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显然，华远与长安做出了成绩。也证实了工程担保对形成健康有序的建筑市场所起的作用。当然，就像所有新生事物的推行都要经历迷茫和尴尬阶段一样，我国的工程担保也正在这一阶段上奋力前行……
一次，刘智到清华去讲课，一个研究生问他，工程担保在中国，到底是朝阳产业还是夕阳产业？他说：假如只能用一句话来表达，我只能这样描述：它是一个还没有来得及看见旭日东升的光明，却马上面临日薄西山之困境的行业。
首先是来自工程担保业市场本身的困境。2004年6月北京市建委关于推行工程担保的地方性法规出台后，担保业市场迅速繁荣。
“仿佛雨后春笋，一夜间遍地都是工程担保公司”。刘智如此形容当时的势态。
据工商局统计资料显示，2001年底我国注册的各类信用担保机构仅约360家，而在2004年这个数字狂增至4000家，仅2004年一年就新增了1000多家。一时间，全国上下狂刮“担保热潮”，甚至传出“担保公司数量一年翻番”的预言。
由于目前建设工程担保公司尚没有明确的行业部门主管，也没有相应健全的市场准入和清出机制，导致全部身家只有几百万的“侏儒”竟然揽下了上亿元的“巨人”项目，给被担保人带来了巨大隐患。此外，一些担保公司为了扩大市场份额，不惜采取竞相压价，甚至与业主或施工企业串通搞虚假担保等手段。担保公司良莠不齐的局面在管理机制尚在空白的状况下，已经严重影响了整个工程担保市场的健康发展。
政府对工程担保行为的监管薄弱也导致担保市场出现了“投保后退保”以及“阴阳合同”的混乱局面。
北京市建委市场管理处处长郝小兵在接受《建造师》采访时指出，目前虽然通过在合同备案环节要求业主和施工企业提交保函，有效解决了房地产开发项目不按照规定办理工程担保的问题，但对后续缓解缺乏有效的监管和制约手段，一些业主和施工企业领到施工许可证后就撤保，还有些房地产开发商利用自己的强势地位，把工程款支付保函扣在自己手里不给施工企业，更有甚者把工程款担保的风险在招标时暗自转嫁到施工方，作为招标的砝码。
种种现象又严重影响了市场主体对工程担保的认可度。
工程担保给企业带来的巨额资本金压力与担保公司的零赔付形成鲜明对比，导致很多开发商和施工企业认为担保公司只收费不干活，大大降低了其自觉实行工程担保的积极性。
“这是市场主体对担保公司工作目的认识不足，保证担保的最完美结果就是追求零赔付。”刘智对《建造师》说。
保险和担保有着本质的区别，保险是为了预防不可控的天灾，而担保则是为了避免可控制的人祸。长安担保法律顾问栾建平向记者分析说，一个保险的赔付率在20%到80%之间都算正常，而一个担保出现零赔付也同样正常，因为担保公司的职责就在于通过科学完善的监管手段，及时纠正项目进展中的违约行为，以保证工程顺利安全的完成。
而由此引出的项目管理业务，将是担保公司得以大量掘金的利润源泉。据了解，长安担保在为广州白云机场作工程担保时所得保费仅100多万，而为其所作的项目管理的合同金额就高达500万。担保公司有足够的人力、财力来组织各类专家，为所担保的工程作系统的项目管理工作，一来可以确保零赔付，二来可赚得高额的管理费。从1999年签约白云机场的担保合同，长安担保公司就专门组织了一个项目处在现场做管理服务一直到现在，这是银行所做不到的。
确实，目前我国担保市场上，银行揽下的业务比例高达90%，而在美国，1936年的《格拉斯法案》明确规定禁止银行参与担保业务。这不得不让人想到，当初长安力推担保时银行界不予支持，现如今市场打开了，银行却坐收担保业九成的江山，这也在情理之中。
工程担保业虽说生在荆棘中，却是当下乃至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规避中国建筑市场风险的最合理最有效手段。除了目前建设部的十个试点城市之外，全国各地已开始萌动。深圳市更是走在了前列。截至2005年11月，深圳市共有5000多项建设工程实行工程担保，涉及施工合同金额700多亿元，担保金额约250多亿元。深圳的“特区”身份以及政府官员对工程担保意义的深刻认识，使得深圳人大几年前就把工程担保写进了招标管理条例，成为国内在这方面唯一的地方性立法。
相比深圳市政府的先进理念，国内相当一部分地方政府似乎还持观望态度。因为如果强制执行工程担保，将直指地方上很多公建项目“拖欠工程款”问题的命门。对于在我国地方政府中普遍存在的花手头的10块钱来建100块钱工程的现状来说，将带来极大的挑战。
但工程保证担保在我国的发展已是必然的趋势。2005年8月，建设部副部长黄卫在 “2005年中国工程担保论坛”上表示，建设部将采取措施建立和推广工程担保制度。
黄卫说，争取3到5年将工程担保立法。的确，这是需要过程的。
目前来看，我国的工程担保任重而道远。但毕竟，在市场面前，华远和长安担保的尝试以及做出的成绩，已逐渐开始被政府和社会认同。我们希望的是，将这种认同在建筑市场中成为标准，使我国的建筑工程在保险中进行。
一次，刘智到清华去讲课，一个研究生问他，工程担保在中国，到底是朝阳产业还是夕阳产业？他说：假如只能用一句话来表达，我只能这样描述：它是一个还没有来得及看见旭日东升的光明，却马上面临日薄西山之困境的行业。
首先是来自工程担保业市场本身的困境。2004年6月北京市建委关于推行工程担保的地方性法规出台后，担保业市场迅速繁荣。
“仿佛雨后春笋，一夜间遍地都是工程担保公司”。刘智如此形容当时的势态。
据工商局统计资料显示，2001年底我国注册的各类信用担保机构仅约360家，而在2004年这个数字狂增至4000家，仅2004年一年就新增了1000多家。一时间，全国上下狂刮“担保热潮”，甚至传出“担保公司数量一年翻番”的预言。
由于目前建设工程担保公司尚没有明确的行业部门主管，也没有相应健全的市场准入和清出机制，导致全部身家只有几百万的“侏儒”竟然揽下了上亿元的“巨人”项目，给被担保人带来了巨大隐患。此外，一些担保公司为了扩大市场份额，不惜采取竞相压价，甚至与业主或施工企业串通搞虚假担保等手段。担保公司良莠不齐的局面在管理机制尚在空白的状况下，已经严重影响了整个工程担保市场的健康发展。
政府对工程担保行为的监管薄弱也导致担保市场出现了“投保后退保”以及“阴阳合同”的混乱局面。
北京市建委市场管理处处长郝小兵在接受《建造师》采访时指出，目前虽然通过在合同备案环节要求业主和施工企业提交保函，有效解决了房地产开发项目不按照规定办理工程担保的问题，但对后续缓解缺乏有效的监管和制约手段，一些业主和施工企业领到施工许可证后就撤保，还有些房地产开发商利用自己的强势地位，把工程款支付保函扣在自己手里不给施工企业，更有甚者把工程款担保的风险在招标时暗自转嫁到施工方，作为招标的砝码。
种种现象又严重影响了市场主体对工程担保的认可度。
工程担保给企业带来的巨额资本金压力与担保公司的零赔付形成鲜明对比，导致很多开发商和施工企业认为担保公司只收费不干活，大大降低了其自觉实行工程担保的积极性。
“这是市场主体对担保公司工作目的认识不足，保证担保的最完美结果就是追求零赔付。”刘智对《建造师》说。
保险和担保有着本质的区别，保险是为了预防不可控的天灾，而担保则是为了避免可控制的人祸。长安担保法律顾问栾建平向记者分析说，一个保险的赔付率在20%到80%之间都算正常，而一个担保出现零赔付也同样正常，因为担保公司的职责就在于通过科学完善的监管手段，及时纠正项目进展中的违约行为，以保证工程顺利安全的完成。
而由此引出的项目管理业务，将是担保公司得以大量掘金的利润源泉。据了解，长安担保在为广州白云机场作工程担保时所得保费仅100多万，而为其所作的项目管理的合同金额就高达500万。担保公司有足够的人力、财力来组织各类专家，为所担保的工程作系统的项目管理工作，一来可以确保零赔付，二来可赚得高额的管理费。从1999年签约白云机场的担保合同，长安担保公司就专门组织了一个项目处在现场做管理服务一直到现在，这是银行所做不到的。
确实，目前我国担保市场上，银行揽下的业务比例高达90%，而在美国，1936年的《格拉斯法案》明确规定禁止银行参与担保业务。这不得不让人想到，当初长安力推担保时银行界不予支持，现如今市场打开了，银行却坐收担保业九成的江山，这也在情理之中。
工程担保业虽说生在荆棘中，却是当下乃至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规避中国建筑市场风险的最合理最有效手段。除了目前建设部的十个试点城市之外，全国各地已开始萌动。深圳市更是走在了前列。截至2005年11月，深圳市共有5000多项建设工程实行工程担保，涉及施工合同金额700多亿元，担保金额约250多亿元。深圳的“特区”身份以及政府官员对工程担保意义的深刻认识，使得深圳人大几年前就把工程担保写进了招标管理条例，成为国内在这方面唯一的地方性立法。
相比深圳市政府的先进理念，国内相当一部分地方政府似乎还持观望态度。因为如果强制执行工程担保，将直指地方上很多公建项目“拖欠工程款”问题的命门。对于在我国地方政府中普遍存在的花手头的10块钱来建100块钱工程的现状来说，将带来极大的挑战。
但工程保证担保在我国的发展已是必然的趋势。2005年8月，建设部副部长黄卫在 “2005年中国工程担保论坛”上表示，建设部将采取措施建立和推广工程担保制度。
黄卫说，争取3到5年将工程担保立法。的确，这是需要过程的。
目前来看，我国的工程担保任重而道远。但毕竟，在市场面前，华远和长安担保的尝试以及做出的成绩，已逐渐开始被政府和社会认同。我们希望的是，将这种认同在建筑市场中成为标准，使我国的建筑工程在保险中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