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2月9日晚上8点多，我所在的苏州市立医院接到了组建援鄂医疗队伍的指令，当天晚上12点，我作为苏州赴武汉同济医院光谷院区抗击新冠肺炎第一医疗队的党委书记，参加集合前往武汉。
　　可能对其他医疗队成员来说，这是一次征途，但作为一名湖北女儿，作为大学五年在武汉学习生活过的学子，这次历程对我而言，是“回归”。
　　虽然出发时，队员们都知道针对此次病毒还没有确切、有效的治疗方案，甚至很多人作好了有去无回的思想准备。但直面新冠疫情，我们具体需要克服的是防护服带来的呼吸困难、巨大的未知和救治无效时的无力感。
　　我们收治的病人有时前一刻各项体征还很稳定，下一刻病情就急剧恶化，甚至到了需要插管的程度。虽然隔着双层手套、N95口罩和厚厚的防护服，但这可能是我职业生涯里距离死神最近的一次。一直以来对现代医学信仰的几近崩塌，大家似乎都被推回了专业知识触及不到的黑暗森林。我们能做的只有像求学时一样，所有人上一线，所有人在实践中摸索，所有人参与讨论针对病征的治疗方案。
　　疫情肆虐的当时，有些人需要面对死亡，而有的人，需要面对的是怎么活下去，我们所在的病区有几名患者，治愈后久久不愿回家，因为他们的家人已经被病毒夺去了生命，而这，将成为他们需要用一生去面对的创伤。
　　诚然，亲情是每个人的软肋，我们队伍里有个90后的小妹妹是瞒着家里人去援鄂的，直到回苏后工会去家里慰问，她的母亲才知道实情，并后怕地止不住流泪。在医疗队伍里我是大家的姐姐，但在家人面前，我也是一个害怕老母亲担心而有所隐瞒的女儿。万幸的是，在全国人民的支持下，经历了52天的战斗，我们苏州援鄂医疗队伍一个不少一个不倒地平安归来了。
　　又一个新年来临，距离我们支援武汉也快一周年了。这一年里，我每天都在记录新冠病毒的感染人数、治愈人数。可能新冠病毒一天没有被攻克，这个习惯也将一直伴随着我，而往后的每一年，我的新年愿望或许也都将是：病毒早日被攻克，全球新冠疫情早日得到控制，人們的生活早日回归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