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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耀先(1894～1946)，四川大邑人。曾在川军中任团长、师参谋长。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中共川西特委军委委员、《大声周刊》社长。抗日战争爆发后。在成都领导抗日救亡运动。1940年3月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狱中坚贞不屈。坚持斗争。在重庆中美合作所遇害。
——《辞海》(1984年版)
一、入共产党 属爱国文
车耀先幼年家境贫苦，五岁发蒙读私塾，以后特别喜欢去傅昆山先生办的晚课字学堂，听讲识字，念平仄，对对子；不到一个月，就基本掌握声律基础知识。十来岁提甘蔗、地瓜沿街叫卖。12岁把自己的套裤当了六百铜钱，步行20里，上县城买两大封火柴回来，赶场零卖：每逢一、四、七，赶25里路的两河口；二、五、八，赶20里的三元场；三、六、九，在本场(灌口)香市巷竞卖；逢十，就去10里外的观音堂。14岁到崇庆州(今崇州市)胡记益盛荣号(销售火柴、冥币，兑换银钱)学徒，打杂、送饭、守铺子。191 1年辛亥革命爆发，同志会攻占崇州。1913年车耀先投身行伍，参加川军，开始戎马生涯，先当二等兵，历任司务长、排长、连长，升到团长。1923年春在简阳贾家场作战，头部受伤，虽经抢救脱险，但神经受损，右腿致跛，自是行走不便。他说：“我的头部为军阀们争洋房，争小老婆才负伤的。”因此终身反对内战，痛恨军阀。1921年因驻防福音堂结识基督教牧师聂生明，而参加基督教，作虔诚的基督教徒。1927年两人以四川教友代表身份，赴上海参加“基督教东亚区大会”，目睹外国传教士把持教会，操纵教会，歧视亚洲教徒，愤而离开会场。是年出游日本、朝鲜，考察民情，经东北返川，更广泛地了解围是民生。1928年，因不满刘湘制造“3·31”惨案，愤而退伍。是年冬天，车耀先在成都参加了中国共产党。1930年任中共川西特委军委委员。
他虽当了多年军官，却没有官架子，平易近人，爱护部属。他没有不良嗜好，只酷爱读书写字，刻苦自学，锲而不舍。他资助聂生明牧师读完大学；聂牧师也帮助他学习文化。军中同事游俊等文人，更是他在诗文方面的良师益友，经常请教，多有唱和。他由于天天翻阅《辞源》，好多条文都能背诵出来；写评论文章常能引古证今，运用自如。据几位当年曾听过车耀先讲战略战术的老军人说，车团长讲课既讲文韬武略，又能结合古今战例，给青年军官教益良多。其中不少有识之士还投身到革命队伍中。在中共川西特委军委领导下的人民武装力量能够发展壮大，为人民解放事业作出不朽的贡献，是与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车耀先同志的努力分不开的。
失学青年张先翥(字仲翔)师从近邻车先生，参加社会文化活动，并在工作中学习。1932年，他得游俊先生所赠诗画，有句云：“……(以上原文残缺)将士好私斗，可怜父老水火间。横征暴敛欲无已，相携避走青城山。”“进无可进退难退，踌躇徒叹行止间。”“与君旧有车笠盟，一死一生见交情。”“太息唐师不负人，终为人负病然身。努力餐兮努力餐，话到当年徒伤神。”“君跛厌步尘嚣地，我盲不看傀儡场。”“优游自得人为谁?耀先子明两相知。”
从上述诗句中看得出他们对旧社会军阀混战割据，祸害百姓的愤恨和深恶痛绝，也隐隐透出他们对和平安宁生活的期望；但是有志之士不愿隐居，不图“醉耐临流枕石卧”，而是尽己之力为社会多作奉献。这也旁证了车耀先在《自誓诗》所云：“幼年仗剑怀佛心，放下屠刀求真神。读破新旧约千遍，宗教不过欺愚民。”“喜见东方瑞气升，不问收获问耕耘。愿以我血荐后土，换得神州永太平。”
车耀先退伍后到成都定居。他反对外国传教士利用传教对我国进行文化侵略，刺探我军事情报，搜集我地下资源材料的行径，便联合教友收回教权、教产。以华人自主教会为宗旨的爱国反帝团体一成都市中华基督教改进会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立的，主办有会刊《改进》半月刊。
1931年12月圣诞节，中华基督教改进会在成都陕西街福音堂举行“耶稣诞辰纪念大会”。车耀先同志以成都国语研究社名义撰写对联赠给大会。联日：
圣诞重逢，愿个中黑幕揭穿，
开一九三二新纪念
会名改进，有头上青天印证，
与七千万人大同盟
对联公开宣布庆祝圣诞和成立中华基督教改进会的目的，号召与会者起来揭穿帝国主义操纵四川教会的黑幕，表达了爱国人士坚决与四川七千万人民群众团结一致，共同进行反帝斗争的决心。“个中黑幕”与“头上青天”形象鲜明，寓意深刻；收到言简意赅、开宗明义的效果。对联用白话文表现新的内容，又遵守对联对仗和声律的要求，反映出车耀先深厚的语文工底。
其时福音堂门口还搭起一座松枝、柏桠扎的牌坊，挂着对联长灯，大书车耀先撰写的长联：
扫灭野蛮倭奴，将连年立约、偿金、
丧师、割地奇耻一笔勾销，图强改造新华夏
廓清帝国主义，俾基督自由、平等、
博爱、牺牲真光随时发现，宗旨进行五大洲
这篇战斗檄文义正词严，激越铿锵。上联表达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收复国土，誓雪国耻，改造华夏的决心。它特意选用“野蛮倭奴”来显示蔑视和敌视的感情；“一笔勾销”则掷地有声，犹如铁帚把“奇耻”(先以“立约、偿金、丧师、割地”四个词组列述)扫除干净。下联阐述中华基督教改进会的宗旨：从当时所提的口号“打倒国际帝国主义及其御用作文化侵略的基督教西差会!”“站在被压迫民族的立场，拥护主张自由、平等、和平、博爱的基督耶稣!”“对朋友要和平忍让，对敌人要奋斗牺牲!”中摭取重要词语，点缀成文，可谓匠心独运，妙手著文章。时值九一八事变之后，全国上下抗日热情高涨。这副对联一经公布，立即不胫而走，对于配合共产党领导的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革命斗争，起到良好的宣传作用。
二、做革命饭 举努力餐
车耀先之所以闻名于四川商界，是因为他在成都经营的三家饮食店都很有特色。
“新的面店”。店名新鲜，不随流，朴实自然，雅俗共赏，丝毫没有市侩气和洋场恶少的味道，体现了经营者的文化素质和理想意愿。1928年，“新的面店”先在青羊宫花会上面世，以后改在祠堂街牌坊巷口(今人民公园斜对面)正式经营。据说车团长因伤致跛后，原来的勤务兵等自愿作他的“大班”(轿夫)，退伍后也不愿离开。为了替这些“袍泽弟兄”(如今称“战友”)谋求生活，车耀先拿出自己的退伍金，托人从天津购回手摇轧面机。几位战士也转业当工人，投入“新的面店”，自产自销，卖机器面。当时成都市只有手擀的切面，老一套的素面、炸酱面。而“新的面店”用机器轧制出来的面条筋丝好，均匀整齐，很有卖相；生产效率高，品种有五六个，成了畅销货。平素不爱吃面的人，也慕名专程来看个“新鲜”，尝个“新鲜”。“新的面店”首开成都市机器轧面的先河。其独家经营的“炖鸡面”，又是特新品种，端上桌来，面条雪白，香气扑鼻；吃到口中，鸡肉细嫩，汤味浓郁，爽口快颐。众人皆赞它是营养丰富、南北 咸宜的美食。“新的面店”的招牌，用美术字从左向右排列，引人注目。店员服务态度好。每张餐桌上放的价目表，也比一般饭馆面铺多几行广告：“我们的面如果好，请告诉君的朋友；我们的面如果不好，请告诉我们!”车耀先自拟的广告词，使顾客一见顿感亲切，远非“欢迎批评，请提意见”的套语空话和“味道好极了”的自卖自夸所能比拟。如今有些餐馆把车先生的原创广告词改头换面加以使用，说明“新的面店”影响深远。
“花会场，二仙庵，正中路，树林边，机器面，味道鲜，革命饭，努力餐!”车先生亲拟的大型广告词，开创了现代成都饮食业以广告招徕顾客的先例。“努力餐”于1929年在三桥南街(今人民南路一段)开业，1930年迁祠堂街。店堂门楣匾额从左向右大书：“努力餐：席棹·便饭·面点·精美廉洁。”一连五间铺面，当中雕花门面，宛如花厅堂屋，相当气派。“开堂”吊牌大字夺目，欢迎顾客。柱头挂着营业时间和价目表。几十种菜肴，明码实价，供客拣选。“红烧十景”这道“努力餐”的名菜，是由车耀先和名厨师盛金山、何金鳌几位研究设计、精心烹调出来的。首先选料极精：鲜嫩的鸡、鸭肉、肫(一作胗，成都人读如菌)干、肚舌、心腰、猪后腿肉、鱿鱼、海参、香菇、玉兰(大竹笋)片，外加鲜菜、鲜果(白果、板栗、新核桃仁，随时令选用)；而且做工考究，火色恰到好处，奶汤、调料保质保量。12寸大盘盛出一份，足够四人进餐，售价时仅8角。美食家评曰：“质高、味厚、色鲜、价廉、营养”。餐馆供应“攒盘”，肚、舌、心、肝……五六种可口的腌卤肉食拼镶于大盘，花色齐全，最得酒客青睐。为了满足教师、职员等低收入者三五知己小聚会餐，餐馆专门设计供应“合菜”，凉碟、热菜，蒸烧煎煤，花样各异，制作精美，每席仅花2至4元。以后许多餐馆争相效法，市面便出现“承办筵席，随配合菜”的广告。青年朋友谈恋爱，少不得要相约前来进餐。车耀先颇能体察他们的经济和心理状况，特供这道名菜——“爱之媒”(小份红烧十景)，味美价廉，实惠情深。
除了包席馆，车耀先还开过小型的“庶几饭店”，店址在今人民公园左面邻近小南街的石桥西侧。它按不同时令，每天供应几样肉食、小菜；免费供应吃饭汤。顾客落座，饭菜上桌，一个人只花一角钱，就可饱餐一顿，是上世纪30年代的“经济快餐”。店堂里悬挂一帧横幅，是车耀先的朋友官梦兰先生手书的“努力为大众辟吃饭场所，其庶几乎!”书法精妙，语意双关，既道出了“庶几”与“努力餐”的关系，又表明了经营界的襟怀抱负。“努力餐”则使人联想到《古诗十九首》那句“努力加餐饭”，从中体悟出所表达的劝勉出门人保重自己的深情厚意：人人努力餐，店主心自安。至于“庶几”一语表示希望或推测，相当于“差不多”。《孟子》有“王之好乐甚，则齐国其庶几乎?”《易》有“颜氏之子，其殆庶几乎?”后者又指好学而可成才之人。大众有饭吃，那就差不多了吧?这正是劳苦大众衣食无着时的希望所在。车先生从没忘记这点。同时希望来此就餐的青年学子能够好学成材，这也是车先生的弦外之音。
车先生没有旧社会中人的不良习性，素穿长衫布鞋，自奉俭朴。他开设努力餐馆，绝不是为了赚钱，供家养口，自快自奉。他以此为革命工作的掩护，经常在餐馆熬夜工作到三更过后，也和大家一样吃两碗剩余菜饭混煮的“烫饭”充饥。当时努力餐馆进门右边设有一间阅览室，临街是玻璃窗，大餐桌配木椅，陈列着各地的，特别是延安的进步报刊。五湖四海到成都的进步人士，都要访问“努力餐”；这里“高朋满座”，抗日救国气氛热烈高涨。每周至少有一次党、政、军、学、商各界知名人士的聚会。从事地下工作的张秀熟、洪沛然、周海文、胡绩伟、彭为果等经常在此活动。许多宴会实际都是进步人士的聚谈会、抗战的专题讨论。何其芳、周文、马宗融等作家来成都都由张秀熟和沙汀、李劫人等在此接头。善于搞统战工作的车先生则经常当东道主。1938年10月，林伯渠、吴玉章同志代表中共出席参政会后，返回延安途经成都时，成都文化、教育界人士假座努力餐举办招待会，由刘披云主持，欢迎林、吴二同志讲演。那天努力餐楼上座无虚席，连楼梯、过道都站满听众。掌声不断，热情洋溢，混在现场的特务耳闻目睹，也无可奈何。事过许久，大家都赞扬车先生真会安排。车先生真是把毕生的精力和大量钱财用于文化教育和宣传活动，因为他是共产党人，是成都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人之一。
三、播放文化 鼓救亡潮
1928年底，车先生在祠堂街开设了一家新书店——“我们的书店”。当时成都很多旧书店，出售木板刻印的蒙学读本“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古文选本，旧诗词集；还有《再生缘》、《小菜打仗》这类休闲读物。“我们的书店”就专卖新书、新杂志。当时成都市招多为黑漆底金字横匾，请名书家从右至左题写。“我们的书店”却用了长条形白底蓝边蓝字招牌，从左到右五个仿宋体美术字出自一位不知名的青年之手。这种创新之举，当然吸引了远近众多的读者。“我们”指的谁?车先生在上海与几位同乡筹办书店时就明确提出：书店是我们大家的，服务对象是我们关心的各界青年，包括在校师生。书店不大，只有一位店员曾先生；但出售的书刊品种却不少，大多是当时成都市面上买不到的社会科学书籍，如马列主义著作和进步作家的小说、散文、诗歌(大部分为翻译作品)，以及一些期刊。曾先生也是好学之士，有空就看书。每逢读者进店翻阅书刊，他便主动上前介绍内容，推荐新作，不论生客熟人，买与不买，一视同仁，热忱周到。很多大、中、小学师生和社会上追求真理、渴望新知的青年都乐意到“我们的书店”来买书、读书。张表方(澜)先生也多次到此选购书刊，每次都要和曾先生亲切地交谈。正因为这样，“我们的书店”也就难免遭劫，终致被国民党当局“查封”。但祠堂街上却似雨后春笋地先后开办了“现代文化服务社”、“开明书店”、“北新书局”、“生活书店”等出售进步书刊的书店，抗战时期还开设了“新华书店”。上世纪30年代后，祠堂街成了“文化街”，车耀先集股开办的“我们的书店”是为领先。你说，车耀先是军人呢，是商人呢，还是文化人呢?
车耀先与教育界同志先后组织了“成都国语研究社”和“四川省注音符号促进会”，带着自己的学生张仲翔、李竹鸣、薛特恩等人编写和刻印《注音符号讲义》、《注音符号分韵读本》，自己创制注音符号拼音棋、拼音牌，亲自给印刷厂工人、成都师范学生开注音符号课程，为劳苦大众学习识字创造条件。他师从比自己年轻的卢剑波教授学习世界语，并主编《注音报》和《语言》杂志，曾以本名和“笠盟”、“安步”、“囊萤”、“噫嘻”、“一兮”等笔名，发表过《汉·
畏艰险，坚持办刊，又更名为《大生》，以余路由为编辑兼发行人继续出版。至第5期，又遭查禁停刊。以后再改名《图存》，坚持出版，至第3期被查封。全面 抗战开始后，经车先生力争，国民党当局不得不让《大声》复刊。据张先翥统计，《大声》在一年半时间出版61期，车先生撰写《社声》(社论)40多篇，发刊词、停刊词、短评、杂谈、答读者和其他文章60多篇，约10万字。不少青年在《大声》的影响下，奔赴抗日前线，投身火热的民族解放斗争。各界读者也以不同形式支援了抗日救亡运动。
同时车耀先同志先后发起组建“成都抗战后援会”和“成都各界救国联合会”，还主持“中苏文化协会”的工作，负责编辑出版《中国与苏联》(研究与介绍中苏问题有关的政治、经济、军事、史地、哲学、文艺的综合性刊物)。1939年12月1日，他和张光年、邓初民等在灯笼街电影公司举办集会，欢送四川旅外剧人抗敌演剧队开赴前线，并发表壮行讲话。直到1940年3月16日深夜，他被反动派逮捕入狱，始终不曾中断过文化宣传工作。车耀先同志在新中国成立前夕被杀害，虽然没有看到“怒涛洗尽千年迹，江山从此属万众”，但却实践了“愿以我血荐后土，换得神州永太平”的誓言。他的业绩在中国革命史上占有光辉的一页，他也永远活在人们心中。
“谁个不夸努力餐，救亡抗日领全川。军商文界名声好：共产党人车耀先。”这首诗概括了车耀先同志在成都的革命活动。
车耀先同志集军人、商人、文化人于一身，有胆有识，意志坚强，凛然大义，表现出一位真正无私奉献的共产党人的高贵品质。
共和国的旗帜上有烈士留下的风采。革命先烈英风固在，浩气长存!
[注释]
[1]参见车耀先：《车耀先自传——一封未完的遗书》。
[2]参见《车耀先纪念文集·车耀先大事年谱》。
[3]游俊先生赐张先翥(仲翔)画题诗云：“与君旧有车笠盟，一死一生见交情。王家山头寻常事，席地酣眠均可记。太息唐师不负人，终为人负病然身。努力餐兮努力餐，话到当年徒伤神。桐叶枝繁蕉叶长，薰风凉处隐夕阳。君跛厌步尘嚣地，我盲不看傀儡场。只此碧天堪静坐，醉时临流枕石卧。优游自得人为谁?耀先子明两相知。”
跋日：“癸酉(1932年)夏四月旧同事车耀先即笠盟兄嘱画挂省门以为仲翔居士疥壁盲禅”，印章二：“盲禅”，阳文；“游俊子明”，阴文。
游俊先生另有残存题诗一幅：“……将士好私斗，可怜父老水火间。横征暴敛欲无已，相携避走青城山。传闻小盗阻行路，回头思登峨眉巅。僧徒眠食自莫保，留客寺口多索钱。五七洞天非乐土，桃源何处寻神仙?秋风黄叶堕寒露，纷纷点点鬓毛边。进无可进退难退。踌躇徒叹行止间。”
跋曰：“仲翔仁兄属正子明游俊”。
按：游俊字子明，号盲禅。成都武侯祠现悬挂其撰书楹联：“两表酬三顾，一对足千秋。”
——《辞海》(1984年版)
一、入共产党 属爱国文
车耀先幼年家境贫苦，五岁发蒙读私塾，以后特别喜欢去傅昆山先生办的晚课字学堂，听讲识字，念平仄，对对子；不到一个月，就基本掌握声律基础知识。十来岁提甘蔗、地瓜沿街叫卖。12岁把自己的套裤当了六百铜钱，步行20里，上县城买两大封火柴回来，赶场零卖：每逢一、四、七，赶25里路的两河口；二、五、八，赶20里的三元场；三、六、九，在本场(灌口)香市巷竞卖；逢十，就去10里外的观音堂。14岁到崇庆州(今崇州市)胡记益盛荣号(销售火柴、冥币，兑换银钱)学徒，打杂、送饭、守铺子。191 1年辛亥革命爆发，同志会攻占崇州。1913年车耀先投身行伍，参加川军，开始戎马生涯，先当二等兵，历任司务长、排长、连长，升到团长。1923年春在简阳贾家场作战，头部受伤，虽经抢救脱险，但神经受损，右腿致跛，自是行走不便。他说：“我的头部为军阀们争洋房，争小老婆才负伤的。”因此终身反对内战，痛恨军阀。1921年因驻防福音堂结识基督教牧师聂生明，而参加基督教，作虔诚的基督教徒。1927年两人以四川教友代表身份，赴上海参加“基督教东亚区大会”，目睹外国传教士把持教会，操纵教会，歧视亚洲教徒，愤而离开会场。是年出游日本、朝鲜，考察民情，经东北返川，更广泛地了解围是民生。1928年，因不满刘湘制造“3·31”惨案，愤而退伍。是年冬天，车耀先在成都参加了中国共产党。1930年任中共川西特委军委委员。
他虽当了多年军官，却没有官架子，平易近人，爱护部属。他没有不良嗜好，只酷爱读书写字，刻苦自学，锲而不舍。他资助聂生明牧师读完大学；聂牧师也帮助他学习文化。军中同事游俊等文人，更是他在诗文方面的良师益友，经常请教，多有唱和。他由于天天翻阅《辞源》，好多条文都能背诵出来；写评论文章常能引古证今，运用自如。据几位当年曾听过车耀先讲战略战术的老军人说，车团长讲课既讲文韬武略，又能结合古今战例，给青年军官教益良多。其中不少有识之士还投身到革命队伍中。在中共川西特委军委领导下的人民武装力量能够发展壮大，为人民解放事业作出不朽的贡献，是与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车耀先同志的努力分不开的。
失学青年张先翥(字仲翔)师从近邻车先生，参加社会文化活动，并在工作中学习。1932年，他得游俊先生所赠诗画，有句云：“……(以上原文残缺)将士好私斗，可怜父老水火间。横征暴敛欲无已，相携避走青城山。”“进无可进退难退，踌躇徒叹行止间。”“与君旧有车笠盟，一死一生见交情。”“太息唐师不负人，终为人负病然身。努力餐兮努力餐，话到当年徒伤神。”“君跛厌步尘嚣地，我盲不看傀儡场。”“优游自得人为谁?耀先子明两相知。”
从上述诗句中看得出他们对旧社会军阀混战割据，祸害百姓的愤恨和深恶痛绝，也隐隐透出他们对和平安宁生活的期望；但是有志之士不愿隐居，不图“醉耐临流枕石卧”，而是尽己之力为社会多作奉献。这也旁证了车耀先在《自誓诗》所云：“幼年仗剑怀佛心，放下屠刀求真神。读破新旧约千遍，宗教不过欺愚民。”“喜见东方瑞气升，不问收获问耕耘。愿以我血荐后土，换得神州永太平。”
车耀先退伍后到成都定居。他反对外国传教士利用传教对我国进行文化侵略，刺探我军事情报，搜集我地下资源材料的行径，便联合教友收回教权、教产。以华人自主教会为宗旨的爱国反帝团体一成都市中华基督教改进会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立的，主办有会刊《改进》半月刊。
1931年12月圣诞节，中华基督教改进会在成都陕西街福音堂举行“耶稣诞辰纪念大会”。车耀先同志以成都国语研究社名义撰写对联赠给大会。联日：
圣诞重逢，愿个中黑幕揭穿，
开一九三二新纪念
会名改进，有头上青天印证，
与七千万人大同盟
对联公开宣布庆祝圣诞和成立中华基督教改进会的目的，号召与会者起来揭穿帝国主义操纵四川教会的黑幕，表达了爱国人士坚决与四川七千万人民群众团结一致，共同进行反帝斗争的决心。“个中黑幕”与“头上青天”形象鲜明，寓意深刻；收到言简意赅、开宗明义的效果。对联用白话文表现新的内容，又遵守对联对仗和声律的要求，反映出车耀先深厚的语文工底。
其时福音堂门口还搭起一座松枝、柏桠扎的牌坊，挂着对联长灯，大书车耀先撰写的长联：
扫灭野蛮倭奴，将连年立约、偿金、
丧师、割地奇耻一笔勾销，图强改造新华夏
廓清帝国主义，俾基督自由、平等、
博爱、牺牲真光随时发现，宗旨进行五大洲
这篇战斗檄文义正词严，激越铿锵。上联表达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收复国土，誓雪国耻，改造华夏的决心。它特意选用“野蛮倭奴”来显示蔑视和敌视的感情；“一笔勾销”则掷地有声，犹如铁帚把“奇耻”(先以“立约、偿金、丧师、割地”四个词组列述)扫除干净。下联阐述中华基督教改进会的宗旨：从当时所提的口号“打倒国际帝国主义及其御用作文化侵略的基督教西差会!”“站在被压迫民族的立场，拥护主张自由、平等、和平、博爱的基督耶稣!”“对朋友要和平忍让，对敌人要奋斗牺牲!”中摭取重要词语，点缀成文，可谓匠心独运，妙手著文章。时值九一八事变之后，全国上下抗日热情高涨。这副对联一经公布，立即不胫而走，对于配合共产党领导的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革命斗争，起到良好的宣传作用。
二、做革命饭 举努力餐
车耀先之所以闻名于四川商界，是因为他在成都经营的三家饮食店都很有特色。
“新的面店”。店名新鲜，不随流，朴实自然，雅俗共赏，丝毫没有市侩气和洋场恶少的味道，体现了经营者的文化素质和理想意愿。1928年，“新的面店”先在青羊宫花会上面世，以后改在祠堂街牌坊巷口(今人民公园斜对面)正式经营。据说车团长因伤致跛后，原来的勤务兵等自愿作他的“大班”(轿夫)，退伍后也不愿离开。为了替这些“袍泽弟兄”(如今称“战友”)谋求生活，车耀先拿出自己的退伍金，托人从天津购回手摇轧面机。几位战士也转业当工人，投入“新的面店”，自产自销，卖机器面。当时成都市只有手擀的切面，老一套的素面、炸酱面。而“新的面店”用机器轧制出来的面条筋丝好，均匀整齐，很有卖相；生产效率高，品种有五六个，成了畅销货。平素不爱吃面的人，也慕名专程来看个“新鲜”，尝个“新鲜”。“新的面店”首开成都市机器轧面的先河。其独家经营的“炖鸡面”，又是特新品种，端上桌来，面条雪白，香气扑鼻；吃到口中，鸡肉细嫩，汤味浓郁，爽口快颐。众人皆赞它是营养丰富、南北 咸宜的美食。“新的面店”的招牌，用美术字从左向右排列，引人注目。店员服务态度好。每张餐桌上放的价目表，也比一般饭馆面铺多几行广告：“我们的面如果好，请告诉君的朋友；我们的面如果不好，请告诉我们!”车耀先自拟的广告词，使顾客一见顿感亲切，远非“欢迎批评，请提意见”的套语空话和“味道好极了”的自卖自夸所能比拟。如今有些餐馆把车先生的原创广告词改头换面加以使用，说明“新的面店”影响深远。
“花会场，二仙庵，正中路，树林边，机器面，味道鲜，革命饭，努力餐!”车先生亲拟的大型广告词，开创了现代成都饮食业以广告招徕顾客的先例。“努力餐”于1929年在三桥南街(今人民南路一段)开业，1930年迁祠堂街。店堂门楣匾额从左向右大书：“努力餐：席棹·便饭·面点·精美廉洁。”一连五间铺面，当中雕花门面，宛如花厅堂屋，相当气派。“开堂”吊牌大字夺目，欢迎顾客。柱头挂着营业时间和价目表。几十种菜肴，明码实价，供客拣选。“红烧十景”这道“努力餐”的名菜，是由车耀先和名厨师盛金山、何金鳌几位研究设计、精心烹调出来的。首先选料极精：鲜嫩的鸡、鸭肉、肫(一作胗，成都人读如菌)干、肚舌、心腰、猪后腿肉、鱿鱼、海参、香菇、玉兰(大竹笋)片，外加鲜菜、鲜果(白果、板栗、新核桃仁，随时令选用)；而且做工考究，火色恰到好处，奶汤、调料保质保量。12寸大盘盛出一份，足够四人进餐，售价时仅8角。美食家评曰：“质高、味厚、色鲜、价廉、营养”。餐馆供应“攒盘”，肚、舌、心、肝……五六种可口的腌卤肉食拼镶于大盘，花色齐全，最得酒客青睐。为了满足教师、职员等低收入者三五知己小聚会餐，餐馆专门设计供应“合菜”，凉碟、热菜，蒸烧煎煤，花样各异，制作精美，每席仅花2至4元。以后许多餐馆争相效法，市面便出现“承办筵席，随配合菜”的广告。青年朋友谈恋爱，少不得要相约前来进餐。车耀先颇能体察他们的经济和心理状况，特供这道名菜——“爱之媒”(小份红烧十景)，味美价廉，实惠情深。
除了包席馆，车耀先还开过小型的“庶几饭店”，店址在今人民公园左面邻近小南街的石桥西侧。它按不同时令，每天供应几样肉食、小菜；免费供应吃饭汤。顾客落座，饭菜上桌，一个人只花一角钱，就可饱餐一顿，是上世纪30年代的“经济快餐”。店堂里悬挂一帧横幅，是车耀先的朋友官梦兰先生手书的“努力为大众辟吃饭场所，其庶几乎!”书法精妙，语意双关，既道出了“庶几”与“努力餐”的关系，又表明了经营界的襟怀抱负。“努力餐”则使人联想到《古诗十九首》那句“努力加餐饭”，从中体悟出所表达的劝勉出门人保重自己的深情厚意：人人努力餐，店主心自安。至于“庶几”一语表示希望或推测，相当于“差不多”。《孟子》有“王之好乐甚，则齐国其庶几乎?”《易》有“颜氏之子，其殆庶几乎?”后者又指好学而可成才之人。大众有饭吃，那就差不多了吧?这正是劳苦大众衣食无着时的希望所在。车先生从没忘记这点。同时希望来此就餐的青年学子能够好学成材，这也是车先生的弦外之音。
车先生没有旧社会中人的不良习性，素穿长衫布鞋，自奉俭朴。他开设努力餐馆，绝不是为了赚钱，供家养口，自快自奉。他以此为革命工作的掩护，经常在餐馆熬夜工作到三更过后，也和大家一样吃两碗剩余菜饭混煮的“烫饭”充饥。当时努力餐馆进门右边设有一间阅览室，临街是玻璃窗，大餐桌配木椅，陈列着各地的，特别是延安的进步报刊。五湖四海到成都的进步人士，都要访问“努力餐”；这里“高朋满座”，抗日救国气氛热烈高涨。每周至少有一次党、政、军、学、商各界知名人士的聚会。从事地下工作的张秀熟、洪沛然、周海文、胡绩伟、彭为果等经常在此活动。许多宴会实际都是进步人士的聚谈会、抗战的专题讨论。何其芳、周文、马宗融等作家来成都都由张秀熟和沙汀、李劫人等在此接头。善于搞统战工作的车先生则经常当东道主。1938年10月，林伯渠、吴玉章同志代表中共出席参政会后，返回延安途经成都时，成都文化、教育界人士假座努力餐举办招待会，由刘披云主持，欢迎林、吴二同志讲演。那天努力餐楼上座无虚席，连楼梯、过道都站满听众。掌声不断，热情洋溢，混在现场的特务耳闻目睹，也无可奈何。事过许久，大家都赞扬车先生真会安排。车先生真是把毕生的精力和大量钱财用于文化教育和宣传活动，因为他是共产党人，是成都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人之一。
三、播放文化 鼓救亡潮
1928年底，车先生在祠堂街开设了一家新书店——“我们的书店”。当时成都很多旧书店，出售木板刻印的蒙学读本“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古文选本，旧诗词集；还有《再生缘》、《小菜打仗》这类休闲读物。“我们的书店”就专卖新书、新杂志。当时成都市招多为黑漆底金字横匾，请名书家从右至左题写。“我们的书店”却用了长条形白底蓝边蓝字招牌，从左到右五个仿宋体美术字出自一位不知名的青年之手。这种创新之举，当然吸引了远近众多的读者。“我们”指的谁?车先生在上海与几位同乡筹办书店时就明确提出：书店是我们大家的，服务对象是我们关心的各界青年，包括在校师生。书店不大，只有一位店员曾先生；但出售的书刊品种却不少，大多是当时成都市面上买不到的社会科学书籍，如马列主义著作和进步作家的小说、散文、诗歌(大部分为翻译作品)，以及一些期刊。曾先生也是好学之士，有空就看书。每逢读者进店翻阅书刊，他便主动上前介绍内容，推荐新作，不论生客熟人，买与不买，一视同仁，热忱周到。很多大、中、小学师生和社会上追求真理、渴望新知的青年都乐意到“我们的书店”来买书、读书。张表方(澜)先生也多次到此选购书刊，每次都要和曾先生亲切地交谈。正因为这样，“我们的书店”也就难免遭劫，终致被国民党当局“查封”。但祠堂街上却似雨后春笋地先后开办了“现代文化服务社”、“开明书店”、“北新书局”、“生活书店”等出售进步书刊的书店，抗战时期还开设了“新华书店”。上世纪30年代后，祠堂街成了“文化街”，车耀先集股开办的“我们的书店”是为领先。你说，车耀先是军人呢，是商人呢，还是文化人呢?
车耀先与教育界同志先后组织了“成都国语研究社”和“四川省注音符号促进会”，带着自己的学生张仲翔、李竹鸣、薛特恩等人编写和刻印《注音符号讲义》、《注音符号分韵读本》，自己创制注音符号拼音棋、拼音牌，亲自给印刷厂工人、成都师范学生开注音符号课程，为劳苦大众学习识字创造条件。他师从比自己年轻的卢剑波教授学习世界语，并主编《注音报》和《语言》杂志，曾以本名和“笠盟”、“安步”、“囊萤”、“噫嘻”、“一兮”等笔名，发表过《汉·
畏艰险，坚持办刊，又更名为《大生》，以余路由为编辑兼发行人继续出版。至第5期，又遭查禁停刊。以后再改名《图存》，坚持出版，至第3期被查封。全面 抗战开始后，经车先生力争，国民党当局不得不让《大声》复刊。据张先翥统计，《大声》在一年半时间出版61期，车先生撰写《社声》(社论)40多篇，发刊词、停刊词、短评、杂谈、答读者和其他文章60多篇，约10万字。不少青年在《大声》的影响下，奔赴抗日前线，投身火热的民族解放斗争。各界读者也以不同形式支援了抗日救亡运动。
同时车耀先同志先后发起组建“成都抗战后援会”和“成都各界救国联合会”，还主持“中苏文化协会”的工作，负责编辑出版《中国与苏联》(研究与介绍中苏问题有关的政治、经济、军事、史地、哲学、文艺的综合性刊物)。1939年12月1日，他和张光年、邓初民等在灯笼街电影公司举办集会，欢送四川旅外剧人抗敌演剧队开赴前线，并发表壮行讲话。直到1940年3月16日深夜，他被反动派逮捕入狱，始终不曾中断过文化宣传工作。车耀先同志在新中国成立前夕被杀害，虽然没有看到“怒涛洗尽千年迹，江山从此属万众”，但却实践了“愿以我血荐后土，换得神州永太平”的誓言。他的业绩在中国革命史上占有光辉的一页，他也永远活在人们心中。
“谁个不夸努力餐，救亡抗日领全川。军商文界名声好：共产党人车耀先。”这首诗概括了车耀先同志在成都的革命活动。
车耀先同志集军人、商人、文化人于一身，有胆有识，意志坚强，凛然大义，表现出一位真正无私奉献的共产党人的高贵品质。
共和国的旗帜上有烈士留下的风采。革命先烈英风固在，浩气长存!
[注释]
[1]参见车耀先：《车耀先自传——一封未完的遗书》。
[2]参见《车耀先纪念文集·车耀先大事年谱》。
[3]游俊先生赐张先翥(仲翔)画题诗云：“与君旧有车笠盟，一死一生见交情。王家山头寻常事，席地酣眠均可记。太息唐师不负人，终为人负病然身。努力餐兮努力餐，话到当年徒伤神。桐叶枝繁蕉叶长，薰风凉处隐夕阳。君跛厌步尘嚣地，我盲不看傀儡场。只此碧天堪静坐，醉时临流枕石卧。优游自得人为谁?耀先子明两相知。”
跋日：“癸酉(1932年)夏四月旧同事车耀先即笠盟兄嘱画挂省门以为仲翔居士疥壁盲禅”，印章二：“盲禅”，阳文；“游俊子明”，阴文。
游俊先生另有残存题诗一幅：“……将士好私斗，可怜父老水火间。横征暴敛欲无已，相携避走青城山。传闻小盗阻行路，回头思登峨眉巅。僧徒眠食自莫保，留客寺口多索钱。五七洞天非乐土，桃源何处寻神仙?秋风黄叶堕寒露，纷纷点点鬓毛边。进无可进退难退。踌躇徒叹行止间。”
跋曰：“仲翔仁兄属正子明游俊”。
按：游俊字子明，号盲禅。成都武侯祠现悬挂其撰书楹联：“两表酬三顾，一对足千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