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胡泳教授撰文，大谈“山寨式创新”（《社会科学报》2016年6月9日）。在他看来，若从“正面意义”上定义山寨的话，那么，山寨“是指在条件有限的情况下，用较低的成本实现一种模仿式的创新”。也就是说，他提出的“山寨式创新”，实际上就是“模仿式的创新”。可问题是，模仿或者说山寨是创新么？胡教授明明知道，“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把没有自主创新能力、靠模仿其他品牌以达到低价行销、自产产品的现象，统统称为山寨现象”，却偏要混淆概念，舞弄出个“山寨式创新”来，其用意何在？
　　顾名思义，“创新”即创造出新的东西来，是指在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领域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在新与旧之间，是存在着明显的质的差别的；绝不是说将他人的东西拿来，改头换面就可以冒充自己的创新。那样的话，模仿剽袭都可以借创新之名，堂而皇之地招摇过市了；而“山寨产品”之所以充斥市场，恐怕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
　　“创新是人类特有的认识能力和实践能力，是人类主观能动性的高级表现。”它既需要丰厚的积累，又需要长时间的思考与劳动，是不可能一蹴而就的。由于既缺乏科学知识的历史积累，又习惯了急功近利的追求，因此，为了眼前的利益，为了追求利润的最大化，近二三十年来，我们往往以模仿和移植他人的一些研究成果，“山寨”出自己的产品。在生产经营的过程中，为了尽快地进入市场，这样做似乎也情有可原，只要别把仿制硬说成自己的发明与创造。但若公然将模仿说成创新，那就难免有侵犯他人知识产权之嫌了。倘如胡教授所言，“重新思考一下什么叫创新”，认为“使用山寨式创新，提供了关于创新更宽泛的理解，重新定义了什么是创新，以及什么是创新的源泉”，那岂不等于公开地张扬模仿乃至剽窃，且可以模仿剽窃得理直气壮？
　　创新原是建立在已有的知识储备和物质基础之上的，就中国社会而言，这两方面都甚为薄弱。两千多年的专制统治，尤其是思想的一体化，严重地限制了人的思想，禁锢了人的创造力，从而使我们的社会长期止步于现代科学与文明的大门之外。想想看，除了津津乐道的“四大发明”之外，如今我们身边的各种器物，从室内的家用电器到室外的交通工具，哪一样不源自于他国？即使打印着“中国制造”，那也毫无疑问的的确确属于“山寨”。这种山寨能算作“创新”么？异想天开地舞弄出个“山寨式创新”，是无法遮人耳目瞒天过海的。诚然，創新也包括“改进”在内，但在哪方面有所改进，又是怎么改进的，还需要认真审察。如果“改进”仅仅是停留在表面上，或者将生产流程做些变动，而在“质”的方面没有根本性的变化，即产生“质的飞跃”，那是很难称作“创新”的。就像一个作家初学写作时，难免会模仿他人的作品，那样的写作最好称为“习作”，而不宜称其为“创作”。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起，欧美的一些现代派作品陆续译介到中国来，许多作家争相仿效，仅《百年孤独》的开头，就不知有多少作家多少次地袭用过。袭用他人的叙述方式，哪怕用的是自己的话语，写的是自己的体验，若说是“借鉴”，当无可厚非；说成是“创新”，或“模仿式创新”，怕是不会得到认可的。至于那些整段抄袭他人著作的，或将他人著作改头换面成为己有的，更有甚者，将外国人的著作“编译”成己著的，竟非剽窃反可以称作“山寨式创新”了？
　　“山寨”（或曰“模仿”）和“创新”原本就是相悖的，合成一个概念难免会模糊二者之间的界限而混淆视听。近些年来，对各种各样的剽袭行为，媒体多有报道，亦有正直的学者和批评家撰文揭露和批判，但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和有效的遏制。不能不担心，胡教授“山寨式创新”的提出，会助长上述种种不良风气，遮蔽了那些对知识产权的侵权行为。恣意地抬高模仿的价值，不仅会延缓我们创新的步伐，弄不好还将扼杀我们创新的能力。
　　目前我们最需要的是一个适宜于创新的环境，因为创新首先需要的是创新思维，而这种思维只能根植在自由宽松的文化生态之中。须知，只有当人们受到尊重，且又不受束缚时，他们才会变得极有创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