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信仰体系在西方世界的各个方面都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力。自17世纪怀疑主义精神蔓延开始，宗教信仰愈发岌岌可危。虽然在18世纪后期和19世纪，宗教曾有片刻的喘息，但是在日新月异的科学发展浪潮之下，宗教信仰早已失去了曾经的活力。二战后，人们更是陷入虚无和迷惘的状态中无法自拔，并质疑信仰是否能够得救。这种低迷混沌的社会状态映射到文学领域，就产生了各种现代写作流派和作品。《等待戈多》是爱尔兰英语作家塞缪尔·贝克特的名作，是荒诞派戏剧中的一颗明星。历来关于《等待戈多》的“等待”主题与“戈多其人”的探讨不胜枚举，本文则从该剧的精神层面入手，分析其文本中蕴含的战后西方世界的信仰危机问题。
　　一、等不到的戈多
　　在戏剧第一幕第一節中，两个流浪汉在一番混乱无意义的对话后，狄狄道出了他们等待的目标正是戈多。但是，他们既不清楚自己是否走错了地方，也不确定戈多今天来不来。从观者的角度看，他们祈求得救的等待根本就是不可靠的。
　　两个流浪汉的谈话中提及“得救”的话题。狄狄讲述了《圣经》故事，有两个贼，一个被救世主拯救，另一个掉进地狱。但很快他又质疑得救的真实性，甚至直言救世主不肯救那两个贼。两个流浪汉等待戈多是由于戈多可以掌握他们的命运，且他们祈求着戈多能把他们从眼前的困境中解救出来。显然，这里的戈多就是他们盼望着的救世主。而这位救世主对这场约会的态度从流浪汉们的对话里已经暗示得十分清楚了。
　　爱斯特拉冈（昵称戈戈）：他又重复说了什么？
　　弗拉季米尔（昵称狄狄）：他瞧着办。
　　爱斯特拉冈：他不能事先答应。
　　弗拉季米尔：他得考虑一下。
　　对于流浪汉们的祈求，戈多的态度是“他瞧着办”“不能事先答应”“得考虑一下”。这不就是变相的拒绝吗？戈多敷衍了狄狄和戈戈，而流浪汉却麻木机械地等着。这与前面狄狄提到的“得救”故事相呼应：两个盗贼没有得救，流浪汉们也同样无法得救。在一片空虚无聊中，他们能做的只是没完没了的等待。或许，他们潜意识里觉得，心怀得救的希望总比清醒地认识到凄凉绝望的现实要好受得多。但可悲的是，连这仅有的希望也只是虚妄，救世主一早就暗示了他根本不会来。这令人联想到战后满目疮痍的西方世界陷入空洞无意义的迷茫之中，一方面，人们难以逃脱自己所处的精神困境并寄希望于信仰得救，一方面又得不到真实的救赎，于是对世界、对宗教乃至对自己的存在都产生了深深的质疑。这种质疑在剧中“两个贼和救世主”的故事中就有体现，狄狄除了质疑得救，还指出故事中的逻辑问题：四个写福音的使徒里对于贼是否得救这件事有着各不相同的答案，着实令人怀疑。可处于被支配地位的流浪汉们除了继续机械地等待还能做什么呢？因此，他们说“努力没有用”“挣扎也没有用”。在这努力无用的荒诞世界里，他们的思想逐渐退化，记忆错乱，变得愈发麻木冷漠。
　　二、被动的信仰
　　现代西方社会，人们摒弃宗教信仰，改信理性与机械，但随着工业化的过度发展，人性异化扭曲，社会发展病态畸形，资本机器吞吃道德伦理。理性与科学给西方世界带来了政治的动荡、经济的萧条和残酷的战争，给西方人带来了道德沦丧、信仰危机、传统价值体系崩溃和一种普遍的危机感与无助感。正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人们想要重拾宗教信仰，却又难免对其抱有怀疑态度。信仰真的能得救吗？在理性与科学发展至今的时代，宗教值得自己托付吗？尽管当时存在着对宗教信仰的怀疑情绪，但许多走投无路的西方人不得不这么犹豫着，把对得救后未知的美好生活寄托在模模糊糊的信仰上。
　　在《等待戈多》中，两个流浪汉深囿于苦难灰暗的底层社会生活中，受尽了身心的痛苦折磨，因此他们期望着戈多来拯救他们。而他们究竟想要什么，他们自己也说不清，他们只是寄希望于戈多来拯救他们，为他们迷茫无意义的人生指点迷津。从已有的文献中，人们已经知道戈多很有可能暗指上帝。但从他们的言谈中可以看出，他们对于戈多的期盼不同于过去人们对宗教的虔诚信仰。流浪汉们更多地想要请戈多帮助他们解决问题，其中的现实性和目的性更强。因此，他们对戈多的“信仰”是被动的，而不是纯粹地信仰他。在剧本中，流浪汉们随意地谈论忏悔、《圣经》里的图画，质疑《圣经》故事的真实性，他们几番后悔未把自己系在戈多身上，以至于无法脱离现实与精神的双重困境。其中，系绳子这个情节最为明显地体现了流浪汉对待宗教不甚虔诚的态度。基督教中，上帝的形象一直是模糊而神圣的，而流浪汉竟然这样大咧咧地嚷着要用绳子把自己系在上帝身上。这说明在流浪汉心中，上帝或许高贵却不是高不可攀，这是工业社会中宗教的神圣光环被削弱的体现。
　　而对于信仰的结果，剧中波卓和幸运儿的关系已经给出了暗示：即便流浪汉把自己系在他们渴望着的戈多身上，很可能的结果就是变成戈多的附庸。虽然这能给流浪汉们提供一个寄托痛苦的依靠，但是这样做的同时他们也丧失了作为个人的主观意志，极可能如幸运儿般被波卓任意摆布。戏剧的迷人之处在于它能将一切东西直击心灵地展现在观者面前，那么二战后有着同样精神困境且对宗教信仰犹豫不决的人们，在如此直观地看见幸运儿将自己的一切托付给波卓的结果时，是否会联想到自己的现实生活并心有余悸呢？答案是不言而喻的。
　　三、结语
　　基督教教义称人生而有罪，而没有得救的人自杀则必定会加速坠入地狱。根据剧中对话，人们可以看出，流浪汉们其实对宗教有一些了解，甚至戈戈曾信仰基督教。但是，贝克特安排未被救赎的他们去上吊。从宗教角度看，这样的安排其实就表达出贝克特对宗教和得救的不信任。总而言之，这是贝克特对人们在满目疮痍的战后世界中丧失希望又得不到信仰的救赎，从而产生痛苦绝望情绪的极端艺术处理。因此，在欣赏剧本时，对于流浪汉们商量要自杀，人们会感到怪异和突然，流浪汉们甚至还认真地讨论了可行性，如同商量今晚吃什么一样自然随意，令人感到荒诞之余又不寒而栗。
　　剧末，两个流浪汉互道再见后却仍一动不动坐在原处，他们想离开却又不知道该往哪里去，而留下也只能继续茫然地等待戈多。此时的他们早已丧失了最开始等待戈多时的期盼心态，他们的精神已经被日复一日的无望等待和困苦的现实击败，身体则被时间的惯性推动着继续等待戈多。这就正如二战后西方人民深陷于痛苦空虚的精神煎熬和对现实的绝望愤恨之中，无可奈何地被动接受着一切，并试图寻找一种寄托。但无论是理性还是科学，抑或是基督教都无法拯救他们，因此二战后西方人民的精神世界沦为一片荒漠。出现危机的不只是对宗教的信仰，人们对当时的一切事物都产生了信任危机，比如，“愤怒的青年”流派作家突出的是对社会制度和政府的不信任，荒诞派则传达了对世界乃至人本身存在的不信任。
　　（辽宁大学）
　　作者简介：王钰莹（1997-），女，辽宁辽阳人，硕士在读，研究方向：英美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