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金山》（Gold Mountain Blues， 2009）是加拿大华人作家张翎的一部史诗性著作，描写了以开平方家为代表的几代海外华工的奋斗历史与悲苦命运，涵盖了记忆、空间、身份与死者纪念等多个主题。本文以空间与记忆为切入点，探查《金山》中历史书写、记忆传承与身份建构间的关系。张翎创作本身就是一个挖掘历史、建构回忆空间的过程，与之相呼应的是小说人物艾米重建家史并承传记忆的过程。海外先侨的奋斗历史与家国情怀是值得生者知晓并纪念的，而后辈移民个体也只有在追溯族裔历史过程中寻找自己的身份归属，使个体的生存体验融汇在集体记忆中，方能超越时空限制并形成文化记忆的延续。
关键词：《金山》;张翎;空间;文化记忆;身份;传承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677（2021）4-0085-07
基金项目：山东省艺术科学重点课题“北美新移民文学的空间诗学研究”，项目编號：1607081;山东省社科规划项目“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小说空间美学研究”，项目编号：17CWWJ03;山东省高等学校人文社科项目“空间理论视域下的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小说研究”，项目编号：J15WD29 。
作者单位：山东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 2009年出版的《金山》（Gold Mountain Blues）是著名加拿大华人作家张翎为北美新移民文学贡献的又一力作，“对人性和社会描写的深度和广度使加拿大以及北美华人文学的金质达到了空前的高度”①。《金山》描写了方氏家族从同治年间到二十世纪中后期四代人的兴衰沉浮。小说捡拾历史碎片，以宏大的时代背景为底色，拼凑起一张家谱，还原一个时代，建构了移民华工群体。百年的时间跨越，纵横万里的空间轮转，历史与现实的时间交叠，个体命运叙述中重大历史背景的穿插，使《金山》拥有了史诗的厚重。《金山》如同一部海外华工移民史，在张翎宏阔而又细腻的笔触中缓缓展开，浸透了时代悲情。
历史书写、身份追求、文化建构、个体生存等是《金山》蕴涵的主题，也是众多文学评论的着眼点，如陈福民（2010）指出《金山》是“向无名者敞开的历史书写”，而且传达了作者渴望文化互鉴、种族和谐的文化观与民族观②。作品中的时空元素也有助于作品主题的解读，蒲若茜、宋阳（2012）认为张翎“重点刻画过去和现今杂糅、原乡和异乡融合、文化延续却不断杂交变化而产生的离散身份”③;王小涛（2017）则着眼于小说中方家在太平洋两岸的跨国书写，探索了全球化背景下移民的民族、文化和身份认同，解读作品所体现出的海外华人的跨国民族主义④;马海洋、俞春玲（2018）探讨小说中人物在闭合空间与公共空间中的不同生存状态及人物精神状态的衍变。⑤但是文本中所隐含的空间、记忆与身份间的勾连尚待明晰。因此，本文拟以空间与记忆为切入点，深入《金山》腠理，探查历史书写、文化记忆与身份建构间的关系。
一、《金山》创作：回忆空间与历史书写
新移民文学大多关乎跨域书写，关注个体游走在原乡与异国间的生命体验，其中所包含的诸多痛苦与无奈——文化的隔膜、精神的焦虑、无根的彷徨、身份的模糊，正是张翎为代表的海外华人作家在异域他乡的经历与见证，具象为一种无根的漂泊与空间的追寻。张翎创作《金山》的缘由正是为了纪念那些漂泊异乡的华人先侨。这一切源自烙在她脑海中的鲜明印记——掩藏在洛基山野草中的无名墓碑。这些印记连同这墓碑底下的亡灵一直追逐着张翎，使她不能释怀，直到她完成《金山》的写作，才使那些长眠于洛基山下百年之久的孤独灵魂得以“搭乘着我的笔生出的长风，完成了一趟回乡的旅途”⑥。过去与当下、生者与死者之间有着不能阻隔的联系，在本雅明看来，生者存在于这个世界的理由正是因为与逝者存在着秘密的约定——“我们如同我们的先人一样被赐予了微弱的救世的力量，而这一力量正是过去有求于我们的原因”⑦。阿斯曼更将当下对过去的回应看作是生者应尽的义务，生者有义务帮助死者实现他们未曾实现的愿望，她认为本雅明所说的“微弱的救世力量”就是指当下的人能够感知到死者的要求并对此做出反应。⑧张翎的无所释怀感正是作为生者，尤其作为一名作家所感受到的责任，这种责任正是加拿大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所指出的，所有的作家都有责任复活过去，使之重新回到现时读者或观众的视域。⑨张翎写作《金山》的过程就是她回到过去挖掘历史、重构记忆的过程。为了得到系统的资料，张翎对开平、温哥华等地进行多次田野考察，而且花大量时间查考图书馆的藏书与档案馆中的文献与照片。
整理研究先侨历史是一项庞大复杂的工程，同一段历史蕴含着中西视角的碰撞与对应。与史学家关注点不同，张翎感兴趣的是“茫茫史海中跳跃而出的”⑩小人物和他们的故事，她无意于叙述一段弘大的历史，而是专注于一种客观平实的人生书写。文学“以具象的生命个体的存在与呼号来触摸历史之脉搏动的温度，倾听从历史深处传来的声音”{11}，张翎将方家置于广阔的历史背景中抽丝剥茧，织就的不仅是个体、家族的记忆，更是华人先侨在海外的生存史，是现代海外华人可以追溯的精神源头，因为“记忆是那种能够使我们无论是在个人层面还是集体层面上形成一种自我意识（身份认同[identity]）的能力”{12}。
在《文化记忆》一书的导论中，扬·阿斯曼指出文化记忆主要研究的是回忆（或对过去的指涉）、认同（或政治想象）和文化延续（或传统的形成）等三个问题之间的关联。他认为“每种文化都会形成一种‘凝聚性结构’，它起到的是一种连接和联系的作用。……与共同遵守的规范和共同认可的价值紧密相连、对共同拥有的过去的回忆，这两点支撑着共同的知识和自我认知，基于这种知识和认知而形成的凝聚性结构，方才将单个个体和一个相应的‘我们’连接到一起。”{13}从阿斯曼对文化记忆的定义与解读中我们可以看出，文化记忆对集体与个人的身份定位有着重要意义。绵延不息的集体记忆不仅形成一个族群文化的延续，为其成员创建一种集体与历史意识，并为后人文化身份的确立提供了一种时间与空间上的定位与参照。从这个角度讲，张翎创作《金山》的过程正是一个挖掘、建构和传递文化记忆的过程。 《金山》是关于历史与记忆的书写，其时间维度自不待言，但记忆与空间性也紧密关联，这也赋予了《金山》丰富的空间蕴涵。德国历史学家、文化记忆理论家阿莱达·阿斯曼通过古希腊诗人西蒙尼德斯的经历论述了记忆、空间性、身份及死者纪念之间的关系。在一次大厅坍塌事故中，西蒙尼德斯成为唯一的幸存者。其他客人都被砸死，而且面目全非，无法辨认。西蒙尼德斯利用空间记忆在脑海中重建客人在大厅中的座次位置，为每具尸体还原身份，从而得以祭奠每个死者。阿斯曼认为，“他（西蒙尼德斯）的事迹显示了人的记忆力可以超越死亡和毁灭的力量，并在这个传奇中变得永恒。”{14}《金山》涵盖的记忆、空间、身份与死者纪念等主题正与此论述相呼应。《金山》的创作本身就充满空间意味。张翎对历史与记忆的整理就是一个空间性极强的意象——“挖掘”。弗洛伊德将心理分析的回忆工作比作考古学家的挖掘，谢默斯·希尼直接把写作比作“挖掘宝藏”，无论对荷马、维吉尔还是里尔克{15}，“回忆的冒险之旅都是朝向深处的旅行”{16}。回到过去即意味着向下的过程。无论最初引发张翎创作冲动的无名墓碑还是她进行历史考证的档案馆、博物馆和图书馆，无论是照片、文字还是她实地考察的碉楼等历史遗存物，都是空间性的记忆隐喻。阿莱达·阿斯曼认为：“功德祠、纪念剧院和图书馆是建筑式的记忆隐喻”{17};“文字不仅是永生的媒介，而且是记忆的支撑。文字既是记忆的媒介又是它的隐喻”{18}。而照片作为一种视觉（空间）记忆隐喻也被反复论证，如桑塔格将摄影与柏拉图的“洞喻”相类比，认为“收集照片就是收集世界”{19}，再如巴尔特的观点：“历史是按照公示编造出来的记忆，……而照片则是确凿但转瞬即逝的证据。”{20}张翎在采访中说：“照片给了我许多直观的震撼和灵感”{21}，一张拍摄于19世纪末的抵埠华人合影吸引了她，一个戴眼镜的年轻人改变了她对男主人公方得法形象的设想，使整体叙事发生了转向。
因此，张翎对《金山》的创作就是一个回望历史、构造回忆空间的过程，而她在小说中也搭建起这样一个充满记忆隐喻的回忆空间。这个回忆空间是在官方话语所描摹的大历史背景基础上建构起来的，但焦点指向的是普通个体的日常生活空间。如阿莱达·阿斯曼所想：“叙事性的历史书写探讨的不是‘事情原来是怎样的’这类问题，而是追问曾经发生的事情的意义所在。”{22}文学推动着历史书写转向对生命个体与日常空间的温情观照，从而使之具有了生命的温度与意义。正如贺拉斯认为诗歌是一座永远不朽的纪念碑{23}，张翎也通过创作《金山》为加华先侨建造了一座血肉丰盈的纪念碑，它铭刻记忆，抵御时间与遗忘的侵蚀。
二、碉楼—金山：空间隐喻与记忆建构
与张翎建构回忆空间的历史书写相呼应的，是文本中艾米重建家史并传承记忆的过程。记忆的重建必然在时空维度上展开。1872年至2004年构成了时间之维，广东开平与金山（加拿大）则构成了空间维度。作者并未满足于在三维空间中铺排叙事，而是将现时与过去杂糅并置，形成一个特殊的四维文本空间。中国近现代政权制度的频繁更迭，大历史中小人物的苦苦挣扎，去国怀乡，异域飘零，加拿大等西方国家对华人的排挤与压榨，不同个体命运轨迹的重叠与交错，共同构成了时代洪流中的集体记忆。这段记忆以方家第五代人回国处理家族（文化）遗产为引子。加拿大籍社会学教授艾米在民俗学家指引下探索家族旧址——碉楼。
碉楼是存储方家记忆的容器，探索碉楼意味着对家族历史的回顾与挖掘，对家族谱系的描画与家族记忆的构建，同时也是混血儿艾米身体内方家血统的回归与族裔身份的确立。“碉楼”也因此成为家族记忆与凝聚族裔意识和身份的核心隐喻。扬·阿斯曼在论述文化记忆理论过程中将古代埃及神庙作为有力的论据，他认为“这些建筑表达了埃及人特殊的歷史意识和身份感，简言之，它们就是用石头构筑的回忆”{24}。金寿福在评价阿斯曼的文化记忆理论时论及记忆与时间、空间及集体身份的勾连：“记忆与特定的时间和地点密切相连，比如节日反映了人们为了庆祝或者纪念而共同度过的时间，而房子、村庄、坡地、山峰、河流、城镇及其附属物共同构成了支撑和激发人们记忆的空间，这些物质世界打上了深深的社会烙印，它们具有特定的社会象征意义。如果一群人想成为一个固定的群体并保持这种集体关系，那么他们就不仅需要一个相互交往的空间，而且要用各种象征符号布置这个空间，以便他们的身份凸显出来，他们此后的记忆也便有了立足之地。”{25}从此角度讲，碉楼无疑也是“石头构筑的回忆”，是海外华人群体身份归属的象征符号。虽然不像古埃及神庙一样墙壁上雕刻着记载历史的铭文，但碉楼的一砖一瓦，每一处设计，每一个角落无不承载着方氏家族的记忆，曾经建造它并生活于其中的人所留下的氤氲气息及遗存的物件无不是历史的见证，彰显着华侨族群的历史意识和身份感。
艾米初见碉楼，就用“不伦不类”来形容它。一方面说明碉楼的设计是融合了中西方建筑的特点以及居住与防御的双重功能，负载了浓郁的时代特征与特殊的族群特征。另一方面，艾米内心对碉楼从审美上的排斥也意味着她对碉楼所象征的家族史的陌生以及内心对中国血统身份的隔膜。对碉楼的探索逐渐使其融入了碉楼所蕴含的气息，实现与祖先的对话。当艾米走近碉楼，从门缝里嘎然飞出一只黑糊糊的鸟，这一哥特意象象征着先人的灵魂，又意味着开启了一段尘封的往事。当艾米跨过门槛，走进了历史。祖宗的牌位、象牙雕的大烟枪、一件女人的旧夹袄、几只脱丝的玻璃丝袜，泛黄的信笺……，借助这些笼罩着旧时光晕的空间意象，艾米翻开了一段跨越百年的家族史，通过想象唤回这个空间曾承载的记忆，如巴什拉对家宅的空间诗学解读：“（家宅）照亮了回忆与无法忆起之物的结合。在这个遥远的区域，记忆与想象彼此联系，双方都致力于相互深化。二者在价值序列上构成了记忆和想象的共同体。”{26}
象牙雕刻的烟枪背后隐藏了一段家族兴衰史，方家第一代方元昌因拾到盗贼遗落之金而发家，又因一杆大烟枪而败家。为了扭转家境，家中十五岁的长子方得法跟随乡人登上了通向“金山”的轮船。从此，自勉村方家三代子孙前赴后继奔向淘金梦。鞋子里藏着的百封书信是六指（关淑贤）与远在金山的丈夫方得法及两个儿子锦山、锦河在四十年间的文字往来。这些书信曾是联通故乡与异乡之人的桥梁，现在是艾米与太外婆跨越时空进行灵魂对话的媒介，凸显了文字支撑记忆的功能。书信作为一种个体叙事与小说中报纸所代表的官方话语形成呼应，互为经纬，形成网格节点，帮助艾米定位家族记忆中的种种细节。哈布瓦赫认为集体记忆的形成来源于个体之间记忆的碰撞与交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存在着一个所谓的集体记忆和记忆的社会框架;从而，我们的个体思想将自身置于这个框架内，并汇入到能够进行回忆的记忆中去”{27}。艾米将自己对过往的想象灌注进书信叙事与官方话语的缝隙中，逐渐建构对方氏家族及移民华人的记忆空间。艾米对于家族历史的构建在碉楼与金山所构造的二元空间中展开。两个空间在地理和文化上隔岸相望，既见证了金山客在异域困境中的痛楚艰辛与顽强拼搏，也记载了固守家园的亲人对金山客的忠贞守望。书信中记录的点滴生活细节在艾米的想象中汇聚成厚重而悲凉的家族历史。 方得法在金山的“淘金”经历伴随着肉体与精神的双重折磨。中国华工被蔑称为“猪仔”，在加拿大做着最底层的工作。阿法曾冒生命危险修建太平洋铁路，后被英国政府抛弃于荒野，饱受饥寒交迫，后又遭受白人剪辫子之辱，体验过被同族人拒绝的失落与绝望。阿法到死也未实现衣锦还乡、回乡过老的愿望，最终埋骨他乡，遗恨大洋彼岸。作为记忆的空间隐喻，金山“包纳见证了金山客们从奋斗走向消沉，从挣扎走向灭亡，从对抗生活走向敷衍了事……”令人心生悲凉的不仅是他们的死亡，而是“从家乡到金山的过程中英雄气概与进取精神的逐渐消散与消亡”。{28}
方家的历史不仅是男人在海外的奋斗史，还有女人固守家园的守望史。如果说方家的男人建构了碉楼的体魄，为家族亲人建构了一方遮风挡雨的荫蔽，那方家的女人们则充盈了碉楼的魂魄，牵系着方家男人无根的海外游荡。故乡既是金山客梦之所始也是梦之所系，剥离了家园的金山梦一如抽走了架构的大厦，终是失去了承重所在。一封封家书如同无形而又致密的丝线将方家捆绑成不可分割的一体。女人用故乡的守家持业回应着男性在金山的艰苦奋斗。六指对丈夫的忠贞与守望，对一张去金山船票的期待，穿过了一个女人的韶华岁月，最后终结于两地埋枯骨。六指与阿法的婚姻悲剧只是侨乡众多家庭的缩影，金山的淘金梦终沦为一个悖论——理想家园的建构却是以夫妻、骨肉分离为代价的，这为华人先侨的奋斗史染上了浓重的悲凉色彩。
三、从面对过去到面向未来：
身份追寻与记忆传承
寻找过去是为了纪念，使死者得以在生者的记忆中复活;寻找过去也是生者建构自我的必由之路。金寿福认为“记住并适时地回忆过去，其根本目的不在于找寻和描写过去事件的真实面目，而是通过这种回忆调整和确定当下的定位。”{29}因此记忆建构的目的不仅是要面向过去，而是要着眼当下，面向未来。约翰·洛克的主体理论认为，只有能回忆的主体才是真正的主体，它从当下某点出发，通过后顾的和前瞻的意识来延伸自己。{30}由此揭示了过去（回忆）—当下（主体）—未来之间的关系。回忆需要依托主体的意识才能获得，而主体又是通过把对过去的回忆与对未来的想象整合到自我之中来进行身份构建。从扬·阿斯曼的文化视角来看，每种文化都形成凝聚性结构，这种结构把过去与当下连接在一起，通过将回忆与经验拉进“当下”的框架从而使之保持现实意义。而个体正是由于与他人拥有了共同的回忆和认可的价值模式，故而产生了群体观念，并由此产生了身份的认同。而每个个体必须承担起记忆传承者的责任才能使此种文化延续下去。从两种记忆理论中都可以看出，记忆建构与个体身份定位以及记忆延续是一个彼此间无法剥离的统一体。由此引出了《金山》的另一主题：身份追寻与记忆传承。
正如人们总试图建构自己的家族谱系，就是为了寻找自己的根。同样，一个族群总要在更大的集体记忆地图中寻找自己的位置，以便确定自己的归属。地理空间的迁移，不同文化的碰撞，使海外华人不得不面对身份认同的焦灼。《金山》中的每一代金山客都在努力追寻自己的身份定位。远涉重洋的第一代加华移民，在金山的主要目标就是赚钱，把钱寄回家乡，建设自己的理想家园。他们虽操着蹩脚的洋文，但仍固守着传统的文化精神与身份归属，如方得法所坚守的“大清子民”情结。哪怕备受原住民的鄙視嘲讽，辫子之于他已远超“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的简单内涵。浪迹异国的艰难求生，一生中屈指可数的几次归乡记忆，浮天沧海，隔断了根基，唯有一条辫子还能证明自己的有国有家。这也是为何阿法宁愿舍去身家捐献保皇党。在他朴素的家国情怀中，皇帝在根基就在，他还能做“大清国的子民”。对于他而言，金山只是求生之地而非根基所系。
到了儿子锦山一辈，虽有思想的进步，如偷偷资助革命党，但是当革命党将其辫子剪掉后，锦山还是后悔得无以复加，宁可是“瞎了瘸了”也想辫子回来。锦山在与印第安姑娘桑丹丝的爱情经历中也显示出强烈的族姓意识，他扔下桑丹丝偷偷跑掉了，因为“祖宗，不认你的——”{31}。锦山对于自身的体认与其父是一样的，固守自己纯粹的华人身份。二子锦河对于自己的身份则有了新的认识，如报纸上所讲：“吾等在加拿大定居多年，加国亦是第二故乡。现今加国兵源短缺，华裔理当参战，以换得加国政府之信任。”{32}锦河将瑞克妻子遗赠给他的四千加元捐给家乡购置抗日飞机，此举尽显其故国情怀，但同时他加入加拿大军队为之效力，体现他渴望得到加拿大主流社会认可的意愿。当锦山抱着装有锦河军装的骨灰盒终于坐到了奥菲姆剧院最好位置的时候，这种意愿更加凸显。
到第三代方延龄，这种想融入白人社会的意愿更加迫切乃至走向极端。出生在金山的方延龄从小就因华人身份而备受白人群体的排斥与鄙夷，对自己的华人血统及其背后的中国传统文化都带有拒斥心理，希望通过与白人男性的结合进入主流社会。在此希望落空后，又将希望寄托在自己的非婚生混血女儿艾米·史密斯身上。从延龄给女儿起的名字就可看出，她渴望逃离华人家庭，一味追逐西方文化心理认同。哈布瓦赫在论述家庭记忆时指出，“没有什么比名字（first names）能更好地显示出这种记忆的了，这种记忆既非建立在一般的观念上，也非建立在个体意象上，而是同时指涉了亲属关系的纽带和某个特定的人。”{33}延龄刻意地割断了艾米与家族记忆及中国文化的精神连接，不准外公给艾米讲家族谱系。但是流淌在血脉里的华人基因并不因心理的疏离而消失，扎根在故土的家族谱系与家族记忆如同无形的丝线牵系着华人的海外漂泊，华人身份是他们的身份拼图中注定不能缺少的一片。因此方延龄对自己的华人身份经历了从拒斥到回归的历程。她一直在刻意回避中国文化和语言，一辈子只讲英语，但是在老年的一场大病后却只会讲广东话，并督促女儿回乡寻根，这些言行表明延龄从心理上对中国文化的回归及对自我身份的重新定位。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方家的金山移民史伴随着一个不断定位身份的过程，从方得法与方锦山固守华人身份、拒绝与异族融合，到方锦河希望得到加拿大主流社会的认可，再到方延龄拒斥中国文化渴望融入白人社会，而后艾米虽接受完全西化教育，但又阴差阳错地选修了中文，使其一半的华人血统在血管中蠢蠢欲动。这个身份建构过程是一个逐渐向外拓展而后回归的U型回环。 艾米自小接受西方文化熏陶，而且作为有白人血统的混血儿较之其先辈能够更自然地融入主流文化环境，并为其所承认。但细较之，艾米的身份是一个充满了模糊与冲突的文化符号。首先是其种族杂交的血统决定了她身份的杂糅性，而母亲却竭力地从她生活中剔除中国文化的影响，使其保持纯粹的西方主流文化身份，但吊诡的是她所要依托和追溯的父系（白人）根源“史密斯”对她而言是一个无法考证的空缺;艾米对中国文化有着专业的研习，甚至是一位教授级的中文专家，但她对自己的母系家族历史却知之甚少。这种无根的彷徨直接影响了她对于家庭的观念，虽渴望爱情却害怕走进婚姻。回乡寻根使艾米完成了身份的追寻与回归。通过探索碉楼这个记忆空间，艾米构建起包括自己在内的家族谱系与对家族历史的想象。这些有血有肉的家族记忆唤醒了蛰伏在艾米身体中的中国血脉，也使艾米所研究的中国文化由冷冰的知识逐渐融化进她的血液中。小说中的祭奠仪式与婚礼仪式意味着艾米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象征着方家第五代人的正式回归，也标志着艾米郑重承担起记忆传承者的职责。
在故事的尾声，艾米为死去的家人重新立碑并进行了拜祭仪式，这些祭奠行为是“以志先祖”并与死者进行“灵魂交谈”。墓葬与献祭仪式都是文化记忆的原始表现形式，扬·阿斯曼认为“文化记忆最为原始的表现形式是为死者举行的墓葬和献祭仪式，这些记忆形式旨在与来世建立并保持联系”{34}。与祭奠仪式相对应的是婚礼仪式，艾米在了解了家族历史尤其是太外婆与太外公四十年的隔岸守望时，决定在碉楼中与白人男友举行结婚仪式。《礼记·昏义》上说：“昏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故君子重之。”墓葬仪式与婚礼仪式同属文化记忆的表现形式，前者意味着对死者的纪念，并将关于死者的记忆融入生者记忆之中，从而在世代传承中形成集体记忆;而后者则意味着个体之间、家族之间甚或种族之间的连接，并关系到子嗣的绵延、文化的传承以及社会生活的延续。阿斯曼认为文化记忆在社会层面可以通过“构造一个‘象征意义体系’——一个共同的经验、期待和行为空间”{35}，将人们连接在一起，形成各具特色的群体;文化记忆同时在时间层面上把昨天与今天连接到一起，在生者与死者之间建立联系。正是借助于这种记忆，一个人的生存体验不再仅局限于个体生命，而是超越了这一时空限制，融汇在群体记忆中，在绵延的时间长河中确认其位置。艾米寻根之旅的意义就在于完成了将自己的记忆融入到家族记忆中，使过去的记忆因为生者而延续，而生者个体的记忆也在群体记忆空间中寻找到位置，与之对应的是个体身份在集体中的归属。
张翎为何选择艾米作为方氏家族记忆的构建者与传承者？艾米种族混杂的血统，为西方主流所认可的身份符号在一定程度上象征着海外华工后代逐渐走出族群界限、走向多元种族与文化融合的趋势。艾米在对母系家族历史的回溯中叩问自身的文化身份与生存意义，最终在中西文化的融合中寻找到精神顿悟与内心安宁。这显示了张翎超越种族界限、超越原乡与异乡藩篱的开放与包容视野，并重申她作品中的基本主题：“展示背负着沉重历史的中国人走向世界、获得‘新生’、并在这一过程中升华出具有哲理意味的人生体悟。”{36}
《金山》是一部关于空间、记忆与身份的小说。张翎在史料考察及田野研究的基础上，以作家的想象力为宏大的历史框架增添了平凡人的记忆，将《金山》塑造成一部骨骼坚实、血肉丰盈的史诗作品。重构加拿大华人的移民史首先是为那些无名的墓碑立传，将那些处于黑暗与边缘中的记忆带回到光亮与中心，这不仅是为死者寻求正义，也是为生者寻求生命的定位与方向。海外先侨的奋斗历史与家国情怀是值得生者知晓并纪念的，而后辈移民个体也只有在追溯族裔历史过程中找到自己的文化身份，并将个体的记忆融汇到集体记忆中去，形成文化记忆的延续。文化记忆不仅指向过去，更加注重当下与未来，“文化记忆不是对过去的单纯反映，而是对未来的憧憬”{37}。纪念过去，不仅是生者对死者的义务，也是生者为了明了生的意义与今后更好地活。这正是张翎创作《金山》的意义所在。
① [加]徐学清：《金山的梦幻和淘金的现实——论张翎的长篇小说〈金山〉》，《香港文学》2009年第12期。
② 陈福民：《向无名者敞开的历史书写——关于张翎的〈金山〉及海外华文文学写作》，《南方文坛》2010年第2期。
③ 蒲若茜、宋阳：《〈金山〉中的时空与文化建构——兼论张翎的小说创作策略》，《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
④ 王小涛：《论张翎《〈金山〉中的跨国民族主义》，《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6期。
⑤{28} 马海洋、俞春玲：《〈金山〉的空间建构与精神衍变》，《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18年第3期。
⑥{31}{32} [加]张翎：《金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序言第6页，第238页，第327页。
⑦⑧{22} [德]阿莱达·阿斯曼、扬·阿斯曼：《关于过去视域的建构》，金寿福译，《文汇报》，2015年12月11日，第W12版。
⑨ [加]玛格丽特·艾特伍德：《与死者协商：布克奖得主玛格丽特·艾特伍德谈写作》，严韻译，上海三联出版社2007年版，第128页。
⑩{21} 《华语文学传媒大獎——2009年度小说家：张翎》，搜狐文化频道，http：//cul.sohu.com/20100408/n271365023.shtml。
{11} 周会凌：《于民间大地慨然挽唱——论迟子建长篇小说创作》，《海南大学学报》2012年第3期。
{12} [德]扬·阿斯曼：《交往记忆与文化记忆》，管小其译，《学术交流》2017年第1期。
{13}{24}{35} [德]扬·阿斯曼：《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金寿福、黄晓晨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6页，第194页，第6页。 {14}{16}{17}{18}{30} [德]阿萊达·阿斯曼：《回忆空间：文化记忆的形式和变迁》，潘璐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0页，第190页，第174页，第206页，第102-103页。
{15} 荷马史诗《奥德赛》中奥德修斯在魔法师喀耳刻的帮助下前往冥府询问路途吉凶;罗马诗人维吉尔在史诗《埃涅阿斯纪》描述了埃涅阿斯的冥界之旅;奥地利诗人里尔克在《给奥菲斯的十四行诗》中认为，诗人要开阔眼界、谱写永恒的诗篇必须到冥府一游。
{19} Susan Sontag. On Photography. London： Penguin Books， 2008： 1.
{20} Roland Barthes. Camera Lucida： Reflections on Photography. Trans. Richard Howard. New York： Hill and Wang， 1981： 93.
{23} 见贺拉斯的颂诗第三十首（部分）“我完成了这座纪念碑/它比青铜更恒久/比皇家的金字塔更巍峨/无论是饕餮的雨水/还是狂暴的北风/还是飞逝的时光和无穷年岁的更替/都不能伤它分厘”，引自中国青年出版社2017年版，李永毅译《贺拉斯诗选》第51页。
{25}{29}{37} 金寿福：《评述扬·阿斯曼的文化记忆理论》，陈新、彭刚主编：《文化记忆与历史主义》，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44页，第62页，第62页。
{26} Gaston Bachelard. The Poetics of Space. Trans. Maria Jolas. Boston： Beacon Press， 1994： 5.
{27}{33} [法]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69页，第123页。
{34} [德]扬·阿斯曼：《关于文化记忆理论》，金寿福译，陈新、彭刚主编：《文化记忆与历史主义》，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8-9页。
{36} 刘俊：《北美华文文学中的两大作家群比较研究》，《中国比较文学》2007年第2期。
Construction of Memory Space in Gold Mountain Blues
and the Inheritance of Cultural Memory
Lü Xiaoxiao
Abstract： Gold Mountain Blues（2009）， an epic novel by Zhang Ling， a Chinese-Canadian writer， gives an account of the struggling history and sad fate of Chinese workers overseas for a number of generations， represented by the Fang family from Kaiping， covering a range of themes such as memory， space， identity and commemoration of the dead. This article， by taking memory as the point of departure， explor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istorical writing， inheritance of memory and identity construction in Gold Mountain Blues. Zhang Ling’s writing itself is a process of historical excavat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memory space， and consistent with that is the process of Amy， a character’s reconstruction of her family history and the inheritance of memory. The history of struggle on the part of overseas Chinese and their love for their homeland are worthy of knowledge and commemoration while individuals of subsequent generations can only find where they belong in terms of identity in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searching for their ethnic origins in an effort to merge their individual living experience into the collective memory so that they can transcend the restrictions of space and time and form the continuation of cultural memory.
Keywords： Gold Mountain Blues， Zhang Ling， space， cultural memory， identity， inheritance
关键词：《金山》;张翎;空间;文化记忆;身份;传承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677（2021）4-0085-07
基金项目：山东省艺术科学重点课题“北美新移民文学的空间诗学研究”，项目编號：1607081;山东省社科规划项目“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小说空间美学研究”，项目编号：17CWWJ03;山东省高等学校人文社科项目“空间理论视域下的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小说研究”，项目编号：J15WD29 。
作者单位：山东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 2009年出版的《金山》（Gold Mountain Blues）是著名加拿大华人作家张翎为北美新移民文学贡献的又一力作，“对人性和社会描写的深度和广度使加拿大以及北美华人文学的金质达到了空前的高度”①。《金山》描写了方氏家族从同治年间到二十世纪中后期四代人的兴衰沉浮。小说捡拾历史碎片，以宏大的时代背景为底色，拼凑起一张家谱，还原一个时代，建构了移民华工群体。百年的时间跨越，纵横万里的空间轮转，历史与现实的时间交叠，个体命运叙述中重大历史背景的穿插，使《金山》拥有了史诗的厚重。《金山》如同一部海外华工移民史，在张翎宏阔而又细腻的笔触中缓缓展开，浸透了时代悲情。
历史书写、身份追求、文化建构、个体生存等是《金山》蕴涵的主题，也是众多文学评论的着眼点，如陈福民（2010）指出《金山》是“向无名者敞开的历史书写”，而且传达了作者渴望文化互鉴、种族和谐的文化观与民族观②。作品中的时空元素也有助于作品主题的解读，蒲若茜、宋阳（2012）认为张翎“重点刻画过去和现今杂糅、原乡和异乡融合、文化延续却不断杂交变化而产生的离散身份”③;王小涛（2017）则着眼于小说中方家在太平洋两岸的跨国书写，探索了全球化背景下移民的民族、文化和身份认同，解读作品所体现出的海外华人的跨国民族主义④;马海洋、俞春玲（2018）探讨小说中人物在闭合空间与公共空间中的不同生存状态及人物精神状态的衍变。⑤但是文本中所隐含的空间、记忆与身份间的勾连尚待明晰。因此，本文拟以空间与记忆为切入点，深入《金山》腠理，探查历史书写、文化记忆与身份建构间的关系。
一、《金山》创作：回忆空间与历史书写
新移民文学大多关乎跨域书写，关注个体游走在原乡与异国间的生命体验，其中所包含的诸多痛苦与无奈——文化的隔膜、精神的焦虑、无根的彷徨、身份的模糊，正是张翎为代表的海外华人作家在异域他乡的经历与见证，具象为一种无根的漂泊与空间的追寻。张翎创作《金山》的缘由正是为了纪念那些漂泊异乡的华人先侨。这一切源自烙在她脑海中的鲜明印记——掩藏在洛基山野草中的无名墓碑。这些印记连同这墓碑底下的亡灵一直追逐着张翎，使她不能释怀，直到她完成《金山》的写作，才使那些长眠于洛基山下百年之久的孤独灵魂得以“搭乘着我的笔生出的长风，完成了一趟回乡的旅途”⑥。过去与当下、生者与死者之间有着不能阻隔的联系，在本雅明看来，生者存在于这个世界的理由正是因为与逝者存在着秘密的约定——“我们如同我们的先人一样被赐予了微弱的救世的力量，而这一力量正是过去有求于我们的原因”⑦。阿斯曼更将当下对过去的回应看作是生者应尽的义务，生者有义务帮助死者实现他们未曾实现的愿望，她认为本雅明所说的“微弱的救世力量”就是指当下的人能够感知到死者的要求并对此做出反应。⑧张翎的无所释怀感正是作为生者，尤其作为一名作家所感受到的责任，这种责任正是加拿大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所指出的，所有的作家都有责任复活过去，使之重新回到现时读者或观众的视域。⑨张翎写作《金山》的过程就是她回到过去挖掘历史、重构记忆的过程。为了得到系统的资料，张翎对开平、温哥华等地进行多次田野考察，而且花大量时间查考图书馆的藏书与档案馆中的文献与照片。
整理研究先侨历史是一项庞大复杂的工程，同一段历史蕴含着中西视角的碰撞与对应。与史学家关注点不同，张翎感兴趣的是“茫茫史海中跳跃而出的”⑩小人物和他们的故事，她无意于叙述一段弘大的历史，而是专注于一种客观平实的人生书写。文学“以具象的生命个体的存在与呼号来触摸历史之脉搏动的温度，倾听从历史深处传来的声音”{11}，张翎将方家置于广阔的历史背景中抽丝剥茧，织就的不仅是个体、家族的记忆，更是华人先侨在海外的生存史，是现代海外华人可以追溯的精神源头，因为“记忆是那种能够使我们无论是在个人层面还是集体层面上形成一种自我意识（身份认同[identity]）的能力”{12}。
在《文化记忆》一书的导论中，扬·阿斯曼指出文化记忆主要研究的是回忆（或对过去的指涉）、认同（或政治想象）和文化延续（或传统的形成）等三个问题之间的关联。他认为“每种文化都会形成一种‘凝聚性结构’，它起到的是一种连接和联系的作用。……与共同遵守的规范和共同认可的价值紧密相连、对共同拥有的过去的回忆，这两点支撑着共同的知识和自我认知，基于这种知识和认知而形成的凝聚性结构，方才将单个个体和一个相应的‘我们’连接到一起。”{13}从阿斯曼对文化记忆的定义与解读中我们可以看出，文化记忆对集体与个人的身份定位有着重要意义。绵延不息的集体记忆不仅形成一个族群文化的延续，为其成员创建一种集体与历史意识，并为后人文化身份的确立提供了一种时间与空间上的定位与参照。从这个角度讲，张翎创作《金山》的过程正是一个挖掘、建构和传递文化记忆的过程。 《金山》是关于历史与记忆的书写，其时间维度自不待言，但记忆与空间性也紧密关联，这也赋予了《金山》丰富的空间蕴涵。德国历史学家、文化记忆理论家阿莱达·阿斯曼通过古希腊诗人西蒙尼德斯的经历论述了记忆、空间性、身份及死者纪念之间的关系。在一次大厅坍塌事故中，西蒙尼德斯成为唯一的幸存者。其他客人都被砸死，而且面目全非，无法辨认。西蒙尼德斯利用空间记忆在脑海中重建客人在大厅中的座次位置，为每具尸体还原身份，从而得以祭奠每个死者。阿斯曼认为，“他（西蒙尼德斯）的事迹显示了人的记忆力可以超越死亡和毁灭的力量，并在这个传奇中变得永恒。”{14}《金山》涵盖的记忆、空间、身份与死者纪念等主题正与此论述相呼应。《金山》的创作本身就充满空间意味。张翎对历史与记忆的整理就是一个空间性极强的意象——“挖掘”。弗洛伊德将心理分析的回忆工作比作考古学家的挖掘，谢默斯·希尼直接把写作比作“挖掘宝藏”，无论对荷马、维吉尔还是里尔克{15}，“回忆的冒险之旅都是朝向深处的旅行”{16}。回到过去即意味着向下的过程。无论最初引发张翎创作冲动的无名墓碑还是她进行历史考证的档案馆、博物馆和图书馆，无论是照片、文字还是她实地考察的碉楼等历史遗存物，都是空间性的记忆隐喻。阿莱达·阿斯曼认为：“功德祠、纪念剧院和图书馆是建筑式的记忆隐喻”{17};“文字不仅是永生的媒介，而且是记忆的支撑。文字既是记忆的媒介又是它的隐喻”{18}。而照片作为一种视觉（空间）记忆隐喻也被反复论证，如桑塔格将摄影与柏拉图的“洞喻”相类比，认为“收集照片就是收集世界”{19}，再如巴尔特的观点：“历史是按照公示编造出来的记忆，……而照片则是确凿但转瞬即逝的证据。”{20}张翎在采访中说：“照片给了我许多直观的震撼和灵感”{21}，一张拍摄于19世纪末的抵埠华人合影吸引了她，一个戴眼镜的年轻人改变了她对男主人公方得法形象的设想，使整体叙事发生了转向。
因此，张翎对《金山》的创作就是一个回望历史、构造回忆空间的过程，而她在小说中也搭建起这样一个充满记忆隐喻的回忆空间。这个回忆空间是在官方话语所描摹的大历史背景基础上建构起来的，但焦点指向的是普通个体的日常生活空间。如阿莱达·阿斯曼所想：“叙事性的历史书写探讨的不是‘事情原来是怎样的’这类问题，而是追问曾经发生的事情的意义所在。”{22}文学推动着历史书写转向对生命个体与日常空间的温情观照，从而使之具有了生命的温度与意义。正如贺拉斯认为诗歌是一座永远不朽的纪念碑{23}，张翎也通过创作《金山》为加华先侨建造了一座血肉丰盈的纪念碑，它铭刻记忆，抵御时间与遗忘的侵蚀。
二、碉楼—金山：空间隐喻与记忆建构
与张翎建构回忆空间的历史书写相呼应的，是文本中艾米重建家史并传承记忆的过程。记忆的重建必然在时空维度上展开。1872年至2004年构成了时间之维，广东开平与金山（加拿大）则构成了空间维度。作者并未满足于在三维空间中铺排叙事，而是将现时与过去杂糅并置，形成一个特殊的四维文本空间。中国近现代政权制度的频繁更迭，大历史中小人物的苦苦挣扎，去国怀乡，异域飘零，加拿大等西方国家对华人的排挤与压榨，不同个体命运轨迹的重叠与交错，共同构成了时代洪流中的集体记忆。这段记忆以方家第五代人回国处理家族（文化）遗产为引子。加拿大籍社会学教授艾米在民俗学家指引下探索家族旧址——碉楼。
碉楼是存储方家记忆的容器，探索碉楼意味着对家族历史的回顾与挖掘，对家族谱系的描画与家族记忆的构建，同时也是混血儿艾米身体内方家血统的回归与族裔身份的确立。“碉楼”也因此成为家族记忆与凝聚族裔意识和身份的核心隐喻。扬·阿斯曼在论述文化记忆理论过程中将古代埃及神庙作为有力的论据，他认为“这些建筑表达了埃及人特殊的歷史意识和身份感，简言之，它们就是用石头构筑的回忆”{24}。金寿福在评价阿斯曼的文化记忆理论时论及记忆与时间、空间及集体身份的勾连：“记忆与特定的时间和地点密切相连，比如节日反映了人们为了庆祝或者纪念而共同度过的时间，而房子、村庄、坡地、山峰、河流、城镇及其附属物共同构成了支撑和激发人们记忆的空间，这些物质世界打上了深深的社会烙印，它们具有特定的社会象征意义。如果一群人想成为一个固定的群体并保持这种集体关系，那么他们就不仅需要一个相互交往的空间，而且要用各种象征符号布置这个空间，以便他们的身份凸显出来，他们此后的记忆也便有了立足之地。”{25}从此角度讲，碉楼无疑也是“石头构筑的回忆”，是海外华人群体身份归属的象征符号。虽然不像古埃及神庙一样墙壁上雕刻着记载历史的铭文，但碉楼的一砖一瓦，每一处设计，每一个角落无不承载着方氏家族的记忆，曾经建造它并生活于其中的人所留下的氤氲气息及遗存的物件无不是历史的见证，彰显着华侨族群的历史意识和身份感。
艾米初见碉楼，就用“不伦不类”来形容它。一方面说明碉楼的设计是融合了中西方建筑的特点以及居住与防御的双重功能，负载了浓郁的时代特征与特殊的族群特征。另一方面，艾米内心对碉楼从审美上的排斥也意味着她对碉楼所象征的家族史的陌生以及内心对中国血统身份的隔膜。对碉楼的探索逐渐使其融入了碉楼所蕴含的气息，实现与祖先的对话。当艾米走近碉楼，从门缝里嘎然飞出一只黑糊糊的鸟，这一哥特意象象征着先人的灵魂，又意味着开启了一段尘封的往事。当艾米跨过门槛，走进了历史。祖宗的牌位、象牙雕的大烟枪、一件女人的旧夹袄、几只脱丝的玻璃丝袜，泛黄的信笺……，借助这些笼罩着旧时光晕的空间意象，艾米翻开了一段跨越百年的家族史，通过想象唤回这个空间曾承载的记忆，如巴什拉对家宅的空间诗学解读：“（家宅）照亮了回忆与无法忆起之物的结合。在这个遥远的区域，记忆与想象彼此联系，双方都致力于相互深化。二者在价值序列上构成了记忆和想象的共同体。”{26}
象牙雕刻的烟枪背后隐藏了一段家族兴衰史，方家第一代方元昌因拾到盗贼遗落之金而发家，又因一杆大烟枪而败家。为了扭转家境，家中十五岁的长子方得法跟随乡人登上了通向“金山”的轮船。从此，自勉村方家三代子孙前赴后继奔向淘金梦。鞋子里藏着的百封书信是六指（关淑贤）与远在金山的丈夫方得法及两个儿子锦山、锦河在四十年间的文字往来。这些书信曾是联通故乡与异乡之人的桥梁，现在是艾米与太外婆跨越时空进行灵魂对话的媒介，凸显了文字支撑记忆的功能。书信作为一种个体叙事与小说中报纸所代表的官方话语形成呼应，互为经纬，形成网格节点，帮助艾米定位家族记忆中的种种细节。哈布瓦赫认为集体记忆的形成来源于个体之间记忆的碰撞与交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存在着一个所谓的集体记忆和记忆的社会框架;从而，我们的个体思想将自身置于这个框架内，并汇入到能够进行回忆的记忆中去”{27}。艾米将自己对过往的想象灌注进书信叙事与官方话语的缝隙中，逐渐建构对方氏家族及移民华人的记忆空间。艾米对于家族历史的构建在碉楼与金山所构造的二元空间中展开。两个空间在地理和文化上隔岸相望，既见证了金山客在异域困境中的痛楚艰辛与顽强拼搏，也记载了固守家园的亲人对金山客的忠贞守望。书信中记录的点滴生活细节在艾米的想象中汇聚成厚重而悲凉的家族历史。 方得法在金山的“淘金”经历伴随着肉体与精神的双重折磨。中国华工被蔑称为“猪仔”，在加拿大做着最底层的工作。阿法曾冒生命危险修建太平洋铁路，后被英国政府抛弃于荒野，饱受饥寒交迫，后又遭受白人剪辫子之辱，体验过被同族人拒绝的失落与绝望。阿法到死也未实现衣锦还乡、回乡过老的愿望，最终埋骨他乡，遗恨大洋彼岸。作为记忆的空间隐喻，金山“包纳见证了金山客们从奋斗走向消沉，从挣扎走向灭亡，从对抗生活走向敷衍了事……”令人心生悲凉的不仅是他们的死亡，而是“从家乡到金山的过程中英雄气概与进取精神的逐渐消散与消亡”。{28}
方家的历史不仅是男人在海外的奋斗史，还有女人固守家园的守望史。如果说方家的男人建构了碉楼的体魄，为家族亲人建构了一方遮风挡雨的荫蔽，那方家的女人们则充盈了碉楼的魂魄，牵系着方家男人无根的海外游荡。故乡既是金山客梦之所始也是梦之所系，剥离了家园的金山梦一如抽走了架构的大厦，终是失去了承重所在。一封封家书如同无形而又致密的丝线将方家捆绑成不可分割的一体。女人用故乡的守家持业回应着男性在金山的艰苦奋斗。六指对丈夫的忠贞与守望，对一张去金山船票的期待，穿过了一个女人的韶华岁月，最后终结于两地埋枯骨。六指与阿法的婚姻悲剧只是侨乡众多家庭的缩影，金山的淘金梦终沦为一个悖论——理想家园的建构却是以夫妻、骨肉分离为代价的，这为华人先侨的奋斗史染上了浓重的悲凉色彩。
三、从面对过去到面向未来：
身份追寻与记忆传承
寻找过去是为了纪念，使死者得以在生者的记忆中复活;寻找过去也是生者建构自我的必由之路。金寿福认为“记住并适时地回忆过去，其根本目的不在于找寻和描写过去事件的真实面目，而是通过这种回忆调整和确定当下的定位。”{29}因此记忆建构的目的不仅是要面向过去，而是要着眼当下，面向未来。约翰·洛克的主体理论认为，只有能回忆的主体才是真正的主体，它从当下某点出发，通过后顾的和前瞻的意识来延伸自己。{30}由此揭示了过去（回忆）—当下（主体）—未来之间的关系。回忆需要依托主体的意识才能获得，而主体又是通过把对过去的回忆与对未来的想象整合到自我之中来进行身份构建。从扬·阿斯曼的文化视角来看，每种文化都形成凝聚性结构，这种结构把过去与当下连接在一起，通过将回忆与经验拉进“当下”的框架从而使之保持现实意义。而个体正是由于与他人拥有了共同的回忆和认可的价值模式，故而产生了群体观念，并由此产生了身份的认同。而每个个体必须承担起记忆传承者的责任才能使此种文化延续下去。从两种记忆理论中都可以看出，记忆建构与个体身份定位以及记忆延续是一个彼此间无法剥离的统一体。由此引出了《金山》的另一主题：身份追寻与记忆传承。
正如人们总试图建构自己的家族谱系，就是为了寻找自己的根。同样，一个族群总要在更大的集体记忆地图中寻找自己的位置，以便确定自己的归属。地理空间的迁移，不同文化的碰撞，使海外华人不得不面对身份认同的焦灼。《金山》中的每一代金山客都在努力追寻自己的身份定位。远涉重洋的第一代加华移民，在金山的主要目标就是赚钱，把钱寄回家乡，建设自己的理想家园。他们虽操着蹩脚的洋文，但仍固守着传统的文化精神与身份归属，如方得法所坚守的“大清子民”情结。哪怕备受原住民的鄙視嘲讽，辫子之于他已远超“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的简单内涵。浪迹异国的艰难求生，一生中屈指可数的几次归乡记忆，浮天沧海，隔断了根基，唯有一条辫子还能证明自己的有国有家。这也是为何阿法宁愿舍去身家捐献保皇党。在他朴素的家国情怀中，皇帝在根基就在，他还能做“大清国的子民”。对于他而言，金山只是求生之地而非根基所系。
到了儿子锦山一辈，虽有思想的进步，如偷偷资助革命党，但是当革命党将其辫子剪掉后，锦山还是后悔得无以复加，宁可是“瞎了瘸了”也想辫子回来。锦山在与印第安姑娘桑丹丝的爱情经历中也显示出强烈的族姓意识，他扔下桑丹丝偷偷跑掉了，因为“祖宗，不认你的——”{31}。锦山对于自身的体认与其父是一样的，固守自己纯粹的华人身份。二子锦河对于自己的身份则有了新的认识，如报纸上所讲：“吾等在加拿大定居多年，加国亦是第二故乡。现今加国兵源短缺，华裔理当参战，以换得加国政府之信任。”{32}锦河将瑞克妻子遗赠给他的四千加元捐给家乡购置抗日飞机，此举尽显其故国情怀，但同时他加入加拿大军队为之效力，体现他渴望得到加拿大主流社会认可的意愿。当锦山抱着装有锦河军装的骨灰盒终于坐到了奥菲姆剧院最好位置的时候，这种意愿更加凸显。
到第三代方延龄，这种想融入白人社会的意愿更加迫切乃至走向极端。出生在金山的方延龄从小就因华人身份而备受白人群体的排斥与鄙夷，对自己的华人血统及其背后的中国传统文化都带有拒斥心理，希望通过与白人男性的结合进入主流社会。在此希望落空后，又将希望寄托在自己的非婚生混血女儿艾米·史密斯身上。从延龄给女儿起的名字就可看出，她渴望逃离华人家庭，一味追逐西方文化心理认同。哈布瓦赫在论述家庭记忆时指出，“没有什么比名字（first names）能更好地显示出这种记忆的了，这种记忆既非建立在一般的观念上，也非建立在个体意象上，而是同时指涉了亲属关系的纽带和某个特定的人。”{33}延龄刻意地割断了艾米与家族记忆及中国文化的精神连接，不准外公给艾米讲家族谱系。但是流淌在血脉里的华人基因并不因心理的疏离而消失，扎根在故土的家族谱系与家族记忆如同无形的丝线牵系着华人的海外漂泊，华人身份是他们的身份拼图中注定不能缺少的一片。因此方延龄对自己的华人身份经历了从拒斥到回归的历程。她一直在刻意回避中国文化和语言，一辈子只讲英语，但是在老年的一场大病后却只会讲广东话，并督促女儿回乡寻根，这些言行表明延龄从心理上对中国文化的回归及对自我身份的重新定位。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方家的金山移民史伴随着一个不断定位身份的过程，从方得法与方锦山固守华人身份、拒绝与异族融合，到方锦河希望得到加拿大主流社会的认可，再到方延龄拒斥中国文化渴望融入白人社会，而后艾米虽接受完全西化教育，但又阴差阳错地选修了中文，使其一半的华人血统在血管中蠢蠢欲动。这个身份建构过程是一个逐渐向外拓展而后回归的U型回环。 艾米自小接受西方文化熏陶，而且作为有白人血统的混血儿较之其先辈能够更自然地融入主流文化环境，并为其所承认。但细较之，艾米的身份是一个充满了模糊与冲突的文化符号。首先是其种族杂交的血统决定了她身份的杂糅性，而母亲却竭力地从她生活中剔除中国文化的影响，使其保持纯粹的西方主流文化身份，但吊诡的是她所要依托和追溯的父系（白人）根源“史密斯”对她而言是一个无法考证的空缺;艾米对中国文化有着专业的研习，甚至是一位教授级的中文专家，但她对自己的母系家族历史却知之甚少。这种无根的彷徨直接影响了她对于家庭的观念，虽渴望爱情却害怕走进婚姻。回乡寻根使艾米完成了身份的追寻与回归。通过探索碉楼这个记忆空间，艾米构建起包括自己在内的家族谱系与对家族历史的想象。这些有血有肉的家族记忆唤醒了蛰伏在艾米身体中的中国血脉，也使艾米所研究的中国文化由冷冰的知识逐渐融化进她的血液中。小说中的祭奠仪式与婚礼仪式意味着艾米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象征着方家第五代人的正式回归，也标志着艾米郑重承担起记忆传承者的职责。
在故事的尾声，艾米为死去的家人重新立碑并进行了拜祭仪式，这些祭奠行为是“以志先祖”并与死者进行“灵魂交谈”。墓葬与献祭仪式都是文化记忆的原始表现形式，扬·阿斯曼认为“文化记忆最为原始的表现形式是为死者举行的墓葬和献祭仪式，这些记忆形式旨在与来世建立并保持联系”{34}。与祭奠仪式相对应的是婚礼仪式，艾米在了解了家族历史尤其是太外婆与太外公四十年的隔岸守望时，决定在碉楼中与白人男友举行结婚仪式。《礼记·昏义》上说：“昏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故君子重之。”墓葬仪式与婚礼仪式同属文化记忆的表现形式，前者意味着对死者的纪念，并将关于死者的记忆融入生者记忆之中，从而在世代传承中形成集体记忆;而后者则意味着个体之间、家族之间甚或种族之间的连接，并关系到子嗣的绵延、文化的传承以及社会生活的延续。阿斯曼认为文化记忆在社会层面可以通过“构造一个‘象征意义体系’——一个共同的经验、期待和行为空间”{35}，将人们连接在一起，形成各具特色的群体;文化记忆同时在时间层面上把昨天与今天连接到一起，在生者与死者之间建立联系。正是借助于这种记忆，一个人的生存体验不再仅局限于个体生命，而是超越了这一时空限制，融汇在群体记忆中，在绵延的时间长河中确认其位置。艾米寻根之旅的意义就在于完成了将自己的记忆融入到家族记忆中，使过去的记忆因为生者而延续，而生者个体的记忆也在群体记忆空间中寻找到位置，与之对应的是个体身份在集体中的归属。
张翎为何选择艾米作为方氏家族记忆的构建者与传承者？艾米种族混杂的血统，为西方主流所认可的身份符号在一定程度上象征着海外华工后代逐渐走出族群界限、走向多元种族与文化融合的趋势。艾米在对母系家族历史的回溯中叩问自身的文化身份与生存意义，最终在中西文化的融合中寻找到精神顿悟与内心安宁。这显示了张翎超越种族界限、超越原乡与异乡藩篱的开放与包容视野，并重申她作品中的基本主题：“展示背负着沉重历史的中国人走向世界、获得‘新生’、并在这一过程中升华出具有哲理意味的人生体悟。”{36}
《金山》是一部关于空间、记忆与身份的小说。张翎在史料考察及田野研究的基础上，以作家的想象力为宏大的历史框架增添了平凡人的记忆，将《金山》塑造成一部骨骼坚实、血肉丰盈的史诗作品。重构加拿大华人的移民史首先是为那些无名的墓碑立传，将那些处于黑暗与边缘中的记忆带回到光亮与中心，这不仅是为死者寻求正义，也是为生者寻求生命的定位与方向。海外先侨的奋斗历史与家国情怀是值得生者知晓并纪念的，而后辈移民个体也只有在追溯族裔历史过程中找到自己的文化身份，并将个体的记忆融汇到集体记忆中去，形成文化记忆的延续。文化记忆不仅指向过去，更加注重当下与未来，“文化记忆不是对过去的单纯反映，而是对未来的憧憬”{37}。纪念过去，不仅是生者对死者的义务，也是生者为了明了生的意义与今后更好地活。这正是张翎创作《金山》的意义所在。
① [加]徐学清：《金山的梦幻和淘金的现实——论张翎的长篇小说〈金山〉》，《香港文学》2009年第12期。
② 陈福民：《向无名者敞开的历史书写——关于张翎的〈金山〉及海外华文文学写作》，《南方文坛》2010年第2期。
③ 蒲若茜、宋阳：《〈金山〉中的时空与文化建构——兼论张翎的小说创作策略》，《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
④ 王小涛：《论张翎《〈金山〉中的跨国民族主义》，《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6期。
⑤{28} 马海洋、俞春玲：《〈金山〉的空间建构与精神衍变》，《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18年第3期。
⑥{31}{32} [加]张翎：《金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序言第6页，第238页，第327页。
⑦⑧{22} [德]阿莱达·阿斯曼、扬·阿斯曼：《关于过去视域的建构》，金寿福译，《文汇报》，2015年12月11日，第W12版。
⑨ [加]玛格丽特·艾特伍德：《与死者协商：布克奖得主玛格丽特·艾特伍德谈写作》，严韻译，上海三联出版社2007年版，第128页。
⑩{21} 《华语文学传媒大獎——2009年度小说家：张翎》，搜狐文化频道，http：//cul.sohu.com/20100408/n271365023.shtml。
{11} 周会凌：《于民间大地慨然挽唱——论迟子建长篇小说创作》，《海南大学学报》2012年第3期。
{12} [德]扬·阿斯曼：《交往记忆与文化记忆》，管小其译，《学术交流》2017年第1期。
{13}{24}{35} [德]扬·阿斯曼：《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金寿福、黄晓晨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6页，第194页，第6页。 {14}{16}{17}{18}{30} [德]阿萊达·阿斯曼：《回忆空间：文化记忆的形式和变迁》，潘璐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0页，第190页，第174页，第206页，第102-103页。
{15} 荷马史诗《奥德赛》中奥德修斯在魔法师喀耳刻的帮助下前往冥府询问路途吉凶;罗马诗人维吉尔在史诗《埃涅阿斯纪》描述了埃涅阿斯的冥界之旅;奥地利诗人里尔克在《给奥菲斯的十四行诗》中认为，诗人要开阔眼界、谱写永恒的诗篇必须到冥府一游。
{19} Susan Sontag. On Photography. London： Penguin Books， 2008： 1.
{20} Roland Barthes. Camera Lucida： Reflections on Photography. Trans. Richard Howard. New York： Hill and Wang， 1981： 93.
{23} 见贺拉斯的颂诗第三十首（部分）“我完成了这座纪念碑/它比青铜更恒久/比皇家的金字塔更巍峨/无论是饕餮的雨水/还是狂暴的北风/还是飞逝的时光和无穷年岁的更替/都不能伤它分厘”，引自中国青年出版社2017年版，李永毅译《贺拉斯诗选》第51页。
{25}{29}{37} 金寿福：《评述扬·阿斯曼的文化记忆理论》，陈新、彭刚主编：《文化记忆与历史主义》，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44页，第62页，第62页。
{26} Gaston Bachelard. The Poetics of Space. Trans. Maria Jolas. Boston： Beacon Press， 1994： 5.
{27}{33} [法]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69页，第123页。
{34} [德]扬·阿斯曼：《关于文化记忆理论》，金寿福译，陈新、彭刚主编：《文化记忆与历史主义》，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8-9页。
{36} 刘俊：《北美华文文学中的两大作家群比较研究》，《中国比较文学》2007年第2期。
Construction of Memory Space in Gold Mountain Blues
and the Inheritance of Cultural Memory
Lü Xiaoxiao
Abstract： Gold Mountain Blues（2009）， an epic novel by Zhang Ling， a Chinese-Canadian writer， gives an account of the struggling history and sad fate of Chinese workers overseas for a number of generations， represented by the Fang family from Kaiping， covering a range of themes such as memory， space， identity and commemoration of the dead. This article， by taking memory as the point of departure， explor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istorical writing， inheritance of memory and identity construction in Gold Mountain Blues. Zhang Ling’s writing itself is a process of historical excavat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memory space， and consistent with that is the process of Amy， a character’s reconstruction of her family history and the inheritance of memory. The history of struggle on the part of overseas Chinese and their love for their homeland are worthy of knowledge and commemoration while individuals of subsequent generations can only find where they belong in terms of identity in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searching for their ethnic origins in an effort to merge their individual living experience into the collective memory so that they can transcend the restrictions of space and time and form the continuation of cultural memory.
Keywords： Gold Mountain Blues， Zhang Ling， space， cultural memory， identity， inherita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