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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边疆学”与“边疆学”本质上并非完全一回事，笔者直接从一般意义上的边疆学入手，所论跳过中国特殊边疆历史的纠结，以当代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作为思考问题的逻辑起点，对当前涉及经济领域中的边疆学学科问题做一个初步的分析。
我们已经看到，广泛的研讨中出现了两个学科的名称，即“边疆经济学”和“经济边疆学”。我们认为，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学科，前者是从经济学的角度研究边疆问题，属于经济学的范畴，后者是从边疆学的视角研究经济问题，属于边疆学的范畴。
我国相关学者在对构建边疆学的设想中，常常将这两个学科混淆起来。例如，2001年，马大正教授在构建“中国边疆学”的设想中，将其划分为“基础研究领域”和“应用研究领域”，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分别从边疆经济、边疆人口、边疆政治、边疆社会、边疆立法、边疆民族、边疆文化、边疆地理、边疆国际关系、边疆军事以及自然和生态环境等诸多方面进行研究，差异仅在于“应用研究领域”主要是“在基础研究的基础上对当今及未来中国边疆的发展与稳定的战略性、预测性的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研究”。[1]再如，2014年周伟洲教授发表文章分析了“边疆”的政治属性、经济属性、社会与民族属性、文化属性等，主张分别构建“边疆政治学”“边疆经济学”“边疆人类学”“边疆民族学”“边疆社会学”“边疆文化学”作为分支学科。[2]刘啸廷也是主张将“边疆经济学”“边疆政治学”等作为“边疆学”的分支。[3]
这种认识也反映在近年来部分高校设立边疆学的招生专业和研究方向上。例如，四川大学2015年自主设立的“边疆学”博士学位授权点下设了“边疆政治学”“边疆经济学”“边疆社会学”“边疆史地”。
认识上的偏差部分导致边疆学学科发展上出现曲折。我们看到的情况是，尽管20世纪90年代中期学术界已经提出了构建边疆学或者中国边疆学，但至今人们仍然感到进展不大，坊间出版的几本关于边疆学的著作并没有很好地解决边疆学的基本问题，也没有满足人们对边疆学的知识渴求。
导致认识上的偏差的主要原因是，当人们从经济学的视角理解边疆问题，现有的区域经济学并没有将边疆经济问题纳入到研究视野，而对边疆经济问题的研究主要被囊括到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的研究范畴，一旦进入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的视野，边疆问题立即消失。可以这样讲，在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的视野中，“边疆的消失”效应明显存在，因为在不少人看来，边疆地区与少数民族地区是等同的，以至于不少场合直接使用“边疆民族地区”。另外一个原因是从事区域经济学研究的专业学者，有的没有意识到边疆问题，有的没有边疆研究的经历和感受，难以在他的研究视野中将边疆纳入进去。即使纳入了，也因为主题限制，而明显走出边疆经济学研究架构。例如，云南大学梁双陆教授，虽然设定研究边疆经济学的任务，但他又以国际区域一体化这个主题去冲淡边疆经济学主要范畴的讨论。在笔者看来，梁双陆教授仅仅讨论了边疆经济学中的一个层面，即在国家干预边疆地区经济发展的前提下，边界被迫部分开放时，边疆地区发展的前景、基本方法以及相应的实践过程。
同时，在经济边疆学这一端来看，则是以下原因阻止了该学科的进步。
一是边疆学或者中国边疆学本身进步不大。在中国倡导构建边疆学的学者，从一开始就将中国的边疆问题扯进来，而中国的边疆问题又与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以及相应的中国疆域的形成演化等问题密切联系在一起，当这些功底十分深厚的学者将这些说清楚，或者力图说清楚的时候，构建中国边疆学或者边疆学的任务就旁落了。没有边疆学对研究经济问题的宏观指导，经济边疆学无法萌发，甚至经济边疆学的概念都没有办法形成。
二是西方边疆学研究没有为我们提供借鉴。20世纪60年代，特纳的边疆理论一传入中国，立即遭到厉以宁等人的批驳，并将其标上资本主义扩张殖民的理论基础。[4]同时，中国国内学术界片面强调中国边疆形成与西方有不同的道路，费孝通教授“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观点一出，对强化中国（中华民族）国家形成，增强民族凝聚力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但客观上形成了对边疆学基本理论的研究，特别是在学科构建上，边疆学天然遇到处理基本理论范畴与解释中国现实政治命题的矛盾。走不出这一矛盾，边疆学的构建就成为空话。
三是国内学术界对西方边疆问题研究的交流与合作比较缺乏。美国研究边疆问题有较为悠久的历史，也有丰富的成果。1976年，美国成立“边疆学会”（AssociationforBorderlandsStudies），并办有“边疆学杂志”（JournalofBorderlandsStudies），组织了大量的学术会议。至少在笔者接触的边疆问题研究文献中，既没有介绍这个协会，也没有引用过这个杂志上的文献，还没有学者参加这个协会组织的学术会议。国外不少大学建立了相关的学术机构，但没有多少中国学者申请去这些机构从事有关边疆学的研究。出生于江苏、安徽、山东、河南交接地带的学者郭荣星[5]最早注意到边疆问题研究。他曾在中国地质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以及中国区域科学协会短暂任职，并长期在欧洲游学任职。他写成的有关边疆问题的专著对国内学术界影响有限，近年来才被国内学术界关注。
中国学术界对边疆问题的研究以及对边疆学学科的构建现状如此，认识上的偏差无疑给边疆经济学与经济边疆学学科体系的构建产生不小的影响。将边疆经济学与经济边疆学区分考虑，就赋予了经济问题更多的政治与社会属性，就与单纯的经济问题区别开来。不过，边疆经济学与经济边疆学应该有共同研究领域，尽管两者从不同的视角看待问题。
边疆经济地带的特征及其形成。在地域空间上，与内地相比，经济活动的分布特征及其形成的原因，需要从经济学和边疆学的视角给出理论上的解释。从边疆经济学的角度来看，首先要回答的是在国家经济版图上边疆地带的经济特征及其形成机理，分辨出与内地在经济上的差异，进而给出相应的对策。从经济边疆学的角度来看，国家的经济边疆首先是有形的经济边疆，其次才是无形的经济边疆，有形的经济边疆就是边疆经济带问题。这一问题，可以利用区位论的相关理论和方法加以解决。 边疆的地缘经济特征及其形成。这实际上是前一问题的延伸。边疆经济学和经济边疆学需要对地缘经济给出理论上的解释。从边疆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边疆经济带是二维边疆或者多维边疆组成的经济带，自然涉及不同地缘政治经济关系，边疆经济学需要对这些地缘经济特征及其形成机理进行研究。从经济边疆学的角度，国家的边疆战略实际上就是该国地缘政治战略应用的结果，经济边疆、利益边疆以及其他形态的边疆，均与地缘政治、经济高度相关，经济边疆学需要对这些问题进行研究。这一问题，可以结合地缘经济学加以解决。
边疆经济冲突特征及其形成。边疆之间面临着合作竞争，合作是利益上的共赢，竞争围绕利益展开。特别是跨境资源利用以及利用资源中的冲突、跨境环境及其冲突、跨境经济竞争等是边疆经济学需要解决的问题，而各国解决这些问题通常是从经济边疆学的视角进行。这些问题，可以结合冲突经济学加以解决。
我们的当务之急就是对边疆经济学与经济边疆学交叉的共同领域进行深入的探讨，形成理论上的共识，为边疆学学科体系的构建打下坚实的基础。
注释
[1]马达正：《关于构筑中国边疆学的断想》，《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1年第1期。
[2]周伟洲：《关于构建中国边疆学的几点思考》，《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4年第1期。
[3]刘啸廷：《现代边疆与边疆学初论》，《哈尔滨师专学报》1999年第1期。
[4]这个学派主要宣传三个理论，即颂扬美国“民主”精神的“美国制度渊源论”、吹嘘美国社会经济发展例外性的“安全活塞论”，以及歪曲美国历史上地区之间关系的“区域论”。其中，对美国社会经济史影响最大的是“安全活塞”理论。这种“理论”说什么长期存在于美国历史上的“边疆”，曾经是调节美国社会经济发展并使美国社会保持协调的“安全活塞”，它“滋育了乐观主义和理想主义，帮助了民主的传播，经常培育着拓荒者的自信心和个人主义，促进了民族主义，提供了经济机会，它对于东部许多人似乎是一条出路，它发展了发明才能和活动力———而它的核心就是自由土地”。参见厉以宁：《美国边疆学派“安全活塞”理论批评》，《北京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1964年第3期。
[5]RongxingGuo.BorderRegionalEconomics，PhsicalVerlag，1996.
我们已经看到，广泛的研讨中出现了两个学科的名称，即“边疆经济学”和“经济边疆学”。我们认为，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学科，前者是从经济学的角度研究边疆问题，属于经济学的范畴，后者是从边疆学的视角研究经济问题，属于边疆学的范畴。
我国相关学者在对构建边疆学的设想中，常常将这两个学科混淆起来。例如，2001年，马大正教授在构建“中国边疆学”的设想中，将其划分为“基础研究领域”和“应用研究领域”，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分别从边疆经济、边疆人口、边疆政治、边疆社会、边疆立法、边疆民族、边疆文化、边疆地理、边疆国际关系、边疆军事以及自然和生态环境等诸多方面进行研究，差异仅在于“应用研究领域”主要是“在基础研究的基础上对当今及未来中国边疆的发展与稳定的战略性、预测性的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研究”。[1]再如，2014年周伟洲教授发表文章分析了“边疆”的政治属性、经济属性、社会与民族属性、文化属性等，主张分别构建“边疆政治学”“边疆经济学”“边疆人类学”“边疆民族学”“边疆社会学”“边疆文化学”作为分支学科。[2]刘啸廷也是主张将“边疆经济学”“边疆政治学”等作为“边疆学”的分支。[3]
这种认识也反映在近年来部分高校设立边疆学的招生专业和研究方向上。例如，四川大学2015年自主设立的“边疆学”博士学位授权点下设了“边疆政治学”“边疆经济学”“边疆社会学”“边疆史地”。
认识上的偏差部分导致边疆学学科发展上出现曲折。我们看到的情况是，尽管20世纪90年代中期学术界已经提出了构建边疆学或者中国边疆学，但至今人们仍然感到进展不大，坊间出版的几本关于边疆学的著作并没有很好地解决边疆学的基本问题，也没有满足人们对边疆学的知识渴求。
导致认识上的偏差的主要原因是，当人们从经济学的视角理解边疆问题，现有的区域经济学并没有将边疆经济问题纳入到研究视野，而对边疆经济问题的研究主要被囊括到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的研究范畴，一旦进入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的视野，边疆问题立即消失。可以这样讲，在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的视野中，“边疆的消失”效应明显存在，因为在不少人看来，边疆地区与少数民族地区是等同的，以至于不少场合直接使用“边疆民族地区”。另外一个原因是从事区域经济学研究的专业学者，有的没有意识到边疆问题，有的没有边疆研究的经历和感受，难以在他的研究视野中将边疆纳入进去。即使纳入了，也因为主题限制，而明显走出边疆经济学研究架构。例如，云南大学梁双陆教授，虽然设定研究边疆经济学的任务，但他又以国际区域一体化这个主题去冲淡边疆经济学主要范畴的讨论。在笔者看来，梁双陆教授仅仅讨论了边疆经济学中的一个层面，即在国家干预边疆地区经济发展的前提下，边界被迫部分开放时，边疆地区发展的前景、基本方法以及相应的实践过程。
同时，在经济边疆学这一端来看，则是以下原因阻止了该学科的进步。
一是边疆学或者中国边疆学本身进步不大。在中国倡导构建边疆学的学者，从一开始就将中国的边疆问题扯进来，而中国的边疆问题又与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以及相应的中国疆域的形成演化等问题密切联系在一起，当这些功底十分深厚的学者将这些说清楚，或者力图说清楚的时候，构建中国边疆学或者边疆学的任务就旁落了。没有边疆学对研究经济问题的宏观指导，经济边疆学无法萌发，甚至经济边疆学的概念都没有办法形成。
二是西方边疆学研究没有为我们提供借鉴。20世纪60年代，特纳的边疆理论一传入中国，立即遭到厉以宁等人的批驳，并将其标上资本主义扩张殖民的理论基础。[4]同时，中国国内学术界片面强调中国边疆形成与西方有不同的道路，费孝通教授“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观点一出，对强化中国（中华民族）国家形成，增强民族凝聚力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但客观上形成了对边疆学基本理论的研究，特别是在学科构建上，边疆学天然遇到处理基本理论范畴与解释中国现实政治命题的矛盾。走不出这一矛盾，边疆学的构建就成为空话。
三是国内学术界对西方边疆问题研究的交流与合作比较缺乏。美国研究边疆问题有较为悠久的历史，也有丰富的成果。1976年，美国成立“边疆学会”（AssociationforBorderlandsStudies），并办有“边疆学杂志”（JournalofBorderlandsStudies），组织了大量的学术会议。至少在笔者接触的边疆问题研究文献中，既没有介绍这个协会，也没有引用过这个杂志上的文献，还没有学者参加这个协会组织的学术会议。国外不少大学建立了相关的学术机构，但没有多少中国学者申请去这些机构从事有关边疆学的研究。出生于江苏、安徽、山东、河南交接地带的学者郭荣星[5]最早注意到边疆问题研究。他曾在中国地质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以及中国区域科学协会短暂任职，并长期在欧洲游学任职。他写成的有关边疆问题的专著对国内学术界影响有限，近年来才被国内学术界关注。
中国学术界对边疆问题的研究以及对边疆学学科的构建现状如此，认识上的偏差无疑给边疆经济学与经济边疆学学科体系的构建产生不小的影响。将边疆经济学与经济边疆学区分考虑，就赋予了经济问题更多的政治与社会属性，就与单纯的经济问题区别开来。不过，边疆经济学与经济边疆学应该有共同研究领域，尽管两者从不同的视角看待问题。
边疆经济地带的特征及其形成。在地域空间上，与内地相比，经济活动的分布特征及其形成的原因，需要从经济学和边疆学的视角给出理论上的解释。从边疆经济学的角度来看，首先要回答的是在国家经济版图上边疆地带的经济特征及其形成机理，分辨出与内地在经济上的差异，进而给出相应的对策。从经济边疆学的角度来看，国家的经济边疆首先是有形的经济边疆，其次才是无形的经济边疆，有形的经济边疆就是边疆经济带问题。这一问题，可以利用区位论的相关理论和方法加以解决。 边疆的地缘经济特征及其形成。这实际上是前一问题的延伸。边疆经济学和经济边疆学需要对地缘经济给出理论上的解释。从边疆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边疆经济带是二维边疆或者多维边疆组成的经济带，自然涉及不同地缘政治经济关系，边疆经济学需要对这些地缘经济特征及其形成机理进行研究。从经济边疆学的角度，国家的边疆战略实际上就是该国地缘政治战略应用的结果，经济边疆、利益边疆以及其他形态的边疆，均与地缘政治、经济高度相关，经济边疆学需要对这些问题进行研究。这一问题，可以结合地缘经济学加以解决。
边疆经济冲突特征及其形成。边疆之间面临着合作竞争，合作是利益上的共赢，竞争围绕利益展开。特别是跨境资源利用以及利用资源中的冲突、跨境环境及其冲突、跨境经济竞争等是边疆经济学需要解决的问题，而各国解决这些问题通常是从经济边疆学的视角进行。这些问题，可以结合冲突经济学加以解决。
我们的当务之急就是对边疆经济学与经济边疆学交叉的共同领域进行深入的探讨，形成理论上的共识，为边疆学学科体系的构建打下坚实的基础。
注释
[1]马达正：《关于构筑中国边疆学的断想》，《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1年第1期。
[2]周伟洲：《关于构建中国边疆学的几点思考》，《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4年第1期。
[3]刘啸廷：《现代边疆与边疆学初论》，《哈尔滨师专学报》1999年第1期。
[4]这个学派主要宣传三个理论，即颂扬美国“民主”精神的“美国制度渊源论”、吹嘘美国社会经济发展例外性的“安全活塞论”，以及歪曲美国历史上地区之间关系的“区域论”。其中，对美国社会经济史影响最大的是“安全活塞”理论。这种“理论”说什么长期存在于美国历史上的“边疆”，曾经是调节美国社会经济发展并使美国社会保持协调的“安全活塞”，它“滋育了乐观主义和理想主义，帮助了民主的传播，经常培育着拓荒者的自信心和个人主义，促进了民族主义，提供了经济机会，它对于东部许多人似乎是一条出路，它发展了发明才能和活动力———而它的核心就是自由土地”。参见厉以宁：《美国边疆学派“安全活塞”理论批评》，《北京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1964年第3期。
[5]RongxingGuo.BorderRegionalEconomics，PhsicalVerlag，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