卸任之际谈美国高等教育政策得失

来源 :世界教育信息 | 被引量 : 0次 | 上传用户:adder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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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布什政府第二任期届满,从2005年起出任美国联邦教育部部长的玛格丽特·斯佩林斯(Margaret Spellings)女士也随之卸任,她在卸任前夕接受了美国《高教纪事报》记者的独家专访,对于在出任联邦教育部部长期间她所处理的美国高等教育中一些核心问题,包括她任命一个由19人组成的高等教育未来委员会一事,斯佩林斯重申了自己的观点,她还谈及学生贷款、学生资助以及大学费用等外界所关心的热点问题,并就美国高等教育如何适应21世纪的需要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以下是这次采访的主要内容。
  
  问:您在联邦教育部部长办公室的时光,可能会因为您任命高等教育委员会一事而为人们所记住,该委员会花了一年的时间,寻找改进高等教育入学机会、负担得起学费和问责制的办法。一方面,许多高校抱怨说,您批评它们未能改进它们早先启动的问责制的努力,另一方面,许多高校觉得您对它们施压太紧,过于严厉,最终它们只好让国会出面来阻止你的做法。您是否是带着如下这种感觉,即大学尤其四年制私立大学中那些直言不讳的批评者,真地懂得以资质而不是声誉为基础的这种竞争的必要性而离开部长办公室的?
  斯佩林斯:正如我所看到的,高等教育界的很多人都看到,我们必须向消费者提供更好、更多有用的信息。我为彼得·麦克弗森(Peter McPherson)(全国州立大学和赠地学院协会主席)和他发起的自愿性问责制而感到自豪。现在共有300多所学校参与其中。我们动用了中等后教育改进基金赠款,以确立各种问责制的模式等。因此,这是我所希望的向消费者提供更多、更好信息的一个开端。
  是否有恶意的批评者呢?当然会有的。但是,无论什么时候,当你尝试作出改变时,尤其当标准的作业程序是“要么给我们钱,要不就别管我们”时,总会产生一些不愉快。但是,我确切知道的一点是,家长和学生都希望并理应获得有价值的信息,这是很合理的。
  
  问:如果您让美国那些最负盛名的四年制私立大学都靠各自声誉过日子的话,您能否让它们做一些可能使得它们看来好象并不是这个星球优胜者的事情吗?
  斯佩林斯:眼下我们有一项正在进行当中的自愿性活动,我感到自豪的是,它是由那些通过土地拨赠方式建立起来的高校领头,值得一提的是,它们正在展示高等教育经验是一种多么伟大的价值,尤其在经济紧缩时期,当我们知道我们需要拥有一个产出能力基本上是现有体制两倍的高等教育体制时更是如此,这并不是在中伤其他高校。至于不少脱离这种体制的孩子,我们需要找到更好的方法来加以解决。除了精英私立大学外,还将通过其他类型的高校来填补这种差距。
  
  问:负责中等后教育的联邦教育部助理部长戴安·奥尔·琼斯(Diane Auer Jones)于5月辞职,此后,她曾说过,她需要逃离一个高层根本不重视文科、相信大学应该专注于培养对产业具有特定价值毕业生的教育部门,这是对您的一些高级顾问的准确描述吗?你觉得大学课程应在多大程度上追随商业的主要议题?
  斯佩林斯:我只想说的是,我自己的女儿就上了一所很杰出的人文学院,学费相当昂贵,让我感到兴奋的是,她拥有了这种经历。她正在接受很棒的艺术教育。因此,至少就我自身的经验来说,作出那样一种评价似乎有点儿奇怪。
  
  问:至于那些向您提供建议的其他人呢?
  斯佩林斯:我不可能提到联邦教育部其他人的个别态度。很显然,我们全都有我们自己的经历,我们都有自己的观点。
  
  问:在您卸任之际,另外一个研究小组刚刚发表了一项报告,该报告指出,大学教育费用的上涨速度超过了通货膨胀率。您是否同意这样的看法,即大学各种费用的增速超过了它们本应有的增速,要是这样的话,为什么费用问题一再藐视控制它的各种努力?为自身利益着想,高校是否将此看作是它们需要解决的一件事情?
  斯佩林斯:这是一个共有三个部分的问题。第一部分是,这是一个问题吗?你已经见过了相对于卫生保健费用,不断增加的高等教育费用和生活以及其他项目费用之间的比较。高等教育费用7%~10%的涨幅,远远超过了其他项目费用的涨幅。我的确认为这是一个令人关注的问题。这种情况有着许多原因,其中之一便是州援助和其它形式外部支持的减少,这就意味着高校不得不靠学费来弥补不足。
  更为重要的是,在强调纪律的高校体系当中并不存在任何的刺激因素,本身也不存在任何控制费用的内在动机。
  
  问:您是否认为高校已认识到它们走上了不可持续的道路?
  斯佩林斯:许多大学都已认识到了这一点。回到问责制这个问题,当然,我们在幼儿园到12年级这一阶段也看到了这一点。我认为,这些问题是相互强制施行的,而不是相互不一致的。换句话说,更多的透明度和更多的问责制,有助于描绘一幅顾及各种资源水平的图景。但是,我认为,当我们的经济正处于收缩时期,为了更多的人,我们将不得不寻找更为有效的办法,而要做到这一点,我们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问:虽然布什总统确实签署了大幅度增加佩尔助学金的法案,但是一直拖到2006年。学生资助的倡导者对于学术竞争助学金和智慧助学金(SMART Grant)项目是否明智提出了批评,说它们将以资质为基础的各种因素引入至联邦援助方程式里,从而削弱了政府所作出的帮助尽可能多的学生上大学的承诺。您将您对援助的处理方法,看作是对符合获得联邦助学金资格的高校学生人数进行限制吗?
  斯佩林斯:我绝对不这样看待此问题。学术竞争和智慧助学金项目适用于获得佩尔助学金资格的孩子。这些对于贫困学生来说是额外的刺激计划,我始终相信他们是联邦财政援助的重点并理应如此。对于这个体系是否能够更好地运作,我认为,当然可以正像大家都知道的,佩尔计划应该是联邦援助主要推动力。而事实是,我们还有16个其他项目,它们具有各种不同规则和条例,我认为这削弱了佩尔作为联邦财政援助主要推动力的目标。
  布什总统在2000年呼吁大幅度增加佩尔助学金,我们每一年都朝这个目标努力。的确,当我们想出一种利用强制性的基金和自由决定的基金相结合的办法,国会批准其运作起来时,佩尔助学金的数量获得了最大幅度的增加。
  
  问:当布什政府上台之时,他被普遍看作是以银行为基础的保障学生贷款制度的朋友和监护人。然而,随着政府逐渐放松管制,这套以银行为基础的系统正处于危机之中。这种系统没落的好多部分,跟最近经济的不景气有关,这场危机也可能是由于各个部门的政策和工作人员,以及在国会中产生的对这些政策和人员缺乏信心所致的。政府问责办公室(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Office)和联邦教育部的监察长,对于联邦教育部对监督学生贷款公司所作出的各种承诺,一再提出质疑。我们已碰到了类似这样的事件,其中一个涉及利玛窦·丰塔纳(Matteo Fontana),这名联邦教育部官员被控在一家他受委托监管的贷款公司中持有股票,在这个向某些放贷者保证他们的贷款有9.5%回报的项目中存在各种漏洞,据估计造成了10亿美元的损失。当涉及学生贷款问题时,联邦教育部是不是没有留意到学生和纳税人的最佳利益?
  斯佩林斯:不对,不对,我们不是这样的。正如你可能知道的,就在不久之前,直接贷款的数量出现了极为显著的增加,并已新增了大量的学校。另外,由于提高了贷款限额,在大学理事会所属的高校中,贷款的数量已经增加了,我们一直是这些项目出色的“管家”。
  至于联邦教育部监察长的报告,我采纳并施行了他所提出的大部分建议。我们着手开始工作,并清理了需清理的东西,我们极为自豪,我们是这两个项目很出色的“管家”。
  
  问:在9.5%回报这一事情上,每次提到它时,总会听到有人问道,为什么我们不忘记这件事呢,因为联邦教育部部长已经解决了它。我知道您认为已经从根本上解决了这件事,但是,基于其所涉及的金额数量以及幕后的问题,为什么有些人会觉得此事未获解决?
  斯佩林斯:我的好处是知道事实。作为这些项目的一位决策者和管理者,我被赋予为美国政府调查这些项目优缺点的权力和处置权。在审核了大量的事实之后,我断定政府为这些费用所承担的潜在风险,肯定超过了这起案件获得和解实际支付的数字。所以,我坚持这一决定。很明显,当时的事实与目前的事态有很大的不同。但是我认为这是正确的呼声。我当时这样想,我现在还是这样想。如果在现在这个时刻,同样的事实摆在我的面前,各种条件都是一样的话,我将不得不采取相同的方式。但是,同样重要的是,要将此案的和解置于这些贷款项目的规模非常庞大这种性质的背景之下。您知道,这是价值850亿美元的融资项目。在安排各种事情的过程当中,我认为这是绝对正确的呼声。
  
  问:布什政府增加了用于基础科学研究的联邦资金,其中许多获得了高校的认可。然而,布什政府各种科学政治化的行为,已招致人们的反复投诉,其中包括2004年一封来自60多位著名科学家的联名信,该信批评政府有系统地歪曲在有关环境、卫生健康、生物医学研究和核武器等问题上的科学事实。联邦政府是否应该继续成为美国大学校园所从事的基础科学研究的一个主要资金来源?大学是否应该在没有任何指导结果的政治考虑因素情况下自由地展开这类研究?
  斯佩林斯:我将会回答该问题的第一部分,答案是肯定的。这是在我的脑海里辨别美国高等教育有别于其他国家高等教育的东西,在美国的高等教育中,有关研究,我们拥有非常牢固的公私伙伴关系,这些研究随后在我们的高等院校之内被孵化,接着出口至私营部门。这就是使得美国高等教育伟大的东西,这就是使得我们的国家富有创新和伟大的东西。一点儿也没错。
  现在,围绕着有关美国纳税人支持力的事情,肯定存在着各种界限。很显然,我并未参与那些建议或那些具体的决定。联邦教育部并不掌管着研究经费,我会让我的同事来回答那些事情的具体情况。然而,无论什么时候,当你跟联邦纳税人的钱打交道时,肯定存在着政策公平性的问题。
  
  问:您在这里是否还想提到其他事情?
  斯佩林斯:我并不想让人们“只见树木,不见森林”。首先,我想说的是,我感到自豪,我花费了较多的时间并身体力行地从公共政策的角度来思考、谈论美国高等教育的各种问题并提出各种倡议。这些都未兑现。我认为,在这个话题上,我们刚刚处于一个真正的公共论述的开始时期。20世纪50年代的高中毕业文凭,越来越类似于今天至少两年的中等后教育。如果我们打算让很多人以及更多的人——尤其是不同肤色的人——获得入学机会、受益、负担得起并完成美国高等教育的话,我们将不得不做一些与众不同的事,正象我们打算要达到《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的各项目标,并让每个孩子到2014年时在阅读和数学这两门核心课程中达到既定年级熟练水平,我们将不得不去做的事一样。那些并不是不谦虚的目标,它们不是我们以前曾做过的事。这将需要更为大胆和敢想敢做,它将动用各种资源,我想让人们知道,有重大的政策问题摆在我们的面前,这些问题对于个人和我们的国家来说至关重要,而我们只不过刚刚开始着手这些工作。
  
  问:在这个国家,存在着这样一种观念,即大学就是你去那里并在学生宿舍住上四年这种传统经历。我们需要让美国人民摆脱这种思维方式吗?
  斯佩林斯:我认为,我们有这种需要。靠自己的辛勤劳动过上美好生活的日子,目前在全国各地已渐近黄昏。这意味着,有更多的美国人不得不接受中等后教育。我们需要改变这种状况,这是极为紧迫的事。
  
  问:您可能不想猜测当选总统奥巴马将会挑选谁,或他应该挑选谁来取代您,但对于什么样的特殊素质对一名联邦教育部部长极为重要,您是否可能提出一些建议?例如,有些人说,作为一名内阁部长,更多的是一项管理工作而不是政策工作。因为您这个特殊的内阁职位,更多的是有关从幼儿园到12年级的事,而不是有关高等教育的事,因此存在着许多意见,对此您有想法吗?
  斯佩林斯:每个时期,一系列的政策挑战要求某一特定类型的人,而这并不总是同一个人。有时高等教育问题更加紧急,有时候从幼儿园到12年级的事更为紧迫。有时候,管理问题要比其他问题更为复杂。在某些方面,时代将决定需要什么样类型的人。对于他在教育方面想做的事,当选总统奥巴马有责任进行思考,从而使得时代的各种挑战与他的目标相一致,并寻找拥有符合这两套标准所必不可少的各种能力和技能的相关人选。
  
  问:在您即将卸任之际,您认为,教育这个职业更多的是一项初中等教育的工作,还是一项高等教育的工作?
  斯佩林斯:与以往任何时候相比,教育现在被公认为一个更为重要的专业,并理应如此。它是作为一个国家的前途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因此,我们必须做各种事情。我们必须让更多从中学毕业的孩子做好参加中等教育后工作的准备。不过,很清楚,由于各种原因,处于联邦一级的高等教育,其地位要比我国历史上任何其他时候显得更加突出。
  
  问:最后一个问题,在1月20日您卸任之后,您今后有何打算?
  斯佩林斯:我打算休息一段日子,以便开始新工作,理出个头绪来。但是我将会呆在华盛顿特区,一直到我女儿在2010年高中毕业。所以,我希望从事各种活动:或许有一些演说和咨询活动,以及其他活动。我的确希望并计划将继续成为从事教育这项重要工作的一名勇士——让更多的人获得、接受并能够负担得起高质量的教育。
  
  问:我们会更多地在初中等教育舞台上,还是在高等教育舞台上看到您的身影?
  斯佩林斯:你只能等着瞧。
  
  责任编辑 张 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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