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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走上前台
从2008年年初突破100美元大关，到7月份一度升至147美元的高位，飞速上升的油价牵动着每一个人的神经。从民生到时政，缺乏石油作为动力，世界也将放慢脚步。当供需矛盾和投机等多种因素将石油价格不断推向高位时，一系列原本还能被掩盖的矛盾正慢慢浮出水面，石油此刻作为世界政治、经济生活的主角正式走上前台。然而这是否意味着今后我们的生活将围绕石油而旋转？在新型可替代能源尚未问世前我们还不能给出这一问题的答案，但被多重矛盾推向风口浪尖上的石油，势必也会如我们曾经经历的其他能源一样，终有一天失去其夺目的光芒，走上前台的石油同时也面对着落寞。但是此刻，我们仍需要思考高油价下的诸多问题，思考解决高油价下的诸多经济、政治矛盾，同时耐心地等待一个新能源时代的到来。
石油王朝——难掩萧瑟背影
石油已然成为世界的主宰，人类的生活和持续进步，知识的获取和娱乐，所有这一切都代表着先是产生然后又消耗的能源符号。当前，全球用于交通运输系统的能源消耗中，石油占据着90％以上的份额;生产化肥的原料是石油、天然气等化石能源。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当今的农业和农业支撑的庞大人口，是建立在化石能源的基础之上的。化石能源如果衰竭，势将导致大规模的饥荒。
不仅如此，自从英国蒸汽动力装置开始介入人类的社会经济系统之后，人类基于这种化石能源利用方式所建构起的诸种秩序，均可以到化石能源中找寻解决方案。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以及此后90年代爆发的海湾战争，都可以归因于石油相关方为获取稳定的石油资源和控制石油价格。此外，石油本身甚至还成为战争霸权背后的道具。当萨达姆的共和国卫队在撤离科威特的最后时刻，也不忘记在后者油田上点上一把火。
正如《石油帝国》中所概述的，“谁拥有了石油就拥有了世界”。在石油拜物教的驱使下，全球建构起以石油为中心的经济体系，还有权力体系。全球相关方都被编织在石油这张大网上，涵盖政治、经济、外交和社会生活各个层面。在这张大网上，任何一方的心跳，还有争吵，以及利益交换，彼此都一清二楚。
在这张大网所建构的石油王朝中，美国和以沙特阿拉伯为首的OPEC共同成为了全球能源秩序的管理者，沙特人提供石油并构筑起以美元为标价的石油贸易体系，美国人提供保护并建构起在海湾地区大量的军事存在。其中，包括在利雅得建立一个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军事指挥中心，以及建立一个从非洲到里海地区越来越大的军事基地和庞大的外交网络资源。
然而，石油资源日益枯竭，再加上少许国家如委内瑞拉等国家的叛逆，逐渐给这张大网脆弱的神经带来严峻的挑战。实际上，早在20世纪50年代，为壳牌石油公司工作的美国地质学家哈伯特(M•King Hubbert)的脑海里就经常闪烁着这样一个问题：一个产区有多个单独的油井，各有其寿命周期，就整个产区而言，其寿命周期如何？如何预测其产量？
当他将单个油井的每日产量数据进行综合后，整个产区的原油产量跟正态分布曲线的“钟型曲线”相当接近，这就是能源经济学界所称的“哈勃特曲线”（Hubert Curve）。显而易见，“哈勃特曲线”的顶部就是整个产区的峰值。如果整个产区的产量跃过了顶部，产区的产量衰减必然不可避免。
全球石油产量后来的增长态势，不幸为哈勃特所言中。当前，在全球产油最多的65个国家中，已有54个跃过了石油生产的峰值点，其中美国在1970年，印度尼西亚在1997年，澳大利亚在2000年，南非在2001年，而墨西哥在2004年。
虽然，第一次、二次石油危机，减缓了哈勃特所预言的全球石油峰值到来的时刻。但是，石油帝国的崩溃，也正是起始于那个时期。正是两次危机的爆发，大规模推动了人类寻求替代能源的努力。或许，若干年后，石油输出国组织的后辈们要后悔当初的这两场变革，因为两场变革使石油输出国组织在全球石油市场的占有率从当初超过50％下降到后来的29％。
第二次石油危机之后，全球石油市场经历了20世纪后20年的过剩生产和较低的价格。然而，当前，全球石油市场紧绷的价格，把石油王朝正逐渐地推向一个变革的拐点：全球石油贸易正无情地走向供应越来越紧，价格越来越高的时代。这对当初建构在廉价石油基础之上的全球经济而言，无疑充满着巨大的风险。
显然，各国不再迷恋将自身命运系于单一的石油身上，并引发全球能源安全观的变革。而且，这种全球能源安全体系的变革，不仅源于对化石能源可获得性，亦即化石能源系统内部的内在不安全性的担忧上；从人类发展的宏大背景出发，这种担忧还来源于化石能源外部的压力，人类工业革命以来所消耗的化石能源引发的巨大环境负效应，更使这种转型需求变得越来越急迫和越来越需要优先考虑。
不可否认，当前石油王朝的影子依旧无处不在，三大石油市场的投机商们依旧狂热如斯，但却终究难以掩饰那不过是能源秩序领域又一个王朝行将终结渐行渐远的背影！
秩序重构——技术还是制度的羁绊？
在中学时代，我依稀记得曾经在中国版的《读者文摘》中看到一篇有趣的小故事，是一个物理学家和经济学家之间的关于有色金属价格在百年后是否上涨的著名“赌局”。“赌局”的结局想必很多读者已经知晓，经济学家赢得了最后的胜利。经济学家坚信，虽然有色金属矿产资源是有限的，但是人类一定能找寻到大规模的提炼技术以及相关的替代要素，推动价格持续下降。
从经济学的角度审视，人类经济发展的历史，实际上就是一部经济要素相互替代的历史。当煤产量和移动式蒸汽动力在19世纪中期达到顶峰之后，基于内燃机的碳氢燃料的兴起，煤在很大程度上被石油所替代。接下来，在20世纪中叶，天然气开始在能源市场上占据较大份额。这些不断更替的要素利用在技术上的变化所衍生的巨大影响遍布人类各个时期的经济系统。
那么，石油、天然气之后，又会是什么呢？实际上，源于对化石能源耗尽的担忧，席卷全球的能源秩序转型的思潮已然胎动。虽然英国石油公司的英文缩写还是“BP”，但内涵已经变更为“超越石油”（“Beyond Petroleum”），并为越来越多的人所知晓。
“清洁”、“可再生”成为人类“超越石油”的梦想、重构下一个能源更替王朝的关键词。人类在大规模利用石油之前，燃料动力电池就已经为人类发现。1839年，一位来自英国的科学家威廉•格罗夫就发现，在某些条件下，如果氢和氧重新组合成水，氢里所积聚的能量就会以电流再加上一小部分热能的形式释放出来。此后，在1923年，约翰•霍尔丹在剑桥大学的一场妙趣横生的演讲中，为人类勾勒了一个由氢燃料所驱动的文明世界的完美图景。
然而，似乎历史总是喜欢误会。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人类大规模勘探、开采化石能源的技术突飞猛进，使更多廉价的化石能源被从地底下源源不断地开采出来。在规模开采和化石能源价格的普遍下跌下，人们对燃料电池的热衷逐渐消退。而且，燃料电池的供应链也未顺势成熟，也制约了消费者对其的狂热。
类似的问题也在其他可再生能源问题上隐现，可再生能源如风能、太阳能，其致命的间歇性特征，使其大规模应用前景始终踟躅不前。
如果人类的记忆还未消退，这种秩序重构的压力更可以到煤炭替代木柴的尴尬中寻求解读。当瓦特的蒸气动力为人类大规模利用煤炭提供可能之时，没有更多的英国人将煤炭替代木柴看成是更优的选择。更多的英国人总是抱怨难以忍受煤炭燃烧所产生的浓烈烟雾，更为典型的是，由于煤炭将食品和酒的味道给彻底毁了，以及煤炭中含量不菲的硫磺与铁之间的化学反应使熔炼的金属面目全非，为大多数人拒绝使用煤炭提供了漂亮借口。
不仅如此，在供应链的另外一端，有关煤炭的整套销售和交易系统必须应运而生，以保证煤炭能迅速、快捷地运输到用户和居民手中。对于刚刚步入工业化大门的大多数经济主体而言，其对煤炭下意识的抵触情绪就更加让人容易理解。
当人类在资源枯竭、环境压力不断上升的历史门槛前，再次面临能源体系重构的抉择之际，来自既得利益者的制度和政策层面的压力，瞬间完成了在新兴萌芽力量周边的聚集。在构建下一个能源体系的漫长历程中，显然美国是最具经济和技术实力的国家。但是，政客们在选票的考量下，不可能不照顾到能源寡头已经花费超过10万亿美元建构的能源基础设施，可能因为能源秩序转轨而在一夜之间化为乌有。而且，以石油的可获得性为中心，美国政府煞费苦心经营的地缘政治格局因此走向瓦解和瘫痪，也并非没有可能。
因此，在既有能源工业的压力和现有化石能源霸权的支配下，美国政府在推动替代能源技术进步的制度安排上，仅仅是象征性姿态，并一再拒绝在《京都议定书》上签字。在此背景下，美国政府在2007年能源法案通过之前，其用于支持再生能源等替代能源的研究的资金实际上是一再减少，而不是增加。
“只要能源秩序能够想到的什么新东西，那么这种新的东西很可能是今天已经存在的东西的派生品，比如说脱炭煤或者重石油。”化石能源的倡导者们这样沾沾自喜，这种对碳氢燃料的顶礼膜拜实际上已经侵入既得利益者的肌肤，并成为能源秩序重构前行步伐的最大掣肘。
转轨期间——增长的隐忧
在经济学既有的分析框架中，分工、交换以及技术进步，甚至还有制度等因素，都被长期解释为经济增长的关键因子，能源和资源利用的方式被有意和无意地淡化了。然而，长期经济发展的实践，不得不让人类重新审视这样一个事实：经济增长为什么未能与人类的进步同步，以资源大量耗竭所维持的增长为什么会带来生态失衡、环境恶化等种种弊端。
如果说，此前这仅仅是一种猜想，那么近些年频频上演的极端恶劣气候，却为此提供了有力的佐证。2008年席卷大半个中国的低温冰雪天气，不仅给中华民族的春节团圆心愿设置了巨大的障碍，更让我们再次重温了这样一个事实：气候是最基础的变量；当连年爆发高温酷暑气候，引发农业物种免疫力下降并衍生新的农业疫病的时候，没有理由不对化石能源利用及其方式产生新的质疑。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人类对化石能源的利用方式，所引发的温室效应，正是推动这种气候变化的始作俑者。此外，还有煤炭等大规模充斥人类经济系统，引发的酸雨横流、土地退化，都可以到化石能源的利用方式中去寻求到终极答案。
然而，由于这种替代在过去的200年间，极大地推动了经济的增长和财富的积累。同时，在此阶段，化石燃料和其他自然资源的实际成本是下降的，人们对这种源源不断地替代,依旧乐此不疲。伴随着无法控制的大气污染和温室效应等，化石燃料使用的环境影响,早已造就了一种新的经济负担。这种经济负担不仅包括排污控制成本，还包括不控制排放所带来的甚至更大的健康和其他成本。
因此，人们始终更愿意坚信，非再生性能源最终总是要被淘汰的，并满怀希冀迎接着能源王朝更迭的到来。如上文所述，以清洁、可再生为关键词的能源秩序更迭，势必成为人类的优先选择之一。
令人忧虑的是，所有这些替代技术与现有技术相比，与既有的秩序相比，可能都更为资本密集。在替代能源技术方面的巨大投资，将在此后的经年中，吸收大量世界上可获得的投资资本。为此，经济学家有充分的理由预期化石燃料和其他资源的价格在经过长期下降之后，将出现新一轮的上升。因此，石油和天然气价格的转折点可能随时来到，这肯定会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
当前，石油价格的飙升，只不过是表明这种担忧提前到来而已。不过，人类为寻求替代能源的努力，打破了其他行业的脆弱的均衡，或许是更多的人始料未及的。为了寻求新的替代能源，美国、欧盟大规模将粮食产品用于提炼燃料乙醇，以降低能源消费的对外依存度。然而，这无疑使全球脆弱的粮食供求均衡雪上加霜，并迅速为全球经济增长投下巨大变数。
何去何从——能源乱世里的中国
国际能源机构在一篇题为《中国的繁荣给全球升温问题火上浇油》的报告中预测，按照中国目前的能源发展趋势，中国将在2010年前就会超过美国成为二氧化碳排放量的第一大国。从现在到2030年，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将提高到和整个工业化世界相同的数目。
对于这篇报告推出的背景，我们不得而知。但是，伴随着中国建设强大现代经济的进程，中国对于化石能源的依赖与日俱增。上个世纪90年代，中国相继成为石油产品净进口国和原油净进口国，预计到2020年中国对外石油依存度将达到60％。实际上，伴随着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加深，中国能源供需平衡表一直在进行着微妙而又必然的变化。
不仅如此，中国高度依赖煤炭的化石能源消费结构，给中国经济投下巨大变数。截至目前，我国的煤炭消费量占世界煤炭消费总量的27％，是全世界唯一的以煤炭为主的能源消费大国。大量燃煤并缺乏有效治理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我国排放的二氧化碳和二氧化硫中，分别有85％和90％是由燃煤形成的。我国目前排放的二氧化碳总量排在美国之后居全球第二位，约占全世界的13％。同时，中国能源资源分布很不平衡，大规模、长距离地运输煤炭，导致运力紧张、成本提高，影响了能源工业协调发展。
不仅如此，在全球能源体系中，中国始终是一个后来者，对全球能源体系的影响力有限。以价格为例，我国是世界能源市场上的价格追随者，而非价格决定者。简言之，中国一直游离于全球能源定价体系的外围。中国作为世界能源消费“大国”，同时是全球能源定价“小国”的尴尬角色，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已经开始隐现。如亚洲溢价、石油进口的“越买越贵”与“越贵越买”现象频频发生。
可以预料，以能源资源的可获得性、能源价格波动、能源运输安全以及能源消费的环境安全为核心的能源安全，将在未来相当长时期困扰中国经济的增长，任何一个环节出现纰漏，都莜关中国国家利益。
当前，围绕石油资源争夺、替代能源技术的发展，全球能源新秩序无疑处于变革前的混乱秩序中。谁掌握了先机，谁就必然赢得未来的“世界”。这就要求决策层在可持续能源政策的形成过程中，真正建立以价格为基础的能源资源和其他要素资源之间的价格替代关系，推动能源消费主体市场化能源消费模式的形成，推动节能技术和替代能源技术的快速发展，为能源新秩序早日产生创造产业成长环境。为此，中国必须在微观和宏观层次实现突破，构建起符合中国经济增长需要的能源消费主体微观动力机制和全社会新型能源产业成长的宏观动力机制。
(作者单位：重庆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从2008年年初突破100美元大关，到7月份一度升至147美元的高位，飞速上升的油价牵动着每一个人的神经。从民生到时政，缺乏石油作为动力，世界也将放慢脚步。当供需矛盾和投机等多种因素将石油价格不断推向高位时，一系列原本还能被掩盖的矛盾正慢慢浮出水面，石油此刻作为世界政治、经济生活的主角正式走上前台。然而这是否意味着今后我们的生活将围绕石油而旋转？在新型可替代能源尚未问世前我们还不能给出这一问题的答案，但被多重矛盾推向风口浪尖上的石油，势必也会如我们曾经经历的其他能源一样，终有一天失去其夺目的光芒，走上前台的石油同时也面对着落寞。但是此刻，我们仍需要思考高油价下的诸多问题，思考解决高油价下的诸多经济、政治矛盾，同时耐心地等待一个新能源时代的到来。
石油王朝——难掩萧瑟背影
石油已然成为世界的主宰，人类的生活和持续进步，知识的获取和娱乐，所有这一切都代表着先是产生然后又消耗的能源符号。当前，全球用于交通运输系统的能源消耗中，石油占据着90％以上的份额;生产化肥的原料是石油、天然气等化石能源。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当今的农业和农业支撑的庞大人口，是建立在化石能源的基础之上的。化石能源如果衰竭，势将导致大规模的饥荒。
不仅如此，自从英国蒸汽动力装置开始介入人类的社会经济系统之后，人类基于这种化石能源利用方式所建构起的诸种秩序，均可以到化石能源中找寻解决方案。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以及此后90年代爆发的海湾战争，都可以归因于石油相关方为获取稳定的石油资源和控制石油价格。此外，石油本身甚至还成为战争霸权背后的道具。当萨达姆的共和国卫队在撤离科威特的最后时刻，也不忘记在后者油田上点上一把火。
正如《石油帝国》中所概述的，“谁拥有了石油就拥有了世界”。在石油拜物教的驱使下，全球建构起以石油为中心的经济体系，还有权力体系。全球相关方都被编织在石油这张大网上，涵盖政治、经济、外交和社会生活各个层面。在这张大网上，任何一方的心跳，还有争吵，以及利益交换，彼此都一清二楚。
在这张大网所建构的石油王朝中，美国和以沙特阿拉伯为首的OPEC共同成为了全球能源秩序的管理者，沙特人提供石油并构筑起以美元为标价的石油贸易体系，美国人提供保护并建构起在海湾地区大量的军事存在。其中，包括在利雅得建立一个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军事指挥中心，以及建立一个从非洲到里海地区越来越大的军事基地和庞大的外交网络资源。
然而，石油资源日益枯竭，再加上少许国家如委内瑞拉等国家的叛逆，逐渐给这张大网脆弱的神经带来严峻的挑战。实际上，早在20世纪50年代，为壳牌石油公司工作的美国地质学家哈伯特(M•King Hubbert)的脑海里就经常闪烁着这样一个问题：一个产区有多个单独的油井，各有其寿命周期，就整个产区而言，其寿命周期如何？如何预测其产量？
当他将单个油井的每日产量数据进行综合后，整个产区的原油产量跟正态分布曲线的“钟型曲线”相当接近，这就是能源经济学界所称的“哈勃特曲线”（Hubert Curve）。显而易见，“哈勃特曲线”的顶部就是整个产区的峰值。如果整个产区的产量跃过了顶部，产区的产量衰减必然不可避免。
全球石油产量后来的增长态势，不幸为哈勃特所言中。当前，在全球产油最多的65个国家中，已有54个跃过了石油生产的峰值点，其中美国在1970年，印度尼西亚在1997年，澳大利亚在2000年，南非在2001年，而墨西哥在2004年。
虽然，第一次、二次石油危机，减缓了哈勃特所预言的全球石油峰值到来的时刻。但是，石油帝国的崩溃，也正是起始于那个时期。正是两次危机的爆发，大规模推动了人类寻求替代能源的努力。或许，若干年后，石油输出国组织的后辈们要后悔当初的这两场变革，因为两场变革使石油输出国组织在全球石油市场的占有率从当初超过50％下降到后来的29％。
第二次石油危机之后，全球石油市场经历了20世纪后20年的过剩生产和较低的价格。然而，当前，全球石油市场紧绷的价格，把石油王朝正逐渐地推向一个变革的拐点：全球石油贸易正无情地走向供应越来越紧，价格越来越高的时代。这对当初建构在廉价石油基础之上的全球经济而言，无疑充满着巨大的风险。
显然，各国不再迷恋将自身命运系于单一的石油身上，并引发全球能源安全观的变革。而且，这种全球能源安全体系的变革，不仅源于对化石能源可获得性，亦即化石能源系统内部的内在不安全性的担忧上；从人类发展的宏大背景出发，这种担忧还来源于化石能源外部的压力，人类工业革命以来所消耗的化石能源引发的巨大环境负效应，更使这种转型需求变得越来越急迫和越来越需要优先考虑。
不可否认，当前石油王朝的影子依旧无处不在，三大石油市场的投机商们依旧狂热如斯，但却终究难以掩饰那不过是能源秩序领域又一个王朝行将终结渐行渐远的背影！
秩序重构——技术还是制度的羁绊？
在中学时代，我依稀记得曾经在中国版的《读者文摘》中看到一篇有趣的小故事，是一个物理学家和经济学家之间的关于有色金属价格在百年后是否上涨的著名“赌局”。“赌局”的结局想必很多读者已经知晓，经济学家赢得了最后的胜利。经济学家坚信，虽然有色金属矿产资源是有限的，但是人类一定能找寻到大规模的提炼技术以及相关的替代要素，推动价格持续下降。
从经济学的角度审视，人类经济发展的历史，实际上就是一部经济要素相互替代的历史。当煤产量和移动式蒸汽动力在19世纪中期达到顶峰之后，基于内燃机的碳氢燃料的兴起，煤在很大程度上被石油所替代。接下来，在20世纪中叶，天然气开始在能源市场上占据较大份额。这些不断更替的要素利用在技术上的变化所衍生的巨大影响遍布人类各个时期的经济系统。
那么，石油、天然气之后，又会是什么呢？实际上，源于对化石能源耗尽的担忧，席卷全球的能源秩序转型的思潮已然胎动。虽然英国石油公司的英文缩写还是“BP”，但内涵已经变更为“超越石油”（“Beyond Petroleum”），并为越来越多的人所知晓。
“清洁”、“可再生”成为人类“超越石油”的梦想、重构下一个能源更替王朝的关键词。人类在大规模利用石油之前，燃料动力电池就已经为人类发现。1839年，一位来自英国的科学家威廉•格罗夫就发现，在某些条件下，如果氢和氧重新组合成水，氢里所积聚的能量就会以电流再加上一小部分热能的形式释放出来。此后，在1923年，约翰•霍尔丹在剑桥大学的一场妙趣横生的演讲中，为人类勾勒了一个由氢燃料所驱动的文明世界的完美图景。
然而，似乎历史总是喜欢误会。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人类大规模勘探、开采化石能源的技术突飞猛进，使更多廉价的化石能源被从地底下源源不断地开采出来。在规模开采和化石能源价格的普遍下跌下，人们对燃料电池的热衷逐渐消退。而且，燃料电池的供应链也未顺势成熟，也制约了消费者对其的狂热。
类似的问题也在其他可再生能源问题上隐现，可再生能源如风能、太阳能，其致命的间歇性特征，使其大规模应用前景始终踟躅不前。
如果人类的记忆还未消退，这种秩序重构的压力更可以到煤炭替代木柴的尴尬中寻求解读。当瓦特的蒸气动力为人类大规模利用煤炭提供可能之时，没有更多的英国人将煤炭替代木柴看成是更优的选择。更多的英国人总是抱怨难以忍受煤炭燃烧所产生的浓烈烟雾，更为典型的是，由于煤炭将食品和酒的味道给彻底毁了，以及煤炭中含量不菲的硫磺与铁之间的化学反应使熔炼的金属面目全非，为大多数人拒绝使用煤炭提供了漂亮借口。
不仅如此，在供应链的另外一端，有关煤炭的整套销售和交易系统必须应运而生，以保证煤炭能迅速、快捷地运输到用户和居民手中。对于刚刚步入工业化大门的大多数经济主体而言，其对煤炭下意识的抵触情绪就更加让人容易理解。
当人类在资源枯竭、环境压力不断上升的历史门槛前，再次面临能源体系重构的抉择之际，来自既得利益者的制度和政策层面的压力，瞬间完成了在新兴萌芽力量周边的聚集。在构建下一个能源体系的漫长历程中，显然美国是最具经济和技术实力的国家。但是，政客们在选票的考量下，不可能不照顾到能源寡头已经花费超过10万亿美元建构的能源基础设施，可能因为能源秩序转轨而在一夜之间化为乌有。而且，以石油的可获得性为中心，美国政府煞费苦心经营的地缘政治格局因此走向瓦解和瘫痪，也并非没有可能。
因此，在既有能源工业的压力和现有化石能源霸权的支配下，美国政府在推动替代能源技术进步的制度安排上，仅仅是象征性姿态，并一再拒绝在《京都议定书》上签字。在此背景下，美国政府在2007年能源法案通过之前，其用于支持再生能源等替代能源的研究的资金实际上是一再减少，而不是增加。
“只要能源秩序能够想到的什么新东西，那么这种新的东西很可能是今天已经存在的东西的派生品，比如说脱炭煤或者重石油。”化石能源的倡导者们这样沾沾自喜，这种对碳氢燃料的顶礼膜拜实际上已经侵入既得利益者的肌肤，并成为能源秩序重构前行步伐的最大掣肘。
转轨期间——增长的隐忧
在经济学既有的分析框架中，分工、交换以及技术进步，甚至还有制度等因素，都被长期解释为经济增长的关键因子，能源和资源利用的方式被有意和无意地淡化了。然而，长期经济发展的实践，不得不让人类重新审视这样一个事实：经济增长为什么未能与人类的进步同步，以资源大量耗竭所维持的增长为什么会带来生态失衡、环境恶化等种种弊端。
如果说，此前这仅仅是一种猜想，那么近些年频频上演的极端恶劣气候，却为此提供了有力的佐证。2008年席卷大半个中国的低温冰雪天气，不仅给中华民族的春节团圆心愿设置了巨大的障碍，更让我们再次重温了这样一个事实：气候是最基础的变量；当连年爆发高温酷暑气候，引发农业物种免疫力下降并衍生新的农业疫病的时候，没有理由不对化石能源利用及其方式产生新的质疑。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人类对化石能源的利用方式，所引发的温室效应，正是推动这种气候变化的始作俑者。此外，还有煤炭等大规模充斥人类经济系统，引发的酸雨横流、土地退化，都可以到化石能源的利用方式中去寻求到终极答案。
然而，由于这种替代在过去的200年间，极大地推动了经济的增长和财富的积累。同时，在此阶段，化石燃料和其他自然资源的实际成本是下降的，人们对这种源源不断地替代,依旧乐此不疲。伴随着无法控制的大气污染和温室效应等，化石燃料使用的环境影响,早已造就了一种新的经济负担。这种经济负担不仅包括排污控制成本，还包括不控制排放所带来的甚至更大的健康和其他成本。
因此，人们始终更愿意坚信，非再生性能源最终总是要被淘汰的，并满怀希冀迎接着能源王朝更迭的到来。如上文所述，以清洁、可再生为关键词的能源秩序更迭，势必成为人类的优先选择之一。
令人忧虑的是，所有这些替代技术与现有技术相比，与既有的秩序相比，可能都更为资本密集。在替代能源技术方面的巨大投资，将在此后的经年中，吸收大量世界上可获得的投资资本。为此，经济学家有充分的理由预期化石燃料和其他资源的价格在经过长期下降之后，将出现新一轮的上升。因此，石油和天然气价格的转折点可能随时来到，这肯定会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
当前，石油价格的飙升，只不过是表明这种担忧提前到来而已。不过，人类为寻求替代能源的努力，打破了其他行业的脆弱的均衡，或许是更多的人始料未及的。为了寻求新的替代能源，美国、欧盟大规模将粮食产品用于提炼燃料乙醇，以降低能源消费的对外依存度。然而，这无疑使全球脆弱的粮食供求均衡雪上加霜，并迅速为全球经济增长投下巨大变数。
何去何从——能源乱世里的中国
国际能源机构在一篇题为《中国的繁荣给全球升温问题火上浇油》的报告中预测，按照中国目前的能源发展趋势，中国将在2010年前就会超过美国成为二氧化碳排放量的第一大国。从现在到2030年，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将提高到和整个工业化世界相同的数目。
对于这篇报告推出的背景，我们不得而知。但是，伴随着中国建设强大现代经济的进程，中国对于化石能源的依赖与日俱增。上个世纪90年代，中国相继成为石油产品净进口国和原油净进口国，预计到2020年中国对外石油依存度将达到60％。实际上，伴随着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加深，中国能源供需平衡表一直在进行着微妙而又必然的变化。
不仅如此，中国高度依赖煤炭的化石能源消费结构，给中国经济投下巨大变数。截至目前，我国的煤炭消费量占世界煤炭消费总量的27％，是全世界唯一的以煤炭为主的能源消费大国。大量燃煤并缺乏有效治理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我国排放的二氧化碳和二氧化硫中，分别有85％和90％是由燃煤形成的。我国目前排放的二氧化碳总量排在美国之后居全球第二位，约占全世界的13％。同时，中国能源资源分布很不平衡，大规模、长距离地运输煤炭，导致运力紧张、成本提高，影响了能源工业协调发展。
不仅如此，在全球能源体系中，中国始终是一个后来者，对全球能源体系的影响力有限。以价格为例，我国是世界能源市场上的价格追随者，而非价格决定者。简言之，中国一直游离于全球能源定价体系的外围。中国作为世界能源消费“大国”，同时是全球能源定价“小国”的尴尬角色，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已经开始隐现。如亚洲溢价、石油进口的“越买越贵”与“越贵越买”现象频频发生。
可以预料，以能源资源的可获得性、能源价格波动、能源运输安全以及能源消费的环境安全为核心的能源安全，将在未来相当长时期困扰中国经济的增长，任何一个环节出现纰漏，都莜关中国国家利益。
当前，围绕石油资源争夺、替代能源技术的发展，全球能源新秩序无疑处于变革前的混乱秩序中。谁掌握了先机，谁就必然赢得未来的“世界”。这就要求决策层在可持续能源政策的形成过程中，真正建立以价格为基础的能源资源和其他要素资源之间的价格替代关系，推动能源消费主体市场化能源消费模式的形成，推动节能技术和替代能源技术的快速发展，为能源新秩序早日产生创造产业成长环境。为此，中国必须在微观和宏观层次实现突破，构建起符合中国经济增长需要的能源消费主体微观动力机制和全社会新型能源产业成长的宏观动力机制。
(作者单位：重庆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