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献传播的定义
　　
　　在中国，“文献”一词最早见于《论语·八佾》：“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对此，史上多有释注，其中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注说：“征，证也；文，典籍也；献，贤也。”据朱熹注释，《论语·八佾》的大意是：孔子说：我能说夏代的礼，可惜杞国（周代封夏后后裔之方国）未能提供足够的证据；我能说殷代之礼，可惜宋国（周封商后裔之方国）未能提供足够的证据；这是因为杞、宋二国现存的典籍和贤人皆不足的缘故。假如有了足够的典籍和贤人，我一定会引来论证我的论说。
　　随着社会的发展特别是文献本身的发展，人们对文献的认识不断提升，1979年出版的《辞海》称“文献”为“具有历史价值的图书文物资料”。随着技术手段的革新，文献的形式突破了“图书资料的范围”，并且其内涵亦随科学技术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和扩大。当前的研究成果认为，文献是一定的物质属性（具体形态）与一定的知识内容（抽象形态）的统一体。其内容是指反映人们表达思想、交流经验的知识；其形式是指表现内容的物质状态，包括记录符号、记录手段、记录载体和形制等四个基本构成要素。
　　从文献的视角看，依历史发展进程而言，按人们对孔子有关于文献的理解，“献”指活着的贤人贮存在他们头脑中的文化学识、典章制度等记忆和他们的口传议论。文是献之体，献是文之主。开始的文献应是口碑文献，然后进步到甲骨文献、金石文献、简帛文献、纸质（介）文献、磁性文献、电子文献等。相对于文献的这些阶段而言，在长期的发展中，我们可以把迄今为止的人类传播分为口语传播阶段、文字传播阶段、印刷传播阶段、电子传播阶段。传播是人们运用符号并借助媒介来交流信息的行为与过程，而文献则是记录有用知识的一切载体。可以说，传播与文献在某种意义上，只是研究的视角不同而已，但其对象都相同，只是称呼不同，研究的切入点不同。在信息交流中，可将传播视为一种手段、一种技术，而把文献看成是信息或负载信息的介质信息的统一体。在各历史阶段的传播中，各种文献的传播对人类信息的交流和社会发展的作用最为明显。从这次地震灾害中的信息传播可知，文献传播特别是电子文献传播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其报道的相关信息，是一种可贵的历史文献。它以纸质的形式和电子磁性或多媒体的形式同时服务于社会。在各种文献的传播中，电子文献在自然灾害的特殊语境下表现出鲜明的特点。
　　
　　二、文献传播的即时性
　　
　　2008年5月12日下午2点28分，强烈的地震发生于汶川，成都震感强烈，多数地区有震感。当剧烈的地震停止后，人们纷纷打电话欲向亲人报平安或关心亲人平安，但无论是移动还是联通都打不通，人们处于惶恐之中。
　　有的人受大地剧烈晃动，从午睡中惊醒，慌忙从自己的室内跑到空旷之地。上班者也争先恐后地向安全之地奔跑。上课者，有的则受难于教室中，余下的也都向安全之地躲避。很快，新华社在地震18分钟后即5月12日14时46分发布第一条确认地震的报道，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在地震32分钟后直播《关注四川地震特别节目》。差不多同时，新浪网上也迅速张贴出关于四川汶川发生强烈地震的即时新闻。关于地震的震级，新浪网14点59分的报道是7.6级，15点20分更正为7.8级。中国地震局5月18日将这次汶川大地震震级修订为8.0级。网络媒体、电视、广播的即时新闻报道，使人们在第一时间里知道了地震的相关信息，从而确定了自己所处地带的安全程度，在采取相应措施的同时，开始了对灾区的救援工作。
　　电子文献的这种对信息传播的即时性，能使人在第一时间或最快的时间里，知道自己所关心的事项，从而大大强化信息传播的效果，这有似早期学者关于传播效果研究中所说的“子弹论”。电子文献传播的这种即时性，使人们于第一时间里知道自己所关心事项的同时，也会在思想观念方面受到很大的影响。比如，由于传播技术和手段的先进，中国最高领导层很快作出反映。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第一时间就作出重要批示，国务院迅速成立以温家宝为总指挥的抗震救灾指挥部。汶川大地震发生于5月12日14时28分。在16点40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就从北京起飞，并在飞机上开始布置抗震救灾工作。19时10分，温总理抵达四川省会成都，并立刻乘车前往地震中地区。而胡总书记的批示，温总理飞抵四川省并立刻乘车前往地震重灾区的重大信息，当即通过广播、电视和网络媒体等媒介，为广大群众所迅速知晓，使人们感受到了党和政府的温暖，以及处理重大危机的镇定、果敢、坚强、有力，从而大大鼓舞了人民战胜灾害的信心和决心。与过去唐山地震、云南通海地震时不同，5·12地震发生不到半小时，公众即从当天各种媒体里得到了相关信息。与以往相比，这次有关地震的报道，不仅显现出信息传播的时效性，更重要的是起到了很好的“维安稳定”作用，避免了人们因信息闭塞而猜疑、听信谣言而恐慌，地震后惊惶失措，稍有余震，就跳楼或哄乱的事件发生，避免了不必要的后继损失。
　　在人们通过电视、网络媒体等电子文献传播及时知晓地震救灾及余震等信息的同时，成都各报的纸介版和电子版也及时向公众传递着人们所关心的相关信息。比如在与5·12时隔13天后的25日16时21分，青川县发生6.4级余震，中国新闻网于16时43分即在网上向公众传递了这一消息。成都各报于5月26日都向公众传递了这一余震及其相关损失的信息。从中国历史上看，这次地震灾难发生后，相关信息作为“电子文献”，利用先进的传播手段进行传播，快速而及时。这不仅是传播技术的进步，更重要的是我国民主建设、信息公开的一种积极的反映。期刊文献是定期出版物，不像报纸文献、网络媒体等电子文献那样具有即时性；但有的期刊亦利用期刊负载信息容量大、栏目专一、学术性强等特点，组织抗震救灾方面的特刊，以纸介版文献和电子版文献的形式向读者深度地传播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领导的这场史无前例的抗震救灾传大斗争的相关信息，将全国人民抗震救灾的英勇精神和先进事迹加以“定型记录”，对地震灾难及其救灾等进行学术性的研究，从而使之成为此次抗震救灾的重要历史记忆。
　　
　　三、文献传播的真实性
　　
　　由于科学的进步，文献载体的进步，更由于传播观念的进步，在传递自然灾难信息中，电子文献的传播在本次地震灾难中除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即时性外，还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真实性。这种真实性，在社会公众中所产生的反响是很实在的。请看新浪网2008年5月19日的报道：在北京一家外企工作的李黎说，5月13日早晨，当她看到地震死亡人数已经超过8000人时，就觉得应该马上去捐款和献血，一分钟都不能耽搁。13日下午，成都市的血库血浆饱和，还有许多人做了预约登记。其他城市也是持续数日出现了排队献血的现象。中国人从来就是善良的、有爱心的民族，但过去似乎还没有这样大规模地集中表现过。究其原因，这源于此次媒体报道的即时性、真实性、透明性，从而及时地激发了人们的大爱精神。
　　


　　这次汶川大地震，在中国历史上，无论是破坏性、救援难度、受灾面积，都是最大的；但是，损失应该说被大大减小。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改革开放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以及政治文明建设都取得了重大成就，能够以举国之力抗震救灾。回想过去，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们一直将自然灾害人数列入国家秘密，在民政部下发的《民政工作中国家秘密及其密级具体范围的规定》中，明确将“全国及省、自治区、直辖市因自然灾害导致的逃荒、要饭、死亡人员总数及其相关资料”列入“秘密事项”。这个规定直到2005年才废止。由于过去的这种规定，导致了历史上不应有的信息闭塞，产生了不应有的损失。据资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大陆经历了六次大的地震：1950年8月15日22时9分34秒，西藏察隅县发生震级为8.6级的强烈地震。喜马拉雅山几十万平方公里地域瞬间面目全非，雅鲁藏布江在山崩中被截成四段，整座整座的村庄消失殆尽。1966年3月8日5时29分14秒，河北省邢台专区隆尧县发生震级为6.8级的大地震；1966年3月22日16时19分46秒，河北省邢台专区宁晋县发生震级为7.2级的大地震，共死亡8064人，伤38000人，经济损失10亿元。1970年1月5日1时0分37秒，云南省通海县发生震级为7.8级的大地震，死亡15621人，伤残32431人，是中国1949年以来继1954年长江大水后第二个死亡万人以上的重灾。1975年2月4日19时36分5秒，辽宁省海城县发生震级为7.3级的大地震。由于此次地震被成功预测预报预防，使更为巨大和惨重的损失得以避免。它因此被称为20世纪地球科学史和世界科技史上的奇迹。1976年7月28日3时42分54点2秒，河北省唐山市发生震级为7.8级的大地震，死亡24.2万人，重伤16.4万人。一座重工业城市毁于一旦，直接经济损失100亿元以上，为20世纪世界上人员伤亡最大的地震。1988年11月6日21时3分、21时16分，云南省澜沧、耿马发生震级为7.6级(澜沧)、7.2级(耿马)的两次大地震。相距120公里的两次地震，时间仅相隔13分钟，两座县城被夷为平地，伤4105人，死亡743人，经济损失25.11亿元。上述地震中，1976年唐山地震是人类400年以来历史上造成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但却在3年后的1979年11月22日，人们才通过新华社从大连发布的消息，获悉其地震级别和惊人的死亡人数。1970年云南通海地震，死亡15621人，但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对外也一直保密。这六次大的地震，其救援都主要是靠人民子弟兵。从相关资料看，在历次大的地震中，人民子弟兵都是在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实施救援，且除了当地人外，担负救援任务的主力是子弟兵。但遗憾的是，这些情况，除震区以外的国人一般并不知晓；与此相应，也就没有像这次的汶川大地震，出现万众一心式的全国性的公众救援现象。当时很多人是在救灾胜利后才知道某地曾发生了地震，但对其伤亡人数和财产损失则仍是茫然，由此而引发出许多不利于社会安定的猜测。
　　


　　当时针指向新世纪，情况就大大的不同了。2002年12月有关方面完成了政府信息公开的条例草案的起草工作。2003年6月9日，中国第一部关于政府信息公开的条例草案结束了在中央各部委征求意见的程序，进入修改阶段。2005年9月22日，国家保密局宣布：因自然灾害原因导致的死亡人数不再作为国家秘密的事项。接着民政部也宣布：《民政工作中国家秘密及其密级具体范围的规定》中的相关规定废止。这“两个宣布”，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扫除了一个巨大的障碍。2007年4月5日，在中国社会生活中有着里程碑意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正式出台，并宣布从2008年5月1日起正式实施。汶川5·12大地震，出现在距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正式实施后的第12天，从救援及公众知晓地震信息、救援效率、关心地震及自己的利益、国人心底的大爱等方面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实施真是太及时了。可以设想，如果没有这个信息公开条例的实施，有关汶川大地震的信息就可能得不到及时而真实的报道，全国公众的大爱就不会有如此感天动地的表现，各种自愿者也不会潮涌般出现，各种慈善机构的救援不可能及时有效，域外的救援也不可能到达灾区；从而必然会影响灾区的救援效率，损失也必然会大得多。
　　在本次的救灾中，信息即时而真实地发布，使谣言不攻自破，稳定了人心，保证了救灾的顺利进行。比如，成都警方对成都某化工厂爆炸污染水源的造谣者及时抓捕，四川省乐山市公安局查获一起利用手机造谣案，等等。与此同时，政府相关部门对抗震救灾中出现的违法行为及时通过电子文献及报纸文献加以揭露，更是大大强化了人们救灾的信心和对政府的信赖。从中央到地方的相关执法部门及政府职能部门，还及时制定了从严惩罚抗震救灾中出现的违法犯罪行为的法规及措施，并将这些法规措施通过报纸文献及网络文献使人们及时知晓。
　　
　　四、汶川大地震的文献积累
　　
　　汶川大地震救生工作已经结束，救灾进入灾民安置、重建家园阶段。至6月16日的数据显示，地震已致69170人遇难，374159人受伤，17426人失踪。显然，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破坏性最大的一次地震灾难，对中国社会造成了很大的伤害；加上失踪者，遇难人数可能逾8万人。中国有句老话说：多难兴邦。紧接大灾的是大爱。灾难会让我们的社会进一步认识到：不要等到遭遇劫难时才有爱，等到大难降临后才想到紧抱为一团。汶川地震应当深刻地影响一代或几代人。
　　这次有关汶川大地震的信息传播，从文献传播的视角看，主要是包括音像文献在内的电子文献、纸介报纸文献和网络电子版的报纸文献以及部分“周刊”类的纸介文献和相应的电子版的网络文献。无论何种文献，都具有知识积累的功能、社会教育的功能、文化传播的功能、情报交流的功能。所以，我们有必要对这次地震的文献传播按需要加以整理归类，形成专题性的汶川大地震文献，特别是形成专著类的纸介文献，使之更有深度而系统地反映党和政府的执政理念、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以及人类的友爱，以昭示后人。
　　罗曲：彝族，西南民族大学教授、历史文献
　　学硕士生导师
　　王珏：西南民族大学学报副主编、副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