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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古陶瓷专业研究人士和收藏爱好者们在解悟、分析与研究不同时代，不同窑系，不同品种制品中，常常会遇到不同时期的各类古陶瓷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着部分烧造缺陷，直接会影响到古陶瓷制品的艺术效果、产品质量和成品率，也不可避免地留下某些时代特征，成为鉴定古瓷的重要因素之一。
在阅读古陶瓷专业书籍时，当介绍釉下彩最庞大的品系青花瓷及釉里红瓷时，不时会遇到“晕散”和“飞红”这样的专业术语。初学者也许对此缺乏感性认识，不能对号入座。而内行者，却知其然，而其所以然未予深究。笔者查遍陶瓷词典，只字未见，可能是疏漏所致。陶瓷界往往又将这两种烧造缺陷混淆起来，归为一类，统称为“晕散”，这实际上是一种误解，有必要加以澄清。
一、“晕散”与“飞红”之现象定义
“晕散”是指釉下彩瓷纹饰产生了一种局部边缘地带彩料的浸润、扩散现象，在瓷胎胎骨上形成有如中国水墨画在宣纸上的浸漫现象，或在釉层中的扩散现象，或两者兼有之，造成纹饰相对模糊，轮廓不清，相互渗透。这是青花瓷较常见到的制造缺陷(见图1、2)。
“飞红”是指釉里红瓷中的铜原子，在高温烧造过程中达到熔点后产生的飞逸现象。或逸出釉面，飞散出去，或沉积在釉层中，产生大面积的弥漫现象，也同样造成纹饰轮廓不清，也属烧造缺陷(见图3、4)。
二、“晕散”“飞红”现象的形成机理
(一)“晕散”的形成机理：既有钴料成份性质所致，又有工艺制造过程中的缺陷。一是画师在瓷胎尚未干透的状况下瓷绘，必然会产生洇漫，二是钴料调制含水分多，易洇湿胎体；三是在浸釉、荡釉、吹釉时水分对纹饰的均漫作用；四是瓷坯在窑炉中锻烧时，釉层在高温中呈玻璃相液态，有部分青花钴料熔蚀在釉层中；五是“苏泥勃青”钴料较容易渗透到釉层中。以上几方面的原因，一种或多种因素都会造成青花纹饰的“晕散”现象。金属钻的物理熔点是1490℃，而沸点是3520℃，显然窑室内的温度是达不到挥发程度的。
(二)“飞红”现象产生的机理：众所周知，按照古代陶瓷的工艺条件，釉下彩瓷中最难烧成的是釉里红瓷器。釉里红瓷是用黑色的二氧化铜(CuO2)作颜料在瓷胎上作画。一是要充分掌握窑炉中的气氛，在弱还原气氛中将原来是黑色的二氧化铜脱氧还原烧成红色的铜原子。还原程度充分呈色鲜艳(见图5)，还原不充分呈黑红色(见图6)。二是要准确掌握窑内煅烧温度。铜的熔点是1083℃，这显然是窑室内容易达到的，而沸点是2595℃，这显然也要求过高。但铜原子对温度极其敏感，温度曲线区域狭窄，稍过火候，即行挥发，弥漫、扩散到熔融的釉层中去，形成大面积的“飞红”现象(见图7)。“飞红”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弥漫到釉层中去；温度再高即形成气泡，飞离釉面，形成红色的消退，造成纹饰局部的断线、失缺，形成纹饰缺陷。图8是一件著名的釉里红开光“祈雨图”玉壶春瓶，正是过烧形成的局部纹饰失缺。古代没有精准的科学仪器测量，完全靠烧窑把桩师傅，凭传统经验和感觉判断用火照观察窑室温度高低。《陶录》卷一：“瓷器之成，窑火是赖”；卷十：“瓷器固须精造，陶成则全赖火候”，火候对产品的成败起着关键性的作用。火候不当，使半成品变为次品、废品，导致窑户收入减少，甚至破产。明代陈有年说“若陶事则人所能搏埴为坯耳，及闭陶而锻之，成矶变幻，目不及睹，手不及扶，迨日至启陶，盼之然视器成则喜不成，则有彷徨愁叹而已。”可见何其困难。现代窑炉靠电窑、煤气窑，采用铂(Pt)铑(Rh)热电偶，可精确掌握窑温和还原空气量，烧造铜红釉已非难事，而在元、明早期很难大量烧造铜红釉制品。在古代有关陶瓷著述中对铜红釉赞不绝口，《景德镇陶录《称：“永乐鲜红最贵”，“宣窑以鲜红为宝”。清乾隆皇帝曾在《咏宣窑祭红瓶》诗中咏颂“晕如雨后霁霞飞，出火还加微灸工，世上朱砂非所拟，西方宝石致难同。插花应使花羞色，比画翻嗤画是空。”
也许有的读者会质疑文中既然标出了铜的沸点是2595℃，窑温达不到，为什么会挥发呢?道理很浅显，水的沸点是100℃，但水未开之前是否也会部分蒸发呢?液体可流动，温度相对均匀，尚且如此。固体受热后，热分布不均匀，少量挥发是正常现象。尤其铜又是对温度极为敏感的物质，釉里红瓷也有部分会形成“晕散”效应的缺陷机制。但青花钴蓝却很难形成“飞蓝”现象。这就是一般性与特殊性对立的统一。
正因为铜红釉在当时的工艺条件下很难烧成，相对集中在元晚期和明早期，到成化以后，基本断烧，到明嘉靖时代，红色以釉上矾红彩替代。釉里红断烧了一百五六十年，直到清康熙中晚期在督陶官郎廷极的努力下，又恢复了釉里红瓷器的烧制，并加以发扬光大。烧出了鲜如牛血，灿若晚霞的郎窑红瓷(见图9)；烧出了珠光宝气，匀净娇妍的祭红瓷(见图10)；也创烧出红妆素裹、偶点绿苔、犹如贵妃醉酒般的豇豆红瓷(见图11)；还烧出了红蓝相间，如行云流水、飞流瀑布、变幻莫测的窑变釉瓷(见图12)。可谓是硕果累累，春色满园。铜红釉给我们创造出了奇妙的姹紫嫣红的陶瓷世界。
“晕散”与“飞红”现象都是釉下彩瓷的固有特征，与釉上彩瓷无关联，釉上彩瓷是在烧成瓷器的釉面上作画，因烧成温度低，仅800～900℃，已无对釉层的渗透浸漫现象，也不产生彩料的飞逸。故不赘述。
三、“晕散”“飞红”打上了历史的印记
古瓷是时代的产物，无论是从器型、胎质、釉色、绘画纹饰风格，所用彩料的种类及各朝款识的书写格式都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给古瓷的断代与鉴定都留下了一般有规律可循的清晰轨迹，要鉴赏者去认知、感悟。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培养自身对古瓷鉴别的悟性。
“晕散”与“飞红”现象也在不同历史年代的遗存物上留下了历史印记。例如“晕散”现象在永乐、宣德年间的青花瓷上表现得尤为明显，这与当年使用“苏泥勃青”钴料、施釉方式及窑炉的煅烧工艺直接相关。图13、14、15是故宫博物院珍藏的明初青花瓷珍品，都可以看出明显的“晕散”现象，留下了时代的风格痕迹。
古瓷鉴定资深专家张浦生先生在他的《青花瓷鉴定》专著中，在介绍“苏泥勃青”钻料时就曾指出，该料属于“色散而不收”，就是指此料易产生晕散，造成局部纹饰边缘轮廓不清。耿宝昌老先生也由此得出结论：该料如此性状，故永、宣青花瓷绝少绘画人物，否则易造成人物、嘴腔轮廓不清，有失大雅。“空白期”亦如此(见图16)。而到了成化年间，所用平等青钻料，色调清新，淡雅，笔路纤细、游离，弘治、正德均为此料，均很少产生“晕散”现象，嘉靖、隆庆、万历(见17、18)三朝使用回青料，彩料匀薄，艳丽，呈蓝紫色，十分醒目，也基本上无晕散。天启晚期、崇祯朝开始使用云南珠明料，笔路清晰，呈色青幽，难见晕散(见图19)。应该说康熙朝使用的珠明料，配制最为出色，笔路清晰，层次分明，立体感强，素有“墨分五色”之称，有如明暗相间的水墨画(见图20)。值得一提的是雍正、乾隆二朝，部分制品刻意模仿永乐、宣德青花的青幽、深沉铁锈斑的艺术效果，采用了人为小笔点触，人工点染的方法，加重了青花浓艳色彩，使得部分制品“晕散”效应又重现出来(见图21、22)。
特别需要说明的是自康熙朝恢复了釉里红烧制以后，经过多年认真的摸索，反复实践，充分掌握了釉里红瓷的烧制技术，达到了工艺精良、技艺娴熟、炉火纯青的地步，釉里红瓷可谓是发色纯正，笔路分明，纹饰纤细，运用自如，散发着红宝石般的光芒，很难再见到红霞飞舞、纹饰朦胧的现象了(见图23)。
“飞红”现象重点出现于元末明初洪武、永乐、宣德年间(见图24、25、26)。结合器型、纹饰，可作为釉里红瓷断代的重要标志之一。确切地讲釉里红瓷是当时最难烧的品种，成品率之低在30％以下，往往整窑报废，制品在窑中的摆放位置，火候控制，还原气氛等综合因素直接会影响产品质量。直到康熙朝窑业中仍流传着“若要穷、烧郎红”的警言，以示训诫。
总之，青花瓷中的“晕散”与釉里红瓷中的“飞红”现象在胎上和釉中洇渗、浸漫表象的某些趋同，却不能归类在形成机理上的一致，在古陶瓷研究的领域里，是应加以区分，各归其类的。
在阅读古陶瓷专业书籍时，当介绍釉下彩最庞大的品系青花瓷及釉里红瓷时，不时会遇到“晕散”和“飞红”这样的专业术语。初学者也许对此缺乏感性认识，不能对号入座。而内行者，却知其然，而其所以然未予深究。笔者查遍陶瓷词典，只字未见，可能是疏漏所致。陶瓷界往往又将这两种烧造缺陷混淆起来，归为一类，统称为“晕散”，这实际上是一种误解，有必要加以澄清。
一、“晕散”与“飞红”之现象定义
“晕散”是指釉下彩瓷纹饰产生了一种局部边缘地带彩料的浸润、扩散现象，在瓷胎胎骨上形成有如中国水墨画在宣纸上的浸漫现象，或在釉层中的扩散现象，或两者兼有之，造成纹饰相对模糊，轮廓不清，相互渗透。这是青花瓷较常见到的制造缺陷(见图1、2)。
“飞红”是指釉里红瓷中的铜原子，在高温烧造过程中达到熔点后产生的飞逸现象。或逸出釉面，飞散出去，或沉积在釉层中，产生大面积的弥漫现象，也同样造成纹饰轮廓不清，也属烧造缺陷(见图3、4)。
二、“晕散”“飞红”现象的形成机理
(一)“晕散”的形成机理：既有钴料成份性质所致，又有工艺制造过程中的缺陷。一是画师在瓷胎尚未干透的状况下瓷绘，必然会产生洇漫，二是钴料调制含水分多，易洇湿胎体；三是在浸釉、荡釉、吹釉时水分对纹饰的均漫作用；四是瓷坯在窑炉中锻烧时，釉层在高温中呈玻璃相液态，有部分青花钴料熔蚀在釉层中；五是“苏泥勃青”钴料较容易渗透到釉层中。以上几方面的原因，一种或多种因素都会造成青花纹饰的“晕散”现象。金属钻的物理熔点是1490℃，而沸点是3520℃，显然窑室内的温度是达不到挥发程度的。
(二)“飞红”现象产生的机理：众所周知，按照古代陶瓷的工艺条件，釉下彩瓷中最难烧成的是釉里红瓷器。釉里红瓷是用黑色的二氧化铜(CuO2)作颜料在瓷胎上作画。一是要充分掌握窑炉中的气氛，在弱还原气氛中将原来是黑色的二氧化铜脱氧还原烧成红色的铜原子。还原程度充分呈色鲜艳(见图5)，还原不充分呈黑红色(见图6)。二是要准确掌握窑内煅烧温度。铜的熔点是1083℃，这显然是窑室内容易达到的，而沸点是2595℃，这显然也要求过高。但铜原子对温度极其敏感，温度曲线区域狭窄，稍过火候，即行挥发，弥漫、扩散到熔融的釉层中去，形成大面积的“飞红”现象(见图7)。“飞红”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弥漫到釉层中去；温度再高即形成气泡，飞离釉面，形成红色的消退，造成纹饰局部的断线、失缺，形成纹饰缺陷。图8是一件著名的釉里红开光“祈雨图”玉壶春瓶，正是过烧形成的局部纹饰失缺。古代没有精准的科学仪器测量，完全靠烧窑把桩师傅，凭传统经验和感觉判断用火照观察窑室温度高低。《陶录》卷一：“瓷器之成，窑火是赖”；卷十：“瓷器固须精造，陶成则全赖火候”，火候对产品的成败起着关键性的作用。火候不当，使半成品变为次品、废品，导致窑户收入减少，甚至破产。明代陈有年说“若陶事则人所能搏埴为坯耳，及闭陶而锻之，成矶变幻，目不及睹，手不及扶，迨日至启陶，盼之然视器成则喜不成，则有彷徨愁叹而已。”可见何其困难。现代窑炉靠电窑、煤气窑，采用铂(Pt)铑(Rh)热电偶，可精确掌握窑温和还原空气量，烧造铜红釉已非难事，而在元、明早期很难大量烧造铜红釉制品。在古代有关陶瓷著述中对铜红釉赞不绝口，《景德镇陶录《称：“永乐鲜红最贵”，“宣窑以鲜红为宝”。清乾隆皇帝曾在《咏宣窑祭红瓶》诗中咏颂“晕如雨后霁霞飞，出火还加微灸工，世上朱砂非所拟，西方宝石致难同。插花应使花羞色，比画翻嗤画是空。”
也许有的读者会质疑文中既然标出了铜的沸点是2595℃，窑温达不到，为什么会挥发呢?道理很浅显，水的沸点是100℃，但水未开之前是否也会部分蒸发呢?液体可流动，温度相对均匀，尚且如此。固体受热后，热分布不均匀，少量挥发是正常现象。尤其铜又是对温度极为敏感的物质，釉里红瓷也有部分会形成“晕散”效应的缺陷机制。但青花钴蓝却很难形成“飞蓝”现象。这就是一般性与特殊性对立的统一。
正因为铜红釉在当时的工艺条件下很难烧成，相对集中在元晚期和明早期，到成化以后，基本断烧，到明嘉靖时代，红色以釉上矾红彩替代。釉里红断烧了一百五六十年，直到清康熙中晚期在督陶官郎廷极的努力下，又恢复了釉里红瓷器的烧制，并加以发扬光大。烧出了鲜如牛血，灿若晚霞的郎窑红瓷(见图9)；烧出了珠光宝气，匀净娇妍的祭红瓷(见图10)；也创烧出红妆素裹、偶点绿苔、犹如贵妃醉酒般的豇豆红瓷(见图11)；还烧出了红蓝相间，如行云流水、飞流瀑布、变幻莫测的窑变釉瓷(见图12)。可谓是硕果累累，春色满园。铜红釉给我们创造出了奇妙的姹紫嫣红的陶瓷世界。
“晕散”与“飞红”现象都是釉下彩瓷的固有特征，与釉上彩瓷无关联，釉上彩瓷是在烧成瓷器的釉面上作画，因烧成温度低，仅800～900℃，已无对釉层的渗透浸漫现象，也不产生彩料的飞逸。故不赘述。
三、“晕散”“飞红”打上了历史的印记
古瓷是时代的产物，无论是从器型、胎质、釉色、绘画纹饰风格，所用彩料的种类及各朝款识的书写格式都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给古瓷的断代与鉴定都留下了一般有规律可循的清晰轨迹，要鉴赏者去认知、感悟。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培养自身对古瓷鉴别的悟性。
“晕散”与“飞红”现象也在不同历史年代的遗存物上留下了历史印记。例如“晕散”现象在永乐、宣德年间的青花瓷上表现得尤为明显，这与当年使用“苏泥勃青”钴料、施釉方式及窑炉的煅烧工艺直接相关。图13、14、15是故宫博物院珍藏的明初青花瓷珍品，都可以看出明显的“晕散”现象，留下了时代的风格痕迹。
古瓷鉴定资深专家张浦生先生在他的《青花瓷鉴定》专著中，在介绍“苏泥勃青”钻料时就曾指出，该料属于“色散而不收”，就是指此料易产生晕散，造成局部纹饰边缘轮廓不清。耿宝昌老先生也由此得出结论：该料如此性状，故永、宣青花瓷绝少绘画人物，否则易造成人物、嘴腔轮廓不清，有失大雅。“空白期”亦如此(见图16)。而到了成化年间，所用平等青钻料，色调清新，淡雅，笔路纤细、游离，弘治、正德均为此料，均很少产生“晕散”现象，嘉靖、隆庆、万历(见17、18)三朝使用回青料，彩料匀薄，艳丽，呈蓝紫色，十分醒目，也基本上无晕散。天启晚期、崇祯朝开始使用云南珠明料，笔路清晰，呈色青幽，难见晕散(见图19)。应该说康熙朝使用的珠明料，配制最为出色，笔路清晰，层次分明，立体感强，素有“墨分五色”之称，有如明暗相间的水墨画(见图20)。值得一提的是雍正、乾隆二朝，部分制品刻意模仿永乐、宣德青花的青幽、深沉铁锈斑的艺术效果，采用了人为小笔点触，人工点染的方法，加重了青花浓艳色彩，使得部分制品“晕散”效应又重现出来(见图21、22)。
特别需要说明的是自康熙朝恢复了釉里红烧制以后，经过多年认真的摸索，反复实践，充分掌握了釉里红瓷的烧制技术，达到了工艺精良、技艺娴熟、炉火纯青的地步，釉里红瓷可谓是发色纯正，笔路分明，纹饰纤细，运用自如，散发着红宝石般的光芒，很难再见到红霞飞舞、纹饰朦胧的现象了(见图23)。
“飞红”现象重点出现于元末明初洪武、永乐、宣德年间(见图24、25、26)。结合器型、纹饰，可作为釉里红瓷断代的重要标志之一。确切地讲釉里红瓷是当时最难烧的品种，成品率之低在30％以下，往往整窑报废，制品在窑中的摆放位置，火候控制，还原气氛等综合因素直接会影响产品质量。直到康熙朝窑业中仍流传着“若要穷、烧郎红”的警言，以示训诫。
总之，青花瓷中的“晕散”与釉里红瓷中的“飞红”现象在胎上和釉中洇渗、浸漫表象的某些趋同，却不能归类在形成机理上的一致，在古陶瓷研究的领域里，是应加以区分，各归其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