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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基于快餐文化的角度，试对近期移动互联网上出现的“余秀华热”现象进行解读。通过对关于余秀华新闻报道的分析发现，在事件起始阶段，媒体通过标题党和标签的运用达到短时间内积聚人气掀起关注热潮的效果，继之又将注意力转移到她的身体残疾和私生活。但这种对无内容、无深度的现象的追逐在快速变化的网络时代很快就会淡出人们的视野。本是严肃的文化现象在互联网时代也难逃被“快餐化”的命运，这不能不引起我们对互联网与快餐文化关系的反思。
【关键词】快餐文化 移动互联网 余秀华热
快餐文化虽非互联网时代的独有现象，但确实是在互联网时代发挥到了极致。作为现代化和工业化产物的快餐文化关注的是文化消费背后的经济利益，而非传统文化所强调的审美价值和艺术品位。在经济利益的导向下，短暂的、表象的、零散的、用完即扔成为快餐文化的主要特点。而以碎片化特征著称的移动互联网成为快餐文化的最佳搭档。网络上各种热门事件风起云涌，真是一幅你方唱罢我方登场的热闹场面。正像庞麦郎和姚贝娜事件，兴起时铺天盖地，微信、微博、各大网站纷纷转载。但当新的网络事件出现，人们自然就将注意力转移到更吸引他们眼球的地方。娱乐新闻一直是快餐文化的主要贡献者，人们也经常将娱乐新闻与快餐文化划上等号。余秀华的走红与她的诗歌直接相关。作为严肃文化的诗歌没有娱乐新闻的轰动效应，难以在短时间内聚集人气。尽管如此，在“一切形式都可以被消费”的时代，“余秀华热”仍然难以逃脱被消费、被“快餐化”的命运。
一、“余秀华热”现象
2015年1月15日以前，作为诗人的余秀华的名字只“存活”在《詩歌周刊》等几家刊登她诗歌的文学刊物和这些刊物涉及的诗友之间。自从1月15日余秀华的《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在微信上被疯狂转发，随之，互联网和传统媒体纷纷跟进，这个被誉为“中国的艾米丽·迪金森”的女诗人几乎在一夜间闯入人们的视野。据百度指数显示，1月15日，对于余秀华的搜索数从之前一直都十分平稳的150左右上升到589，并在1月19日达到第一个峰值54097次。截至3月8日，类似的峰值又出现了三次，分别是1月24日搜索指数为69387次、1月30日的51953次和2月9日的44894次。除此之外，余秀华的微博访问量达到了2205254次，关注人气激增到18470次（这两个数字在2月1日的时候还分别是1362102和13089）。余秀华火了。湖南文艺出版社和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的她的两本诗集已经开售。随着微信和网络对余秀华的报道逐渐增多，小小的横店村挤满了各路记者，各种声音也随之而来。
二、快餐文化
快餐文化作为大众文化的一种，以其独有的方式满足人们对文化生活的需求，但这种满足一方面是短暂的、表象化的。另一方面由于与经济利益挂钩，容易导致在追求速度和索取的同时背离文化的宗旨忽视文化的内涵建设。同时，在现代工业化的生产模式下，人们的差异性被抹杀，面对整齐划一的文化产品，消费者没有其他选择。这种无个性化的文化生产和消费，必然束缚人们的思想，阻碍文化的进步。因此，人们从标准化生产的文化作品中所得到的身心愉悦大大减少，我们日益成为由我们创造出来的文化产品的“附属品”。人们对于文化的崇拜逐渐异化为对文化作品市场价值的崇拜，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种“文化悲剧”。
追溯快餐文化的源头，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伴随着大众文化的兴起和消费主义的盛行逐渐进入人们的生活。首先，在英文中，大众文化被译为popular culture而非mass culture，这不难看出大众文化的消费本质。其次，大众文化被认为是文化商品化以后的必然结果。当文化变成商品，开始与经济利益有所勾连，它所生产出来的必然是标准化、程式化的机械复制品。这样的文化产品必定难登大雅之堂，最终沦为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快餐。最后，消费这种意识形态的形成和流行与快餐文化关系紧密。
快餐文化与快节奏的现代社会有不可割舍的联系。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经济获得了突飞猛进式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日益变得高速度快节奏。对于永恒事物的追求似乎与时代已经不合拍了。正如阿尔温·托夫勒所指出的那样，短暂性“正是最根本的区别所在，是分辨真正的当代人和过去人的标准，因为加速度是寓于非永恒性——短暂性——之中的，它渗透并感染我们的意识，从根本上影响我们与他人，与外界事物以及整个思想、艺术、价值观念的关系”。外部生活的加速同样导致了人们精神生活的加速，导致了人们思想、认知和审美的加速。对于新生事物先是表现出极大的兴趣，疯狂追捧，在短暂的狂热后很快陷入麻木，继而去寻找下一个能吸引其兴趣的事物。就在这样反复的“随手抓起”“用完即扔”的循环中，人们逐渐迷失了自我。他们不再会判断什么是美什么是丑，什么是自己想要的，什么是对自己没用的。所有的选择标准都让位于暂时的实用性。“暂时乃是现代人的范畴，正如永恒是中世纪人的范畴”。一样，对暂时性的追逐已经成为一种时尚。人们考虑更多的是现在而不是未来。快速发展的时代使人们丧失了对高悬于未来的固定不变的目标的兴趣，认为那是完全没有必要的。这种“过把瘾就死”的心态成为当代人只关注当下没有长远计划的真实写照，这也为快餐文化的兴起和风行创造了条件。
三、被“快餐化”了的“余秀华热”
“余热”现象从一开始就被定下来了“快餐化”的基调。正如前文所说，2015年1月15日以前，余秀华是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业余诗人。直到一则题为《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的诗在互联网和微信上被疯狂转发，一夜之间人们才知道了她的存在。但这个有标题党嫌疑的题目（余秀华自己也承认这首诗的题目是标题党）一出现即引发了网民的疯狂转发。不得不说是这个题目给了人们瞬间丰富的想象空间，未来得及做充分的思考，下意识里就把它定性为是可看而且好看的诗（我们暂且把诗歌内容的好坏放在一边）。此外，逐渐被加进去的“中国的艾米丽·迪金森”，“脑瘫”，“农民”，“诗人”等标签也加剧了其病毒式的传播速度。在笔者搜集到的32篇关于余秀华的早期报道中（2015年1月15日至2015年1月19日），全部包含上述标签。它们或者单独出现，或者以不同的组合形式出现。其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要数“脑残”和“中国的艾米丽·迪金森”。显然这两个在意象上形成鲜明对比的标签更能唤起人们的好奇心。这种“看热闹”的心态激发了越来越多人的围观。但标签只是在新闻事件刚刚发生时可以起到聚焦注意力的效果，当“繁华褪去”“热闹”散场，人们一时的好奇心得到了满足便会一哄而散。这也可以从一个侧面说明在1月19日至1月23日，余秀华的关注度有所下降，直到网络爆出余秀华的两本诗集即将出版这一重磅新闻，她的关注度才又回峰值。 所谓的快餐文化，不只是时间上的短暂，它更强调意义和观念上的临时性，即对碎片化、无深度现象的追逐超越对事件背后本质的探寻。余秀华，一个写诗逾千首，并且有身体残疾的诗人，在网上走红本是严肃得不能再严肃、其中透着巨大正能量的事件。但在当今大众文化盛行的时代，人们更喜欢追逐感性的、没有深度的和不需要动脑筋的新闻事件。即使是对于中性或者正面的新闻事件很多人也倾向于做出负面的或者哗众取宠式的解读。就像人们更多的将注意力放在新闻报道中“脑残”、“农民”这样的字眼或图片中她歪扭的双腿和畸形的手指，而很少有人关注她的诗和她的精神世界。在网络营造的空间中，余秀华的“形象和她的本质是相互游离的，在文化消费中有意义的只是她的公众形象”。在众多新闻报道中，吸引眼球的形象描写屡见不鲜，余秀华的肉体苦痛和情感波折成为人们主要消费的对象：
余秀华出生于1976年3月，出生时，因为接生员的失误形成倒产，从而缺氧造成脑瘫。
余秀华1岁多就会讲话了，“脑子聪明”，可直到3岁了，聪明的女儿仍然无法坐立，平日里，只能垫着棉被躺着，说话口齿不清，爱流口水。直到5、6岁，仍然不能走路。于文海和周金香抱着她在附近四处求医，也曾求来中药，“吃了不流口水了”，但仍然无法坐立。……到了10岁，二年级，余秀华开始摇摇晃晃站起来了……一次语文考试，老师觉得她的字太难看，就给了0分，余秀华一气之下，辍学回家了。她说，自己把学校的书都烧了。
她曾透露自己有一段让她悔恨交加的婚姻，与丈夫的关系不好，而且丈夫常年在外打工。不过昨日余秀华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她说现在一家三口都在。
还有人问，“为什么你说你不想恋爱只想做爱？”她別过脸，嘴巴出了口气，回了一句，“问这个问题，你就是不懂诗。”……一提离婚，于文海和周金香就不同意了。之后，两人开始分居，直至今天。尹世平并不爱多说话，“我也无所谓，我年纪也大了。我不烦她，只要她不烦我就行了。”
在前两个引文中，余秀华的身体残疾被详细描述。从分娩过程的失误造成了终生残疾到身体上的残疾给她的童年生活带来的诸多不便，在关于余秀华的报道中（尤其是在早期报道中）比比皆是，而且基本都会放在报道的开篇处以吸引公众的注意。在后两篇引文中，新闻报道的焦点逐渐转移到余秀华的私生活上，并为很多家媒体所津津乐道。个人身体状况和家庭生活本是一个人最隐私的事情，但为了增强新闻的可读性和趣味性，满足公众猎奇的心理，这些都成为报道的素材而且是重要素材。在新闻媒体看来，只要是有利可图的，没有什么不可以拿来消费。而在公众眼里，不管是同情、鄙夷、好奇、还是嬉笑，只要能唤起他们一时的情感共鸣就值得他们为之点下鼠标，至于嬉笑怒骂之后的思考，人们不愿意花费时间和心力去做。此外，余秀华本是以诗出名，但是真正关于她的诗的讨论实在是少之又少，这在下文中我将会继续讨论。公众对于余秀华形象的关注超越了对其本人真正生活底蕴的精审洞察，她内在的、独特的、根本的东西被一系列的标签和形象所掩盖。对五彩斑斓形象的沉迷取代了对本质的追寻，人们乐在其中，陶醉于其中。但是，“形象这一现象带来的是一种新的时间体验，那种从过去通向未来的连续性的感觉已经崩溃了，新时间体验只集中在现时上，除了现时以外，什么也没有。”“奇观式”的形象建构可能会很快引起轰动效应，但由于时间的连续性已经不复存在了，注定这种对形象的追捧会在短时间内消弭殆尽。因为缺少了本质内核的支撑，由形象搭建起的躯壳难以维持许多时日。
四、成也网络，败也网络
快餐文化虽然不是发源于网络时代，但网络的诞生和发展确实为快餐文化大行其道提供了诸多便利。互联网的即时性、碎片化以及注重视觉体验等特点决定了只有“新、奇、特”的新闻报道才可以在短时间内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在关于余秀华的报道中，标题党的出现、标签的运用、身体残疾以及私人生活过多的描述无不以吸引公众注意力为要旨。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第一条有标题党嫌疑的报道出来之后的短短四天内，余秀华的关注指数从589猛增至54097。借助于网络的“帮助”，原本默默无闻的余秀华迅速占据各大网站的重要位置，接受各路记者的采访。这样的成名速度也只有在网络时代才有可能吧。
网络以其即时迅捷的方式满足着公众对信息的需求，但混杂的信息容易扰乱人们的视昕。正如威廉·白瑞德曾尖锐指出的那样，现代大众传播媒介的本领愈大愈新，它对于大众心智的威胁也愈大愈新，使得大众“愈来愈不容易区别出真正的事物与传闻的事物，直到最后，大多数人都忘记这种区分的存在。工业技术的成功，为这个时期造成了一套纯靠外物的生活方式。置于这些外象背后的东西——独特而整体的人类自身——则衰退成一个影子或是一个幽魂。”既然无从判断事情的原委，那就只能跟着新闻报道的“指挥棒”走，最终流于对报道中所呈现出来的表象的认识。现代人的一大困惑莫过于，几乎每天都会接触网络浏览信息，但真正记住并转化为自己知识的信息却非常少。这在很大程度上与网络更多的注重信息的量而非质有很大关系。因此，当另外一个“新、奇、特”的新闻事件出现时，人们很自然的就将注意力转移走。因为人们记住的余秀华，只是简单的几个标签的罗列和各种八卦，这种没有内容和深度缺乏个人思考的记忆本就没有触及事情的本质，更经不起新一轮热点事件的冲击。所以在短时间内“烟消云散”也是必然的。恰如新华网在对于广西师大出版社将要出版余秀华诗集的报道中所说“或许，这样的网络热点能持续多久，大家心里都没谱。所以，趁着有关注度，出书也要趁早”。
五、思考与讨论
网络存在的基础是物质的，但其间流动的是“由数字、数据、图表或各种表现现实世界的信息组成的，不存在有形的物质实体，因此，网络空间作为人类行为的产物，所体现的是一种虚拟的真实”。。在这个虚拟的真实空间中，空间内发生的事情与“观察”空间的公众之间存在一定的距离感。换句话说，人们更多的是以一种消遣娱乐的心态进行信息检索和阅读，对于真实的情形以及情形背后所蕴藏的本质不是特别关心。网络空间的虚拟特性，加之社会节奏的加快使人们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大急于寻找出口减压，二者的交互作用使网络越来越成为快餐文化的重要载体。诚然，在减轻人们精神压力方面，快餐文化可谓功不可没。快餐文化有其存在的合理性。正像黑格尔曾经说过的那样“凡是合乎理性的东西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合乎理性的。”但是，对于余秀华这样一个特殊的文化现象也难逃“被快餐化”的命运，这应该引起我们的思考。对于表象的追逐是否超越了对于人类精神和灵魂的关照？在疯狂的追逐中是否有人真正停下脚步回望一下自己的起点是否正确？在追逐过程中对于风景的过度留恋是否让我们迷失了方向？网络时代催“肥”的快餐文化在表面欣欣向荣的景观下隐藏的是人们精神生活的匮乏和理性思考的退化。想象一下在不远的将来，任何形式的文化都可以被搬到网络上进行一番戏谑和调侃，难免让人不寒而栗。
责编：姚少宝
【关键词】快餐文化 移动互联网 余秀华热
快餐文化虽非互联网时代的独有现象，但确实是在互联网时代发挥到了极致。作为现代化和工业化产物的快餐文化关注的是文化消费背后的经济利益，而非传统文化所强调的审美价值和艺术品位。在经济利益的导向下，短暂的、表象的、零散的、用完即扔成为快餐文化的主要特点。而以碎片化特征著称的移动互联网成为快餐文化的最佳搭档。网络上各种热门事件风起云涌，真是一幅你方唱罢我方登场的热闹场面。正像庞麦郎和姚贝娜事件，兴起时铺天盖地，微信、微博、各大网站纷纷转载。但当新的网络事件出现，人们自然就将注意力转移到更吸引他们眼球的地方。娱乐新闻一直是快餐文化的主要贡献者，人们也经常将娱乐新闻与快餐文化划上等号。余秀华的走红与她的诗歌直接相关。作为严肃文化的诗歌没有娱乐新闻的轰动效应，难以在短时间内聚集人气。尽管如此，在“一切形式都可以被消费”的时代，“余秀华热”仍然难以逃脱被消费、被“快餐化”的命运。
一、“余秀华热”现象
2015年1月15日以前，作为诗人的余秀华的名字只“存活”在《詩歌周刊》等几家刊登她诗歌的文学刊物和这些刊物涉及的诗友之间。自从1月15日余秀华的《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在微信上被疯狂转发，随之，互联网和传统媒体纷纷跟进，这个被誉为“中国的艾米丽·迪金森”的女诗人几乎在一夜间闯入人们的视野。据百度指数显示，1月15日，对于余秀华的搜索数从之前一直都十分平稳的150左右上升到589，并在1月19日达到第一个峰值54097次。截至3月8日，类似的峰值又出现了三次，分别是1月24日搜索指数为69387次、1月30日的51953次和2月9日的44894次。除此之外，余秀华的微博访问量达到了2205254次，关注人气激增到18470次（这两个数字在2月1日的时候还分别是1362102和13089）。余秀华火了。湖南文艺出版社和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的她的两本诗集已经开售。随着微信和网络对余秀华的报道逐渐增多，小小的横店村挤满了各路记者，各种声音也随之而来。
二、快餐文化
快餐文化作为大众文化的一种，以其独有的方式满足人们对文化生活的需求，但这种满足一方面是短暂的、表象化的。另一方面由于与经济利益挂钩，容易导致在追求速度和索取的同时背离文化的宗旨忽视文化的内涵建设。同时，在现代工业化的生产模式下，人们的差异性被抹杀，面对整齐划一的文化产品，消费者没有其他选择。这种无个性化的文化生产和消费，必然束缚人们的思想，阻碍文化的进步。因此，人们从标准化生产的文化作品中所得到的身心愉悦大大减少，我们日益成为由我们创造出来的文化产品的“附属品”。人们对于文化的崇拜逐渐异化为对文化作品市场价值的崇拜，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种“文化悲剧”。
追溯快餐文化的源头，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伴随着大众文化的兴起和消费主义的盛行逐渐进入人们的生活。首先，在英文中，大众文化被译为popular culture而非mass culture，这不难看出大众文化的消费本质。其次，大众文化被认为是文化商品化以后的必然结果。当文化变成商品，开始与经济利益有所勾连，它所生产出来的必然是标准化、程式化的机械复制品。这样的文化产品必定难登大雅之堂，最终沦为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快餐。最后，消费这种意识形态的形成和流行与快餐文化关系紧密。
快餐文化与快节奏的现代社会有不可割舍的联系。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经济获得了突飞猛进式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日益变得高速度快节奏。对于永恒事物的追求似乎与时代已经不合拍了。正如阿尔温·托夫勒所指出的那样，短暂性“正是最根本的区别所在，是分辨真正的当代人和过去人的标准，因为加速度是寓于非永恒性——短暂性——之中的，它渗透并感染我们的意识，从根本上影响我们与他人，与外界事物以及整个思想、艺术、价值观念的关系”。外部生活的加速同样导致了人们精神生活的加速，导致了人们思想、认知和审美的加速。对于新生事物先是表现出极大的兴趣，疯狂追捧，在短暂的狂热后很快陷入麻木，继而去寻找下一个能吸引其兴趣的事物。就在这样反复的“随手抓起”“用完即扔”的循环中，人们逐渐迷失了自我。他们不再会判断什么是美什么是丑，什么是自己想要的，什么是对自己没用的。所有的选择标准都让位于暂时的实用性。“暂时乃是现代人的范畴，正如永恒是中世纪人的范畴”。一样，对暂时性的追逐已经成为一种时尚。人们考虑更多的是现在而不是未来。快速发展的时代使人们丧失了对高悬于未来的固定不变的目标的兴趣，认为那是完全没有必要的。这种“过把瘾就死”的心态成为当代人只关注当下没有长远计划的真实写照，这也为快餐文化的兴起和风行创造了条件。
三、被“快餐化”了的“余秀华热”
“余热”现象从一开始就被定下来了“快餐化”的基调。正如前文所说，2015年1月15日以前，余秀华是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业余诗人。直到一则题为《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的诗在互联网和微信上被疯狂转发，一夜之间人们才知道了她的存在。但这个有标题党嫌疑的题目（余秀华自己也承认这首诗的题目是标题党）一出现即引发了网民的疯狂转发。不得不说是这个题目给了人们瞬间丰富的想象空间，未来得及做充分的思考，下意识里就把它定性为是可看而且好看的诗（我们暂且把诗歌内容的好坏放在一边）。此外，逐渐被加进去的“中国的艾米丽·迪金森”，“脑瘫”，“农民”，“诗人”等标签也加剧了其病毒式的传播速度。在笔者搜集到的32篇关于余秀华的早期报道中（2015年1月15日至2015年1月19日），全部包含上述标签。它们或者单独出现，或者以不同的组合形式出现。其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要数“脑残”和“中国的艾米丽·迪金森”。显然这两个在意象上形成鲜明对比的标签更能唤起人们的好奇心。这种“看热闹”的心态激发了越来越多人的围观。但标签只是在新闻事件刚刚发生时可以起到聚焦注意力的效果，当“繁华褪去”“热闹”散场，人们一时的好奇心得到了满足便会一哄而散。这也可以从一个侧面说明在1月19日至1月23日，余秀华的关注度有所下降，直到网络爆出余秀华的两本诗集即将出版这一重磅新闻，她的关注度才又回峰值。 所谓的快餐文化，不只是时间上的短暂，它更强调意义和观念上的临时性，即对碎片化、无深度现象的追逐超越对事件背后本质的探寻。余秀华，一个写诗逾千首，并且有身体残疾的诗人，在网上走红本是严肃得不能再严肃、其中透着巨大正能量的事件。但在当今大众文化盛行的时代，人们更喜欢追逐感性的、没有深度的和不需要动脑筋的新闻事件。即使是对于中性或者正面的新闻事件很多人也倾向于做出负面的或者哗众取宠式的解读。就像人们更多的将注意力放在新闻报道中“脑残”、“农民”这样的字眼或图片中她歪扭的双腿和畸形的手指，而很少有人关注她的诗和她的精神世界。在网络营造的空间中，余秀华的“形象和她的本质是相互游离的，在文化消费中有意义的只是她的公众形象”。在众多新闻报道中，吸引眼球的形象描写屡见不鲜，余秀华的肉体苦痛和情感波折成为人们主要消费的对象：
余秀华出生于1976年3月，出生时，因为接生员的失误形成倒产，从而缺氧造成脑瘫。
余秀华1岁多就会讲话了，“脑子聪明”，可直到3岁了，聪明的女儿仍然无法坐立，平日里，只能垫着棉被躺着，说话口齿不清，爱流口水。直到5、6岁，仍然不能走路。于文海和周金香抱着她在附近四处求医，也曾求来中药，“吃了不流口水了”，但仍然无法坐立。……到了10岁，二年级，余秀华开始摇摇晃晃站起来了……一次语文考试，老师觉得她的字太难看，就给了0分，余秀华一气之下，辍学回家了。她说，自己把学校的书都烧了。
她曾透露自己有一段让她悔恨交加的婚姻，与丈夫的关系不好，而且丈夫常年在外打工。不过昨日余秀华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她说现在一家三口都在。
还有人问，“为什么你说你不想恋爱只想做爱？”她別过脸，嘴巴出了口气，回了一句，“问这个问题，你就是不懂诗。”……一提离婚，于文海和周金香就不同意了。之后，两人开始分居，直至今天。尹世平并不爱多说话，“我也无所谓，我年纪也大了。我不烦她，只要她不烦我就行了。”
在前两个引文中，余秀华的身体残疾被详细描述。从分娩过程的失误造成了终生残疾到身体上的残疾给她的童年生活带来的诸多不便，在关于余秀华的报道中（尤其是在早期报道中）比比皆是，而且基本都会放在报道的开篇处以吸引公众的注意。在后两篇引文中，新闻报道的焦点逐渐转移到余秀华的私生活上，并为很多家媒体所津津乐道。个人身体状况和家庭生活本是一个人最隐私的事情，但为了增强新闻的可读性和趣味性，满足公众猎奇的心理，这些都成为报道的素材而且是重要素材。在新闻媒体看来，只要是有利可图的，没有什么不可以拿来消费。而在公众眼里，不管是同情、鄙夷、好奇、还是嬉笑，只要能唤起他们一时的情感共鸣就值得他们为之点下鼠标，至于嬉笑怒骂之后的思考，人们不愿意花费时间和心力去做。此外，余秀华本是以诗出名，但是真正关于她的诗的讨论实在是少之又少，这在下文中我将会继续讨论。公众对于余秀华形象的关注超越了对其本人真正生活底蕴的精审洞察，她内在的、独特的、根本的东西被一系列的标签和形象所掩盖。对五彩斑斓形象的沉迷取代了对本质的追寻，人们乐在其中，陶醉于其中。但是，“形象这一现象带来的是一种新的时间体验，那种从过去通向未来的连续性的感觉已经崩溃了，新时间体验只集中在现时上，除了现时以外，什么也没有。”“奇观式”的形象建构可能会很快引起轰动效应，但由于时间的连续性已经不复存在了，注定这种对形象的追捧会在短时间内消弭殆尽。因为缺少了本质内核的支撑，由形象搭建起的躯壳难以维持许多时日。
四、成也网络，败也网络
快餐文化虽然不是发源于网络时代，但网络的诞生和发展确实为快餐文化大行其道提供了诸多便利。互联网的即时性、碎片化以及注重视觉体验等特点决定了只有“新、奇、特”的新闻报道才可以在短时间内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在关于余秀华的报道中，标题党的出现、标签的运用、身体残疾以及私人生活过多的描述无不以吸引公众注意力为要旨。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第一条有标题党嫌疑的报道出来之后的短短四天内，余秀华的关注指数从589猛增至54097。借助于网络的“帮助”，原本默默无闻的余秀华迅速占据各大网站的重要位置，接受各路记者的采访。这样的成名速度也只有在网络时代才有可能吧。
网络以其即时迅捷的方式满足着公众对信息的需求，但混杂的信息容易扰乱人们的视昕。正如威廉·白瑞德曾尖锐指出的那样，现代大众传播媒介的本领愈大愈新，它对于大众心智的威胁也愈大愈新，使得大众“愈来愈不容易区别出真正的事物与传闻的事物，直到最后，大多数人都忘记这种区分的存在。工业技术的成功，为这个时期造成了一套纯靠外物的生活方式。置于这些外象背后的东西——独特而整体的人类自身——则衰退成一个影子或是一个幽魂。”既然无从判断事情的原委，那就只能跟着新闻报道的“指挥棒”走，最终流于对报道中所呈现出来的表象的认识。现代人的一大困惑莫过于，几乎每天都会接触网络浏览信息，但真正记住并转化为自己知识的信息却非常少。这在很大程度上与网络更多的注重信息的量而非质有很大关系。因此，当另外一个“新、奇、特”的新闻事件出现时，人们很自然的就将注意力转移走。因为人们记住的余秀华，只是简单的几个标签的罗列和各种八卦，这种没有内容和深度缺乏个人思考的记忆本就没有触及事情的本质，更经不起新一轮热点事件的冲击。所以在短时间内“烟消云散”也是必然的。恰如新华网在对于广西师大出版社将要出版余秀华诗集的报道中所说“或许，这样的网络热点能持续多久，大家心里都没谱。所以，趁着有关注度，出书也要趁早”。
五、思考与讨论
网络存在的基础是物质的，但其间流动的是“由数字、数据、图表或各种表现现实世界的信息组成的，不存在有形的物质实体，因此，网络空间作为人类行为的产物，所体现的是一种虚拟的真实”。。在这个虚拟的真实空间中，空间内发生的事情与“观察”空间的公众之间存在一定的距离感。换句话说，人们更多的是以一种消遣娱乐的心态进行信息检索和阅读，对于真实的情形以及情形背后所蕴藏的本质不是特别关心。网络空间的虚拟特性，加之社会节奏的加快使人们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大急于寻找出口减压，二者的交互作用使网络越来越成为快餐文化的重要载体。诚然，在减轻人们精神压力方面，快餐文化可谓功不可没。快餐文化有其存在的合理性。正像黑格尔曾经说过的那样“凡是合乎理性的东西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合乎理性的。”但是，对于余秀华这样一个特殊的文化现象也难逃“被快餐化”的命运，这应该引起我们的思考。对于表象的追逐是否超越了对于人类精神和灵魂的关照？在疯狂的追逐中是否有人真正停下脚步回望一下自己的起点是否正确？在追逐过程中对于风景的过度留恋是否让我们迷失了方向？网络时代催“肥”的快餐文化在表面欣欣向荣的景观下隐藏的是人们精神生活的匮乏和理性思考的退化。想象一下在不远的将来，任何形式的文化都可以被搬到网络上进行一番戏谑和调侃，难免让人不寒而栗。
责编：姚少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