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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物感说”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中的一个重要范畴。“物感说”理论主要集中在《礼记·乐记》、《文赋》和诗品序》三部著作;但三部著作关于“物感说”之“物”的指涉又有所差异。本文通过对原典的分析，以及结合现当代学者的研究著述，试图分析“物感说”之“物”在三部经典著作中的不同，发现“物感”思想的演变线索。
【关键词】：物感说;《礼记·乐记》;《文赋》;《诗品序》
在中国传统文艺学中，物感说是一个关乎文学艺术发生的富有中国特色、极具历史权威的理论观点之一。而《礼记·乐记》中“感于物而动”则被公认为关于“物感说”的最早记载，但真正使物感说趋于成熟理论的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尤其是在陆机《文赋》、钟嵘《诗品》两部重要的中国古典文学理论著作中，经由他们的不断完善深化，“物感”思想逐渐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并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
学界关于“物感说”的研究主要侧重于“物感”之“物”为何上。通过细读《礼记·乐记》、《文赋》以及《诗品序》，发现三者关于“物”的论述是有所差别的。
一、《礼记·乐记》：“物”为道德伦理之“事”
汉代在政治上实现了大一统的局面，思想上便逐渐放弃黄老而重儒学。《礼记·乐记》作为汉代儒家文艺思想的代表性纲领著作之一，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中产生。对于《乐记》中所说的“物”的内涵，后世的研究甚多，但并没有得到一致的看法，大致上有一下三种观点：
第一种是“物”有宽泛的意思，包括自然景物和社会生活内容。这种观点主要是王运熙、顾易生提出：“艺术的产生，根源于‘人心之感于物’，这里的物，指的是客观存在的审美对象。……《乐记》所谓‘物’，不仅指客观的自然界，更重要的是指客观存在的社会事物，也即人类的社会生活。”[1]第二种是“物”只是自然景物。主张这种观点的有蒲友俊，其谈到：“《乐记》……中所说的‘物’，基本上自然之物，不包括社会人事。”[2]第三种是“物”是社会生活内容。主张这种观点的有王毅，其说：“《乐记》中所说的‘感于物’，其立足点是感于王道兴衰所带来的时世治乱，而不是感于作为审美对象的自然事物。……而凡与王道兴衰无关的‘物’也就都没有列在‘物’之列。”[3]
三种观点各执一词，但目前比较通行的观点是第三种。《礼记·乐记》在提出“感于物”的观点之后，接着论述了著名的“性请说”：由于人情是“性之欲”，必须对它做出人为的调节。
由“物感”而转述人的性情观，表明了《礼记·乐记》并没有成熟地建立起“物感”理论，后人只在其中找到了物感的源头的，寻得“物感”的发生，而物感之后所关涉的是创作主体以及文艺作品的社会责任，也就意味着当时的“物感说”并不是一个单纯的艺术理论，是带有浓厚的政教色彩。因而，可以说《乐记》中“物感说”之“物”是关涉政治伦理道德的“事”。
二、《文赋》：“物”为自然景象中的“审美之物”
魏晋南北朝时期，之于《礼记·乐记》所处的汉一统时期，出现了新的时代特征：政治情势复杂、个人命运多变。此外，魏晋正值儒教衰落，而“以老庄的面貌出现，但又不等于先秦老庄思想”的玄学开始蓬勃发展起来。正是这些独有的变化，使得“物感说”发生了一次由外向内的转向——“物”由伦理道德之“事”变为与自然息息相关的“自然物象”。
在陆机的《文赋》开篇中谈到了创作的准备过程，而这其中就蕴含着丰富的“物感”思想。较之于《乐记》中的“物感”，陆机的《文赋》明确表明了“物”的意义主要指向了自然物象——“自然景物”，既是触发作家原有情感的因素，也是引起创作冲动的因素。
蒋寅曾对陆机的“物感”有过重要的评论，其将陆机的“感物”分为了两个层次的感物：第一层次的“感物”与社会生活有关;而第二次的“感物”则是来自自然的审美。但最接近于创作动机的是第二次“感物”，因而认为：即使“感物”过程中包含有社会生活的参与，但真正触发诗人创作的是与自然景象的发生审美关系的“感物”过程。而钱钟书在其研究中认为《文赋》所讲的“物感”没有涉及社会内容。钱钟书在《管锥篇》中探讨《文赋》关于“意不称物，文不逮意”的观点，试图梳理“意”—“文”—“物”三者关系，认为《文赋》中过于重视“观物”，评价这是一种“疏隘”的毛病。在钱氏批判中，可见其认为《文赋》所讲之“物”为自然物象，并未关涉社会生活。
由此可见，在汉儒时代的《乐记》中，“物”倾向于有某种伦理道德意义的“事”，而到了陆机的笔下，“物”是自然的，它不依附于伦理道德，甚至是带有创作主体审美情感色彩的“心灵之物”。此时的“物”不具有社会现实意义，“物”与“人心”有了一种之前所未有的审美关系。在陆机的《文赋》中，“物感说”得到了一次发展——“物”是独立的。
三、《诗品·序》：“物”为“人事”+“自然”的“自由之物”
《诗品序》的写成年代虽未确凿，但据有关资料，其写成于梁武帝天监元年（502）至十二年（513）间，即后世统称的“齐梁诗风”时代。钟嵘在《诗品序》中就当时诗风不正的问题，提出批评，并使“物感”之“物”得到一次延伸。
钟嵘的《诗品·序》中有着明确的物感思想——“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4]所谓的“物”是指由气生成的客观外物，是作家感发触动的直接对象。尔后又谈到：“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至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宫。……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5]
由此可见，钟嵘所提出的客观外物是“自然事物”和“社会现实”。“春风春鸟”、“秋月秋蝉”等都是来自大自然的物象，而后文又提及“楚臣去境”、“汉妾辞宫”等，又是与社会生活息息相关的“人事”。这些都是诗人表情所常常运用的“典型”，这些都是触发诗人创作的外在物象，因而，在钟嵘的理论观上，物感之“物”再次得到了延展。 在“若乃春风春鸟”一段中，最后两个反问颇具意味。这也正是钟嵘的“新想法”。探讨“物感”之“物”时，除了具有自我解放意味的自然之物以外，钟嵘也强调社会生活的内容。这里就有了一个“复古”的转向：先秦两汉时期强调讽谏教化而忽视自然物象，魏晋时期发现了自然物象独立的审美价值，侧重人与自然的感应，但同时缺失了文艺作品的社会责任。钟嵘看到了这一点，并大胆主张回归社会，这是“物感说”的一次“惊奇”延伸——自然之“物”与社会之“物”不是完全对立的两者，它们可以合二为一，再一次丰富“物感”的理论。
结语：
通过《礼记·乐记》到《文赋》再到《诗品序》，可以清楚地发现“物感说”之“物”的演变线索——由最初的与政治伦理道德相关的“事”变为以自然景象为主的“审美之物”，再拓展为“人事”加“自然”的宽泛意义上的“自由之物”。而这种演变，又与其所处的时代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通过理论和历史相结合的视角认识“物感说”，更为深入理解“物感说”。
注释：
[1]王运熙 顾易生 《中国文学批评通史》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7年
[2]蒲友俊 《中国文学批评史论（先秦-魏晋南北朝卷）》 巴蜀书社出版社 2001年
[3]王毅 《略论魏晋文学中的“感物”说》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 1986年第一期
[4]（梁）钟嵘著 周振甫译注 《诗品译注》 中华书局出版社 1998年
[5]（梁）钟嵘著 周振甫译注 《诗品译注》 中华书局出版社 1998年
参考文献：
[1]孙希旦 《十三经清人注疏·礼记集解》 中华书局 2012年
[2]（西晋）陆机著 张少康集释 《文赋集释》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年
[3]（梁）钟嵘著 周振甫译注 《诗品译注》 中华书局出版社 1998年
[4]张少康 《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年
[5]张少康 《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专著选辑：文赋集释》 人民文学出版2002年
[6]王运熙 顾易生 《中国文学批评通史》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7年
[7]蒲友俊 《中国文学批评史论（先秦-魏晋南北朝卷）》 巴蜀书社出版2001年
【关键词】：物感说;《礼记·乐记》;《文赋》;《诗品序》
在中国传统文艺学中，物感说是一个关乎文学艺术发生的富有中国特色、极具历史权威的理论观点之一。而《礼记·乐记》中“感于物而动”则被公认为关于“物感说”的最早记载，但真正使物感说趋于成熟理论的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尤其是在陆机《文赋》、钟嵘《诗品》两部重要的中国古典文学理论著作中，经由他们的不断完善深化，“物感”思想逐渐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并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
学界关于“物感说”的研究主要侧重于“物感”之“物”为何上。通过细读《礼记·乐记》、《文赋》以及《诗品序》，发现三者关于“物”的论述是有所差别的。
一、《礼记·乐记》：“物”为道德伦理之“事”
汉代在政治上实现了大一统的局面，思想上便逐渐放弃黄老而重儒学。《礼记·乐记》作为汉代儒家文艺思想的代表性纲领著作之一，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中产生。对于《乐记》中所说的“物”的内涵，后世的研究甚多，但并没有得到一致的看法，大致上有一下三种观点：
第一种是“物”有宽泛的意思，包括自然景物和社会生活内容。这种观点主要是王运熙、顾易生提出：“艺术的产生，根源于‘人心之感于物’，这里的物，指的是客观存在的审美对象。……《乐记》所谓‘物’，不仅指客观的自然界，更重要的是指客观存在的社会事物，也即人类的社会生活。”[1]第二种是“物”只是自然景物。主张这种观点的有蒲友俊，其谈到：“《乐记》……中所说的‘物’，基本上自然之物，不包括社会人事。”[2]第三种是“物”是社会生活内容。主张这种观点的有王毅，其说：“《乐记》中所说的‘感于物’，其立足点是感于王道兴衰所带来的时世治乱，而不是感于作为审美对象的自然事物。……而凡与王道兴衰无关的‘物’也就都没有列在‘物’之列。”[3]
三种观点各执一词，但目前比较通行的观点是第三种。《礼记·乐记》在提出“感于物”的观点之后，接着论述了著名的“性请说”：由于人情是“性之欲”，必须对它做出人为的调节。
由“物感”而转述人的性情观，表明了《礼记·乐记》并没有成熟地建立起“物感”理论，后人只在其中找到了物感的源头的，寻得“物感”的发生，而物感之后所关涉的是创作主体以及文艺作品的社会责任，也就意味着当时的“物感说”并不是一个单纯的艺术理论，是带有浓厚的政教色彩。因而，可以说《乐记》中“物感说”之“物”是关涉政治伦理道德的“事”。
二、《文赋》：“物”为自然景象中的“审美之物”
魏晋南北朝时期，之于《礼记·乐记》所处的汉一统时期，出现了新的时代特征：政治情势复杂、个人命运多变。此外，魏晋正值儒教衰落，而“以老庄的面貌出现，但又不等于先秦老庄思想”的玄学开始蓬勃发展起来。正是这些独有的变化，使得“物感说”发生了一次由外向内的转向——“物”由伦理道德之“事”变为与自然息息相关的“自然物象”。
在陆机的《文赋》开篇中谈到了创作的准备过程，而这其中就蕴含着丰富的“物感”思想。较之于《乐记》中的“物感”，陆机的《文赋》明确表明了“物”的意义主要指向了自然物象——“自然景物”，既是触发作家原有情感的因素，也是引起创作冲动的因素。
蒋寅曾对陆机的“物感”有过重要的评论，其将陆机的“感物”分为了两个层次的感物：第一层次的“感物”与社会生活有关;而第二次的“感物”则是来自自然的审美。但最接近于创作动机的是第二次“感物”，因而认为：即使“感物”过程中包含有社会生活的参与，但真正触发诗人创作的是与自然景象的发生审美关系的“感物”过程。而钱钟书在其研究中认为《文赋》所讲的“物感”没有涉及社会内容。钱钟书在《管锥篇》中探讨《文赋》关于“意不称物，文不逮意”的观点，试图梳理“意”—“文”—“物”三者关系，认为《文赋》中过于重视“观物”，评价这是一种“疏隘”的毛病。在钱氏批判中，可见其认为《文赋》所讲之“物”为自然物象，并未关涉社会生活。
由此可见，在汉儒时代的《乐记》中，“物”倾向于有某种伦理道德意义的“事”，而到了陆机的笔下，“物”是自然的，它不依附于伦理道德，甚至是带有创作主体审美情感色彩的“心灵之物”。此时的“物”不具有社会现实意义，“物”与“人心”有了一种之前所未有的审美关系。在陆机的《文赋》中，“物感说”得到了一次发展——“物”是独立的。
三、《诗品·序》：“物”为“人事”+“自然”的“自由之物”
《诗品序》的写成年代虽未确凿，但据有关资料，其写成于梁武帝天监元年（502）至十二年（513）间，即后世统称的“齐梁诗风”时代。钟嵘在《诗品序》中就当时诗风不正的问题，提出批评，并使“物感”之“物”得到一次延伸。
钟嵘的《诗品·序》中有着明确的物感思想——“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4]所谓的“物”是指由气生成的客观外物，是作家感发触动的直接对象。尔后又谈到：“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至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宫。……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5]
由此可见，钟嵘所提出的客观外物是“自然事物”和“社会现实”。“春风春鸟”、“秋月秋蝉”等都是来自大自然的物象，而后文又提及“楚臣去境”、“汉妾辞宫”等，又是与社会生活息息相关的“人事”。这些都是诗人表情所常常运用的“典型”，这些都是触发诗人创作的外在物象，因而，在钟嵘的理论观上，物感之“物”再次得到了延展。 在“若乃春风春鸟”一段中，最后两个反问颇具意味。这也正是钟嵘的“新想法”。探讨“物感”之“物”时，除了具有自我解放意味的自然之物以外，钟嵘也强调社会生活的内容。这里就有了一个“复古”的转向：先秦两汉时期强调讽谏教化而忽视自然物象，魏晋时期发现了自然物象独立的审美价值，侧重人与自然的感应，但同时缺失了文艺作品的社会责任。钟嵘看到了这一点，并大胆主张回归社会，这是“物感说”的一次“惊奇”延伸——自然之“物”与社会之“物”不是完全对立的两者，它们可以合二为一，再一次丰富“物感”的理论。
结语：
通过《礼记·乐记》到《文赋》再到《诗品序》，可以清楚地发现“物感说”之“物”的演变线索——由最初的与政治伦理道德相关的“事”变为以自然景象为主的“审美之物”，再拓展为“人事”加“自然”的宽泛意义上的“自由之物”。而这种演变，又与其所处的时代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通过理论和历史相结合的视角认识“物感说”，更为深入理解“物感说”。
注释：
[1]王运熙 顾易生 《中国文学批评通史》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7年
[2]蒲友俊 《中国文学批评史论（先秦-魏晋南北朝卷）》 巴蜀书社出版社 2001年
[3]王毅 《略论魏晋文学中的“感物”说》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 1986年第一期
[4]（梁）钟嵘著 周振甫译注 《诗品译注》 中华书局出版社 1998年
[5]（梁）钟嵘著 周振甫译注 《诗品译注》 中华书局出版社 1998年
参考文献：
[1]孙希旦 《十三经清人注疏·礼记集解》 中华书局 2012年
[2]（西晋）陆机著 张少康集释 《文赋集释》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年
[3]（梁）钟嵘著 周振甫译注 《诗品译注》 中华书局出版社 1998年
[4]张少康 《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年
[5]张少康 《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专著选辑：文赋集释》 人民文学出版2002年
[6]王运熙 顾易生 《中国文学批评通史》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7年
[7]蒲友俊 《中国文学批评史论（先秦-魏晋南北朝卷）》 巴蜀书社出版200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