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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不确定性的不同理解和处理,新古典企业理论分化为交易成本企业理论和企业的能力理论,虽然都认为企业是要素所有者合作创造并分享剩余的装置,但都面临难以动态化的难题。以“交往”为分析单位,纯粹市场里进行的是纯冲突的合作交往,而企业的异质性则源于其所组织的交往所具有的彼此相异的冲突与协调的相对状态。而制度、技术、市场等环境都会通过改变个体谈判力的相对地位来改变冲突与协调的相对状态,企业组织结构也随之演化以维持合作均衡,因此,合作演化机制可以很好地解释制度如何影响宏观经济,也是企业理论前进的方向。
【关键词】不确定性;合作机制;合作演化机制;企业理论;交往
【Abstract】Different understanding of uncertainty and deal with neo-classical theory of the firm to differentiate into transaction cost theory of the firm and business capacity of the theory, although all the elements that the business is the owner of cooperation to create and share the remaining devices, but are faced with difficult dynamic problem . Of "engagement" as the unit of analysis is simply carried out in pure market exchanges between the conflict, while the company is due to the heterogeneity of their organization's interaction with each other by differences in the relative state of conflict and co-ordination. The system, technical, and market environment will be by changing the relative position of the individual bargaining power to change the relative state of conflict and the coordination of the enterprise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also will be co-evolved in order to maintain balance, therefore, co-evolutionary mechanism could well explain how the system impact of macroeconomic, is also the theory of the firm forward.
【Key words】Uncertainty; cooperation mechanism; co-evolution mechanism; theory of the firm; contacts
【中图分类号】G40-053 【文章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594(2010)01-0058-07
一、前言
1921年奈特对不确定性的研究才开启了组织经济学的大门,学者对不确定性的不同解释将企业理论分化为交易成本经济学企业理论和演化经济学企业理论两类迥然不同的两类体系。前者认为不确定性是因为决策者实施最大化决策时面临着成本约束,不确定是参数性的,因此,匹配交易成本与组织结构就可以解决不确定性带来的困扰。正如Williamson所指出的,不同交易的特征及其相应的成本是决定不同治理形式(市场和企业)相互替代的决定因素;后者则认为不确定性源自于人类对未来认知的知识缺乏,不确定是结构性的,因而也是客观的。因此,企业只能将异质性知识、能力和资源演化为惯例,而对惯例的搜寻、模仿和试错就构成了企业演化的基本力量(纳尔逊和温特,1982;Alchian,1950)。
另外,它们对与不确定性紧密联系的有限理性的认识也存在重要分歧。例如,交易成本经济学试图将“洞察力”概念与有限理性结合起来排除不确定性(Williamson,1991),进而个体就可以对组织结构进行不懈的边际分析了(杨瑞龙,2001);就演化经济学而言,由于个体在不断变化的动态环境中根本不可能对结果进行正确的比较、甄别和选择,无理性的假定因此也有问题。虽然它们都认识到了不确定性赋予了企业等微观经济组织的经济协调作用,但并没有描述个体策略、组织行为到宏观经济活动的内在机制,“尘埃是如何落定的” 过程仍然没有得到解释。
博弈论,特别是演化博弈论极大丰富了企业理论的工具箱,学者们也因此分化为新制度经济学派、当代新古典主流经济学流派和制度内生学派。例如,青木昌彦(Masahiko Aoki)将企业看作股东和雇员形成的联盟,共同成为企业特质性资源的贡献者并共同分享由企业特质性资源产生的组织租,企业制度就是通过合作机制获得的组织均衡。他认为合作博弈模型可以作为分析不同制度框架下现代公司制企业效率特征的一般框架。我国也有很多学者对企业的合作机制进行了研究。周其仁指出那些消极的物质资本向来都是掌握在那些拥有企业家人力资本的人手中的,显然与Masahiko Aoki“企业特质性资源才有资格分享组织租”的思想一致;杨瑞龙和周业安受 “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启发,认为不仅物质资本投资者承担了风险,包括普通工人在内的企业相关者也都投入了专用性的人力资本,因此最优治理结构应该是允许众多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的企业制度;刘长庚、王金柱和陈赤平等也通过建立双产权、联合产权等概念提出了企业合作机制的具体方案。总之,博弈论和演化博弈论为存有分歧的企业理论在合作机制下整合提供了可能。
二、不确定性与企业理论的分化
事实上,在不确定性条件下,企业等经济组织的行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更是基础性的,企业理论研究目的就是考察它的资源配置作用(Archibald,1996),也为分析宏观经济系统的演化建立坚实的理论基础。
新古典经济学的企业理论只是其附属物,更是其前提假设(Demsetz,1999)。因为假定了经济系统是一个纯粹物质交换的确定性系统,从而可以很方便地通过技术—经济规模、技术的不可分性等概念为企业行为提供一个极简单的最优方案。该理论在一般意义上强调技术的作用,在特定意义上强调规模收益递减作为企业规模的决定因素,而且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下讨论行业行为和最优生产配置问题显然有用而且正确。但因为完全理性假定而忽略了对内部激励和内部组织问题的研究;更没有令人满意地研究企业制度的产生和演化规律,因此,新古典经济学企业理论既适合用来解释全世界只有一个巨型企业,而所有其它企业只是它的一个生产部门时的情形,也适合用来解释企业的每一个工厂和部门都是独立企业的最优化问题。
然而经济系统不断演变的(Nelson & Winter,1982),不确定性困扰时不可回避经济学和管理学问题。正是奈特(1921)通过分析风险与不确定性的区别来解释企业利润的产生开始,对不确定性的解释才成为分析企业的奠基性概念。奈特认为,从任何事件结果的可预见性来分,风险是可以预见和补偿的,而不确定性则是不可预见,也是不可估计的。即使是在完备信息下,风险也不能解释利润,利润只能来源于“不确定性”。由于风险偏好分布不均衡,总有人愿意承担风险并承诺给放弃索取剩余权的人以固定支付,企业因此是管理者和雇员之间决策分工和风险分摊机制。
但德姆塞茨(Demsetz,1999)却认为不确定性实际上是对事件的性质和结果缺乏一致和共同的认识,奈特没有为他的论点提供任何论据(Stigler,1951),因而他的分析和概括是经验性的、武断的。哈耶克(F.A.Hayek,1945)则认为不确定性是知识的分散性所致,决策就是如何运用分散的知识,因此,经济协调的关键是实现权利结构与知识结构的对应(杨瑞龙,刘刚,2001)。西蒙(Simon,1957)以“主观理性”将有限理性区别于新古典的完全理性,认为不确定性源自于边际计算所面临的禁止性成本,企业制度/组织正是为最大限度避免理性的局限性和节约决策成本服务的,决策成本甚至就是信息成本(Stigler,1961)。显然,这些解释仍然是新古典经济学完全理性假设及分析传统。只有Langlois在奈特的不确定性分析框架中研究企业组织结构问题。
企业理论因此分化为两类交易成本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两类理论系统,前者基于参数不确定性,发展了寻租理论、产权理论、委托代理理论、适应性理论和巴泽尔的企业理论等,致力于解决交易成本与治理结构的最优匹配问题(Coase,1937;Williamson,1975,1985);后者基于结构不确定性,发展了各种企业的能力理论(Alchian,1950),致力于企业对表现良好的同行进行不懈地搜寻、模仿和选择过程的研究。
①交易成本经济学企业理论。
交易成本经济学的企业理论可以归纳为寻租理论、以GHM模型为基础的产权理论、激励理论和适应性理论四种①。这些企业理论有两个重要的发现:一是人力资本的作用及其特征;二是产权及其制度在资源配置中的极端重要性。交易成本经济学的共同点是旨在通过对企业组织结构的选择来最小化不确定性问题带来的成本,最优化剩余控制权和索取权的结构以促进成员合作,但也往往认为单边治理结构是最优的生产组织形式。
激励理论实质是完全契约理论,它假定可以在事前设计出完备合约来解决不确定性问题,从而促进团队成员的合作。适应性理论与激励理论不同,它承认有限理性和不确定性的存在性,先验的最优企业制度可能根本就没有,最优契约应该是最有利于团队在环境变化后进行事后适应性决策的契约。例如,Simon认为在不确定性和有限理性下,人们要么事前就签订一组完全契约而不给事后因环境变化而修改条款以任何机会,要么事先就将决策权完全地授予某一方,假如给予再谈判机制,适应性策略设计契约仍然是帕累托占优的,纵然考虑到机会主义和卸责行为也是如此。有意义的是,西蒙隐含地说明了有效率的契约并不必然是由物质资本所有者拥有企业的控制权,而完全可以在任何团队成员之间配置。产权理论是第一次从整体上权衡一体化的收益与成本并以此决定组织结构的企业理论。该理论认为只要所有成员的行为和不确定性可以无成本的被观察到,并允许团队成员之间再谈判的话,无论权力结构如何配置均不影响企业绩效,虽然所有权初始配置结构仍然会对团队成员的支付结构产生影响。寻租理论是Gibbons在职业生涯模型(Holmstrom,1982)、信号阻塞模型(Fudenberg和Tirole,1986)以及影响活动模型(Milgtom和Robberts,1988)的基础上,综合考察了企业内外寻租活动的成本和收益基础上形成的,它有两个核心定理:一是对团队潜在准租金越敏感的成员付出的“游说活动”及其边际成本也就越高;二是既定环境下的潜在准租金越高,组建一体化组织的收益也就越高。
正如Grossman和Hart(1986)强调的:现代企业的契约理论,其本质是一个企业所有权安排的过程(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或风险制造和风险承担的对应),也就是Williamson所说的最优组织结构选择问题。交易成本经济学实际上已经放弃了“资本雇佣劳动”是最优的组织结构的必然性,逐步展示了不同生产要素在特定环境下的“经济权利”在组织选择中的核心意义,表现出了“合作”创造组织剩余的思想萌芽。
②从能力、资源到演化企业理论。
演化经济学将企业看作更有利于分散的知识交换和共享的组织结构,摒弃了企业作为市场对立面的新古典观点,而是从企业的能力和知识的积累及竞争力角度研究企业组织的演化规律。
《国富论》表达了经济增长和发展是由于劳动者“干中学”以及劳动分工的不断深化使得劳动技能得到了熟练和提升所致的观点,因而是企业能力理论最早的理论源泉,但直接的奠基者还是弗雷德•马歇尔。他认为是对专业化的不断追求与专业化分工所导致的技能、知识和协调成本的增加这一对矛盾不断推动着企业制度地演进。彭罗斯(Penrose,1959)在《企业成长理论》认为企业的各种资源既能激发企业成长同时又必定限制企业成长的速度,企业本来就是“某种基于管理框架的资源集合体”,而管理框架边界的演化则是一个基于“管理协调”和“权威沟通”范围的内生增长过程。吉布莱特(Gibrat,1931)在《非均衡经济学》中发展的有关企业规模及其成长与产业结构之间的关系的“吉布莱特定律”也对企业能力理论的发展有着相当的意义。对此作出贡献的文献还有Chandler(1962)的《战略与结构》、Marris(1964)的《管理的资本主义经济原理》、Richardson(1972)的《工业组织》等。这些文献有一个基本共识:唯有“组织学习”是克服个体和组织认知能力的局限性的重要活动。威廉姆斯甚至因此将“组织学习”看作是形成和维持企业竞争优势唯一的、持久的动力。
此后,能力理论以内生成长理论为起点,历经了Wernerfelt(1984)的资源观、Prahalad和Hamel(1990)、Leonard-Barton(1992)核心能力理论,最终以Teece(1997,2000)的动态理论为标志正式形成。例如,资源观认为企业异质性资源是由公司控制的、能被公司用来提高效益的所有组织资产、能力、公司属性与特征、信息、知识等组成的,并可归纳为实物资本资源、人力资本资源和组织资本资源(Barney1991),它们只能在企业内部不断的动态积累形成(Dierickx与Cool ,1989),因为其不可模仿性而具有经济意义,并成为利润的源泉(Wernerfelt,1984)。此后,Prahalad与Hamel(1990)首次提出了企业核心能力概念,并认为核心能力是一种在组织中共享知识、如何协调分散的生产技巧,以及如何综合企业内部多样化的技术知识的能力。自此以后,许多学者从整合观、网络观、协调观、组合观、知识载体观、元件—架构观、平台观、技术能力观等不同角度对之拓展。但是,企业极容易因为培育“核心能力”而陷入“核心刚性”的困境,因此,“动态能力”和“战略管理”对提升企业能力是不可忽视的。企业动态能力指的是企业组织长期的学习能力、适应环境的能力、变化能力以及变革能力等,而其中的主要内容包括组织惯例、技能和互补性资产组合能力。至此,从生产角度考察企业的能力理论基本上迈向了将企业的生产性质与交易性质相融合的理论之路。动态理论中的组织惯例、技能和互补性资产这三核心概念极具理论价值。原因是,假如组织惯例是基于互补性资产的变化而不断演进,并且企业的技能也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得到提高的话,交易成本经济学必定可以在演化经济学提供的理论框架之中得到进一步发展,并最终可能与能力理论共享相同的分析框架。
例如,纳尔逊和温特发表于1982年的《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就拓展了组织惯例的经济意义并展示了它的演化规律,提出了企业演化就是惯例演化的重要思想。“我们在本书中发展一种演化理论,它论述在市场环境中经营的企业能力和行为。我们还建立和分析符合这种理论的许多模型。我们提出,一种演化理论所提供的广阔视野,对于分析与经济变迁有关的众多现象是有用的;经济变迁是由于产品需求或要素供给的情况发生变化,或由于企业方面的创新。我们建立的各种特定模型分别针对经济变迁的各个不同方面:企业和行业对业已改变了的市场状况的所做出的反应、经济增长,以及通过创新进行的竞争等。我们也总结出了演化理论的规范和实证的含义”。由于纳尔逊和温特研究企业的初衷是阐明企业的组织行为对宏观经济演变的决定性,因此,他们只需要先验地假定企业行为是惯例化的,并没有对企业惯例(企业制度/组织结构)的形成机理、制度环境对个人策略的决定性、个人策略对企业的组织行为的决定性等方面深入研究。
具体的,他们将惯例定义为有规律的、可预测的企业行为模式,而且是一种光滑序列的协调一致的行为能力;惯例是程式化的、默会性的知识;它控制、复制和模拟着经济演化的路径和范围,因此经济演化过程是一个惯例的学习过程。特别重要的是,纳尔逊和温特强调了惯例不是源自于某个中央权威,而是在企业成员之间、企业与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中逐渐演化而成的。因此他们提出并强调了以下具有启发意义的观点:特定的组织惯例经由某种博弈机制在演化中型构。但是,他们并不认可组织惯例的“制度性”,而特别强调了组织惯例的“技术性”方面。这也构成了可供拓展的方向。纳尔逊和温特之所以单纯强调了惯例的“技术性”本质,是因为在他们看来,企业所使用的“技术本身”,即要素属性的战略关系本身决定了组织惯例的性质及其演化路径。这一认识显然是狭隘的,它不仅与他们自己将组织惯例定义为某种“默会性”知识的预设相矛盾,因为惯例在他们看来,本身就是由企业成员在特定的制度、技术和市场等环境下经由某种博弈机制而形成的组织行为模式(企业制度),惯例因此就不仅仅只有“技术性”了;而且也未能充分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任何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都是由“自然关系”和“社会关系”两个方面同时定义的。前者具有“技术性”不假,但后者则具有广义的“制度性”含义,它们之间互为因果、互相促进。其实,社会经济系统中并不会有纯粹的技术存在,因为任何技术都只有在使用它的时候才会具有意义,而某种技术一旦被使用,它就会与使用它的个人和组织的行为策略相互作用而型构为“制度意义上”的存在物。“自然关系”与“社会关系”原本就互为因果、互为中介的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缺一不可,也不可独存。
总之,纳尔逊和温特模型化惯例的重要意义在于建构起了可以将交易成本经济学“组织结构的选择”和演化经济学的“企业能力的动态累积”融合在一起的理论框架。他们以个人和组织行为模式在演化过程的逐步惯例化来解决“不确定性”问题的合理性是基于以下两点:a、个人或者组织的行为惯例在冲突中扮演了类似“休战协定”的角色,从而可以将那些潜在的、明显的冲突保持在可预测的范围内,使组织成员满足和习惯于他们所扮演的角色,因此可以获得明显的经济效率;b、惯例促进了组织内特定的、操作性知识的形成和存储,长期中可以被逐步累积和发展为企业的核心能力。
企业理论进一步发展下去的障碍有两个:a、如何理解并构建组织惯例的“刚性”与环境(技术环境、制度环境和市场环境)剧烈变化之间的协调机制;b、支撑从个人策略演进到企业的可被观测到的行为的机制是什么?或者说,是否存在一种机制,能够将制度环境、个人策略、组织行为与宏观经济的演化变迁之间的逻辑展现出来。
按照纳尔逊和温特的观点,惯例是在既定环境下成员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构及应对既定冲突的休战协议,我们体会到了惯例就是一种博弈合作解。因此,组织成员如何从非合作博弈转变为合作博弈,并将既定环境的合作博弈解型构为特定的企业组织结构的“合作机制”极可能就是组织之所以可以在演化框架中破解“不确定性”的钥匙。
三、企业理论在合作机制下走向融合
企业应对“不确定性”起到的组织协调作用、企业组织结构类似于惯例、组织演化等同于惯例演化,以及惯例发挥着“休战协议”功能等理论愈来愈清晰地将企业、合作及演化机制与“不确定性”联系起来。假如合作及演化机制建构是破解不确定性组织工具的话,那么,合作及演化机制必定能够解释制度、技术和市场等环境如何影响个人策略、个人策略又是如何被型构为企业组织行为,以及如何建构为宏观经济外在表现的逻辑过程。
①刘易斯和肖特对建构企业的合作机制的启示。
既然企业是合作制度和惯例的集合,那么,非合作博弈向合作博弈转化的条件又是什么呢?合作博弈机制优势如何推动着企业组织结构演化的呢?刘易斯定义的惯例在“一般意义上”对第一个问题作了研究,而肖特定义的制度也隐含了表明了组织结构对实现这种转变的必要性;对于后一个问题,青木昌彦虽然未涉及企业的合作演化,但为构建企业的合作及其机制方面做出了开创性的工作。具体的,刘易斯将惯例定义为:
“A social convention:在人口群体 中,当其中的成员在重复出现的境势 中,作为当事人常规性的 (Regularity)只有在下列条件下并成为 的共同知识时,它才成为惯例:(1)每个人都遵从(Confirm) ;(2)每个人都预计到他人会遵从 ;并且(3)因为 是一个协调问题,而一致遵从 又是 中的一种协调均衡,在他人遵从 的条件下每个人都乐于遵从它。”
因此,惯例是协调博弈解,它既是合作解,也是帕累托最优的。罗必良先生认为协调博弈解是非合作解⑤,显然是误解。协调博弈没有非合作解,因为协调博弈境势预设了必要信息是充分的,支付结构也决定了其均衡解的帕累托最优性。罗必良先生之所以有此误解,是因为没有注意到“必要信息”、“信息的多寡”、“充分信息”之间有区别的经济含义。比如,你到商场去买价格为10元钱一包的香烟时,虽然信息少得仅“价格”一项,但对于达成合作解而言就足够了,因此也是合作博弈;而对于一项涉及很长时间的交易,未知状态太多了,哪怕你搜集了厚厚一本的资料来论证其未来各种状态出现的概率,但对于达成长久的合作所必要的信息仍然不是充分的,也只能是非合作境势。而罗必良先生认为在非合作境势下不可能得到合作解也是误解,从肖特的制度定义中就可以得到启示:
“A social institution:在人口群体 中, 当其中的成员在重复出现的境势 下,作为当事人常规性的 只有在下列条件下而成为人口 中的共同知识时,它才成为一种institution:(1)每个人都遵同 ;(2)每个人都预计他人会遵同 ;并且(3)因为 是一个协调问题,而一致遵同又是 中的一种协调均衡,或者在他人遵同 的条件下每个人又乐意遵同它,或者(4)如果任何一个人偏离了 ,人们知道其他人当中的一些或全部将也会偏离,在反复出现的博弈 中采用偏离策略的得益对于所有当事人来说都要比与 相对应的得益低。”
肖特的定义与下面的定义是一致的:
“一种institution 被定义为适用于已建立起来的惯例(practices)或情形( situation) 以及为一个社会系统里的成员所一般接受的规则系统。人们相互交往的这些标识(guidelines) 抑或可以为法律、宪章、宪法等等所明确界定,抑或对某一特定的文化(比如习俗、显俗、一般为人们所接受的伦理原则等等)来说是隐含着的。关键在于,an institution 标示了能被预期到的个人或群体行动的结果。给定一种业已存在的institution,个人或群体在一定程度上知道他(们) 的活动将引起如何反应。”
实际上,肖特在承认了刘易斯定义的惯例这种协调博弈的境势以外,还定义了非协调博弈的境势。而如何在这种非协调博弈境势下得到合作博弈解并进而演化为“标示了能被预期到的个人或群体行动的结果”社会制度呢?“只要这种非协调博弈境势反复出现”,人们赖以交往的规则就会成为人们实施合作交往的指南,也就可以保证原本是协调博弈的合作解—惯例 —成为人们共同遵守的制度。因此,肖特将“重复博弈”作为制度或组织结构型构的前提实际上隐含了组织结构对于非合作博弈向合作博弈转化的必要性。那么,到底什么样的条件可以保证当事人愿意重复博弈呢?肖特没有论述。但他给了我们这样的启示:有意识的人们可以从某种非协调博弈境势内生出相应的某种“组织”,而该组织可以保证相同的个体之间重复实施他们所愿意的交易,并可以因此保证未来不确定性收益按照既定的 进行协调。问题因此转变为:既然某种非协调的博弈境势必然会内生出特定的组织结构以促进合作,而众所周知的是,任何博弈境势都是由支付结构和信息结构共同决定的,但某种特定的组织结构只是改变了博弈的信息结构,那又是什么因素决定了博弈的支付结构呢?因此,肖特没有回答到底什么类型的非协调的支付结构可以通过某种内生组织转化为协调博弈这个关键问题。
②青木昌彦对构建企业合作机制的贡献。
但青木昌彦避开了这个问题而直接进入到第二个问题,即直接回答了将个人策略的相互作用作用演化为企业的可被观测到的组织行为的“合作机制”是什么。他认为,所有理论都忽视了企业作为一个由股东、管理者和雇员等成员组成的一个联盟结构的主要特征[50]。他分别在1980年9月和1982年12月在合作博弈的框架中对现代公司制企业的这种联盟结构建立了模型,并强调企业的合作博弈理论既不是利润最大化的新古典企业模型,也不是增长最大化的企业管理者模型,更不是工人控制性企业模型,而是一个具有普遍解释力的静态分析框架。而将股东集团与雇员集团就组织租的分配和雇员参与管理政策的制定等谈判过程称为合作博弈,而且,该博弈可以“得出一个有束缚力的一致同意的协议,所选择的结果可能满足各方的共同利益”,管理者只充当了“瓦尔拉斯意义上的企业家和拍卖人”角色。“假设谈判一方以撤出合作博弈作为有力的威胁,没有任何一方期望在破坏合作的同时,又没有造成损失的情况下获得效用的增进。组织均衡的实现,一般要求在制定管理政策的同时,确定组织租的内部分配状况。在市场条件和企业特质性资源存量既定的情况下,对管理政策的阐述,实际上解释了不同时期组织租的内部分配状况”。奈特、阿罗、钱德勒和威廉姆森等学者认为青木昌彦提到的“企业特质性资源”有股东集团更高的风险承担能力、雇员愿意合作并赋予股东在不确定性环境下的指挥、监督和协调能力、雇员在工作中形成的特定技能以及雇主利用和促进该种技能的能力,以及管理者有效配置资源的能力、基层雇员团队形成的集体技能,以及雇主有效促进和利用这种技能的能力等。因此,企业特质性资源分别由雇员集团和股东集团所有,企业成员共享组织租也就有了理论基础。但青木昌彦认为“只有雇员在不能达成满意的协议时,可以作出有效的退出威胁,分享企业特质性收益才是合乎逻辑的”,遗憾的是,他并没有继续论述谈判力配置以及企业的组织/组织结构的决定因素,而是先验地就将企业看作为促进合作的组织结构。
但他指出,因为雇员谈判力的增强势必会增加均衡工资率、较低投资率、劳动者就业水平刚性,所以可以实现内部效率的合作博弈通常会降低资源配置效率。青木昌彦所说的这种关系在短期内是可能存在的,但在长期中,由于企业必须依赖于分工深化的速度才能保证长期的增长态势,而人力资本的收益状态是决定分工速度的关键因素,因此,人力资本谈判力的增强在长期中对企业演化趋势的影响可能并不像青木昌彦所说的只有负面作用。
③国内学者对合作机制的规范性阐释。
基本共识是利益相关者合作创造并参与组织剩余的分配是企业的重要性质。杨瑞龙和杨其静(2000)以瓦尔拉斯范式两个致命的内在矛盾为起点,反思了“资本雇佣劳动”的新古典命题,这是国内最为全面阐释企业合作机制的文献。实际上,企业制度/组织结构一定是依谈判力结构的变化而在合作框架中不断演进的。因此,他们预计企业的组织形态也从资方占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企业发展到共享型公司制企业,也许随着社会的进步,人力资本的重要性会进一步得到提升,以知识资本占主导地位的知本主义企业也将会出现。刘长庚等人(2003)认为,我国国有企业的改制既要经历一个创建中国式现代企业制度的改制过程,又要经历一个现代企业制度中国化的改造过程,而将这两个过程统一起来的途径和基础,则应是劳动联合和资本联合的有机结合。但联合产权的概念相对于与青木昌彦的合作博弈框架而言,就更显得单薄了一些,原因有三:首先,他们未能区分“法律产权”与“经济产权”,及它们各自不同的实现机制,这显然是对产权概念的误解。例如,假定某人拥有一部的士的全部法律上的产权,但以他个人的能力不可能一天24小时均由他一个人驾驶并营运,无论如何他都要将某一时段的驾驶权和营运权转让出去。重要的是,他不可能选择出租汽车司机市场的“均衡价格”雇佣司机或者转让某一时段的运营权。因为司机驾驶技术的异质性决定了任何业主与承租司机之间合作租金的存在性,出租司机必然要在分享这一租金的前提下才能提供合作行为。承租司机的驾驶技术越好,业主让渡的份额就应该越高,但同时出租车的业主也会相应获得更长的出租车使用期限以及更高的收益。总而言之,“完全歧视性定价”策略才是出租车司机劳动市场的均衡状态。这个例子说明了“经济产权”是一种实际产权,而“法律产权”只是名义上的产权,而实际产权要比名义产权更有经济分析价值;其次,既然任何“法律产权”都要在“经济产权”的意义上获得资产收益权,那么,对法律产权转向经济产权的内在机制进行深入研究于发展和丰富企业理论的意义就非常大,现在看来,这个机制就是合作及演化机制;最后,他们的分析往往将资本所有者看作是与人力资本相异的一类特殊群体,具有完全不同的效用函数和行为原则,从而将经济学赋予了极浓厚的人种学色彩。
与“联合产权”概念相似的还有王金柱等人的“双重产权制度”、“二元产权制度”、“复合产权制度”以及“双产权制度”等。其核心观点是由于财产占有社会化趋势和人力资本作用日益凸显,将推动“物力资本主导”的单一产权制度向“双产权制度”演进。陈赤平(2006)认为,企业是资本、劳动、惯例和技术等不同要素所有者通过契约联结而成的有机整体,企业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原因因此就在于要素所有者相互合作能够创造合作剩余,从而合作剩余的创造与分配、促进要素所有者之间由非合作博弈转变为合作博弈以提高企业合作效率就是公司治理的核心。与青木昌彦不同的是,陈赤平等认为组织内部各个成员之间可能是非合作博弈,采用类似于巴泽尔的“混合治理”,即明确契约关系治理与弹性治理相结合治理方式才是保证公司治理效率的基础,而弹性治理的效率在于剩余权利的适应性配置。他否认了企业本来就是一个合作组织的观点。其实,合作与非合作博弈仅仅只由博弈的信息结构决定,而博弈的支付结构则是决定均衡位置。企业作为一个提供合作制度的组织自然一定会实现内部帕累托效率,但这并不意味着任何合作博弈都可以自然而然地实现长期最优的企业制度,它仅仅只实现了短期效率,而制度、技术与市场等综合环境一起决定的支付结构才能实质性地推动企业合作博弈均衡的演化,并因此决定着企业长期效率的高低。陈赤平的“制度环境是企业合作效率实现的保证”的观点因此值得商榷,更好的表述应该是:良好的制度环境是保证企业实现长期效率演进的保证。另外,黄桂田、李正全等认为企业和市场各自的性质及其相互关系源于一般分工与个别分工的性质及其相关关系,即企业是要素所有者为分享“合作剩余”而达成的合约,而市场则是商品所有者交换比较优势的制度安排,两者互补而不相互替代。与此相应的,谢德仁则认为企业是市场中要素所有者签订的一组不完备的要素使用权交易合约的履行过程,包括要素投入、要素使用权的行驶以及要素增值的分配、企业组织资本和组织资产的创造和使用等,并且这一过程融交易功能和生产功能于一体。因此,企业和市场不是截然对立的,而是互为基础、互相促进的。周其仁将企业看作为一个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的特别合约,由于人力资本不可压榨,消极的物质资本向来都是掌握在那些有用企业家人力资本的人手中,从而在合作框架中强调了企业家才能的重要性[61];杨瑞龙和周业安从关系契约论出发,认为企业的本质就是一种既要规制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冲突,还要促进当事人之间合作的关系契约网络,企业契约不仅不是完全的,还要持续好长时间[62]。但关系契约因何而产生“关系”未能得到深入地研究。
聂辉华(2003)借鉴哈特“粘性物质”概念,把企业作为一种人力资本使用权交易的粘性组织的论述就试图通过“粘性物质”的概念解释“关系”之所以会产生的原因。一种契约、组织、交易形式或生产方式具有组织粘性,即它拥有某些共有或不可分割的要素,从而使得组织中的个人与这些要素相结合会产生更高收益或失去这些要素会遭受更大损失,这些要素就是粘性要素(coherent factors)。但哈特和聂辉华的“粘性生产要素”仍然是不彻底的,因为问题的关键是要彻底搞清楚粘性产生的原因。杨瑞龙和杨其静(2001)认为企业制度的本质是如何创造和分配组织租金,提出了“专有性”而非“专用性”资产才是当事人获得组织租谈判力的基础,解释了企业成员分享合作剩余权利部分来源。事实上,只有那些拥有专有性资产的所有者才真正有实力分享组织租金,但必须以被企业中其它要素及其属性依赖为前提。而且,某种“专有性”资产被其他资产依赖的程度会随市场、技术和政策环境而不断演化,并因此推动博弈支付结构、进而企业制度/组织结构的演化。但这些还是未能得到很好的解释。
总之,将企业所有权结构视为要素所有者市场交易的结果,那么要素所有者的策略选择就是构造企业所有权制度的基础。而要素所有者的策略选择又必然依存于企业所处的技术、市场和制度等环境,而由于技术、市场和制度等环境是动态变化的,所以并不存在一个普适性的最优所有权安排,重要的不是设计优化企业所有权安排,而是通过为相关资产建立排他性产权,构造和培育市场关系,从而在资源的市场交易中优化企业所有权安排。
四、企业理论在合作演化机制下的可能进路
因此,现在要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企业理论面临三个具体任务:首先,找到一个合适的分析单位,这个分析单位不仅可以刻画要素使用权交易履约全过程中的合作演化动态,而且还要能够很好地将企业的契约性与技术性结合起来展示该过程;其次,找到可以表征该分析单位异质性的维度,借以构建个人策略、企业制度/组织结构与宏观经济之间的理论联系;最后,找到一个可以方便地分析该分析单位的工具。简言之,为形式化企业的合作演化机制,我们还需要新的分析单位、分析工具及切入点。
首先看适合于对企业进行演化分析基本分析单位的选择。就企业这个组织而言,至少有三个本质规定性:历史范畴;反映一定的生产关系;与社会分工、市场发展等紧密相联,因此,企业至少包含了反映一定技术和市场条件的组织制度/结构、反映社会生产关系的权利结构、以及劳动关系等三种关系。而回顾企业理论的基本分析单位,新古典经济学企业理论使用的是“交换”,没有关注权利转让的组织意义;而新制度经济学企业理论采用的是“交易”,关注的是伴随交换的权利转移的组织意义。无论是交换还是交易,都是将人类最基本的经济生活活动所具有的物质性与契约性割裂开来的概念,实际上,这两者是不可分割的,是经济活动的基本属性,因此,人类基本活动单位“交往”才可能是一个可以用于企业的基本分析单位。
至于基本分析工具,由于博弈(交往)的均衡演化成了惯例,稳定的行为模式和预期是个体或组织决策的前提。但合作水平又决定于随技术、制度和市场等环境而不断变化的利益与冲突的相对状态,而利益与冲突的相对状态也会不断演化,从而人们面对的是一个不可完全预知的博弈结构。因此,演化博弈论才可能真正展示企业制度结构的这种演化机制。进一步设想,假如个体的行为方式在长期交往中能够演化成一种固定的相互作用的行为模式,并最终型构为某种企业组织结构,稳定的行为模式自然实质性地改善了信息交流方面的障碍,促进了合作博弈境势的形成。Young(1993,1995)、Young和Foster(1991)等人的演化博弈论方法形式化从个人策略到企业可观测的组织行为的演化过程,也为我们提供了方法上的范例。我们要利用演化博弈稳定均衡的选择策略搭建起环境、个体策略行为、企业的组织行为与宏观经济之间的理论桥梁,这也是企业理论的本质任务。
企业的合作演化机制实质上就是要素所有者之间的利益与冲突的相对状态不断随环境变化的机制。由于市场是交换比较优势的组织,而企业则是为要素所有者分享“合作剩余”的制度安排,所以,前者的演化基于个别分工深化的纯冲突的合作博弈,而后者的演化则是基于一般分工深化的具有不同利益与冲突相对状态的合作博弈,企业的异质性也源于利益与冲突的相对程度的差异。进一步将这两种不同的交往结构与分工联系起来,我们进一步可以这样预设:由于个别分工成就的是完全替代的要素,一般分工成就的则是不同互补性程度的要素,而要素间互补与替代的相对程度决定着合作水平。那么,从完全互补的要素组合到完全替代的要素组合,合作水平的连续变化必然反映了从市场到异质性企业组织结构的连续演化过程。
五、结论
由于不确定性的存在,企业是为应对经济个体达成合作所面临的困扰而内生出的一种非市场治理结构。无论是市场还是各类异质的企业等微观经济组织,都是通过重复博弈而达成的合作状态,唯一不同的是,纯粹的市场里进行的是纯冲突的交往,而企业的异质性则源于其所组织的交往所具有的彼此相异的冲突与协调的相对状态。进一步,由于制度环境的改变、新技术及技术的使用模式的变动、原有要素的用途发生变化等原因都会不断改变着个体谈判力的相对地位,进而推动着冲突与协调的相对状态,企业组织结构从而也不断演化。因此,构建一种合作演化机制是企业理论下一步的研究方向,也是企业理论真正承担起政策制度环境影响宏观经济表现及变迁的前提理论的内在要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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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青木昌彦,企业的合作博弈理论,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 63-67
7、青木昌彦,企业的合作博弈理论,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 30-31
【关键词】不确定性;合作机制;合作演化机制;企业理论;交往
【Abstract】Different understanding of uncertainty and deal with neo-classical theory of the firm to differentiate into transaction cost theory of the firm and business capacity of the theory, although all the elements that the business is the owner of cooperation to create and share the remaining devices, but are faced with difficult dynamic problem . Of "engagement" as the unit of analysis is simply carried out in pure market exchanges between the conflict, while the company is due to the heterogeneity of their organization's interaction with each other by differences in the relative state of conflict and co-ordination. The system, technical, and market environment will be by changing the relative position of the individual bargaining power to change the relative state of conflict and the coordination of the enterprise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also will be co-evolved in order to maintain balance, therefore, co-evolutionary mechanism could well explain how the system impact of macroeconomic, is also the theory of the firm forward.
【Key words】Uncertainty; cooperation mechanism; co-evolution mechanism; theory of the firm; contacts
【中图分类号】G40-053 【文章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594(2010)01-0058-07
一、前言
1921年奈特对不确定性的研究才开启了组织经济学的大门,学者对不确定性的不同解释将企业理论分化为交易成本经济学企业理论和演化经济学企业理论两类迥然不同的两类体系。前者认为不确定性是因为决策者实施最大化决策时面临着成本约束,不确定是参数性的,因此,匹配交易成本与组织结构就可以解决不确定性带来的困扰。正如Williamson所指出的,不同交易的特征及其相应的成本是决定不同治理形式(市场和企业)相互替代的决定因素;后者则认为不确定性源自于人类对未来认知的知识缺乏,不确定是结构性的,因而也是客观的。因此,企业只能将异质性知识、能力和资源演化为惯例,而对惯例的搜寻、模仿和试错就构成了企业演化的基本力量(纳尔逊和温特,1982;Alchian,1950)。
另外,它们对与不确定性紧密联系的有限理性的认识也存在重要分歧。例如,交易成本经济学试图将“洞察力”概念与有限理性结合起来排除不确定性(Williamson,1991),进而个体就可以对组织结构进行不懈的边际分析了(杨瑞龙,2001);就演化经济学而言,由于个体在不断变化的动态环境中根本不可能对结果进行正确的比较、甄别和选择,无理性的假定因此也有问题。虽然它们都认识到了不确定性赋予了企业等微观经济组织的经济协调作用,但并没有描述个体策略、组织行为到宏观经济活动的内在机制,“尘埃是如何落定的” 过程仍然没有得到解释。
博弈论,特别是演化博弈论极大丰富了企业理论的工具箱,学者们也因此分化为新制度经济学派、当代新古典主流经济学流派和制度内生学派。例如,青木昌彦(Masahiko Aoki)将企业看作股东和雇员形成的联盟,共同成为企业特质性资源的贡献者并共同分享由企业特质性资源产生的组织租,企业制度就是通过合作机制获得的组织均衡。他认为合作博弈模型可以作为分析不同制度框架下现代公司制企业效率特征的一般框架。我国也有很多学者对企业的合作机制进行了研究。周其仁指出那些消极的物质资本向来都是掌握在那些拥有企业家人力资本的人手中的,显然与Masahiko Aoki“企业特质性资源才有资格分享组织租”的思想一致;杨瑞龙和周业安受 “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启发,认为不仅物质资本投资者承担了风险,包括普通工人在内的企业相关者也都投入了专用性的人力资本,因此最优治理结构应该是允许众多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的企业制度;刘长庚、王金柱和陈赤平等也通过建立双产权、联合产权等概念提出了企业合作机制的具体方案。总之,博弈论和演化博弈论为存有分歧的企业理论在合作机制下整合提供了可能。
二、不确定性与企业理论的分化
事实上,在不确定性条件下,企业等经济组织的行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更是基础性的,企业理论研究目的就是考察它的资源配置作用(Archibald,1996),也为分析宏观经济系统的演化建立坚实的理论基础。
新古典经济学的企业理论只是其附属物,更是其前提假设(Demsetz,1999)。因为假定了经济系统是一个纯粹物质交换的确定性系统,从而可以很方便地通过技术—经济规模、技术的不可分性等概念为企业行为提供一个极简单的最优方案。该理论在一般意义上强调技术的作用,在特定意义上强调规模收益递减作为企业规模的决定因素,而且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下讨论行业行为和最优生产配置问题显然有用而且正确。但因为完全理性假定而忽略了对内部激励和内部组织问题的研究;更没有令人满意地研究企业制度的产生和演化规律,因此,新古典经济学企业理论既适合用来解释全世界只有一个巨型企业,而所有其它企业只是它的一个生产部门时的情形,也适合用来解释企业的每一个工厂和部门都是独立企业的最优化问题。
然而经济系统不断演变的(Nelson & Winter,1982),不确定性困扰时不可回避经济学和管理学问题。正是奈特(1921)通过分析风险与不确定性的区别来解释企业利润的产生开始,对不确定性的解释才成为分析企业的奠基性概念。奈特认为,从任何事件结果的可预见性来分,风险是可以预见和补偿的,而不确定性则是不可预见,也是不可估计的。即使是在完备信息下,风险也不能解释利润,利润只能来源于“不确定性”。由于风险偏好分布不均衡,总有人愿意承担风险并承诺给放弃索取剩余权的人以固定支付,企业因此是管理者和雇员之间决策分工和风险分摊机制。
但德姆塞茨(Demsetz,1999)却认为不确定性实际上是对事件的性质和结果缺乏一致和共同的认识,奈特没有为他的论点提供任何论据(Stigler,1951),因而他的分析和概括是经验性的、武断的。哈耶克(F.A.Hayek,1945)则认为不确定性是知识的分散性所致,决策就是如何运用分散的知识,因此,经济协调的关键是实现权利结构与知识结构的对应(杨瑞龙,刘刚,2001)。西蒙(Simon,1957)以“主观理性”将有限理性区别于新古典的完全理性,认为不确定性源自于边际计算所面临的禁止性成本,企业制度/组织正是为最大限度避免理性的局限性和节约决策成本服务的,决策成本甚至就是信息成本(Stigler,1961)。显然,这些解释仍然是新古典经济学完全理性假设及分析传统。只有Langlois在奈特的不确定性分析框架中研究企业组织结构问题。
企业理论因此分化为两类交易成本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两类理论系统,前者基于参数不确定性,发展了寻租理论、产权理论、委托代理理论、适应性理论和巴泽尔的企业理论等,致力于解决交易成本与治理结构的最优匹配问题(Coase,1937;Williamson,1975,1985);后者基于结构不确定性,发展了各种企业的能力理论(Alchian,1950),致力于企业对表现良好的同行进行不懈地搜寻、模仿和选择过程的研究。
①交易成本经济学企业理论。
交易成本经济学的企业理论可以归纳为寻租理论、以GHM模型为基础的产权理论、激励理论和适应性理论四种①。这些企业理论有两个重要的发现:一是人力资本的作用及其特征;二是产权及其制度在资源配置中的极端重要性。交易成本经济学的共同点是旨在通过对企业组织结构的选择来最小化不确定性问题带来的成本,最优化剩余控制权和索取权的结构以促进成员合作,但也往往认为单边治理结构是最优的生产组织形式。
激励理论实质是完全契约理论,它假定可以在事前设计出完备合约来解决不确定性问题,从而促进团队成员的合作。适应性理论与激励理论不同,它承认有限理性和不确定性的存在性,先验的最优企业制度可能根本就没有,最优契约应该是最有利于团队在环境变化后进行事后适应性决策的契约。例如,Simon认为在不确定性和有限理性下,人们要么事前就签订一组完全契约而不给事后因环境变化而修改条款以任何机会,要么事先就将决策权完全地授予某一方,假如给予再谈判机制,适应性策略设计契约仍然是帕累托占优的,纵然考虑到机会主义和卸责行为也是如此。有意义的是,西蒙隐含地说明了有效率的契约并不必然是由物质资本所有者拥有企业的控制权,而完全可以在任何团队成员之间配置。产权理论是第一次从整体上权衡一体化的收益与成本并以此决定组织结构的企业理论。该理论认为只要所有成员的行为和不确定性可以无成本的被观察到,并允许团队成员之间再谈判的话,无论权力结构如何配置均不影响企业绩效,虽然所有权初始配置结构仍然会对团队成员的支付结构产生影响。寻租理论是Gibbons在职业生涯模型(Holmstrom,1982)、信号阻塞模型(Fudenberg和Tirole,1986)以及影响活动模型(Milgtom和Robberts,1988)的基础上,综合考察了企业内外寻租活动的成本和收益基础上形成的,它有两个核心定理:一是对团队潜在准租金越敏感的成员付出的“游说活动”及其边际成本也就越高;二是既定环境下的潜在准租金越高,组建一体化组织的收益也就越高。
正如Grossman和Hart(1986)强调的:现代企业的契约理论,其本质是一个企业所有权安排的过程(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或风险制造和风险承担的对应),也就是Williamson所说的最优组织结构选择问题。交易成本经济学实际上已经放弃了“资本雇佣劳动”是最优的组织结构的必然性,逐步展示了不同生产要素在特定环境下的“经济权利”在组织选择中的核心意义,表现出了“合作”创造组织剩余的思想萌芽。
②从能力、资源到演化企业理论。
演化经济学将企业看作更有利于分散的知识交换和共享的组织结构,摒弃了企业作为市场对立面的新古典观点,而是从企业的能力和知识的积累及竞争力角度研究企业组织的演化规律。
《国富论》表达了经济增长和发展是由于劳动者“干中学”以及劳动分工的不断深化使得劳动技能得到了熟练和提升所致的观点,因而是企业能力理论最早的理论源泉,但直接的奠基者还是弗雷德•马歇尔。他认为是对专业化的不断追求与专业化分工所导致的技能、知识和协调成本的增加这一对矛盾不断推动着企业制度地演进。彭罗斯(Penrose,1959)在《企业成长理论》认为企业的各种资源既能激发企业成长同时又必定限制企业成长的速度,企业本来就是“某种基于管理框架的资源集合体”,而管理框架边界的演化则是一个基于“管理协调”和“权威沟通”范围的内生增长过程。吉布莱特(Gibrat,1931)在《非均衡经济学》中发展的有关企业规模及其成长与产业结构之间的关系的“吉布莱特定律”也对企业能力理论的发展有着相当的意义。对此作出贡献的文献还有Chandler(1962)的《战略与结构》、Marris(1964)的《管理的资本主义经济原理》、Richardson(1972)的《工业组织》等。这些文献有一个基本共识:唯有“组织学习”是克服个体和组织认知能力的局限性的重要活动。威廉姆斯甚至因此将“组织学习”看作是形成和维持企业竞争优势唯一的、持久的动力。
此后,能力理论以内生成长理论为起点,历经了Wernerfelt(1984)的资源观、Prahalad和Hamel(1990)、Leonard-Barton(1992)核心能力理论,最终以Teece(1997,2000)的动态理论为标志正式形成。例如,资源观认为企业异质性资源是由公司控制的、能被公司用来提高效益的所有组织资产、能力、公司属性与特征、信息、知识等组成的,并可归纳为实物资本资源、人力资本资源和组织资本资源(Barney1991),它们只能在企业内部不断的动态积累形成(Dierickx与Cool ,1989),因为其不可模仿性而具有经济意义,并成为利润的源泉(Wernerfelt,1984)。此后,Prahalad与Hamel(1990)首次提出了企业核心能力概念,并认为核心能力是一种在组织中共享知识、如何协调分散的生产技巧,以及如何综合企业内部多样化的技术知识的能力。自此以后,许多学者从整合观、网络观、协调观、组合观、知识载体观、元件—架构观、平台观、技术能力观等不同角度对之拓展。但是,企业极容易因为培育“核心能力”而陷入“核心刚性”的困境,因此,“动态能力”和“战略管理”对提升企业能力是不可忽视的。企业动态能力指的是企业组织长期的学习能力、适应环境的能力、变化能力以及变革能力等,而其中的主要内容包括组织惯例、技能和互补性资产组合能力。至此,从生产角度考察企业的能力理论基本上迈向了将企业的生产性质与交易性质相融合的理论之路。动态理论中的组织惯例、技能和互补性资产这三核心概念极具理论价值。原因是,假如组织惯例是基于互补性资产的变化而不断演进,并且企业的技能也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得到提高的话,交易成本经济学必定可以在演化经济学提供的理论框架之中得到进一步发展,并最终可能与能力理论共享相同的分析框架。
例如,纳尔逊和温特发表于1982年的《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就拓展了组织惯例的经济意义并展示了它的演化规律,提出了企业演化就是惯例演化的重要思想。“我们在本书中发展一种演化理论,它论述在市场环境中经营的企业能力和行为。我们还建立和分析符合这种理论的许多模型。我们提出,一种演化理论所提供的广阔视野,对于分析与经济变迁有关的众多现象是有用的;经济变迁是由于产品需求或要素供给的情况发生变化,或由于企业方面的创新。我们建立的各种特定模型分别针对经济变迁的各个不同方面:企业和行业对业已改变了的市场状况的所做出的反应、经济增长,以及通过创新进行的竞争等。我们也总结出了演化理论的规范和实证的含义”。由于纳尔逊和温特研究企业的初衷是阐明企业的组织行为对宏观经济演变的决定性,因此,他们只需要先验地假定企业行为是惯例化的,并没有对企业惯例(企业制度/组织结构)的形成机理、制度环境对个人策略的决定性、个人策略对企业的组织行为的决定性等方面深入研究。
具体的,他们将惯例定义为有规律的、可预测的企业行为模式,而且是一种光滑序列的协调一致的行为能力;惯例是程式化的、默会性的知识;它控制、复制和模拟着经济演化的路径和范围,因此经济演化过程是一个惯例的学习过程。特别重要的是,纳尔逊和温特强调了惯例不是源自于某个中央权威,而是在企业成员之间、企业与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中逐渐演化而成的。因此他们提出并强调了以下具有启发意义的观点:特定的组织惯例经由某种博弈机制在演化中型构。但是,他们并不认可组织惯例的“制度性”,而特别强调了组织惯例的“技术性”方面。这也构成了可供拓展的方向。纳尔逊和温特之所以单纯强调了惯例的“技术性”本质,是因为在他们看来,企业所使用的“技术本身”,即要素属性的战略关系本身决定了组织惯例的性质及其演化路径。这一认识显然是狭隘的,它不仅与他们自己将组织惯例定义为某种“默会性”知识的预设相矛盾,因为惯例在他们看来,本身就是由企业成员在特定的制度、技术和市场等环境下经由某种博弈机制而形成的组织行为模式(企业制度),惯例因此就不仅仅只有“技术性”了;而且也未能充分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任何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都是由“自然关系”和“社会关系”两个方面同时定义的。前者具有“技术性”不假,但后者则具有广义的“制度性”含义,它们之间互为因果、互相促进。其实,社会经济系统中并不会有纯粹的技术存在,因为任何技术都只有在使用它的时候才会具有意义,而某种技术一旦被使用,它就会与使用它的个人和组织的行为策略相互作用而型构为“制度意义上”的存在物。“自然关系”与“社会关系”原本就互为因果、互为中介的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缺一不可,也不可独存。
总之,纳尔逊和温特模型化惯例的重要意义在于建构起了可以将交易成本经济学“组织结构的选择”和演化经济学的“企业能力的动态累积”融合在一起的理论框架。他们以个人和组织行为模式在演化过程的逐步惯例化来解决“不确定性”问题的合理性是基于以下两点:a、个人或者组织的行为惯例在冲突中扮演了类似“休战协定”的角色,从而可以将那些潜在的、明显的冲突保持在可预测的范围内,使组织成员满足和习惯于他们所扮演的角色,因此可以获得明显的经济效率;b、惯例促进了组织内特定的、操作性知识的形成和存储,长期中可以被逐步累积和发展为企业的核心能力。
企业理论进一步发展下去的障碍有两个:a、如何理解并构建组织惯例的“刚性”与环境(技术环境、制度环境和市场环境)剧烈变化之间的协调机制;b、支撑从个人策略演进到企业的可被观测到的行为的机制是什么?或者说,是否存在一种机制,能够将制度环境、个人策略、组织行为与宏观经济的演化变迁之间的逻辑展现出来。
按照纳尔逊和温特的观点,惯例是在既定环境下成员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构及应对既定冲突的休战协议,我们体会到了惯例就是一种博弈合作解。因此,组织成员如何从非合作博弈转变为合作博弈,并将既定环境的合作博弈解型构为特定的企业组织结构的“合作机制”极可能就是组织之所以可以在演化框架中破解“不确定性”的钥匙。
三、企业理论在合作机制下走向融合
企业应对“不确定性”起到的组织协调作用、企业组织结构类似于惯例、组织演化等同于惯例演化,以及惯例发挥着“休战协议”功能等理论愈来愈清晰地将企业、合作及演化机制与“不确定性”联系起来。假如合作及演化机制建构是破解不确定性组织工具的话,那么,合作及演化机制必定能够解释制度、技术和市场等环境如何影响个人策略、个人策略又是如何被型构为企业组织行为,以及如何建构为宏观经济外在表现的逻辑过程。
①刘易斯和肖特对建构企业的合作机制的启示。
既然企业是合作制度和惯例的集合,那么,非合作博弈向合作博弈转化的条件又是什么呢?合作博弈机制优势如何推动着企业组织结构演化的呢?刘易斯定义的惯例在“一般意义上”对第一个问题作了研究,而肖特定义的制度也隐含了表明了组织结构对实现这种转变的必要性;对于后一个问题,青木昌彦虽然未涉及企业的合作演化,但为构建企业的合作及其机制方面做出了开创性的工作。具体的,刘易斯将惯例定义为:
“A social convention:在人口群体 中,当其中的成员在重复出现的境势 中,作为当事人常规性的 (Regularity)只有在下列条件下并成为 的共同知识时,它才成为惯例:(1)每个人都遵从(Confirm) ;(2)每个人都预计到他人会遵从 ;并且(3)因为 是一个协调问题,而一致遵从 又是 中的一种协调均衡,在他人遵从 的条件下每个人都乐于遵从它。”
因此,惯例是协调博弈解,它既是合作解,也是帕累托最优的。罗必良先生认为协调博弈解是非合作解⑤,显然是误解。协调博弈没有非合作解,因为协调博弈境势预设了必要信息是充分的,支付结构也决定了其均衡解的帕累托最优性。罗必良先生之所以有此误解,是因为没有注意到“必要信息”、“信息的多寡”、“充分信息”之间有区别的经济含义。比如,你到商场去买价格为10元钱一包的香烟时,虽然信息少得仅“价格”一项,但对于达成合作解而言就足够了,因此也是合作博弈;而对于一项涉及很长时间的交易,未知状态太多了,哪怕你搜集了厚厚一本的资料来论证其未来各种状态出现的概率,但对于达成长久的合作所必要的信息仍然不是充分的,也只能是非合作境势。而罗必良先生认为在非合作境势下不可能得到合作解也是误解,从肖特的制度定义中就可以得到启示:
“A social institution:在人口群体 中, 当其中的成员在重复出现的境势 下,作为当事人常规性的 只有在下列条件下而成为人口 中的共同知识时,它才成为一种institution:(1)每个人都遵同 ;(2)每个人都预计他人会遵同 ;并且(3)因为 是一个协调问题,而一致遵同又是 中的一种协调均衡,或者在他人遵同 的条件下每个人又乐意遵同它,或者(4)如果任何一个人偏离了 ,人们知道其他人当中的一些或全部将也会偏离,在反复出现的博弈 中采用偏离策略的得益对于所有当事人来说都要比与 相对应的得益低。”
肖特的定义与下面的定义是一致的:
“一种institution 被定义为适用于已建立起来的惯例(practices)或情形( situation) 以及为一个社会系统里的成员所一般接受的规则系统。人们相互交往的这些标识(guidelines) 抑或可以为法律、宪章、宪法等等所明确界定,抑或对某一特定的文化(比如习俗、显俗、一般为人们所接受的伦理原则等等)来说是隐含着的。关键在于,an institution 标示了能被预期到的个人或群体行动的结果。给定一种业已存在的institution,个人或群体在一定程度上知道他(们) 的活动将引起如何反应。”
实际上,肖特在承认了刘易斯定义的惯例这种协调博弈的境势以外,还定义了非协调博弈的境势。而如何在这种非协调博弈境势下得到合作博弈解并进而演化为“标示了能被预期到的个人或群体行动的结果”社会制度呢?“只要这种非协调博弈境势反复出现”,人们赖以交往的规则就会成为人们实施合作交往的指南,也就可以保证原本是协调博弈的合作解—惯例 —成为人们共同遵守的制度。因此,肖特将“重复博弈”作为制度或组织结构型构的前提实际上隐含了组织结构对于非合作博弈向合作博弈转化的必要性。那么,到底什么样的条件可以保证当事人愿意重复博弈呢?肖特没有论述。但他给了我们这样的启示:有意识的人们可以从某种非协调博弈境势内生出相应的某种“组织”,而该组织可以保证相同的个体之间重复实施他们所愿意的交易,并可以因此保证未来不确定性收益按照既定的 进行协调。问题因此转变为:既然某种非协调的博弈境势必然会内生出特定的组织结构以促进合作,而众所周知的是,任何博弈境势都是由支付结构和信息结构共同决定的,但某种特定的组织结构只是改变了博弈的信息结构,那又是什么因素决定了博弈的支付结构呢?因此,肖特没有回答到底什么类型的非协调的支付结构可以通过某种内生组织转化为协调博弈这个关键问题。
②青木昌彦对构建企业合作机制的贡献。
但青木昌彦避开了这个问题而直接进入到第二个问题,即直接回答了将个人策略的相互作用作用演化为企业的可被观测到的组织行为的“合作机制”是什么。他认为,所有理论都忽视了企业作为一个由股东、管理者和雇员等成员组成的一个联盟结构的主要特征[50]。他分别在1980年9月和1982年12月在合作博弈的框架中对现代公司制企业的这种联盟结构建立了模型,并强调企业的合作博弈理论既不是利润最大化的新古典企业模型,也不是增长最大化的企业管理者模型,更不是工人控制性企业模型,而是一个具有普遍解释力的静态分析框架。而将股东集团与雇员集团就组织租的分配和雇员参与管理政策的制定等谈判过程称为合作博弈,而且,该博弈可以“得出一个有束缚力的一致同意的协议,所选择的结果可能满足各方的共同利益”,管理者只充当了“瓦尔拉斯意义上的企业家和拍卖人”角色。“假设谈判一方以撤出合作博弈作为有力的威胁,没有任何一方期望在破坏合作的同时,又没有造成损失的情况下获得效用的增进。组织均衡的实现,一般要求在制定管理政策的同时,确定组织租的内部分配状况。在市场条件和企业特质性资源存量既定的情况下,对管理政策的阐述,实际上解释了不同时期组织租的内部分配状况”。奈特、阿罗、钱德勒和威廉姆森等学者认为青木昌彦提到的“企业特质性资源”有股东集团更高的风险承担能力、雇员愿意合作并赋予股东在不确定性环境下的指挥、监督和协调能力、雇员在工作中形成的特定技能以及雇主利用和促进该种技能的能力,以及管理者有效配置资源的能力、基层雇员团队形成的集体技能,以及雇主有效促进和利用这种技能的能力等。因此,企业特质性资源分别由雇员集团和股东集团所有,企业成员共享组织租也就有了理论基础。但青木昌彦认为“只有雇员在不能达成满意的协议时,可以作出有效的退出威胁,分享企业特质性收益才是合乎逻辑的”,遗憾的是,他并没有继续论述谈判力配置以及企业的组织/组织结构的决定因素,而是先验地就将企业看作为促进合作的组织结构。
但他指出,因为雇员谈判力的增强势必会增加均衡工资率、较低投资率、劳动者就业水平刚性,所以可以实现内部效率的合作博弈通常会降低资源配置效率。青木昌彦所说的这种关系在短期内是可能存在的,但在长期中,由于企业必须依赖于分工深化的速度才能保证长期的增长态势,而人力资本的收益状态是决定分工速度的关键因素,因此,人力资本谈判力的增强在长期中对企业演化趋势的影响可能并不像青木昌彦所说的只有负面作用。
③国内学者对合作机制的规范性阐释。
基本共识是利益相关者合作创造并参与组织剩余的分配是企业的重要性质。杨瑞龙和杨其静(2000)以瓦尔拉斯范式两个致命的内在矛盾为起点,反思了“资本雇佣劳动”的新古典命题,这是国内最为全面阐释企业合作机制的文献。实际上,企业制度/组织结构一定是依谈判力结构的变化而在合作框架中不断演进的。因此,他们预计企业的组织形态也从资方占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企业发展到共享型公司制企业,也许随着社会的进步,人力资本的重要性会进一步得到提升,以知识资本占主导地位的知本主义企业也将会出现。刘长庚等人(2003)认为,我国国有企业的改制既要经历一个创建中国式现代企业制度的改制过程,又要经历一个现代企业制度中国化的改造过程,而将这两个过程统一起来的途径和基础,则应是劳动联合和资本联合的有机结合。但联合产权的概念相对于与青木昌彦的合作博弈框架而言,就更显得单薄了一些,原因有三:首先,他们未能区分“法律产权”与“经济产权”,及它们各自不同的实现机制,这显然是对产权概念的误解。例如,假定某人拥有一部的士的全部法律上的产权,但以他个人的能力不可能一天24小时均由他一个人驾驶并营运,无论如何他都要将某一时段的驾驶权和营运权转让出去。重要的是,他不可能选择出租汽车司机市场的“均衡价格”雇佣司机或者转让某一时段的运营权。因为司机驾驶技术的异质性决定了任何业主与承租司机之间合作租金的存在性,出租司机必然要在分享这一租金的前提下才能提供合作行为。承租司机的驾驶技术越好,业主让渡的份额就应该越高,但同时出租车的业主也会相应获得更长的出租车使用期限以及更高的收益。总而言之,“完全歧视性定价”策略才是出租车司机劳动市场的均衡状态。这个例子说明了“经济产权”是一种实际产权,而“法律产权”只是名义上的产权,而实际产权要比名义产权更有经济分析价值;其次,既然任何“法律产权”都要在“经济产权”的意义上获得资产收益权,那么,对法律产权转向经济产权的内在机制进行深入研究于发展和丰富企业理论的意义就非常大,现在看来,这个机制就是合作及演化机制;最后,他们的分析往往将资本所有者看作是与人力资本相异的一类特殊群体,具有完全不同的效用函数和行为原则,从而将经济学赋予了极浓厚的人种学色彩。
与“联合产权”概念相似的还有王金柱等人的“双重产权制度”、“二元产权制度”、“复合产权制度”以及“双产权制度”等。其核心观点是由于财产占有社会化趋势和人力资本作用日益凸显,将推动“物力资本主导”的单一产权制度向“双产权制度”演进。陈赤平(2006)认为,企业是资本、劳动、惯例和技术等不同要素所有者通过契约联结而成的有机整体,企业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原因因此就在于要素所有者相互合作能够创造合作剩余,从而合作剩余的创造与分配、促进要素所有者之间由非合作博弈转变为合作博弈以提高企业合作效率就是公司治理的核心。与青木昌彦不同的是,陈赤平等认为组织内部各个成员之间可能是非合作博弈,采用类似于巴泽尔的“混合治理”,即明确契约关系治理与弹性治理相结合治理方式才是保证公司治理效率的基础,而弹性治理的效率在于剩余权利的适应性配置。他否认了企业本来就是一个合作组织的观点。其实,合作与非合作博弈仅仅只由博弈的信息结构决定,而博弈的支付结构则是决定均衡位置。企业作为一个提供合作制度的组织自然一定会实现内部帕累托效率,但这并不意味着任何合作博弈都可以自然而然地实现长期最优的企业制度,它仅仅只实现了短期效率,而制度、技术与市场等综合环境一起决定的支付结构才能实质性地推动企业合作博弈均衡的演化,并因此决定着企业长期效率的高低。陈赤平的“制度环境是企业合作效率实现的保证”的观点因此值得商榷,更好的表述应该是:良好的制度环境是保证企业实现长期效率演进的保证。另外,黄桂田、李正全等认为企业和市场各自的性质及其相互关系源于一般分工与个别分工的性质及其相关关系,即企业是要素所有者为分享“合作剩余”而达成的合约,而市场则是商品所有者交换比较优势的制度安排,两者互补而不相互替代。与此相应的,谢德仁则认为企业是市场中要素所有者签订的一组不完备的要素使用权交易合约的履行过程,包括要素投入、要素使用权的行驶以及要素增值的分配、企业组织资本和组织资产的创造和使用等,并且这一过程融交易功能和生产功能于一体。因此,企业和市场不是截然对立的,而是互为基础、互相促进的。周其仁将企业看作为一个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的特别合约,由于人力资本不可压榨,消极的物质资本向来都是掌握在那些有用企业家人力资本的人手中,从而在合作框架中强调了企业家才能的重要性[61];杨瑞龙和周业安从关系契约论出发,认为企业的本质就是一种既要规制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冲突,还要促进当事人之间合作的关系契约网络,企业契约不仅不是完全的,还要持续好长时间[62]。但关系契约因何而产生“关系”未能得到深入地研究。
聂辉华(2003)借鉴哈特“粘性物质”概念,把企业作为一种人力资本使用权交易的粘性组织的论述就试图通过“粘性物质”的概念解释“关系”之所以会产生的原因。一种契约、组织、交易形式或生产方式具有组织粘性,即它拥有某些共有或不可分割的要素,从而使得组织中的个人与这些要素相结合会产生更高收益或失去这些要素会遭受更大损失,这些要素就是粘性要素(coherent factors)。但哈特和聂辉华的“粘性生产要素”仍然是不彻底的,因为问题的关键是要彻底搞清楚粘性产生的原因。杨瑞龙和杨其静(2001)认为企业制度的本质是如何创造和分配组织租金,提出了“专有性”而非“专用性”资产才是当事人获得组织租谈判力的基础,解释了企业成员分享合作剩余权利部分来源。事实上,只有那些拥有专有性资产的所有者才真正有实力分享组织租金,但必须以被企业中其它要素及其属性依赖为前提。而且,某种“专有性”资产被其他资产依赖的程度会随市场、技术和政策环境而不断演化,并因此推动博弈支付结构、进而企业制度/组织结构的演化。但这些还是未能得到很好的解释。
总之,将企业所有权结构视为要素所有者市场交易的结果,那么要素所有者的策略选择就是构造企业所有权制度的基础。而要素所有者的策略选择又必然依存于企业所处的技术、市场和制度等环境,而由于技术、市场和制度等环境是动态变化的,所以并不存在一个普适性的最优所有权安排,重要的不是设计优化企业所有权安排,而是通过为相关资产建立排他性产权,构造和培育市场关系,从而在资源的市场交易中优化企业所有权安排。
四、企业理论在合作演化机制下的可能进路
因此,现在要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企业理论面临三个具体任务:首先,找到一个合适的分析单位,这个分析单位不仅可以刻画要素使用权交易履约全过程中的合作演化动态,而且还要能够很好地将企业的契约性与技术性结合起来展示该过程;其次,找到可以表征该分析单位异质性的维度,借以构建个人策略、企业制度/组织结构与宏观经济之间的理论联系;最后,找到一个可以方便地分析该分析单位的工具。简言之,为形式化企业的合作演化机制,我们还需要新的分析单位、分析工具及切入点。
首先看适合于对企业进行演化分析基本分析单位的选择。就企业这个组织而言,至少有三个本质规定性:历史范畴;反映一定的生产关系;与社会分工、市场发展等紧密相联,因此,企业至少包含了反映一定技术和市场条件的组织制度/结构、反映社会生产关系的权利结构、以及劳动关系等三种关系。而回顾企业理论的基本分析单位,新古典经济学企业理论使用的是“交换”,没有关注权利转让的组织意义;而新制度经济学企业理论采用的是“交易”,关注的是伴随交换的权利转移的组织意义。无论是交换还是交易,都是将人类最基本的经济生活活动所具有的物质性与契约性割裂开来的概念,实际上,这两者是不可分割的,是经济活动的基本属性,因此,人类基本活动单位“交往”才可能是一个可以用于企业的基本分析单位。
至于基本分析工具,由于博弈(交往)的均衡演化成了惯例,稳定的行为模式和预期是个体或组织决策的前提。但合作水平又决定于随技术、制度和市场等环境而不断变化的利益与冲突的相对状态,而利益与冲突的相对状态也会不断演化,从而人们面对的是一个不可完全预知的博弈结构。因此,演化博弈论才可能真正展示企业制度结构的这种演化机制。进一步设想,假如个体的行为方式在长期交往中能够演化成一种固定的相互作用的行为模式,并最终型构为某种企业组织结构,稳定的行为模式自然实质性地改善了信息交流方面的障碍,促进了合作博弈境势的形成。Young(1993,1995)、Young和Foster(1991)等人的演化博弈论方法形式化从个人策略到企业可观测的组织行为的演化过程,也为我们提供了方法上的范例。我们要利用演化博弈稳定均衡的选择策略搭建起环境、个体策略行为、企业的组织行为与宏观经济之间的理论桥梁,这也是企业理论的本质任务。
企业的合作演化机制实质上就是要素所有者之间的利益与冲突的相对状态不断随环境变化的机制。由于市场是交换比较优势的组织,而企业则是为要素所有者分享“合作剩余”的制度安排,所以,前者的演化基于个别分工深化的纯冲突的合作博弈,而后者的演化则是基于一般分工深化的具有不同利益与冲突相对状态的合作博弈,企业的异质性也源于利益与冲突的相对程度的差异。进一步将这两种不同的交往结构与分工联系起来,我们进一步可以这样预设:由于个别分工成就的是完全替代的要素,一般分工成就的则是不同互补性程度的要素,而要素间互补与替代的相对程度决定着合作水平。那么,从完全互补的要素组合到完全替代的要素组合,合作水平的连续变化必然反映了从市场到异质性企业组织结构的连续演化过程。
五、结论
由于不确定性的存在,企业是为应对经济个体达成合作所面临的困扰而内生出的一种非市场治理结构。无论是市场还是各类异质的企业等微观经济组织,都是通过重复博弈而达成的合作状态,唯一不同的是,纯粹的市场里进行的是纯冲突的交往,而企业的异质性则源于其所组织的交往所具有的彼此相异的冲突与协调的相对状态。进一步,由于制度环境的改变、新技术及技术的使用模式的变动、原有要素的用途发生变化等原因都会不断改变着个体谈判力的相对地位,进而推动着冲突与协调的相对状态,企业组织结构从而也不断演化。因此,构建一种合作演化机制是企业理论下一步的研究方向,也是企业理论真正承担起政策制度环境影响宏观经济表现及变迁的前提理论的内在要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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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陈劲、王焕祥,演化经济学.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8, 100-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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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青木昌彦,企业的合作博弈理论,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 63-67
7、青木昌彦,企业的合作博弈理论,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 30-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