,将最深刻的道理最简单地摆在了观众面前。
由于我和艾妲要回到上海合作一部影片,在电影节期间还要向所有DOX:LAB的人提案,这也是DOX:LAB最主要的工作,所以我们很大一部分工作是要一起相处,当然包含了一起吃饭,一起看电影,一起喝酒等等。称DOX:LAB为“实验”,这也是这个电影节做得比较好的地方,他们对导演的态度相当自由,包括片长与选题。而对电影工作者来说,在一个宽松的气氛中寻找到方向往往是可遇不可求的,并且这会进化成一种能汲取力量的鼓励。在“实验室”的过程中,我当然珍惜专家们的讲演和经验传授,但是我更喜欢各个成员们个人故事的分享,当你听着来自世界各地年轻电影人的故事,听着各种口音的英语,看着他们的表情,你的世界仿佛大了一圈儿,你会窃喜世界之大同,你又会着迷于文化不同之处的魅力。一起聊十几天真的是很有趣的事情,更好的事情是,这是这个电影节的第一届DOX:LAB,所以哥哥姐姐们是要立一个标杆,自然压力也不小。
有一天在艾妲家,我正在用她的8毫米摄影机看窗外,突然想到一个地方,她也立刻觉得应该带我去那儿。 这个地方叫Christiania,是哥本哈根著名的嬉皮村。这里十分安详和谐,他们还发明了一种流行全国的自行车(想象一下倒着骑的三轮车,车斗在前面),而且他们也很环保,整个“国家”里都不允许有汽车。有一些小的店铺一样的地方叫“put &take”,有许多旧衣物和书籍,你放一样东西,便可拿走一样,所以叫“put &take”,很有共产主义的模样。我和艾妲有整两天都在Christiania里游走,不过听艾妲说一定要有人搬走这里才能有人搬进这里,还要对这里有贡献,一定是她看出了我满脸写着我明天就想住到这里的表情。
最后我们在Christiania的一个小酒馆里完成了我们的影片计划,我们原本有三个计划,但是还一直没有让我们同时觉得“就是它了”的那种想法,在酒馆里艾妲介绍我喝了一种十分当地的热饮,是一个我怎么也记不住的名字,一杯下肚,可能就是天时地利人和的时刻到了,我丢出了一个新的想法,我们顿时兴奋了起来,开始在纸上一步一步地先设计。在开始我们就有约定,既然这是一个我们联合导演的影片,所有的决定必须我们共同同意,不能有所迁就,在这个原则下,我们终于找到了共同的方向,但是我们仍担心是否是热血冲昏了头脑,所以决定先放空,等明天醒来如果觉得这还是个好想法的话,我们就准备提案。当然,第二天我们开心地碰头了,因为热情依旧。
最后一天提案的时间是5分钟,还有10分钟的问答,主持提案的是平时丹麦评估纪录片基金发放的两位总监,他们也是听说了电影节这个DOX:LAB组合那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影人,期待碰撞出异色的火花,主动请缨来主持。在提案中我发现虽然主办方是根据我们先前的作品来分组,但是在我看来真的都是让人难以置信地几乎全是完美的组合。所有组中两人的脾性、阐述的主题和方法都让人感觉,这两个人真应该在一起拍片。整个提案的气氛也十分轻松而紧张。轻松是大家围桌而坐,喝着咖啡或茶;紧张是大家随时地提问会直击每个项目的弱点和不完美处。整个过程从上午一直持续到傍晚,大家疲惫不堪,但是不同地域和文化的观点又让我们新鲜而兴奋。
共有两个中国导演,另一个是和我同样来自上海的干超,最后他和他的伙伴,来自丹麦的安娜(Anna Maria)与我们分享的两人孤独童年的故事被我们公认为全场最佳。因为真实的经历口述已让全场动容,希望他们的影片也能大胆地面对自己度过的人生,传递出孤独和伤痛,唏嘘留给观众。晚餐的时候,虽要离别但大家兴致极高,都唱了各个国家的歌曲,我和干超演唱的是《沧海一声笑》,以情怀获得歌唱比赛第一名。
至于我和艾妲,我们决定在上海拍摄一个纪录长片,前期工作在2010年3月底前结束,除去差旅的花费,我们还将收到DOX:LAB支持的5000欧元的起始资金。由于电影节给的钱不够撑起一个长片,所以我们还要想办法去各处请钱。希望用Red One来拍摄,不过考虑到拍摄时希望不影响到被摄者,也可能选用小的HDV。实拍的周期在一个月至一个半月之间,根据情况可能还有延长。最后的精剪和声音制作会在欧洲进行,声音剪辑会在哥本哈根,艾妲介绍我一个很不错的声音剪辑师,影片的剪辑师希望能请到一个在巴黎的剪辑师(当然如果我们钱够的话)。关于影片的主题,暂时卖个关子。欲知后事如何,请大家耐心等几个月,一切自见分晓。
(责任编辑:傅文斯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