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着悠久而灿烂的寓言文学历史。早在先秦的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寓言文学的发展已臻成熟。据统计，除《论语》、《孟子》只有少数寓言之外，《庄子》、《列子》、《韩非子》、《吕氏春秋》、《战国策》等都有大量寓言，这些寓言均为寓言作者阐理说教之手段。《孟子》宣扬仁政，《庄子》阐明“齐生死、等得失”之道，《尹文子》阐述名实关系，《墨子》言兼爱、非攻之理，《韩非子》讲述法、术、势三者结合的法家学说，等等。艺术上，《庄子》、《列子》以出人意表的想象见长，《韩非子》以善于提炼历史故事取胜，《孟子》、《墨子》、《吕氏春秋》则寓思辨于形象的描述之中。
　　唐宋是中国儒、佛、释三家文化并重的时代，文化思想的开放也带来寓言文学的复兴和繁荣，郑振铎先生在《寓言的复兴》一文中说：“中国的寓言，自周秦诸子之后，作者绝少。……儒家的统一思想，帝政之桎梏人才，……足以使作者情思枯熄，无复有活泼的生气。后来印度的寓言虽在六朝时输入，却亦不复能燃着中国寓言的美的光辉，受其影响者，仅有一部分的佛教中人，今其所作，大部见于《法苑珠林》中。韩愈、柳宗元诸作家，似亦颇有意于著作寓言。柳宗元尤为努力。他所作的《永氏鼠》、《黔驴》之类亦还有趣。在中古时代而见这种作品，有如在北地见几株翠柳绿竹临风摇摆，至可珍异。” 其实，宋代的寓言文学也应作如是观。尤其是唐宋传奇的兴起，给成熟的寓言文学插上了腾飞的翅膀。从此，寓言文学不但散文化，而且具有向传奇借鉴而不断传奇化的发展趋势。从传统的重寓意而一跃而以情节、和人物取胜，是这时期多数寓言文学的共同特征。如韩愈的《毛颖传》、《圬者王承福传》、柳宗元的《蝜蝂传》、欧阳修的《伐树记》、《卖油翁》（载《归田录》）、王安石的《伤仲永》、秦观的《清河先生传》、张耒的《竹夫人传》等。《毛颖传》为毛笔立传，叙毛颖勤劳、老而见弃的一生。李肇《国史补》评云：“韩愈撰《毛颖传》，其文尤高，真良史才也。”《蝜蝂传》叙蝜蝂背负赃物向上攀爬而贪心求利之丑态。唐宋传奇中，有些兼具寓言和小说的双重特点，如《枕中记》、《南柯太守传》、《李卫公靖》、《韦自东》等。李肇就如此评价《枕中记》：“沈既济撰《枕中记》，庄生寓言之类。”其它作品都是借此喻彼，具有寓言的形体特征。
　　明清多幽默、诙谐之士，如冯梦龙（1574—1646）、江盈科（1555—1605）、赵南星（1550—1627）、陆灼（生卒年不详）、石成金（1658—？）等。幽默、诙谐的寓言先秦就有，但是如此群体出现，才是因“独抒性灵”的时代风尚使然。这是这时期寓言文学的一大亮点，况且，这类寓言针砭时弊于嬉笑嘲讽之中，捧腹之后，令人思考。如《艾子后语》中《病忘》，云：
　　齐有病忘者，行则忘止，卧则忘起。其妻患之，谓曰：“闻艾子滑稽多智，能愈膏肓之疾，往师之？其人曰：善。于是乘马挟弓矢而行。未一舍，内逼，下 马而便焉。矢植于土，马系于树。便讫，左顾而睹其矢，曰：危乎，流矢奚自？几乎中我！右顾而睹其马，喜曰：虽受虚惊，亦得一马。引辔将旋，忽自践其所遗粪，顿足曰：脚踏犬粪，污吾履矣，惜哉！鞭马反向归路而行。须臾抵家，徘徊门外曰：此何人居？岂艾夫子所寓耶？其妻适见之，知其又忘也，骂之。其人怅然曰：娘子素非相识，何故出语伤人？
　　故事本身荒诞，然其批评明朝政朝令夕改之政治流弊的寓意却很明确。
　　朝鲜半岛的寓言文学的发展滞后于中国。最早的一篇寓言是载于《新罗殊异传》中的《虎愿》。这是一篇人虎相恋的叙事文，寓意甚隐。真正称得上寓言文的是高丽朝时载于《三国史记》“金庾信列传”条的《龟兔之说》。该篇在金富轼编纂前以口头文学的形式流传，其成型时间难以确定。这是高句丽权臣先道解为新罗王族金春秋讲的一个故事，旨在帮助金春秋逃离高句丽，因其以物喻人，且寓意明确，对朝鲜半岛的寓言文学的发展有一定的影响。
　　高丽朝时期是朝鲜半岛寓言文学蓬勃发展之时，出现了称之为假传体的《麴醇传》（林椿撰）、《孔方传》（林椿撰）、《麴先生传》（李奎报撰）、《清江使者玄夫传》（李奎报撰）、《竹夫人传》（李榖撰）、《丁侍者传》（息影庵撰）、《无肠公子传》（李允甫撰）、《楮生传》（李詹撰）等。这些作品都以动物或植物为描写对象，来表达自己的某些寓意。在写法上，已露以人物描写为主要目的的发展趋势，为后来小说和寓言兼具的寓言小说作了充分的铺垫。
　　随着朝鲜汉文小说发展的成熟，李氏朝鲜的寓言文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尽管仍然多以此前的动物或植物为故事的主人公，但其取材都呈向深、广两个维度拓展之势。以龟兔为母题的有民间寓言《兔子传》，以猫鼠为母题的有《猫首座）（载《中宗实录》）、《鼠狱说》（林悌撰）、柳本学的《乌圆传》、《野鼠择婚》（柳梦寅撰）、《公论鼠虱》（柳梦寅撰）、《老鼠善窃》（高尚颜撰）、《鼠大智传》（民间寓言）、《鼠同治传》（民间寓言）等，以虎为母题的有《虎痴》（朴趾源撰）、《虎死狐计》（载《奇闻》）、《虎井》（《於於于集》卷五）等，也有大量的以人物为主人公的寓言文学，其中成伣是用力最著的一位。他的《浮休子谈论》以善于用寓言故事说理见称，比较著名的篇目有《丰富与不足》、《东皋子患贫》、《以医为卿》、《齐王患盗》、《其愚更甚》、《一妻一妾》、《老人除害》等。这时，还出现了数量颇丰的“天君系列”的寓言小说，以林悌《愁城志》为嚆矢，到郭钟锡（1854-1919）的《天君颂》止，三百余年的李氏朝鲜出现了金宇颙的《天君传》、黄中允的《天君纪》、郑泰齐的《天君演义》、林泳的《义胜记》、李钰的《南灵传》、郑琦和的《天君本纪》（也称《心史》）、郑昌翼的《天君实录》、金道和的《天君说》等十余部。可谓蔚为大观。
　　朝鲜半岛的这些寓言不同程度地都是在中国的寓言文学的影响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龟兔之说》是从印度佛经中引来的一个故事，另当别论，但见于《新罗殊异传》的《虎愿寺》尽管以新罗的风俗为背景，但其题材和表现手法都与中国同类作品极为相似。《述异记》之《封劭》、《齐谐记》之《吴道宗母》、《五行记》之《袁双》、《河东记》之《申屠澄》等都是以人化虎为主题。其中叙申屠澄在上任路上邂逅贫家少女、结为夫妻、生子后少女变虎而离去的故事与《虎愿寺》最为接近。《三国遗事》的作者一然略删后写入他的《金现感虎》中，所受的影响也就更容易让人看清。 　　再如《一妻一妾》：东门柳有一妻一妾而处室者。妻美而妾恶，爱妾而不顾妻。人有问于浮休子曰：“东门之妻，其貌侈美也，其性婉顺也，其治家有法也，而反目相仇。妾则貌丑而性恶，且未知女功，而昵爱无比。大抵人情好善而恶恶，东门之性反是，何软？”浮休子曰：“好善恶恶，常也；舍善趋恶，变也。常无可常，变无恒变，随其所遇而爱憎生焉。妇无美恶，悦我目者为妹；人无善恶，适我意者为善。非独女色为然，君臣之分亦犹是也。谚有之：‘芝兰摒野而遢茸显也；騏骥驾鼓而駑胎御也；西施掩泣而嫫母笑也；贤人退隐而谗谀进也。’人皆知善恶而能去就之，则人皆可以为尧舜。惟其不如是，故家国乱亡之相继也。”
　　以夫妻关系比喻政治现象，首见于中国屈原的作品。《楚辞·涉江》云：“鸾鸟凤凰日以远兮，燕雀乌鹊巢堂坛兮。露申辛夷死林薄兮，腥躁并御芳不得薄兮。”《楚辞·惜往日》亦云：“自前世之嫉贤兮，谓蕙若其不可佩；妒佳治之芬芳兮，嫫母姣而自好；虽有西施之美容兮，谗妒人以自代。”庄子也有同类寓言，云：“阳子之宋，宿于逆旅。逆旅有妾二人，其一人美，其一人恶。恶者贵而美者贱。阳子问其故。逆旅小子对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恶者自恶，吾不知其恶也。’阳子曰：‘弟子记之。行贤而去自贤之行，安往而不爱载？’”（《外篇·山木》）只是寓意稍有不同而已。
　　《以医为卿》是成伣以讽喻选拔人才的一则寓言。故事说，中山国国君拟封治好自己疡疮的医生为卿。其王子急忙劝阻，认为这样做，势必造成政治混乱，给周围诸侯国以可乘之机。好象用“社樗”做栋梁一样，必然导致房屋倒塌。“社樗”是古代祭祀土神的地方所栽的臭椿树，木质很差。故事的寓意旨在说明：选择人才应该慎重，要才职相称，量材录用，不可大材小用，也不可小材大用，更不可凭个人的恩怨使用人才。这则寓言在主题或手法等方面跟中国明代寓言家刘基的《郁离子·拘椽》中的寓言故事“束小木为柱”相似。刘基那则寓言说，楚王想撤换令尹，大夫宜申进谏说：“臣之里有巨室，梁蠢且压，将易之，召匠尔。匠尔曰：‘梁实蠢，不可以不易。然必先得材焉，不则未可也。’其人不能堪，乃召他匠，束群小木以易之。其年冬十有一月，大雨雪，梁折而屋圮。今令尹虽不能……而楚国之新臣弱，此臣之所以曰未可也。”后来，明太祖要撤换丞相李善长，刘基的回答正如寓言中的宜申，云：“是如易柱，须得大木。若束小木为之，且立覆。”（见《明史》卷一二八，列传第一六）束小木为梁柱，跟以樗木为柱，正是同一生活现象。它们被用来比喻同一政治道理，小材决不可大用。
　　李朝盛行的一组以虎为对象的寓言，表达着一个共同的主题，即人性之毒远甚于以食人为本能的老虎。《虎井》（《於於于集》卷五）云：“盖自天开子、地辟丑、人生寅，而三才者立。人于其中，参天地为万物灵，则天之生是人，必异观于物，不以物害于人，是天之心也。然而残心暴性，以害生人，莫虎之甚。”《虎叱》云：“计老虎之食人不若人之相食之多也，去年关东大早，民之相食者数万。往岁，山东大水，民之相食者数万，多又何如春秋之世也”《虎睨》的作者慨叹：“民之毒焉者，岂独泰山之妇而已哉。”而这些寓意都源于《礼记·檀弓》的一篇文章：孔子过泰山侧，有妇人哭于墓者而哀，夫子式而听之。使子路问之，曰：“子之哭也，壹似重有忧者。”而曰：“然。昔者，吾舅死于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为不去也？”曰：“无苛政。”夫子曰：“小子识之，苛政猛于虎也。”
　　总之，朝鲜半岛的寓言小说不管是它们的表达方式还是寓意的揭示都和中国各个时代的寓言是一致的，两国之间的借鉴或联系都是非常明显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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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礼记·学记[A].十三经注疏[M].中华书局，1980.
　　作者简介：吕益萍（1971- ），浙江经贸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跨文化交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