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今年九月是抗战胜利七十周年的大日子。那个举国欢腾的日子，我没有赶上，我的父母赶上了。父亲与母亲当晚正在重庆的中央公园，日本投降的消息传来，游园的人群顿时沸腾，大家以盆（脸盆）作鼓，载歌载舞，欢庆通宵。父亲还赋诗一首以志其夜。我没有父辈亲临其境的感受，只是在多年的收藏中无意留存了为数不少的抗战刊物，将这些七十年前的刊物叙述一番，也可以视为另一种纪念胜利的方式。
“抗战刊物”笼而统之地说，应该是涵盖一切抗战时期所出的刊物，不管它“左中右灰”，甚至应包括敌国之刊物（或敌国之中文刊物）。为什么要包含方方面面呢？其意义在于不使纪念流于公式化、口号化、表面化。抗战之长期性、艰苦性、复杂性，我觉得不能只靠某一方的出版物来反映，更深层次的纪念要靠更多层次的出版物。虽然这样的纪念方式，个人收藏者几乎无法做到，可是应该考虑到，应该朝这个方向努力。我不以收集抗战刊物为专题，只是谈谈对于阅读这类刊物的体会。
抗战刊物最具展示性的是大画报，最具现场感的是刊物所载新闻图片，所以这一类刊物是抗战刊物中的精品。说到大画报，这是上海的长项，以“七七事变”对比“淞沪会战”为例，两个大城市对于战事的报道，上海的大画报显然胜出，北京似乎一份大画报也拿不出。
《良友》画报是中国惟一一份享有世界声誉的画报，它创刊于上海，抗战初期，它出了十几期号外，号外以即时照片为主，使得读者能近距离地感受战争。比如其中一期号外的那张封面，头戴钢盔、手持长柄手榴弹的战士，一副你死我活的英勇面容。著名战地摄影记者王小亭（1900年至1981年）拍下这名勇士，并写道“我们忠勇的敢死队，预备拼死壮烈的身驱和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这位勇士是否已牺牲，不得而知，但是王小亭所摄的另一张著名照片，却有了完整的下落，再次说明图片的力量远超文字。
在此期号外的第一页，就是那张使王小亭扬名世界的照片《轰炸下的儿童》—八月二十八日，日军轰炸上海火车南站时一个受伤的男婴，坐在铁轨上痛疼与惊吓。这张照片一经公布，国际上一片声援中国、声讨日寇的呼声。日本方面恼羞成怒，声辩称照片是伪造的。但是日寇没有想到王小亭拍的是连续照片，好几张照片显示男婴受伤及被营救的一系列镜头，无可争辩地说明了真相。这位不幸的男婴年仅一岁，父母在轰炸中丧命，他却被救下幸运地活了下来。关于这个男婴的后来，有两个版本的说法，一个来自王小亭，他回忆称“男婴是被他爸爸救出的，而妈妈被炸死”；另一个版本称，男婴是被前苏联驻沪使馆的人救下的，如今生活在俄罗斯。不管相信哪一个，总之这个男婴活了下来。
上海的抗战画报何以一花独放？这个问题以前连红色收藏的专家们也忽略了。我这个门外汉倒看出了一点门道。上海不是一直有租界嘛，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珍珠港事件）发生之前，租界一直是个反日书报刊的安全避风港。无论“一二八”还是“八一三”，无论日军攻占了上海也罢，凡于租界内出版的抗日报纸杂志并不受到威胁，所以这一阶段（史称“孤岛时期”）的抗战刊物风生水起，日本人恼恨归恼恨，但也无可奈何。珍珠港事变，美国和日本开了战，租界就不安全了，沦入日寇的管辖范围（史称“沦陷时期”），所以我们只要看版权页就能明白，12月7日之后的抗战刊物不是停刊就是转变立场。
说起抗战大画报，又勾起我一件伤心往事。十几年前，于北京报国寺收藏市场见到几册《大美画报》，此刊创刊于1938年，封面人物均为国共第一等的抗战统帅级人物，蒋介石、毛泽东、周恩来、宋子文等。我因与摊主议价未果，躲一边寻思去了，思来想去十分钟，决定按摊主的报价买下来，谁知摊主称我刚一转身就来一买主全买了。这件伤心事列我收藏史第一名，虽然后来我还是淘到几册《大美画报》，但论价值或价格均不如那天错失的那几本。
卢沟桥事变，打响八年抗战第一枪。藏刊里，关于卢沟桥的图片还是很多的，其中一张的题目最棒——“寇深矣！”
卢沟桥位北京城西南，去过很多回，曾于“卢沟晓月”碑下留影。宛平城墙如今已修缮一新，全失历史沧桑，两旁的街道亦建以仿古建筑，俗不可耐。欲寻古怀旧，还是老图片诚不我欺。
事发后几天，中日尚往来谈判，有一张图片很有趣，一个大竹筐从城墙上吊下来，将双方谈判代表吊上吊下。为什么不走城门呢，盖鬼子诡计多端，为防诡计城门不可轻开。我收藏的《汗血周刊》、《青年人》、《东方杂志》、《国民》、《宇宙风》、《新生画刊》、《抗战文艺》等数十种期刊，将内中图片连缀起来，简直就是一幅抗战长画卷。
漫画作为一种艺术手段，于抗战宣传也尽了一份微力。漫画虽不能直接毙敌，但于鼓舞民众士气不无小补，其醒世警世之作用还是不可小视的。我是将那些具有抗战元素的漫画刊物也列进抗战专题的。
前面说到上海“孤岛时期”抗战刊物的兴旺，缘于租界这么个特殊的国际政治因素。把这个逻辑放到全国范围，那就要细分成若干时段、若干地区所出版的抗战刊物。我觉得，从史料价值来分，大后方的抗战刊物逊于前线（方）的抗战刊物；从珍稀价值来分，重庆国统区的抗战刊物逊于晋察冀的抗战刊物（整份的《晋察冀画报》极其珍罕）。从时段上划分，抗战初期、中期出版的刊物其价值要高于晚期的刊物，当然，“日本投降”等重大事件的号外另当别论。
我一直在说期刊杂志在史料性和趣味性及时效性等几方面均远超图书（单行本），其实我并没有忘记报纸，本文所述“刊物”即含有报纸。报纸的首要功能是抢在第一时间报道新闻，日报的这个功能要比周期最短的（三日刊）杂志也快得多。有一个特殊的例子，“七七事变”发生在7月7日，但是当天各报都没有啥大的反映，为什么？因为事变发生在7月7日的夜间，就算是晚报也来不及报道。7月8日，因为事变的起因没弄清楚呢，所以当天的报纸也只是说国军与日军在卢沟桥发生冲突，并无报道重大事件的架势。7月9日，各报才察觉到出大事了，头条以及加黑加粗的手段才派上用场。所以有的周刊性质的杂志，完全来得及报道这条轰动世界的消息，在时效性上第一次没有输给报纸。我正巧收藏有7月7、8、9这三天的《新北京》报，所以发现了这么个有趣的现象。
“抗战刊物”笼而统之地说，应该是涵盖一切抗战时期所出的刊物，不管它“左中右灰”，甚至应包括敌国之刊物（或敌国之中文刊物）。为什么要包含方方面面呢？其意义在于不使纪念流于公式化、口号化、表面化。抗战之长期性、艰苦性、复杂性，我觉得不能只靠某一方的出版物来反映，更深层次的纪念要靠更多层次的出版物。虽然这样的纪念方式，个人收藏者几乎无法做到，可是应该考虑到，应该朝这个方向努力。我不以收集抗战刊物为专题，只是谈谈对于阅读这类刊物的体会。
抗战刊物最具展示性的是大画报，最具现场感的是刊物所载新闻图片，所以这一类刊物是抗战刊物中的精品。说到大画报，这是上海的长项，以“七七事变”对比“淞沪会战”为例，两个大城市对于战事的报道，上海的大画报显然胜出，北京似乎一份大画报也拿不出。
《良友》画报是中国惟一一份享有世界声誉的画报，它创刊于上海，抗战初期，它出了十几期号外，号外以即时照片为主，使得读者能近距离地感受战争。比如其中一期号外的那张封面，头戴钢盔、手持长柄手榴弹的战士，一副你死我活的英勇面容。著名战地摄影记者王小亭（1900年至1981年）拍下这名勇士，并写道“我们忠勇的敢死队，预备拼死壮烈的身驱和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这位勇士是否已牺牲，不得而知，但是王小亭所摄的另一张著名照片，却有了完整的下落，再次说明图片的力量远超文字。
在此期号外的第一页，就是那张使王小亭扬名世界的照片《轰炸下的儿童》—八月二十八日，日军轰炸上海火车南站时一个受伤的男婴，坐在铁轨上痛疼与惊吓。这张照片一经公布，国际上一片声援中国、声讨日寇的呼声。日本方面恼羞成怒，声辩称照片是伪造的。但是日寇没有想到王小亭拍的是连续照片，好几张照片显示男婴受伤及被营救的一系列镜头，无可争辩地说明了真相。这位不幸的男婴年仅一岁，父母在轰炸中丧命，他却被救下幸运地活了下来。关于这个男婴的后来，有两个版本的说法，一个来自王小亭，他回忆称“男婴是被他爸爸救出的，而妈妈被炸死”；另一个版本称，男婴是被前苏联驻沪使馆的人救下的，如今生活在俄罗斯。不管相信哪一个，总之这个男婴活了下来。
上海的抗战画报何以一花独放？这个问题以前连红色收藏的专家们也忽略了。我这个门外汉倒看出了一点门道。上海不是一直有租界嘛，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珍珠港事件）发生之前，租界一直是个反日书报刊的安全避风港。无论“一二八”还是“八一三”，无论日军攻占了上海也罢，凡于租界内出版的抗日报纸杂志并不受到威胁，所以这一阶段（史称“孤岛时期”）的抗战刊物风生水起，日本人恼恨归恼恨，但也无可奈何。珍珠港事变，美国和日本开了战，租界就不安全了，沦入日寇的管辖范围（史称“沦陷时期”），所以我们只要看版权页就能明白，12月7日之后的抗战刊物不是停刊就是转变立场。
说起抗战大画报，又勾起我一件伤心往事。十几年前，于北京报国寺收藏市场见到几册《大美画报》，此刊创刊于1938年，封面人物均为国共第一等的抗战统帅级人物，蒋介石、毛泽东、周恩来、宋子文等。我因与摊主议价未果，躲一边寻思去了，思来想去十分钟，决定按摊主的报价买下来，谁知摊主称我刚一转身就来一买主全买了。这件伤心事列我收藏史第一名，虽然后来我还是淘到几册《大美画报》，但论价值或价格均不如那天错失的那几本。
卢沟桥事变，打响八年抗战第一枪。藏刊里，关于卢沟桥的图片还是很多的，其中一张的题目最棒——“寇深矣！”
卢沟桥位北京城西南，去过很多回，曾于“卢沟晓月”碑下留影。宛平城墙如今已修缮一新，全失历史沧桑，两旁的街道亦建以仿古建筑，俗不可耐。欲寻古怀旧，还是老图片诚不我欺。
事发后几天，中日尚往来谈判，有一张图片很有趣，一个大竹筐从城墙上吊下来，将双方谈判代表吊上吊下。为什么不走城门呢，盖鬼子诡计多端，为防诡计城门不可轻开。我收藏的《汗血周刊》、《青年人》、《东方杂志》、《国民》、《宇宙风》、《新生画刊》、《抗战文艺》等数十种期刊，将内中图片连缀起来，简直就是一幅抗战长画卷。
漫画作为一种艺术手段，于抗战宣传也尽了一份微力。漫画虽不能直接毙敌，但于鼓舞民众士气不无小补，其醒世警世之作用还是不可小视的。我是将那些具有抗战元素的漫画刊物也列进抗战专题的。
前面说到上海“孤岛时期”抗战刊物的兴旺，缘于租界这么个特殊的国际政治因素。把这个逻辑放到全国范围，那就要细分成若干时段、若干地区所出版的抗战刊物。我觉得，从史料价值来分，大后方的抗战刊物逊于前线（方）的抗战刊物；从珍稀价值来分，重庆国统区的抗战刊物逊于晋察冀的抗战刊物（整份的《晋察冀画报》极其珍罕）。从时段上划分，抗战初期、中期出版的刊物其价值要高于晚期的刊物，当然，“日本投降”等重大事件的号外另当别论。
我一直在说期刊杂志在史料性和趣味性及时效性等几方面均远超图书（单行本），其实我并没有忘记报纸，本文所述“刊物”即含有报纸。报纸的首要功能是抢在第一时间报道新闻，日报的这个功能要比周期最短的（三日刊）杂志也快得多。有一个特殊的例子，“七七事变”发生在7月7日，但是当天各报都没有啥大的反映，为什么？因为事变发生在7月7日的夜间，就算是晚报也来不及报道。7月8日，因为事变的起因没弄清楚呢，所以当天的报纸也只是说国军与日军在卢沟桥发生冲突，并无报道重大事件的架势。7月9日，各报才察觉到出大事了，头条以及加黑加粗的手段才派上用场。所以有的周刊性质的杂志，完全来得及报道这条轰动世界的消息，在时效性上第一次没有输给报纸。我正巧收藏有7月7、8、9这三天的《新北京》报，所以发现了这么个有趣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