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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七天》中，余华用荒诞的笔触和意象讲述了一个普通人死后的七日见闻，字里行间却又隐含着对真实的探寻和拷问。其间，余华勾画了独特的叙事视角，运用了大量荒诞意向，内容直指当代中国社会。在世界—作家—作品—读者的有机活动系统中，余华力图把自己对世界的审美体验通过作品传达给读者，揭露与批判社会现实。
游走于生命的永恒冬日——独特视角的勾画
在余华的笔下，主人公杨飞在故事的开端即脱离了生死的界限，以一种游离的形式去回溯和探索旧的感知和新的故事。浓雾深降，混沌笼罩，杨飞在失去了白昼与黑夜的城市形状的布景里开始了他离开现实世界之后的故事的首章，仿佛游走于生命的永恒冬日，阅尽已度的灵魂四季，又观遍他者的人生之旅，也带领读者进入了一场洞观百态的低空飞行。
杨飞以一个魂灵的身份回顾经历，旁观他者，不仅仅是对他人的故事、对自己过往的描述，他的“语言”都节制而冷淡。在回忆自己生命中最珍贵的爱情和亲情的时候，杨飞的态度似乎显得温和而无谓，让人感受到的更多是一种时过境迁的温情和无可奈何的冷淡。妻子李青的美丽与炽热，养父杨金彪的父爱与陪伴，像母亲一样的李月珍的呵护与关爱……还有许许多多的那些情感的产物都已经成为被截断的记忆，显得遥远而温度渐失。
余华采用的这种方式一度被称为“零度情感叙述”。他曾在其随笔《虚伪的作品》中写道：“当我发现以往那种就事论事的写作态度只能导致表面的真实以后，我就必须去寻找新的表达方式。寻找的结果使我不再忠诚所描绘事物的形态，我开始使用一种虚伪的形式。这种形式背离了现实世界提供给我的秩序和逻辑，然而却使我自由、无限地接近了真实。”
在小说纷纷扰扰的记忆碎片式的拼接中，人们看到的是一个小市民式的群体性悲剧。不像《活着》中的除了绝望还是绝望，《第七天》中，作者“仁慈”地塑造了魂灵们的天堂，而独特的节制的鬼魂叙事视角使那些汹涌澎湃的情感不再以极具冲击力的形式迸发，而是更具张力地渗透到每一位观者的内心。这样的笔触给读者很深刻的印象，同时也是文本中渗透的作者的一个创作特色。在生命的永恒的灰色地带，曾经深刻的苦难与温暖的情感在冬日冰冷的温度里被冻结，亡灵们有茫然而珍贵的快乐。
相较而言，疏于添加温度和色彩的文学作品似乎会不易拥有更多喜爱它的读者群体。但实际不然，在《第七天》中，贯穿全篇的主人公杨飞拥有自己的故事，但于整部作品而言，他更像是一个串场人物，由其将散落各处的多个故事连接起来。它以另一种方式吸引着读者——书中的七日之内每日都有新的故事发生，死亡连接着死亡，死亡与死亡相关，一遍遍的视觉转换、一次次记忆的回溯使得那些看起来零碎的画面在余华笔下连成一个怪圈，形成了某种奇妙的平衡。
美丽只在死无葬身之地——荒诞意向的运用
由生到死本是走向安息与沉睡，但在作者建构的世界里，临近死亡之门的杨飞与和他类似的人们选择停驻于此——停驻于“死无葬身之地”。
在书中的世界里，生活在死无葬身之地的人们相亲相爱，其乐融融，仿佛置身于俗世意义上的天堂之中：“那里树叶会向你招手，石头会向你微笑，河水会向你问候。那里没有贫贱也没有富贵，没有悲伤也没有疼痛，没有仇也没有狠……那里人人死而平等。”空气清新，万物可爱，人人平等，温情流淌其间，这本是人们所向往，同时也是人们所追求的现世的生活状态，却与留给人们地狱般联想的“死无葬身之地”联系在一起。那些本该属于活着的人们的和谐之美，却只出现在连生命都已逝去的亡灵之中，他们有的还留有羁绊，不愿沉睡;有的是延续了生的无奈，无处安息。他们的人生往往充斥着无奈与狼狈，人间的苦难不留情面地全数降临在他们的身上，但命运之神也给予他们死无葬身之地的美丽，那样的美丽是独一无二的，是珍贵非凡的。
虽然余华在《第七天》的写作过程中有意识地采取了客观和克制的笔调，但事實上他的立场与态度还是潜意识地渗透到作品中。作品作为“物之感人”的产物，既是对“物”的世界的再现，也是“人”的心灵的表现。在小说中，现实社会体面光鲜的外表下掩盖的是丑恶与肮脏，那些本应属于人性的美好反倒出现在“死无葬身之地”，作者的讽刺意味不言而喻。
除了“死无葬身之地”以外，余华在许多细节处也使用了相似的荒诞意象来表达自己的这种倾向性与立场——他想要创造的便是这样一个荒诞的“世界”。最显然的一点，小说中出现了许多荒诞的人物形象：杨飞一出场，便拥有区别于正常人的外观，他失去了原本的样貌：“我的右眼还在原来的地方，左眼外移到颧骨的位置。接着我感到鼻子旁边好像挂着什么，下巴下面也好像挂着什么，我伸手去摸，发现鼻子旁边的就是鼻子，下巴旁边的就是下巴。”这样的形象从某种程度上也暗示了世相的混乱与颠倒，也加剧了主人公形象的荒诞性。同样，在死无葬身之地，人们的形象也让人感觉荒诞不经，他们都以“骨骼人”的形象展示给读者：他们手臂带着黑纱，即使那袖管已是空荡荡的了;他们喝着无形的酒，吃着不存在的事物，坐在看不见的桌椅上聊天;他们的笑容不是在脸上的表情里，而是在空洞的眼睛里……
骨骼人没有了血肉和面皮，他们所呈现的外表是赤裸的真实，他们之间的关系也是纯粹的真实。这样形象的塑造实际上既在意料之外，也在情理之中，人们在看到“骨骼人”们在“死无葬身之地”建立人世间没有的温情与平等的时候，仿佛也于虚幻之中看到了真实世界的荒诞。
荒诞与真实交融的界域——社会现实的抒写
从《活着》到《许三观卖血记》，从《在细雨中呼喊》到《兄弟》，余华在长篇小说中往往以大的历史事件为叙事背景，从小人物的叙述视角出发，让历史承载的记忆奔涌出于一个小而动人的情感缺口。在这些作品中，人们从现实遥望历史，让历史接轨现实。时隔七年，《第七天》作为余华的酝酿之作，某种程度上也是第一次直指最接近当下的当代中国各种社会现实。作为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先锋文学作家代表之一的余华，这也许是一次抒写现实的勇敢而具有意义的尝试。
在故事中，余华吸取了大量现实社会中的新闻素材，进行少量的艺术加工，以一种近乎直述的语言呈现在读者眼前。这样的叙述方式可以说有部分“零度情感叙述”的影子。在这些社会悲剧中，不同的人们扮演了不同的角色，或受伤，或死亡，他们在事后有着怎样的想法，而发生这些事情又有何不为人知的原因，作者为读者提供了多种可能的解释。借助虚构的世界来抒发人们的情感和经历，描写人间的苦难以及面对苦难的人们，余华在《第七天》的书写中显现了其一贯的文字功底，故事引人入胜。他将新闻素材置于宏大的社会背景下，《第七天》选取了紧紧贴近的位置：从这个位置出发，读者能够更充分地抵达现实。
但是，对社会实践过于不加雕饰的铺陈也导致作品中故事与故事之间的分离感，不免有堆砌新闻事实之嫌。墓地高价、暴力强拆、高官包养情妇、政府隐瞒灾情、刑讯逼供、卖肾等，种种社会问题暴露纸上，但带给读者的余味仅止于阅览故事之感，其往往没有体会到作者对社会更为深刻的剖析和拷问。事实上，作家在文学创造的物化阶段更应注重的是整个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映照在自己内心所形成的那个独一无二的形象、意念，是渗透着以自己的个人情感和独特感知为基础的具有创造性的“这一个”。人们读《第七天》，在体味小说人物的各色人生之后，除了更具感染力的故事性因素，相比于浏览一则新闻，似乎并没有更多引人深思的余韵涤荡其间。
余华在《网络与文学》一文中说：“文学给予我们的是一个虚构的世界……那么多年来，文学一直承受着来自现实世界的所有欲望、所有情感和所有想象，如果不能说它是独自承受，那它也承受着最重的部分。”从余华以前的小说来看，他都是通过抽象与象征来隐喻和反射现实世界，对于余华而言，现实世界的规律是穿透物质世界的表象之后对世界的一种象征性的把握。而这一次，他从现实世界的倒影出发，抵达了荒诞与虚幻。但在荒诞和真实交融的界域，人们是否能够触摸到真实的土壤与根？这是值得继续探索的问题。
（湖北大学）
游走于生命的永恒冬日——独特视角的勾画
在余华的笔下，主人公杨飞在故事的开端即脱离了生死的界限，以一种游离的形式去回溯和探索旧的感知和新的故事。浓雾深降，混沌笼罩，杨飞在失去了白昼与黑夜的城市形状的布景里开始了他离开现实世界之后的故事的首章，仿佛游走于生命的永恒冬日，阅尽已度的灵魂四季，又观遍他者的人生之旅，也带领读者进入了一场洞观百态的低空飞行。
杨飞以一个魂灵的身份回顾经历，旁观他者，不仅仅是对他人的故事、对自己过往的描述，他的“语言”都节制而冷淡。在回忆自己生命中最珍贵的爱情和亲情的时候，杨飞的态度似乎显得温和而无谓，让人感受到的更多是一种时过境迁的温情和无可奈何的冷淡。妻子李青的美丽与炽热，养父杨金彪的父爱与陪伴，像母亲一样的李月珍的呵护与关爱……还有许许多多的那些情感的产物都已经成为被截断的记忆，显得遥远而温度渐失。
余华采用的这种方式一度被称为“零度情感叙述”。他曾在其随笔《虚伪的作品》中写道：“当我发现以往那种就事论事的写作态度只能导致表面的真实以后，我就必须去寻找新的表达方式。寻找的结果使我不再忠诚所描绘事物的形态，我开始使用一种虚伪的形式。这种形式背离了现实世界提供给我的秩序和逻辑，然而却使我自由、无限地接近了真实。”
在小说纷纷扰扰的记忆碎片式的拼接中，人们看到的是一个小市民式的群体性悲剧。不像《活着》中的除了绝望还是绝望，《第七天》中，作者“仁慈”地塑造了魂灵们的天堂，而独特的节制的鬼魂叙事视角使那些汹涌澎湃的情感不再以极具冲击力的形式迸发，而是更具张力地渗透到每一位观者的内心。这样的笔触给读者很深刻的印象，同时也是文本中渗透的作者的一个创作特色。在生命的永恒的灰色地带，曾经深刻的苦难与温暖的情感在冬日冰冷的温度里被冻结，亡灵们有茫然而珍贵的快乐。
相较而言，疏于添加温度和色彩的文学作品似乎会不易拥有更多喜爱它的读者群体。但实际不然，在《第七天》中，贯穿全篇的主人公杨飞拥有自己的故事，但于整部作品而言，他更像是一个串场人物，由其将散落各处的多个故事连接起来。它以另一种方式吸引着读者——书中的七日之内每日都有新的故事发生，死亡连接着死亡，死亡与死亡相关，一遍遍的视觉转换、一次次记忆的回溯使得那些看起来零碎的画面在余华笔下连成一个怪圈，形成了某种奇妙的平衡。
美丽只在死无葬身之地——荒诞意向的运用
由生到死本是走向安息与沉睡，但在作者建构的世界里，临近死亡之门的杨飞与和他类似的人们选择停驻于此——停驻于“死无葬身之地”。
在书中的世界里，生活在死无葬身之地的人们相亲相爱，其乐融融，仿佛置身于俗世意义上的天堂之中：“那里树叶会向你招手，石头会向你微笑，河水会向你问候。那里没有贫贱也没有富贵，没有悲伤也没有疼痛，没有仇也没有狠……那里人人死而平等。”空气清新，万物可爱，人人平等，温情流淌其间，这本是人们所向往，同时也是人们所追求的现世的生活状态，却与留给人们地狱般联想的“死无葬身之地”联系在一起。那些本该属于活着的人们的和谐之美，却只出现在连生命都已逝去的亡灵之中，他们有的还留有羁绊，不愿沉睡;有的是延续了生的无奈，无处安息。他们的人生往往充斥着无奈与狼狈，人间的苦难不留情面地全数降临在他们的身上，但命运之神也给予他们死无葬身之地的美丽，那样的美丽是独一无二的，是珍贵非凡的。
虽然余华在《第七天》的写作过程中有意识地采取了客观和克制的笔调，但事實上他的立场与态度还是潜意识地渗透到作品中。作品作为“物之感人”的产物，既是对“物”的世界的再现，也是“人”的心灵的表现。在小说中，现实社会体面光鲜的外表下掩盖的是丑恶与肮脏，那些本应属于人性的美好反倒出现在“死无葬身之地”，作者的讽刺意味不言而喻。
除了“死无葬身之地”以外，余华在许多细节处也使用了相似的荒诞意象来表达自己的这种倾向性与立场——他想要创造的便是这样一个荒诞的“世界”。最显然的一点，小说中出现了许多荒诞的人物形象：杨飞一出场，便拥有区别于正常人的外观，他失去了原本的样貌：“我的右眼还在原来的地方，左眼外移到颧骨的位置。接着我感到鼻子旁边好像挂着什么，下巴下面也好像挂着什么，我伸手去摸，发现鼻子旁边的就是鼻子，下巴旁边的就是下巴。”这样的形象从某种程度上也暗示了世相的混乱与颠倒，也加剧了主人公形象的荒诞性。同样，在死无葬身之地，人们的形象也让人感觉荒诞不经，他们都以“骨骼人”的形象展示给读者：他们手臂带着黑纱，即使那袖管已是空荡荡的了;他们喝着无形的酒，吃着不存在的事物，坐在看不见的桌椅上聊天;他们的笑容不是在脸上的表情里，而是在空洞的眼睛里……
骨骼人没有了血肉和面皮，他们所呈现的外表是赤裸的真实，他们之间的关系也是纯粹的真实。这样形象的塑造实际上既在意料之外，也在情理之中，人们在看到“骨骼人”们在“死无葬身之地”建立人世间没有的温情与平等的时候，仿佛也于虚幻之中看到了真实世界的荒诞。
荒诞与真实交融的界域——社会现实的抒写
从《活着》到《许三观卖血记》，从《在细雨中呼喊》到《兄弟》，余华在长篇小说中往往以大的历史事件为叙事背景，从小人物的叙述视角出发，让历史承载的记忆奔涌出于一个小而动人的情感缺口。在这些作品中，人们从现实遥望历史，让历史接轨现实。时隔七年，《第七天》作为余华的酝酿之作，某种程度上也是第一次直指最接近当下的当代中国各种社会现实。作为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先锋文学作家代表之一的余华，这也许是一次抒写现实的勇敢而具有意义的尝试。
在故事中，余华吸取了大量现实社会中的新闻素材，进行少量的艺术加工，以一种近乎直述的语言呈现在读者眼前。这样的叙述方式可以说有部分“零度情感叙述”的影子。在这些社会悲剧中，不同的人们扮演了不同的角色，或受伤，或死亡，他们在事后有着怎样的想法，而发生这些事情又有何不为人知的原因，作者为读者提供了多种可能的解释。借助虚构的世界来抒发人们的情感和经历，描写人间的苦难以及面对苦难的人们，余华在《第七天》的书写中显现了其一贯的文字功底，故事引人入胜。他将新闻素材置于宏大的社会背景下，《第七天》选取了紧紧贴近的位置：从这个位置出发，读者能够更充分地抵达现实。
但是，对社会实践过于不加雕饰的铺陈也导致作品中故事与故事之间的分离感，不免有堆砌新闻事实之嫌。墓地高价、暴力强拆、高官包养情妇、政府隐瞒灾情、刑讯逼供、卖肾等，种种社会问题暴露纸上，但带给读者的余味仅止于阅览故事之感，其往往没有体会到作者对社会更为深刻的剖析和拷问。事实上，作家在文学创造的物化阶段更应注重的是整个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映照在自己内心所形成的那个独一无二的形象、意念，是渗透着以自己的个人情感和独特感知为基础的具有创造性的“这一个”。人们读《第七天》，在体味小说人物的各色人生之后，除了更具感染力的故事性因素，相比于浏览一则新闻，似乎并没有更多引人深思的余韵涤荡其间。
余华在《网络与文学》一文中说：“文学给予我们的是一个虚构的世界……那么多年来，文学一直承受着来自现实世界的所有欲望、所有情感和所有想象，如果不能说它是独自承受，那它也承受着最重的部分。”从余华以前的小说来看，他都是通过抽象与象征来隐喻和反射现实世界，对于余华而言，现实世界的规律是穿透物质世界的表象之后对世界的一种象征性的把握。而这一次，他从现实世界的倒影出发，抵达了荒诞与虚幻。但在荒诞和真实交融的界域，人们是否能够触摸到真实的土壤与根？这是值得继续探索的问题。
（湖北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