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田。”少时读书大都不明就里，但毛泽东的这一句倒以为是懂得的：陶渊明算什么呢，他不过幻想着世外桃花源。直到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时代，梦想成真，农民才生活耕作于桃花源里。可惜，小时不懂也罢，懂了的反而成为驱之不去的梦魇，带来难抑的愤怒。当然，这不影响去读陶令，不影响品味这个久已作古的人的生存及其一直受人称道的：“务农各自归，闲暇辄相思”，“衣食当须纪，力耕不吾欺”。从中可察见一个耕者兼诗人的自乐与自信。不过本文在此引出“奇文共欣赏”句，目的是要谈谈近日读到的一篇“奇文”：《陶渊明辞官原因新探》(署名王青，载《博览群书》2002年第9期，以下简称《新探》)。
　　《新探》是一篇结构谨严，结论明确的文字。经过对陶渊明辞官原因的考察，作者“遗憾地发现”，“陶渊明辞官可能是因为有臧污之行，所以才在督邮来县之前，望风挂印而去。”而且认定，“这种推测可能是最接近生活的真相的。”可以肯定这是真正的“新探”。我倒是不惮于接受有点惊世骇俗的结论：陶渊明乃因贪污辞官，而非如一贯所称，“不肯为五斗米折腰向小儿”，但条件是持论必须有据。
　　王青先生为此拿出了三条证据：一是陶渊明白叙辞官理由是为其妹奔表。但实际上他直接回了九江老家，没有去武昌奔表；二是陶渊明出仕目的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即家贫，想通过担任彭泽县令来脱贫致富；三是通过比较陶渊明担任彭泽令前后的经济状况，发现十分贫困的陶渊明当了八十余天的小县令后，境况有了改变，已经是“童仆欢迎”、“有酒盈樽”、“有车有舟”、“有房有地”、“过上了小康生活”。
　　关于第一、二条证据皆源于陶渊明《归去来兮辞，序》。所以先让我们把他自己的诉说再来好好地品味一番：“彭泽去家百里，公田之利，是以为酒，故便求之。及少日，眷然有归与之情。何则?质性自然，非矫励所得。饥冻虽切，违以交病。尝从人事，皆口腹自役。于是怅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犹望一稔，当敛裳宵逝。寻程氏妹丧于武昌，情在骏奔，自兔去职。”从中我们应能读到：陶渊明为求“公田之利”而成吏，但很快就因不合志，不得意而有退意；本准备再等一段时日(“犹望一稔”。稔，年)，但因一突发事件即其妹逝世，促使他立即辞职以逞心意。他去不去武昌奔丧，我以为倒不重要，因为这仅仅是他的一个免职借口。至于他为何求官又要辞官呢，其不正常中有正常，那就是这官做的憋闷，太不能适应，这样的事在陶渊明已非第一次，而不是如王青先生所言，“必有不可告人之隐衷在”。不可否认，在中国社会又跌爬滚打了一千五百多年后的今天，实在难以找到没有”不可告人之隐衷”的官轻易辞三年，但细算起来在职不足八年。阅读这时期的诗文，在在是其“身在曹营心在汉”的流露。如任桓玄官吏时，陶渊明曾请假返家。假后归任时，曾写下“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的诗句，直抒胸臆，言说求官干禄不合己意，渴望回到乡间。这些皆应被视作陶渊明最终辞官而不再出仕的心理准备。说他对官场应酬“早已习惯”，完全是不实之辞。
　　至此，王青先生的论据重新审查完毕，读者自可得出判断，到底是什么原因使陶渊明辞官。这里还想多说几句的是，对待历史及其人物尽管可以全新的观念去看待，但有一点必须小心对待，那就是现存的原始资料。我们可以对它们进行评价筛选，却不能拒绝或改变。关于陶渊明，据现有的资料，可以肯定的有如下的方面：他生活在一个特殊的动荡不安的时代，其时崇尚道佛，有清谈之风，产生过拒征辟、不怕得罪权要的嵇康和消极抵抗、与权贵周旋的阮籍。再一点是陶渊明自身家世的信仰。陈寅恪先生在《陶渊明思想与清谈之关系》中提出，“治魏晋南北朝思想史，而不究家世信仰问题，则其所言恐不免皮相”。文中还对陶渊明承传家世信仰，对道家自然之说有创辟的胜解给予了高度评价。比这两点更为重要的也许还在于，摆在我们面前的除了关于陶渊明的历史记载外，还有他本人的诗文——这是一笔很大的财富，它们既具很高的艺术价值，又记载着在那样一个特殊时代里的一个个体如何构建并实施他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当我们谈起陶渊明，又怎能越过这些而去臆测?
　　应该切记：在我们有比古人高明之处，特别要当心自以为高明，因为这实在是太容易犯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