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入晚景，就和医药结起不解之缘。轻则筋骨酸疼，重则波及五脏。于是，打针吃药成为常事，桌边床头总排满了各色大小药瓶。打开报纸，最着迷的不是天下大事，而是各种特效药的醒目广告。老朋友见面首先交换的也是彼此的病情，时而还有人为我抄来妙剂秘方。最近整理积信，发现我同一位友人之间数量可观的通信，内容尽是各人近期尿频的次数以及各种对付的办法。六年前，我们同去武汉开黄鹤楼笔会时，火车上同睡一个小单间。那晚他一连爬起八趟，我只比他少了一趟。
　　一提医药，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你究竟信中医还是西医？绝对不相信中医或西医的人我都遇到过，就好像中医个个是误人的郎中，而西医在缝伤口时，必然会连剪刀也一道缝进去。
　　我个人倒没那么绝对过。一则小时难得生病，就是生了病，家境也容不得我去挑这拣那。10岁以前，我喝过不少次兑水的香灰，还囫囵吞下过一只癞蛤蟆———活的！后来进了洋学堂，每年总是由西医来做体检，阿司匹林又比煎汤药省事多了。至于针灸，更是不敢问津。所以我很自然地就把西医视为正统。
　　1948年在复旦教书时，一次拔牙感染发炎，半个下巴肿成萝卜，疼痛难忍。那阵子，南京路上有的是各种进口西药，阿司匹林不灵，我就拣贵的买。十几天来怎么治也不消肿。
　　有一天在教授休息室里，中文系一位老先生见到我那副狼狈相，动了恻隐之心。他问我可相信中医针灸。我捂着腮帮子凄凄惨惨地回答说，只要能消肿，我什么都信。
　　老先生连衬衫也没让我脱，只叫我挽起袖子，然后打开他那蓝布书包，掏出一个长匣子，里面放着几根银亮的长针。他先在我胳膊上扎一针，问我疼不疼，我摇摇头。接着，他要我张开左手，又在拇指与食指之间扎了第二针，第三针才扎在腮帮子上。进针后不一会儿，折磨我多日的疼痛便霍然而释。
　　1956年举行鲁迅逝世二十周年纪念活动时，中国作协外委会派我陪同两位德国诗人赴全国各地旅行。路线是从北京先到南京，在上海、杭州、绍兴转一圈，然后直奔广州，再赴昆明，最后一站是重庆。岂料刚抵南京，我就大闹腹泻。这种病对于陪外宾可不相宜。南京的朋友想尽办法为我医治，吃了种种药都不见效。我只好挂了个长途电话，请北京另派人接替我。负责人指示说，在上海治治看，实在不行再换人。
　　到了上海，朋友们安慰我说，请放心，我们这儿有的是进口药。我就照大夫的嘱咐服下去。唉呀，不得了！次数加倍了，我几乎离不开卫生间。
　　这时，我想起当年在复旦教授休息室里遇到的那位救星。我向东道主提出，可否让我去看看中医。他们马上就把我送到静安寺路一家不大的医院。好像还不是一家中医院，只是医院里的中医科。大夫号完脉，开了几味药，另外还加服两粒藿香正气丸。
　　服下去不久，腹泻止住了，很快我就康复了。从此，我对中医佩服得五体投地。
　　50年代后期，我被送到渤海湾盐碱地上一家国营农场去劳动。那里的水质也许差些。另外，我习惯半夜起来解小手。当时我们十几个人睡一个大炕，起夜颇不得人心。有一回我解完手回炕，黑咕隆咚的，竟摸错了地方。劳累了一天，睡得正香，抽冷子脑袋被人用冰凉的手一摸，人家怎能不发火！为了不再惹乱子，从那以后，我就干脆来个过午滴水不进。当时还颇为得意，以为可找到了窍门，谁知这就使盐碱地的水在我肾里结起一块块的碎石。
　　1961年回城，直到1973年，我看的都是中医，每一位中医号完脉、看完舌苔，都断定我患的是“肾亏”。我喝了不知多少碗补肾的汤药，尿频的毛病始终也没见好。1978年，我因腹泻照了X光，这才发现左肾有个阴影。经过进一步检查，原来长了一簇肾结石，最大的那颗已经有蚕豆那么大了。
　　这时，我省悟了：就医是为了治病，绝不能当中医或西医的忠实信徒。医乃为我所用，我顾的只是自家的健康，绝不应去盲目崇拜哪派医法。一种药治不了病，就应该试另外一种。不然，就是拿性命开玩笑。
　　我对中西医都一窍不通，但由于久病，也渐渐悟出人体内部的一些规律。我认为要做个健康人，首先得把五脏六腑理顺。1972年，我得了冠心病，中西医都请教过。当一位中医给我开舒肝理肺的药时，我告诉他，我的肝、肺都还好。他的一席话至今仍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他说，五脏是相连着的，行医最忌讳头疼医头，脚疼医脚。治病之道，其实就是把五脏相互关系理顺而已。
　　从那以后，我就不断琢磨这“理顺”二字，深感个中大有文章。要理顺，就得通畅。所以在便秘与腹泻之间，我更怕的是前者。人一旦便秘，体内各种毒素杂质就排不出去，最后必然死于中毒。反之，腹泻虽让人衰弱，丧失元气，而且肯定会使体内一些有益的营养也一道付之东流，难免觉得可惜，然而它毕竟把体内有害的沉淀倾泻出去，总比听任它继续积存在体内要好。更何況泻后只消点滴输液，吃点补品，体力便能很快地恢复过来。
　　1956年一次腹泻，1966年起又闹了10年的便秘。我并不喜欢腹泻，但我向往顺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