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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古典散文中，《项脊轩志》堪称悲情美的绝响，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首先是“悲”的背景。《项》开头写道：“项脊轩，旧南阁子也，室仅方丈，可容一人居。百年老屋，尘泥渗漉，雨泽下注，每移案，顾视无可置者。又北向，不能得日，日过午已昏。”字里行间笼罩着衰旧、破败、局促、阴暗的气氛。这三句不但交代了项脊轩作为南阁子的过去，也为全文定下了一个“悲”的基调。
对母亲和祖母的怀念，作者仍是置于“悲”的背景下：“诸父异爨，内外多置小门墙，往往而是。东犬西吠，客逾庖而宴，鸡栖于厅。庭中始为篱、已为墙，凡再变矣。”封建时代，名门望族之念、钟鸣鼎食之想于知识分子尤甚。归有光置身诸父矛盾之中，满腹家道衰败之感，其内心之悲也就不言而喻。
“轩凡四遭火，得不焚，殆有神护者。”虽说未焚，而那种“劫后余生”式的庆幸和“悲”的底色却是掩饰不住的。人生居处有一次遭火就够呛的了，更何况“凡四”呢？若将此文前后割裂读之，此句系初作之尾。如此首尾呼应，使全文“悲”的气氛更加浓重。若把后续部分加进来，以整体读之，此句则再次为下文对妻子的回忆烘托出了“悲”的气氛。
可以说，全文始终笼罩在“悲”的浓厚氛围中。
(二)
该文最重要而又最具艺术个性的是对三位女性亲人的悲情美的表现。有光八岁丧母(仅25岁)，每忆及此，往往悲不自胜。《项》对母亲的回忆是借老妪之口完成的，作者之所以采用这种间接描写的方法，主要是母亲死得太早。他在另一篇散文《先妣事略》中说：“孺人卒。诸儿见家人泣，则随之泣，然犹以为母寝也。”可见这种方式选择的本身就包含着莫大的悲哀。再加之老妪对母亲的语言摹拟，给人以慈母音容宛在之感，当然就哽咽不禁了。
少年丧母之悲，自是无法弥补，祖母的关爱尚可略慰一二，但不久祖母亦故去。在相继失去了两位至亲的女性尊长之后，功名尚如尘土一般没有起色。年轻的作者采取了较为直接、外显的方式来回忆祖母的疼爱和鼓励，再想想眼前的状况，“长号不自禁”实属在所难免。
所幸的是归有光在23岁时娶了个淑女型的妻子：一个胸怀大志为前程苦读；另一个则“从余问古事，或凭几学书”，红袖添香，堪慰生平。然而造物要逼迫他给原文再加一段更加精彩的文字，同时还要逼着他从“韩柳欧苏”那儿扛过中国散文的大纛，因而，有光是不能久享此福的。结婚才六年，而立不到，贤妻(不到25岁)又撒手人寰。中年丧爱妻、少年丧慈母、祖母，这种种悲哀，岂是语言能直接表达？词人毛泽东以“泪飞顿作倾盆雨”写之，南唐后主李煜则把无穷愁苦化作滚滚东流的一江春水，有明一代散文大师岂肯落后？恩格斯曾指出“作者的见解愈隐蔽，对艺术作品来说就愈好”。是的，在艺术欣赏心理中，主体不接受说服，只接受感动。归有光似乎更懂得语言艺术的真谛，于是以“室坏不修”、“久卧病无聊”、“多在外，不常居”等冷静平淡之语写之。古人云：“悲莫大于心死。”连科举之事他都懈了，有哪一个性情中人读书至此会看不出作家因爱妻早亡而神散骨销、而几近崩溃了呢？“庭有枇杷树，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盖矣”，含蓄倍至，真乃千古伤心之祖!睹树思人，能不悲夫？睹此树“亭亭如盖”之姿，忆贤妻“窈窕淑女”之形，敢无怀想？此树系“吾妻死之年所手植”，见树亦见其植树时情境，多么亲切!但一想到树越长越茂，伊人却越去越远，岂不痛煞!越思越睹，越睹越思，情何以堪？而此时偏在“妻”前冠一“吾”字，这一亲切的称呼之中，该深藏了多少才子的泪眼、痴男的柔情!
应该明白：作者对三代女性亲人的悲情，不管形式还是内容都是有所不同的。从“悲”的形式来看：母亲以“泣”，大母以“号”，妻子以“戚”(不明说)；从“悲”的情感来看：母亲重“伤”，祖母述“恸”，妻子偏“思”。全文表现的重点在人，而项脊轩只是一个线索、一个背景(或曰舞台)。文中“多可喜”也是为“亦多可悲”服务的。不难看出：《项》的表现艺术确实已经达到了出神入化、自然而然的地步，此所谓最高的艺术就是没有艺术。难怪清代黄宗羲说：“予读震川之为女妇者，一往情深，每以一二细事见之，使人欲涕。”诚哉斯言。
(三)
此外，“悲”的语言风格也是不可忽略的，与归氏同为“唐宋派”散文家的唐顺之在《答茅鹿门知县》一文中提出“直据胸臆，信手写出，如写家书”，并认为这样的文字“绝无烟火酸馅习气，便是宇宙间一样绝好文字”。有光的创作正是此种美学思想的最好体现。《项》全文无一处着壮语，亦不见什么“美文”的痕迹，只是以清淡而纯乎自然的语言来写身边琐事，抒人人心中皆有、而人人笔下皆无的那一段至情。白描的语言和“悲”的情感竟是那么吻合，天衣无缝，读来令人美不胜收。在中国散文史上这是前不见古人的，而后如果说有来者的话，那就只有朱自清的《背影》可略与比肩了。
同样是评价归有光的这种风格，曾国藩曾不无遗憾地说：“借（假设）熙甫早置身高明之地，闻见广而情志阔，得师友以辅翼，所诣固不竟此哉！”而黄宗羲则曰：“盖古今来事无巨细，唯此可歌可泣之精神，长留天壤。”愚以为：曾氏只是在作湘军统帅的豪言，而黄氏则洞察了至真至善的人性。此虽为志趣异而仁智别，但于文章二人识见之高低已判然矣。
[作者通联：湖北监利一中]
(一)
首先是“悲”的背景。《项》开头写道：“项脊轩，旧南阁子也，室仅方丈，可容一人居。百年老屋，尘泥渗漉，雨泽下注，每移案，顾视无可置者。又北向，不能得日，日过午已昏。”字里行间笼罩着衰旧、破败、局促、阴暗的气氛。这三句不但交代了项脊轩作为南阁子的过去，也为全文定下了一个“悲”的基调。
对母亲和祖母的怀念，作者仍是置于“悲”的背景下：“诸父异爨，内外多置小门墙，往往而是。东犬西吠，客逾庖而宴，鸡栖于厅。庭中始为篱、已为墙，凡再变矣。”封建时代，名门望族之念、钟鸣鼎食之想于知识分子尤甚。归有光置身诸父矛盾之中，满腹家道衰败之感，其内心之悲也就不言而喻。
“轩凡四遭火，得不焚，殆有神护者。”虽说未焚，而那种“劫后余生”式的庆幸和“悲”的底色却是掩饰不住的。人生居处有一次遭火就够呛的了，更何况“凡四”呢？若将此文前后割裂读之，此句系初作之尾。如此首尾呼应，使全文“悲”的气氛更加浓重。若把后续部分加进来，以整体读之，此句则再次为下文对妻子的回忆烘托出了“悲”的气氛。
可以说，全文始终笼罩在“悲”的浓厚氛围中。
(二)
该文最重要而又最具艺术个性的是对三位女性亲人的悲情美的表现。有光八岁丧母(仅25岁)，每忆及此，往往悲不自胜。《项》对母亲的回忆是借老妪之口完成的，作者之所以采用这种间接描写的方法，主要是母亲死得太早。他在另一篇散文《先妣事略》中说：“孺人卒。诸儿见家人泣，则随之泣，然犹以为母寝也。”可见这种方式选择的本身就包含着莫大的悲哀。再加之老妪对母亲的语言摹拟，给人以慈母音容宛在之感，当然就哽咽不禁了。
少年丧母之悲，自是无法弥补，祖母的关爱尚可略慰一二，但不久祖母亦故去。在相继失去了两位至亲的女性尊长之后，功名尚如尘土一般没有起色。年轻的作者采取了较为直接、外显的方式来回忆祖母的疼爱和鼓励，再想想眼前的状况，“长号不自禁”实属在所难免。
所幸的是归有光在23岁时娶了个淑女型的妻子：一个胸怀大志为前程苦读；另一个则“从余问古事，或凭几学书”，红袖添香，堪慰生平。然而造物要逼迫他给原文再加一段更加精彩的文字，同时还要逼着他从“韩柳欧苏”那儿扛过中国散文的大纛，因而，有光是不能久享此福的。结婚才六年，而立不到，贤妻(不到25岁)又撒手人寰。中年丧爱妻、少年丧慈母、祖母，这种种悲哀，岂是语言能直接表达？词人毛泽东以“泪飞顿作倾盆雨”写之，南唐后主李煜则把无穷愁苦化作滚滚东流的一江春水，有明一代散文大师岂肯落后？恩格斯曾指出“作者的见解愈隐蔽，对艺术作品来说就愈好”。是的，在艺术欣赏心理中，主体不接受说服，只接受感动。归有光似乎更懂得语言艺术的真谛，于是以“室坏不修”、“久卧病无聊”、“多在外，不常居”等冷静平淡之语写之。古人云：“悲莫大于心死。”连科举之事他都懈了，有哪一个性情中人读书至此会看不出作家因爱妻早亡而神散骨销、而几近崩溃了呢？“庭有枇杷树，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盖矣”，含蓄倍至，真乃千古伤心之祖!睹树思人，能不悲夫？睹此树“亭亭如盖”之姿，忆贤妻“窈窕淑女”之形，敢无怀想？此树系“吾妻死之年所手植”，见树亦见其植树时情境，多么亲切!但一想到树越长越茂，伊人却越去越远，岂不痛煞!越思越睹，越睹越思，情何以堪？而此时偏在“妻”前冠一“吾”字，这一亲切的称呼之中，该深藏了多少才子的泪眼、痴男的柔情!
应该明白：作者对三代女性亲人的悲情，不管形式还是内容都是有所不同的。从“悲”的形式来看：母亲以“泣”，大母以“号”，妻子以“戚”(不明说)；从“悲”的情感来看：母亲重“伤”，祖母述“恸”，妻子偏“思”。全文表现的重点在人，而项脊轩只是一个线索、一个背景(或曰舞台)。文中“多可喜”也是为“亦多可悲”服务的。不难看出：《项》的表现艺术确实已经达到了出神入化、自然而然的地步，此所谓最高的艺术就是没有艺术。难怪清代黄宗羲说：“予读震川之为女妇者，一往情深，每以一二细事见之，使人欲涕。”诚哉斯言。
(三)
此外，“悲”的语言风格也是不可忽略的，与归氏同为“唐宋派”散文家的唐顺之在《答茅鹿门知县》一文中提出“直据胸臆，信手写出，如写家书”，并认为这样的文字“绝无烟火酸馅习气，便是宇宙间一样绝好文字”。有光的创作正是此种美学思想的最好体现。《项》全文无一处着壮语，亦不见什么“美文”的痕迹，只是以清淡而纯乎自然的语言来写身边琐事，抒人人心中皆有、而人人笔下皆无的那一段至情。白描的语言和“悲”的情感竟是那么吻合，天衣无缝，读来令人美不胜收。在中国散文史上这是前不见古人的，而后如果说有来者的话，那就只有朱自清的《背影》可略与比肩了。
同样是评价归有光的这种风格，曾国藩曾不无遗憾地说：“借（假设）熙甫早置身高明之地，闻见广而情志阔，得师友以辅翼，所诣固不竟此哉！”而黄宗羲则曰：“盖古今来事无巨细，唯此可歌可泣之精神，长留天壤。”愚以为：曾氏只是在作湘军统帅的豪言，而黄氏则洞察了至真至善的人性。此虽为志趣异而仁智别，但于文章二人识见之高低已判然矣。
[作者通联：湖北监利一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