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很多人跟我们一样，在最初听到飓风袭击美国的消息时并没有太在意。在我们心中，美国是个强大的国家。先进的科技、雄厚的财力、发达的基础设施、有效率的政府和社会组织、防范和处理危机与灾害的意识和能力、较高素质的民众，还有人们在９．１１事件中表现出来的团结、自救和互助能力。在这样一个国家，再大的自然灾害又能怎么样呢。但是接下来几天里事态的发展却越来越让人吃惊：混乱、失控、崩溃、高死亡人数……在我们的想像中只可能发生在落后国家中的情况，竟然在最发达的国家发生了！
　　关注过印度洋海啸，经历了“海棠”、“麦莎”（现在又来了“卡努”），我们不妨把对它们的记忆和印象连起来：它们发生的地区有不同的科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同的制度设计，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不同的生活方式……退潮之后再谈“卡特里娜”，我们能不能超越飓风、超越美国？——编者手记
　　
　　——人们发展了科学，甚至把希望寄托于科学。但科学能保护我们吗？
　　——科学做了它应该做的事。但科技手段不能孤立地发挥作用。
　　
　　本刊记者：美国是当今世界公认的最强大的国家，是可以代表目前人类科技发展最高水平的国家。但是这个国家却在一场飓风面前表现得如此脆弱不堪。人们要问：美国那先进的科学技术哪里去了？如果这样的自然灾害是无法避免的，现有的科技水平难道还不足以提高抵抗灾害的能力、减少灾害造成的损失吗？人们发展了科学，甚至把自己的希望寄托于科学。但是科技能保护我们吗？难道我们人类对自然灾害无能为力吗？
　　
　　王蒲生：的确，美国是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国家。从应用科技防止或减轻灾害后果的角度，我们不妨把这一事件分三个阶段来分析。
　　一是灾害发生之前的预报。就当前的科技水平来讲，与地震和海啸不同，飓风是可以预报的。地震是瞬时发生的，以现在的科学水平还很难对其进行准确预测。海啸从发生到海浪到达海岸需要一些时间，可以在大洋发生地震后发出警报，但留给人们逃生的时间是非常短的。飓风（台风）则不同，它的形成、发展有一个过程，从产生到登陆通常有几天时间，因而是可以预测的。如果预测和前期准备工作做好的话，可以大大地减少损失。如我们所见，在“卡特里娜”飓风登陆之前，美国国家飓风研究中心已经进行了准确预报，给出了它的路径和强度，指出有可能造成较大破坏。“卡特里娜”在８月２５日就袭击了佛罗里达；２６日有关当局已向联邦紧急情况管理局提供了１００张图片，显示飓风途经区域的医院、警察局、高速公路和学校的位置以便安排救援；２７日密西西比州州长已要求墨西哥湾沿岸居民撤离，２７日深夜新奥尔良市长已请求全市居民疏散，２８日阿拉巴马州政府也要求相关地区居民撤离……２９日，飓风的破坏才在新奥尔良达到高潮。这表明科学做了它应该做的事情。事实上科学预测也起到了作用，的确有一部分人提前撤离了，至于为什么有一部分人没有撤离，就不是科学问题而牵扯到了社会问题。
　　二是在灾难发生的过程中，即从新奥尔良市的防洪大堤被冲垮到灾情趋于缓和这一时段。通常灾难发生的过程有一定的不可预料性，很难预先判断哪个建筑物会倒塌，哪里的人会遭围困。在这个阶段科技手段的作用完全是被动地应急。在有限的时间里怎样去救助才能够使受灾的程度减小到最低，如救援力量如何配置，警力怎样分布等，都需要在第一时间里做出判断，这对科技和资讯的要求非常高，也反映出一个国家和城市的快速反应能力。
　　三是灾害过后灾情趋于稳定的阶段。这个阶段要考虑的则是怎样救助尚处于危难中的灾民，并对已经脱离危险的灾民予以妥善地安置。我们会发现在一些重大的自然灾害如大地震、大洪水之后，由于救治不及时所造成的损失甚至比灾难本身所造成的损失还大。这个阶段技术手段的高低，对救灾的效果有较大影响。例如在大灾后，交通中断，人的位置的移动变得困难了，接着就会断电、断水、甚至通讯也会中断，科技手段受到限制，救助也变得困难。美国的机械化程度很高，抢险救灾的能力也很强。我们都看到了，在这个阶段美国动用了快艇、直升机等，反映了当前科技在救灾方面的技术水平。当然，投入的力量是否足够，救灾的实际效果如何，则涉及到政治的与社会的问题。
　　在这次飓风灾难当中，从报道出来的情况来看，科技手段发挥得似乎不是很理想，不如预期的好。因为科技虽然在灾害的预测和救助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在这种巨大的灾难面前，其作用是十分有限的。而且科技手段不是孤立的，它涉及政府的决策，如采取何种手段、投入多大力量等，它还涉及被救助灾民是否配合，能否有效组织起来充分利用好救灾资源。
　　这次防灾救灾不力，主要是社会方面的原因。在得到破坏性的飓风登陆的预报，而且当局已经发出撤离的通知后，为什么仍有那么多人滞留在当地，以至加大了伤亡和损失。有人说，那些没有撤出去的人是因为没有车，的确，此次受灾的新奥尔良市穷人和黑人比例比较高，穷人的比例远远高于美国的平均水平，５０％以上的家庭没有自己的私人汽车。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考虑到很多家庭没有汽车，由政府组织一些大型公共汽车或其他交通工具，那么撤离的速度会比小车更快，效率会比小车高得多。
　　
　　
　　——人们设计了制度，是为了更好地保护自己。可是制度是不是又妨碍了人们自己？
　　——制度都是人设计的，既然人不是全能的，那么就没有任何一个制度是十全十美的。
　　
　　本刊记者：王蒲生说到了政府的决策、说到政治的与社会的问题。在我们看来，美国政府是有效率的政府，美国社会是有效率的社会。那么，在这次灾害袭来时，美国政府和社会的效率又到哪里去了？８月２９日，新奥尔良一位老妇人被洪水困在屋子里。她每天都会给自己的儿子打电话求救。但得到的答案总是：“妈妈，有人去救你了”、“妈妈，他们会在周二去救你”、“他们会在周三去救你”、“他们会在周四……周五去救你”。但救援人员始终没有出现，老人在周五晚上被淹死了。这位老人只是因为救援迟缓而丧生的人的一个代表，至于数千亿财产损失中有多少是因为救援不力而造成的还无法统计。这样的事例在美国媒体上比比皆是。在我国，有人在互连网上把中美两国抢险救灾的情况做了对比，谈到中国政府强大的组织能力和行动效率，一旦发生灾害，从中央到地方政府的官员都会出现在第一线坐镇指挥，甚至动用强力迫使个别不愿撤离的人撤离。而从这次看，美国政府反应迟缓、行动不力。日前，美国总统布什公开承认，联邦政府未能在应急救灾方面完全履行职责。美国那样发达的、有组织的社会里，怎么会出现救援迟缓、组织协调不力的事情？
　　
　　达巍：我认为，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除了美国从政府到民众普遍低估了飓风对新奥尔良可能造成的影响之外，也跟美国的灾害援助体制或者说危机管理体制有关。这一体制与我国相比，有两个很明显的特点。
　　首先，美国的援助体制是由几个平行的层级组成的，大体来说就是联邦、州和地方这三层。在这次救助中，联邦紧急情况管理局（ＦＥＭＡ）局长、路易斯安娜州州长、新奥尔良市市长三个人同时在电视上发表讲话，同时在描述灾区的情况，不能够发出同一个声音，步调也不一致。这就是美国体制与我们通常所习惯的中央到地方的垂直体制的不同。这种危机管理体制当然是美国政治上的联邦制造成的。而且，在这个多层级平行运作的过程中，是以州和地方为优先的。救灾首先是一个地方事务，其次才是联邦的事务。对于ＦＥＭＡ来说，虽然他们有很多资源，也有较强的能力，但在一般情况下，除了在灾前会做出一些防灾减灾的部署外，在灾害发生后，一般只有当地方政府向他们提出要求时，他们才能有所反应，并进行各种救助。然而，像“卡特里娜”飓风这种重大的灾难，已经超出了地方或州政府所能应对的程度。例如此次飓风至少影响了美国南方的三个州。地方当然很难有一个全局的、战略的、统筹的考虑，尤其在大灾难来临的时候。而且，在危机突然发生时，地方政府作为危机的直接冲击对象，反应会比较混乱。例如，城市被水淹后，什么事情是最急迫的呢？是撤退滞留民众，还是维持治安，还是迅速向联邦政府求援？作为灾害的直接受害者，地方政府对于自己面临的问题在第一时间内往往是看不清楚的。 　　
　　其次，美国是一个以个人为主体的社会，而不是政府主导型的社会。表现在救灾上，就造成我们中国人不好理解的现象，新奥尔良市政府没有动用强制手段撤离群众，只是发布警告，劝说人们离开。在灾后重建方面，美国也主要是依靠市场、依靠保险公司、依靠个人，不像中国是依靠国家力量、政府力量。一般情况下，联邦政府只负责修复联邦机构的损失，州政府修复州政府的，至于个人的房屋，多数美国人都会买保险，靠保险公司来赔付。当然，联邦政府在这样大的灾难情况下，也会有一些援助措施，比如这次由于“卡特里娜”飓风灾情特别严重，美国国内关注程度极高，因此布什已经表态说联邦政府将主导灾后重建工作。但是这种情况其实是布什政府为了挽回影响而采取的特殊政策。在通常情况下，联邦政府主要是通过拨款、减税等措施来间接帮助重建工作。布什政府现在做出了大力主导重建的决定，但是在这次决策之前，我们看不到由联邦政府发出的、特别有力度的重建政策。从我们的角度看，就会觉得美国的灾后重建比较慢。我认为这是造成这次灾后损失特别大的一个体制上的特点。
　　
　　王蒲生：美国这样的制度设计与美国社会、文化和政治理念有关。近代西方政治思想史的主流思潮是强调个人的自由权利和自主性。美国是在接受了这样的理念的基础上建立自己的国家、设计自己的制度的。他们珍视个人的自由和权利，不愿意个人的权利受到他人或政府的干涉。９．１１恐怖袭击发生后，美国制定了一些反恐措施，国民的个人自由受到了一些限制，对此，很多美国人就感觉很不舒服，他们认为自己的自主性受到了威胁，个人的生活变得不方便了。而要组织高效率的、快速反应的体制，必然要以牺牲个体的或地方的自主性为代价。
　　达巍：实际上，这就是一个政治哲学长久以来一直讨论的问题，自由与安全之间的矛盾。在西方文化中，自由是优先的，在这种情况下要想维护安全，就要靠每个人让渡出来一点点权利，来组成一个政府，由它来负责安全。美国的制度就是这样，地方优先，市场优先，个人优先。
　　
　　张国庆：除了体制上的因素外，此次美国联邦政府在灾难初期表现不佳也有布什政府的原因。
　　９月１２日，迈克尔·布朗辞去了美国联邦紧急情况管理局局长一职，之前的９月９日，他被解除了灾区地面救援行动总指挥的职务。布朗被解职，看上去是因为指挥救灾不力，他本人也被质疑缺乏应急管理与救助方面的经验。但我认为，这些都是表面上的原因，它实际上反映出了另外一些问题。
　　首先，从将布朗换下去可以看出，布什在应对紧急事务，或者说在处理除反恐以外的自然灾害防治上是有问题的。本来这个局在克林顿时期是内阁中的一个部， ９．１１之后，它被降格为美国国土安全部里的一个局，这一变化说明，９．１１之后美国将主要的关注点都放在了反恐上，布什本人的“事业”重心也是反恐，对自然灾害一类的问题给予的重视先天就有些不足，这也使得美国除反恐之外的危机意识有所偏差。而且，美国人还认为自身的科技与经济发展水平都很高，有办法防范和应对自然灾害。所以，布什才敢把布朗这样一个既没有什么相关资历，又没有多少能力的人放在这样一个重要的位置上。现在回过头来看才发现这一任命造成的损失非常大。
　　其次，ＦＥＭＡ在布什政府时期不仅从部变成了局，它内部也有大量的人员流失，很多资深的干将离去，而且经费也一减再减。更重要的是，很多本来应该用于救助自然灾害的资金都用在了与反恐有关的事情上。现在我们看到的救助不力只是一个结果，其实它是有根由的。
　　
　　这次灾难还暴露出美国社会的一个特点。我们知道，中国有一些基层组织，如街道、社区、村委会等，在关键时刻常常能够发挥重要作用，如稳定社会、组织救援、传达指令等。相比之下，在灾难发生后新奥尔良的市长就非常尴尬，一方面原先做出的预案是以人都是理性的为前提的，另一方面，他又没有太多可以依靠的力量，通讯等遭遇障碍，救援指挥受到很大影响。
　　本刊记者：很多人（不仅仅是美国人）相信美国的制度是好的制度。美国是在批判欧洲旧制度的基础上建立自己的新制度的，这样的设计本应是更先进的，是为了更好地保护个人的权利不受政府的干预、地方的权利不受联邦政府的干预。我们都知道这种制度设计在美国的发展过程中确实起到了非常好的作用，也成为世界上其他国家设计自己制度的重要参照物。可是在这一次灾难面前，这种制度是不是反过来又妨碍了人们？刚才我们说到，一些中国民众在对比中美两国在救灾中的不同做法。还有这样的对比：在中国，哪里有灾情，哪里就有解放军。而在新奥尔良，人们却在抱怨政府宁愿把军队派到伊拉克……
　　达巍：的确，这次飓风给许多中国人造成的冲击不在于灾情本身。就像国内一家媒体的报道标题所说，“卡特里娜”飓风造成的最大冲击恐怕是吹掉了美国“美丽的外衣”。不少中国人突然发现，怎么美国也这么脆弱，怎么美国的体制也这么糟糕，怎么美国的国民素质也这么低。我特别想说的是，这场飓风提醒我们的是，人应该有一点谦卑的精神。这种提醒不仅是针对美国人的，也是针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国家的。
　　我认为，除了在与自然的关系中人应该保持一点谦卑之外，人们还应该保持一种对制度的谦卑。人通常对一个相对成功的制度是特别容易自满的。美国就是个典型，它对自己的制度超级自信。不仅美国人认为它的救援体制特别完美，我们中国人虽然不了解，但也会“想当然”地觉得美国的救援体制应该不成问题。当然，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个制度确实也是高效的。例如在去年夏天的一次飓风中，海地死了３０００多人，美国只死了三个人。但这次飓风的情况却暴露了美国这种平行体制、这种主要由个人主导、市场主导的体制的不足之处，这种制度并不是那么完美。我们中国读者一看到美国这次飓风的“狼狈”，很自然地就会想起我们自己的救灾体制，特别是国内的抗洪救灾经验。事实上，在网络上，我已经看到大量这类讨论。在中国，重大危机管理体制基本上是政府垂直主导型。重大危机一旦发生，会自上而下动起来，形成全国一盘棋，在最短的时间里，动员最大的力量来抵御灾难。
　　但是在这样的比较中，我们也不能忽视美国体制的长处。例如，如果只是局部的小型危机，美国的地方主导体制就显得更灵活。此外，美国的救援主要依靠个人，依靠市场，这就带来了很清晰的职责分工，政府的负担就要比中国政府轻得多。很大一部分的重建费用由市场也就是保险公司支付，而不必全由政府大包大揽。美国的职业军人从来不投入国内危机管理，这种制度一方面导致在重大危机发生时救援人手不足，看不到类似中国抗洪斗争中解放军挺身而出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镜头，但是另一方面，美国军队的这种制度是适应美国国内的政治文化传统的，同时这也有利于美军把全部的精力放在提升战斗力上。
　　其实美国人也不是没有意识到他们体制中的这些问题。例如ＦＥＭＡ，原来是内阁的一个部，９．１１后被并到国土安全部，这带来了很多问题，如降低了应对自然灾害的能力等等。不过从另一个方面来看，这种调整也反映了美国想建立一套“一个领导、一个目标、一套方案”的救援体制，如果真的能实现这个设想，也许目前的这种平行体制的很多弊端能够得到缓解甚至解决。但是任何制度都是建立在一定的政治文化传统之上的。美国的调整到目前为止，看来还没有真正做到全国统一协调。ＦＥＭＡ还是在地方和州之后被动做出反应。美国有关部门虽然也想做出调整，但因为制度已经根深蒂固，扎根在了文化中，所以要改变并非易事。美国媒体这次当然都批评联邦政府反应慢、力度小，但是我们设想一下，假如说这次飓风损失不是这么大，而联邦政府又主动进入灾区救援的话，美国媒体会如何反应呢？我可以肯定，多数媒体会批评联邦政府干涉州权，侵犯个人自由。假如美国政府动用了正规部队去救灾的话，美国老百姓的反应就会更加强烈。他们非常强调个人权利和自由，这是与我们中国完全不同的政治文化传统。 　　我想强调的是，制度都是人设计的，既然人不是全能的，那么就没有任何一个制度是十全十美的。这次飓风提醒我们的是，各种不同的救援体制之间要能够互相取长补短，互相交流，这是很重要的。我们今天的讨论也想超越飓风或者美国本身，那么如果我们推而广之，其实需要保持谦卑的，不止于危机管理体制。比如说在政治上，近些年来，美国一直朝保守化方向发展，保守化带来的一个情况是，政府、尤其是联邦政府的权力是受到限制的，主要依靠个人和市场，这种思潮在美国正呈上升的趋势。在这次出了这么大的灾害后，好多问题都浮出水面了，如种族问题、阶级问题都更加突出了。这些问题就好像经济学里说的“市场失灵”，是需要政府适当介入的。在危机中，美国的老百姓并不是原先想像的个个素质都是特别高的，就好像在实际的经济运作中，并不是每个自然人都真的是经济学所假定的“理性人”。在安全观上，过去美国一直认为天下美国最安全，９．１１以后发现不对了，此后它就把恐怖问题看作是安全的首要问题，把安全防范的对象看作萨达姆、“基地”组织等等，但现在发现这一步又走过了，这次的大飓风又给了美国人一个教训，发现美国最大的问题弄不好还在国内。这次飓风的经济损失已经超过了伊拉克战争。出了这个事后，大家都应该去思考，问题主要出在哪儿。我认为美国社会的可贵之处，就在于每出一件事后，它都能进行深刻的反思。这次飓风之后，美国报纸上多年未出现的词又出来了，如“种族问题”、“阶级矛盾”等。这个问题对我们也是有启发的，这就是创建和谐社会的问题。
　　
　　——为什么在高度发达的表象下美国还存在着那么多的社会问题？
　　——经济发展并不能带来和谐社会。虽然美国国力强大、科技发达，但在建立和谐社会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发生在美国的灾难也给全世界都敲响了警钟。在美国发生的事情在别的国家也会发生，而且可能造成的损失会更大。
　　
　　本刊记者：说到创建和谐社会，这本是我们中国的提法和目标。对美国来说，美国的经济水平和富裕程度远远高于我们，美国人自己也坚信他们的强盛和发达几乎能够克服一切困难、解决一切问题。但是这次事件却暴露了美国社会中存在的不和谐问题，例如达巍说的“种族问题”、“阶级矛盾”等。新奥尔良是美国最贫穷的城市之一。媒体报道：该市人口２８％处于贫困线下（美国平均数是９％），有５００００个家庭无力拥有轿车逃生。飓风袭来时正值月底，而很多人就是为了等待应在月初到达的救济金而舍不得离开。我们在电视画面上看到滞留在灾区的几乎都是穷人和黑人。这与我们想像中的美国有很大的距离。人们要问：为什么在高度发达的表象下美国还存在着这样的问题？
　　
　　达巍：在一般情况下，美国那种依靠市民社会自治发挥作用的救灾预案能够发挥作用。但新奥尔良本身是一个市民社会有欠缺的城市。它的贫困人口和少数族裔所占比例过大，在那些富有的、组织性好的人撤离后，维系社会稳定的市民社会已经不复存在，靠剩下来的这些低收入、低教育水平而且又大难临头的人来维系正常社会秩序，是不可能的，出现类似于暴动的骚乱也就不足为奇了。这次灾难造成如此之大的损失，人为的因素很大。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美国社会种族、阶级分歧很大。虽然经济繁荣掩盖了一部分问题，人们也不愿意在公开场合谈论这些问题，但它确确实实存在。
　　张国庆：正是在飓风到来之前的８月２７日，联合国发表了一份名为“世界贫富差距增大了”的报告。报告指出，在过去的十年间，世界范围内的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了，与一部分贫困人群生活得更凄惨相对照的是一部分富人攫取了更多的财富。在飓风前美国人口普查局公布的一个报告也显示，美国国内的贫富差距在拉大。这也许是巧合，但这两份报告与飓风中发生的事情表明，贫富差距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从撤离情况来看，富人有恢复自己生活条件的种种保障手段，如保险、银行存款等，只要有生命安全，他们的财产就有保障，所以他们撤离得最坚决。而有一部分人在飓风危险来临的时候之所以不愿意撤离，或是因为贫穷使他们过分看重自己仅有的一点财产，甚至在我们看来微不足道的一些盆盆罐罐也要带在身边，不舍得放弃，或是缺少撤离的必备工具汽车。
　　此外，在实际中也存在对贫困人口的歧视。例如在新奥尔良凯悦大酒店的有组织撤离过程中，第一批被疏散的是那些住在酒店中的有钱人和酒店的高级管理人员，第二批是服务人员、杂役，包括酒店的厨师、看门人、除草工人等。
　　
　　西方社会贫富分化的危害也就在这里。当灾难发生、社会组织失灵时，富有阶层本身的自救意识、能力都比较强，且易于组织、管理，社会的救援力量也向他们倾斜。而穷人本身就处于弱势，由于受教育有限，自救能力弱，加上穷人社区往往比较混乱，人际矛盾多，人的社会心理扭曲程度相对要更高，救助起来更困难。美国有位学者说过，“没钱的人最容易产生不安全感和仇恨心理”，在这次飓风过后，一些人走向极端，发生了一些违法案件。这实际上暴露出美国社会的隐患——贫富差距和种族歧视埋下祸根。
　　相比之下，中国就有许多美国所不及的地方。对于救援，中国是不分贫富，领导干部更常常是身先士卒。在很多次救灾行动中，都有一些领导人牺牲和受伤的报道。因为中国的领导干部在洪水这样的重大自然灾害时往往要亲临第一线，撤退也在最后。而不是像美国那样组织富人先撤，小布什的视察也只是在空中盘旋几圈就走掉了。
　　王蒲生：灾难发生时，是先救富人，还是先救穷人？先救富人而牺牲穷人不公平，那么先救穷人后救富人就公平吗？这其实是政治伦理中的一个难题。如果仅仅从生命本身来说，无论黑人、白人、穷人、富人，都有同样的生命价值，应该有同样的获救机会。但是，在做出决策时，必须在优先性上有所选择。为什么白人和富人得到优先救助，我们不妨推测一下他们的决策逻辑，由此或许可以看出弱势群体受到忽略和不公平对待的根源。
　　首先进行价值分析。从道德理论讲，人的生命价值相同，但在市场价值体系中，人的价值却大不相同。富人拥有更多的财产和创造财富的机会，他们也购买了高额的人寿保险，死一个富人比死一个穷人的经济成本要高得多。因此，通过收益—成本的分析，自然是先救富人。在现实中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如飞机和轮船事故中，总是先撤离或救助头等舱的乘客，他们通常是富人或要人。
　　其次是后果分析。西方社会受功利主义哲学和后果论伦理影响很大，在决策时往往会选择损失最小、获利最大的策略。白人或富人总体上受教育程度较高，对危机情况能做出更好的判断和反应，自救能力强，能与组织者形成较好的配合。黑人和穷人则受教育少，缺乏自救常识，由于平时对社会和政府有积怨，在危机发生时缺少信任，不能有效组织、积极配合，从而加大救助成本。因此，相同资源救援白人和富人的结果，会比救助黑人和穷人的效果要好。这就好比有５０粒药，可以救５０个只需吃一粒就可得救的病人，也可救２５个需要吃２粒药的病人，如果依照结果论的伦理准则，就会去救５０个人而不是２５个人。
　　这种决策逻辑看似合理，其实蕴含着极大的不公正。因为它只是根据当下的情况做判断，而没有考虑到深层的社会与历史因素。黑人和穷人之所以贫穷、缺少教养、社会信任度低、有不良生活方式，大多是因为其他的社会不公正导致的。而每一次类似情形的“合理”的决策，更加固化了他们的弱势地位。表面上看似公正的做法，其实掩藏着历史深处的巨大的不公正。
　　张国庆：尽管美国没有“和谐社会”这样的说法，但美国的种种制度设计就是要建设一个有活力的和谐社会。有一位美国总统很值得一提，那就是上世纪６０年代执政的林登·约翰逊。由于越南战争，他的许多设想和理念被忽略了。他在离职时，也曾痛苦地说，“这场战争毁掉了我的理想”。现在我们回头看他关于“伟大社会”的设想，确实有很多可取之处。美国社会真正需要的也是这种“伟大社会”，也才更符合它作为一个强国的内涵。事实上，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的矛盾不仅是美国的问题，很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面临着相似的问题。 　　还有一位总统也值得一提，那就是二战时期的富兰克林·罗斯福。他能够成为一位伟大的总统，能够体会民心，政策得到广大人民的支持，与他的个人经历有关。一是尽管他本人出身于富有阶层，但在上学时却比较倾向于那些出身普通阶层的人，反感学校里的纨绔子弟。这种倾向一直持续到他日后的执政时期，他的很多政策被一些人视为保护穷人、剥削富人。罗斯福认为那些有钱人占有的资源过多，不照顾别人利益的主张是不对的。另一经历是他在壮年时患小儿麻痹症，瘫痪在床多年。这不仅磨练了他的意志力，也使他对社会有了更深切的认识。据罗斯福自己讲，他在这段时间里详细地研究了美国社会的现状，他认为美国社会的一大问题就是很多人被忽视了，很多人的利益没有得到代表，而这对于美国成为世界强国是有害的。
　　用《罗斯福传》作者康拉德·布莱克的话说，“罗斯福（患病在床的）这十年来将自己的大多数时间用在思考上，所以在身体日渐复原和整日冥想的过程中，他意识到社会的许多不足之处，从而避免了与它们同流合污。这可能也是他的疾病带给他的一个意想不到的优势”。在当选为纽约州州长后，罗斯福也确实在保护弱势群体利益和增进社会和谐方面很有作为。当选总统后，他把自己的理想推向全国。
　　美国的成功和教训很值得我们深思。其实，无论是建立和谐社会还是“伟大社会”，都有一个基础，就是要对弱势群体给予充分的注意、了解和代表，否则必将面临很大的社会风险。一旦发生外在的冲击，包括战争、自然灾害、恐怖袭击等，就有可能造成很大的社会动荡。
　　此次新奥尔良飓风造成的后果之所以引起全世界震惊，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它在美国发生，而美国又是当今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在这样的国家因飓风而发生这么大的问题，是颇令很多人意外的，对全世界都是个警示。同时也说明，虽然美国国力强大、科技发达，但在建立和谐社会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发生在美国的灾难也给全世界都敲响了警钟——在美国发生的事情在别的国家也会发生，而且造成的损失可能会更大。毕竟，飓风在美国虽然造成了财产损失，对布什的威信也产生了一些影响，但还不至于导致整个国家出现混乱。如果这种灾难发生在某些国家，造成的后果可能就不堪设想了，整个社会都有可能变得无秩序。
　　达巍：这个事件也说明，经济发展并不能带来和谐社会，提示我们从效率和公平之间的平衡来看克林顿、约翰逊、罗斯福这些美国民主党人的意义。前些天克林顿在中国发表演讲时还在批评小布什总是给“我”这样的有钱人减税。这种向富人倾斜的政策确实和新奥尔良飓风造成巨大损失有关。包括为什么建设防波堤的资金不到位，为什么种族、阶级问题解决不了，这都和共和党的政策有关，或者说与美国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的思潮右转有关。种种事实表明，离开公平，单纯靠经济发展不可能建立和谐社会。
　　张国庆：我认为和谐社会也包括世界和谐，在这方面美国的责任很大。它的外交政策、国内政策对世界都有很大影响。例如美国打伊拉克，牵动了世界的神经，引发了反恐、能源、地区动荡等很多问题。同时，美国对世界也有一个“模范”的作用。
　　首先，美国的国内政策、执政理念对全世界都有影响。因为很多发展中国家都以美国为榜样，将美国和成功划等号，在学习它、模仿它。
　　其次，美国的对外政策对世界有影响。例如很多列在美国黑名单上的国家都表示要帮它，因为往往这些国家并不想与美国为敌，而是美国要与它们为敌。
　　
　　还有，９．１１之后美国不允许再提“文明冲突论”，但有些阿拉伯国家指出，美国以之为敌的国家都是非西方国家，包括已经打过了的阿富汗、伊拉克，予以打压的叙利亚，看不上眼的伊朗，还有共产党国家朝鲜等。那么，美国作为当今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怎样看待世界、看待其他国家是非常重要的，是以世界为一个你死我活的世界，还是理解其他的国家，想办法化解恩怨，对世界会产生截然不同的影响。
　　最后，在国际协作方面，美国近年来态度消极，对联合国、《京都议定书》、ＷＴＯ等多边合作组织及国际协定不太重视，甚至以拒交会费相要挟。但问题是，现今很多问题都是世界性的，如自然灾害、南北差异、贫富差距、社会动荡、恐怖袭击、传染性疾病等，这些问题至少也是地区性问题，需要国际合作才能够更好解决。美国作为世界最强大的国家，它缺乏合作意识对世界其他国家会有很大负面影响。
　　我还要说一点：在这次灾难中，美国媒体的表现比较好。
　　首先，媒体终于找到机会恢复它应有的形态。在历史上，美国媒体一直与政府保持一种相对平衡的状态，互相作用、互相影响，对美国的强大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但９．１１之后，布什成为一位强势的领导人，在他执政的几年中，特别是９．１１之后的最初两年，美国媒体很不自在，不能批评布什、不能反对反恐，对让渡部分公民权也只能妥协，媒体的很多功能都没有发挥出来。
　　媒体的境遇在去年美国大选时有所好转，而且对伊拉克战争、对反恐都有一些反思。这次飓风灾难发生后，除了及时报道灾害情况外，针对这次灾难暴露出的布什的反恐战略、外交政策、国内政策以及美国的种族、社会等问题，媒体都对政府形成一定压力。这种压力并不是要刻意给布什难堪，而是希望能让坏事变好事，促使政府更有效率地解决问题。同时，媒体的压力也促使布什摆正自己在国内、国外的位置。比如说，布什一向有不撤自己人的习惯，在以往的“夫人门”等事件中都没有撤掉自己的亲信。但这次不得不迫于压力撤掉了布朗。这说明媒体的力量有所上升。
　　其次，媒体在美国社会进步中的作用也解放出来了。它不仅关注这次事件的本身，还扩及推动社会进步，怎样有效解决美国现存的问题特别是那些长期被忽视的问题，如种族歧视等。
　　我想说的是：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国家媒体的成熟是政治成熟的一个方面。美国的开国领导人杰斐逊曾经说过：“我们可以没有政府，但绝对不能没有媒体。”当杰斐逊被媒体骂得很凶时还说，“我誓死捍卫他们骂我的权力”。应该说，美国媒体的成熟增加了美国在世界上的力量，这很值得我们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