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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文 1958年发动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引发了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强迫命令等一系列错误，在1959年庐山会议后全国展开的反“右倾”斗争更加剧了这种种错误，由此导致全国农村出现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大饥荒。河南信阳是全国最严重的地区之一。
信阳地区位于河南省的东南部，农业经济发达，物产丰富，素有“鱼米之乡”的美称。在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前期，信阳地区管辖有18个县市。
作为省委书记处书记、省长的吴芝圃，在1957年反右派时就反对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的“右倾”，使河南省一开始就成为“大跃进”的先锋。1957年12月7日，中共中央转发了河南省委的《关于当前农业生产新高潮的情况简报》。内称，通过开展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对《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的全民大讨论，河南全省农村出现了大跃进的局面。
1958年2月2日，河南省委向中央呈送报告。将河南省原定粮食亩产量1962年达到420斤、1967年达到580斤，改为1962年保证达到600斤，争取900斤；将原定皮棉亩产量1962年达到60斤、1967年达到90斤，改为1962年达到100斤；甚至还提出1959年全省实现水利化，1962年全省平均每亩施用化肥50斤，5年内全省达到平均每人1头猪，3年基本上变成“4无省”（指无麻雀、老鼠、苍蝇、蚊子）等，以此表示河南省实现“大跃进”的决心。
信阳地区的领导积极跟进，在省委制定的国民经济发展的高指标上又继续加码，提出的口号是：“千方百计，苦战一年，超额完成十年规划，为争取实现千斤专区而奋斗。”为响应全党全民大力发展钢铁工业的号召，信阳地委还提出：1958年建3～28立方米高炉1030座，小土炉1.2万座，炼钢炉2500座。
信阳地区也是全国最早建立人民公社的地区之一，在中央北戴河会议通过“成立人民公社”的决议前一个月，就实现了人民公社化。
因组织人民公社、建立公共食堂和大炼钢铁刮起的“共产风”，信阳全区平调群众和生产队物资达4亿元，土地387638亩，房屋506391间，牲口32877头，大中型农具485328件。
1958年，河南全省的粮食产量实际上只有281亿斤，而省委竟然吹为702亿斤，最后导致了全省性的高征购。基层干部完不成征购任务，就一味“反瞒产”。因向农民逼粮食而实行捆、绑、吊、打、捕等现象，屡见不鲜。1958年11月底，在河南省的密县，就已经发生过饿死人的现象，1959年春，豫东黄泛区内，浮肿病的泛滥和死人的事态便蔓延开来。
1959年1、2月间，中共中央、国务院、内务部、粮食部连续收到群众来信，反映河南省东部地区发生严重浮肿病和饿死人的现象。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在群众来信上批示：“此件送总理阅，是否国务院派人查一下。”周恩来批示：“先电话告省人委后，由内务部、农业部、国务院派人限期查复。”3月3日国务院秘书厅派员到河南省，会同省委、省人委、开封地委组成联合工作组前往豫东地区调查。
1959年8月中旬，已是河南省委第一书记的吴芝圃从庐山回到郑州，立即召开省地县三级干部会议，要求各县市层层揪“小彭德怀”，在全省内又一次掀起了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斗争的高潮。1959年，河南省遭受水旱灾害，粮食和经济作物大幅度地减产，全年粮食的产量只有210亿斤，但是吴芝圃一手举着高指标，硬是估产为450亿斤；一手托着“右倾”大帽子，压得人喘不过气来，党内人人自危。哪个基层干部完不成征购任务，就是“小彭德怀”，就得像在土改时期斗地主那样挨斗；而哪个农民若是交不够粮食，就会被捆起来，吊打追逼，关押拘留，拆毁房屋……一时间，全省上下都笼罩在恐怖气氛之中。
信阳地区粮食欠收，但各县不敢据实上报，担心被打成“右倾”。地委办公室根据各县上报的粮食产量汇总为72亿斤，地委常委（9人）讨论时，除专员张树藩一人认为当年是欠收年，粮食总产量可能只有30多亿斤，最多不超过40亿斤；地委书记路宪文等其他8人坚持认为是丰收年。最后以50亿斤产量上报省委（实际产量只有20多亿斤）。据此，河南省委分配给信阳地区的征购任务为9亿斤，下面各级为超额完成任务，层层加码，征购数达到10亿斤。高征购任务下达以后，信阳地区各县市马上行动起来。地委主要领导分片包干，在全区开展“反瞒产运动”。地委书记路宪文说，当前发生的粮食问题，是两条道路的斗争。私分瞒产是普遍的，多数是在干部有组织有领导下进行的。对“右倾分子”的斗争不要手软，要狠狠地斗，狠狠地批，只有这样才能把粮食挖出来。实际上信阳地区已将老百姓的口粮、种子粮、饲料粮都征购了，致使很多食堂开不了伙，浮肿病人口益增多，人们开始收藏红薯叶、野菜。张树藩分工到西平县反瞒产，到公社调查，发现老百姓早已断炊，遂决定开仓发粮，因此被地委常委决定批斗，并让其停职检查。
在“反右倾”的旗帜下反瞒产，河南省委怂恿了各级干部采用非法手段逼粮，惨剧就此酿成。为追逼粮食，可以随意批斗，滥用酷刑。其中光山县尤为恶劣，县委第一书记马龍山，带头斗争县委书记张福洪的“右倾”，亲自动手毒打，众人拳打脚踢，活活地将他整死。这个县的另一个县委书记刘文彩，到一个公社去主持“反瞒产运动”，由于农民无粮上交，他便大打出手，一天竟连续拷打40多个农民，几位农民被当场活活地打死。
从1959年11月至1960年7月，信阳地区为追逼粮食，正式由公安机关逮捕的人数就达1774人，其中36人死于狱中；短期拘留10720人，死在拘留所的达到667人。
活着的人为求生计，开始大量外逃，这势必导致大批死人消息传开。于是，信阳地委指示各县市，要设岗拦堵，不准外逃。各村民兵在路口设卡，拦截外逃群众，还专门设有收容所、监狱，随意拘捕外逃人员，除被没收钱财、衣物外，还要遭到毒打。就在农民大量饿死或外逃之时，地委书记路宪文还在叱喝：“不是没有粮食，而是粮食很多，90%的人是因为思想问题。”
上述一系列恶劣做法，导致了信阳地区饿死百万人的惨剧。
尽管信阳地区各县极力封锁消息，然而，还是有一些信息传到了北京。1960年3月，内务部派一位处长来信阳检查灾情。这位处长感到问题严重，立即回京向部领导汇报。在此同时，卫生部也收到河南省固始县委和省医疗队联合发来的关于固始县发生的病情和已经死亡5万多人的电报。
内务部领导听取汇报后，立即向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报告，习仲勋随即向中央监委书记董必武汇报。这时，卫生部也将上述电报转报中央监委。“信阳事件”的黑幕由此初步揭开。但吴芝圃仍企图捂住盖子，不愿向中央报告实情。他对路宪文说，信阳死了些人，你总结一下经验教训，向中央写个报告，检讨一下就行了，不要有思想顾虑。不要调查，死人问题调查不清楚，越查越多，让县委书记估计报一下就行了。7月，河南省委召开信阳地委扩大会议，由路宪文做检讨，对罪恶特大的光山县委书记马龙山实行逮捕法办，以向中央交代。
正当河南省委极力捂盖子的时候，中央监委书记董必武派人到信阳调查了3个月，查有实据的饿死人数字为70多万。调查组回到北京，向中央监委、中央组织部主要领导汇报了信阳地区的严重情况。当晚，中央组织部副长安子文将情况报告了周恩来；中央监委副书记王从吾则向周恩来呈送了关于信阳事件的书面报告。周恩来召集国务院紧急会议进行讨论，决定成立中央工作组；由中央监委副书记王从吾任组长，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安子文为副组长，深入信阳地区，进一步调查情况，向中央做详细汇报。工作组几十人来到信阳，亲眼看到许多村子已绝人迹，以及人吃人的惨状，仅光山一县就饿死20万人，见者无不掉泪。
1960年10月24日，李富春将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央监察委员会4名干部报来的“关于河南省信阳地区大量饿死人和干部严重违法乱纪等问题”的调查材料呈送毛泽东。毛泽东于26日批道：“请刘、周今日即看，下午谈一下处理办法。”据王任重日记记载，26日，在毛泽东召集的华北、中南、东北、西北4个大区的省、市、自治区主要负责人会议上，讨论了问题严重的而暴露比较早的山东、河南两省的问题。
（摘自东方出版中心《国史札记：事件篇》 作者：林蕴晖）
信阳地区位于河南省的东南部，农业经济发达，物产丰富，素有“鱼米之乡”的美称。在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前期，信阳地区管辖有18个县市。
作为省委书记处书记、省长的吴芝圃，在1957年反右派时就反对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的“右倾”，使河南省一开始就成为“大跃进”的先锋。1957年12月7日，中共中央转发了河南省委的《关于当前农业生产新高潮的情况简报》。内称，通过开展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对《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的全民大讨论，河南全省农村出现了大跃进的局面。
1958年2月2日，河南省委向中央呈送报告。将河南省原定粮食亩产量1962年达到420斤、1967年达到580斤，改为1962年保证达到600斤，争取900斤；将原定皮棉亩产量1962年达到60斤、1967年达到90斤，改为1962年达到100斤；甚至还提出1959年全省实现水利化，1962年全省平均每亩施用化肥50斤，5年内全省达到平均每人1头猪，3年基本上变成“4无省”（指无麻雀、老鼠、苍蝇、蚊子）等，以此表示河南省实现“大跃进”的决心。
信阳地区的领导积极跟进，在省委制定的国民经济发展的高指标上又继续加码，提出的口号是：“千方百计，苦战一年，超额完成十年规划，为争取实现千斤专区而奋斗。”为响应全党全民大力发展钢铁工业的号召，信阳地委还提出：1958年建3～28立方米高炉1030座，小土炉1.2万座，炼钢炉2500座。
信阳地区也是全国最早建立人民公社的地区之一，在中央北戴河会议通过“成立人民公社”的决议前一个月，就实现了人民公社化。
因组织人民公社、建立公共食堂和大炼钢铁刮起的“共产风”，信阳全区平调群众和生产队物资达4亿元，土地387638亩，房屋506391间，牲口32877头，大中型农具485328件。
1958年，河南全省的粮食产量实际上只有281亿斤，而省委竟然吹为702亿斤，最后导致了全省性的高征购。基层干部完不成征购任务，就一味“反瞒产”。因向农民逼粮食而实行捆、绑、吊、打、捕等现象，屡见不鲜。1958年11月底，在河南省的密县，就已经发生过饿死人的现象，1959年春，豫东黄泛区内，浮肿病的泛滥和死人的事态便蔓延开来。
1959年1、2月间，中共中央、国务院、内务部、粮食部连续收到群众来信，反映河南省东部地区发生严重浮肿病和饿死人的现象。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在群众来信上批示：“此件送总理阅，是否国务院派人查一下。”周恩来批示：“先电话告省人委后，由内务部、农业部、国务院派人限期查复。”3月3日国务院秘书厅派员到河南省，会同省委、省人委、开封地委组成联合工作组前往豫东地区调查。
1959年8月中旬，已是河南省委第一书记的吴芝圃从庐山回到郑州，立即召开省地县三级干部会议，要求各县市层层揪“小彭德怀”，在全省内又一次掀起了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斗争的高潮。1959年，河南省遭受水旱灾害，粮食和经济作物大幅度地减产，全年粮食的产量只有210亿斤，但是吴芝圃一手举着高指标，硬是估产为450亿斤；一手托着“右倾”大帽子，压得人喘不过气来，党内人人自危。哪个基层干部完不成征购任务，就是“小彭德怀”，就得像在土改时期斗地主那样挨斗；而哪个农民若是交不够粮食，就会被捆起来，吊打追逼，关押拘留，拆毁房屋……一时间，全省上下都笼罩在恐怖气氛之中。
信阳地区粮食欠收，但各县不敢据实上报，担心被打成“右倾”。地委办公室根据各县上报的粮食产量汇总为72亿斤，地委常委（9人）讨论时，除专员张树藩一人认为当年是欠收年，粮食总产量可能只有30多亿斤，最多不超过40亿斤；地委书记路宪文等其他8人坚持认为是丰收年。最后以50亿斤产量上报省委（实际产量只有20多亿斤）。据此，河南省委分配给信阳地区的征购任务为9亿斤，下面各级为超额完成任务，层层加码，征购数达到10亿斤。高征购任务下达以后，信阳地区各县市马上行动起来。地委主要领导分片包干，在全区开展“反瞒产运动”。地委书记路宪文说，当前发生的粮食问题，是两条道路的斗争。私分瞒产是普遍的，多数是在干部有组织有领导下进行的。对“右倾分子”的斗争不要手软，要狠狠地斗，狠狠地批，只有这样才能把粮食挖出来。实际上信阳地区已将老百姓的口粮、种子粮、饲料粮都征购了，致使很多食堂开不了伙，浮肿病人口益增多，人们开始收藏红薯叶、野菜。张树藩分工到西平县反瞒产，到公社调查，发现老百姓早已断炊，遂决定开仓发粮，因此被地委常委决定批斗，并让其停职检查。
在“反右倾”的旗帜下反瞒产，河南省委怂恿了各级干部采用非法手段逼粮，惨剧就此酿成。为追逼粮食，可以随意批斗，滥用酷刑。其中光山县尤为恶劣，县委第一书记马龍山，带头斗争县委书记张福洪的“右倾”，亲自动手毒打，众人拳打脚踢，活活地将他整死。这个县的另一个县委书记刘文彩，到一个公社去主持“反瞒产运动”，由于农民无粮上交，他便大打出手，一天竟连续拷打40多个农民，几位农民被当场活活地打死。
从1959年11月至1960年7月，信阳地区为追逼粮食，正式由公安机关逮捕的人数就达1774人，其中36人死于狱中；短期拘留10720人，死在拘留所的达到667人。
活着的人为求生计，开始大量外逃，这势必导致大批死人消息传开。于是，信阳地委指示各县市，要设岗拦堵，不准外逃。各村民兵在路口设卡，拦截外逃群众，还专门设有收容所、监狱，随意拘捕外逃人员，除被没收钱财、衣物外，还要遭到毒打。就在农民大量饿死或外逃之时，地委书记路宪文还在叱喝：“不是没有粮食，而是粮食很多，90%的人是因为思想问题。”
上述一系列恶劣做法，导致了信阳地区饿死百万人的惨剧。
尽管信阳地区各县极力封锁消息，然而，还是有一些信息传到了北京。1960年3月，内务部派一位处长来信阳检查灾情。这位处长感到问题严重，立即回京向部领导汇报。在此同时，卫生部也收到河南省固始县委和省医疗队联合发来的关于固始县发生的病情和已经死亡5万多人的电报。
内务部领导听取汇报后，立即向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报告，习仲勋随即向中央监委书记董必武汇报。这时，卫生部也将上述电报转报中央监委。“信阳事件”的黑幕由此初步揭开。但吴芝圃仍企图捂住盖子，不愿向中央报告实情。他对路宪文说，信阳死了些人，你总结一下经验教训，向中央写个报告，检讨一下就行了，不要有思想顾虑。不要调查，死人问题调查不清楚，越查越多，让县委书记估计报一下就行了。7月，河南省委召开信阳地委扩大会议，由路宪文做检讨，对罪恶特大的光山县委书记马龙山实行逮捕法办，以向中央交代。
正当河南省委极力捂盖子的时候，中央监委书记董必武派人到信阳调查了3个月，查有实据的饿死人数字为70多万。调查组回到北京，向中央监委、中央组织部主要领导汇报了信阳地区的严重情况。当晚，中央组织部副长安子文将情况报告了周恩来；中央监委副书记王从吾则向周恩来呈送了关于信阳事件的书面报告。周恩来召集国务院紧急会议进行讨论，决定成立中央工作组；由中央监委副书记王从吾任组长，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安子文为副组长，深入信阳地区，进一步调查情况，向中央做详细汇报。工作组几十人来到信阳，亲眼看到许多村子已绝人迹，以及人吃人的惨状，仅光山一县就饿死20万人，见者无不掉泪。
1960年10月24日，李富春将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央监察委员会4名干部报来的“关于河南省信阳地区大量饿死人和干部严重违法乱纪等问题”的调查材料呈送毛泽东。毛泽东于26日批道：“请刘、周今日即看，下午谈一下处理办法。”据王任重日记记载，26日，在毛泽东召集的华北、中南、东北、西北4个大区的省、市、自治区主要负责人会议上，讨论了问题严重的而暴露比较早的山东、河南两省的问题。
（摘自东方出版中心《国史札记：事件篇》 作者：林蕴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