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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义忠看上去很温和，神情中透露着一种让人不容质疑的自信。
在位于台北市北投区奇岩捷运站附近的闲置工厂，我顺利找到阮义忠的工作室。未到二楼，便一眼望见楼梯转角处的墙上，贴满《摄影家》杂志的各期封面。来到二楼走廊，跃入眼帘的是阮义忠《人与土地》作品系列中的一张代表性作品，被挂在三四米宽的玻璃大门上。透过玻璃，我看到坐在桌边的阮义忠，他穿着一件白色的耐克Polo衫，脚上是一双运动鞋，这让他显得格外精神。
这个工作室装修精致，家具别具一格，看来经过一番精心设计，跟这栋搂外表给人的破旧感完全不一样。如果仅凭初步印象，大概会判断这里是设计师的工作室，或是一家当代画廊。
阮义忠工作室的两面主体墙上，挂着装裱完好的作品。左面墙上是他在国外旅行时拍的作品，从未展出过；右边挂的是他儿子用手机拍的街头作品。
对着大门的一面墙上，贴着大陆《生活》杂志封面集结的海报，约三平方米大小。这本杂志跟阮义忠有着密切联系，这是第一本向阮义忠约稿的大陆杂志，它的版权页上，阮义忠的头衔是摄影顾问。
近几年来，阮义忠陆续为《生活》《南方都市报》《南方周末》《深圳商报》和《南风窗》等报纸和杂志撰写文章。与此同时，他在大陆各地的受欢迎度持续不减。
相比之下，阮义忠在台湾反倒显得很安静。他跟台湾的摄影界，似乎刻意保持着某种疏离。“说实在，我在台湾从来不跟摄影圈打交道的。”类似于这样的话，阮义忠毫不避讳，而且还不止一次在采访中说过，“从我起步开始，台湾摄影几乎没有起到参考作用。”
截然相反的是阮义忠在大陆的活跃程度。在新浪微博上有着近两百万粉丝的阮义忠，每天都在上面谈他的日常生活和出门旅行的故事。
阮义忠开微博，是应出版社的卖书需求。开通之后，他在这个社交媒体上，开始跟大陆影友更频繁和私密地交流。在写微博的两年时间内，他每天都会发布1条，且大都写满140个字。
“既然要写，我就要写得认真，要言之有物，要诚实，要持之以恒。任何人只要用这种态度做事，他都会有很大成就。”阮义忠勤奋且有计划地分享着自己的生活美学和生命哲学。如今，他的第二本微博书即将出版。
基于这种做事风格，阮义忠几十年累积下来的，几乎都是成功的经验：做展览，当作家，教书，编杂志，当义工，开工作坊，等等，这些都成为他自信的来源。
不经意间的自信：我的影响可能才刚开始
从童年起，阮义忠便不想成为一般人，一直想从家乡的田埂上逃离。即使没考上大学，他也在台北闯出了一番天地。之后，他再也没有停止过努力，“中国摄影教父”和“台湾的布列松”这类响亮名号没能让他懈怠。多年后，阮义忠仍持续努力，他说：“我一直有这个想法，我的影响可能才刚开始。”
阮义忠对发挥自己的影响力有着某种程度的执着，并且似乎把过程和结果看得同样重要。工作室休息区相对的两面墙上，是巨大的落地书柜。上面几乎摆满他的作品：他所办的《摄影家》杂志系列，他曾在媒体上刊登的文章，他曾画过的画，他曾在台湾“9·21”地震后记录50所希望小学重建的大型影像系列……这两面书柜，可以浓缩成“阮义忠”三个字。
阮义忠说：“我在哪里，哪里就会有我的痕迹。”除了累积作品，他最具代表性的生活痕迹，要属咖啡机和黑胶唱片。休息区的中间，就有一台咖啡机，那是阮义忠数台咖啡机中的一台。
阮义忠冲了一杯咖啡给我，并拿出一盒小点心。这是他从台北武昌街的明星咖啡馆打包回来的。作为过去几十年来伴随台湾文艺界诸多名人成长的地方，明星咖啡馆是台北重要的文化地标之一，诗人周梦蝶就曾在它门口常年摆摊卖书。
阮义忠回忆，台湾现代诗的代表诗人周梦蝶是他到台北后认识的第二个人。第一个是《幼狮文艺》杂志的主编瘂弦。在《幼狮文艺》当编辑时，阮义忠19岁，那时候他每个月都要向周梦蝶要稿子。2014年5月1日，周梦蝶在台北病逝。
当我停留在对周梦蝶的想象中时，阮义忠的问题打断了我：“对咖啡有意见吗？”当下，我便觉得自己有些失礼，他这样问，必定是在等我喝过咖啡的回应。
手中这杯咖啡味道的确不错，醇厚浓郁，香气也好，我如实地将品尝到的口感回应他。于是，在与咖啡相关的话题上，我们持续了很久，“这豆子是我自己烘的，我专门挑了4种豆子。咖啡苦不苦，跟配豆，烘培的火候有关系。我对自己的咖啡有信心，很多不喝咖啡的人，喝了我的咖啡后，都开始喝咖啡。我觉得自己的咖啡最好喝。”
阮义忠就是会在不经意间，流露出无比的自信。他善于使用自己的才能，甚至已经在构思要卖自己品牌的咖啡。这个想法大概跟美国导演大卫·林奇在网络上卖自己品牌的咖啡一样，他们都乐于想要创造一个品牌，并成为自己品牌和喜好的推荐者、贩卖者。
阮义忠曾在1980年代对自己喜欢的唱片进行系统的搜集，收藏过两万多张黑胶唱片。同时，他还有十几台黑胶唱机。我问他喜欢哪一种类型的音乐，他的回答重点则放在影响力上，“说到音乐，我要去大学教音乐都可以的。我写过关于莱昂纳德·科恩（Leonardo Cohen，加拿大歌手，被称为‘摇滚乐界的拜伦’）的文章……诚品（台湾连锁书店名称）还说，台湾人会听到亚美尼亚的音乐，跟阮义忠不无关系……”
年少时期：开始寻找自身独特性
如果没有开始拿起照相机，阮义忠大概会是一个插画家，或者是一个诗人，也可能是小说家。
高中时的阮义忠，对文学着迷已经到了疯狂的程度。联考（台湾考试制度，类似于高考）期间，为了要赶时间看完一本借来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他把看小说优先排在了准备联考前面，“因为只有两天时间要看完，我就没有心思考联考了。卷子一摊开，发现很多不会，当下便很高兴，觉得可以赶快出去看书了。书是看完了，联考没考上。”
而当兵时的苦闷，则让阮义忠看完了所有在台湾能买到的诗集，看完后，他提笔开始写诗。“我对我的诗倒还算满意，我的诗很特别哦，只写了10首而已，就有2首被选入台湾编的新诗三百首，这我有点（被）吓到。”不仅写诗，他那时还写小说，“我看了很多存在主义的小说，如加缪、萨特写的，心想，这也是小说，那我也会写。只要是说梦话就好，不必要有真正的生活经验。”虽然自认为20岁写的小说不成熟，但报纸还是以“阔气”的版面，登了3篇。 年轻的阮义忠，精力旺盛，什么都想要尝试，现在回想起来，他大概是在寻找自己的独特性。“试试看只是一个开始，好不好不重要。我不管结果怎样，别人怎么评价，最看重的是，这是不是你要写的，你要写就写跟别人不一样的，要有自己的独特性，只有我才可以写得出来。同时，想要成功，重在坚持。”
对于大陆摄影界：自认不可或缺
1970年代至1980年代，阮义忠行走台湾拍摄的《人与土地》系列，成为了他的代表作，奠定了他在台湾摄影界的地位。那些记录台湾人文风情的纪实影像，契合当时台湾人在历经社会动荡，身份不断转换后，逐渐产生的身份认同意识。
对海峡对岸的人来说，阮义忠的影像，是了解台湾的珍贵信息。他们从这些图片中，热切地寻找着对岸同胞的另一种生活印记，在表层阅读的同时，进行着深沉的想象。
那个年代，大陆正重新跟世界握手，人们开始急于了解世界。阮义忠的2本书《当代摄影大师——20位人性见证者》和《当代摄影新锐——17位影像新生代》，在那个时代恰到好处地出现，将世界摄影大师和前沿新秀，呈献给信息相对封闭的大陆摄影人。这2本书，源自于阮义忠1980年代在台湾《雄狮美术》杂志上连载的专栏，集结成书后在台湾出版。跟在台湾的反响不同，它们像一场飓风，席卷了当时的大陆摄影界。作为 “布道者”，阮义忠的名字在大陆开始带有某种神性的崇高色彩。
阮义忠第一次知道自己在大陆的影响，是在1989年。那一年他陪岳母回唐山探亲，特地中途经停北京，去中国美术馆看萨尔加多（Sebastiao Salgado，1989年，他的《别的美洲人》Autres Ameriques系列照片在中国美术馆展出）的展览。
阮义忠在萨尔加多的展览册旁边看到自己的书《当代摄影大师——20位人性见证者》。惊诧之余，当即便拿起来翻阅，“印得不好，有点粗糙，纸张、装订、设计都很不好”。即使事隔多年，阮义忠回忆起看到书的第一眼，仍以严格的标准来要求跟自己名字有关的东西，哪怕书的出版未经过他的同意，“因为距离的关系，那时候他们联络不到我，但后来，还是把稿费给我了。”
显然，这未经同意的出版，给阮义忠在大陆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名声。当时，他在展厅表明自己的作者身份后，工作人员也一脸茫然。直到晚上，阮义忠在他住的酒店房间里，接到了一个电话，对方说：“我看过你的书，这次展览是我办的。”给他打电话的，是时任中国国家主席杨尚昆的儿子杨绍明。
在随后的几天里，阮义忠在北京受到热情招待。他被请去天津，参加一个展览的开幕式，期间都跟杨绍明同住一个房间。那一次，他认识了北京摄影团体“四月影会”的重要成员王文澜、贺延光等，这些人早已看过他的书。那次大陆之旅，阮义忠在热情和尊敬中，第一次感受到了自己在大陆的巨大影响力。
阮义忠的名字，伴随着大陆一代摄影师的成长，成了他们了解世界的一扇窗口。然而给予他“摄影教父”称号的，却是一个画家，陈丹青。
1990年代，身在纽约的陈丹青，并未像如今这般拥有很高声望。那时的陈丹青，正在纽约接触世界，学习、成长，正在对艺术的迷惑与反思中，摸索属于自己的路。
“我的书可能在那个时候给过他很大影响。他在纽约迷失了，看了我的书后，几乎改变了某些想法。那时他刚好在台湾有一个展览，特别来跟我见个面，就先从纽约给我写了信。”在阮义忠的印象里，陈丹青不但彬彬有礼，还非常客气。
陈丹青台北画展的开幕式上，阮义忠匆匆赶去，逗留了几分钟，就为了对他说这么一句话：“我今天实在很忙，改天再来好好看你的展览。”那时阮义忠对陈丹青基本没有了解。
隔几天的第2次见面，是在台北的一家餐馆里，阮义忠请陈丹青吃饭，陈丹青基本上没有动过筷子。“后来，我再碰到他时就问，那天你怎么都不吃饭？菜不好吃吗？他说，我哪舍得时间来吃东西，我要听你讲话。”
2009年，应广东美术馆给阮义忠做大型展览的要求，陈丹青撰写了一篇文章，他这样形容阮义忠：“世界摄影之于中国的启蒙者、布道者”。从阮义忠的言谈中，他对这个说法是认同的。
现在看来，某种程度上，时机成就了阮义忠。但在阮义忠看来，他的书之所以伟大，绝不只是时代的机缘巧合。“那个时候，我做事情很认真，一般人在美术杂志写专栏的人，不会像我这么投入，我已经有一个蓝图，什么人是要写的，这本身就是一个判断，也是眼力。”
“那2本书经过30年的考验，再30年大概还会继续出版，因为不过时，只要把摄影师的生卒年月更新一下就好。我完全没有想要增加谁，只想保留原来的，我在那么年轻的时候就写出那样的文章，（之后）我一个字都不改。”
阮义忠在做出自信判断的同时，对自己进行了总结。在跟大陆摄影界的关系上，他扮演了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角色，不仅是把世界带到大陆，还把大陆领到世界面前。
“我影响过中国摄影两代人，不管是纪实，还是观念摄影。因为，我的杂志最早给了中国摄影一个肯定。透过我，可以了解华人摄影跟世界摄影的关系”。
1992年4月，阮义忠在台北市重庆南路出版了第1期《摄影家》双月刊杂志，主要介绍国际上的摄影家及其作品。这本杂志力图扮演跟国际“接轨”的角色。在第10期及第41期先后做了“中国摄影”及“中国新摄影”专辑，“我的杂志就是在大陆摄影师们最没有信心的时候，去发现他们，肯定他们。吕楠、刘铮、荣荣、王劲松、洪磊、邱志杰等，我初见他们时，他们每一个人都苦哈哈的，不知道明天要干嘛。我在他们最没有信心、不知道自己要怎样的时候，去肯定了他们。我还做过其他的，如方大曾、肖全、陆元敏等，我挖掘到好的大陆摄影师，把他们推向世界的视野范围中。”
在阮义忠看来，《摄影家》为国际摄影界推荐中国摄影师，对双方都非常有效果，“经我们介绍，他们得到了肯定，也得到了信心”。对于这本双语杂志的国际宣传效果，阮义忠不容置疑，“杂志（印量）最多的时候不超过（1期）5000本，但那时候几乎所有人都看重我们这本杂志。纽约、伦敦、巴黎等最重要街头售卖点，都有我们的杂志”。 阮义忠从不怀疑自己的判断和眼力，作为一个挖掘者和传播者，他为自己扮演了重要历史角色而自豪：“我在介绍大陆摄影师走向世界方面，是有决定性作用的。”
成功原因：做到一半等于浪费
“做到一半，就等于浪费”，坚持不懈是阮义忠的一个行事哲学，也是《人与土地》系列获得成功的原因。
1975年，25岁的阮义忠进入《家庭》月刊做编辑。那期间，他踏遍了台湾的山村角落，拍摄了《人与土地》。
“在《家庭》杂志，我的栏目有10页，类似旅游专栏，不但可以自己拍自己写还能自己编。虽然栏目没有名字，但很叫座，别人提我的专栏，跟提起《汉声》杂志一样，肃然起敬。因为那本杂志，我在台湾走了一圈，去了很多没有人知道的地方，完全是自己一个人去发现、冒险，写文章，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有时候失望，有时候（感觉）不错。”
那可能是阮义忠第一次认为，在自由创作同时，拥抱成功的机会触手可及。他兴奋地捕捉带给他视觉刺激的人、事、物，带着某种艺术视角憧憬未来，不知疲倦地在台湾行走，“那个时候自己没有车，很多地方不容易去，我想尽办法，坐公交到终点站，再走路，去到哪是哪。那时候也没有民宿，我想办法贴点钱住在杂货店。我认为那是最享受的事情，不会觉得辛苦。”他踏踏实实地拍了6年，“这6年，我到现在也一直认为，那是我创作的巅峰时期。”
在进入《家庭》杂志前，阮义忠的职业生涯并不顺。22岁，当完兵的阮义忠，去了黄永松的《汉声》杂志。因为之前在《幼狮美术》杂志绘画，在台北艺文圈小有名气，黄永松热情地迎接他加入。
在面试的结尾，尴尬产生了。“送我出门的时候，他突然说，你用什么相机啊？我说，我不会拍照。当下，他的脸就绿了，沉默有几秒钟。他可能在想，糟糕，已经说好要他过来上班了，也不能反悔。他当下才转了一念，说没关系，你应该很快就会上路，我给你一台照相机，你多走多拍就是。”
在《汉声》英文版的2年间，阮义忠度过了一段职业生涯的苦闷期。那时是《汉声》艰难的成长期，阮义忠与杂志共患难，胸怀和抱负得不到施展。但现在看来，这都不是重点，重要的是他的人生轨迹转向摄影了。
阮义忠用“意外”两个字，来总结自己跟摄影的结缘，在阴差阳错中，几乎是赶鸭子上架，他拿起了相机。那时候的他，大概没有想到，这个意外，奠定了他今后的人生方向，并让他有可能去赢得一个广阔的未来。
面对争论：希望传递照片背后的故事
1999年，阮义忠在台北及台南的诚品书店艺文空间同时举办4个大型展览，台湾摄影评论家郭力昕教授写了一篇文章《阅读阮义忠：告别不了的“滥情主义”》，认为阮义忠的作品无法跟正在进行中的台湾社会对话，对作品进行了一次深刻批评。这篇文章，在报纸上大篇幅刊登，它打破了人情味浓厚的台湾艺文界的友好式赞赏，在当时引起不小的轰动。
对此，阮义忠并未立即做出回应，事隔多年的今年，这篇文章在大陆微博上再次被人翻出，阮义忠这次给出了自己的回应：“郭先生是一个不了解我的人。”
实际上，阮义忠对此事，要谈的可不止是这么轻描淡写的一句话。在这次见面中，他说了自己的想法，当我们好几次谈到别的话题后，他还会不时拉回到这篇评论上来。
“我不是膨胀的人，我不是说郭先生不了解我，我的原意是，他完全没兴趣了解我。”
“我现在写的文章，并没有对我过去的作品过度诠释，那完全是我的拍摄经验。把我诠释成‘滥情主义者’，才是过度诠释。”
“我从来不批评别人，我向来是发现好的事情肯定它的价值。我早就不在意自己的摄影作品地位有多高，我向来有这种自信。从我会讲话时就这样，你说我是好孩子，能证明什么，说我是坏孩子，也不会影响我，都不会动摇我。说我是滥情主义，或把我捧得再高，也不会怎么样。我是这样子走过来，做了那么多事情，我的作品已经跟台湾的某一个时代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了。我希望透过我的照片，传达这些照片背后的故事，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阮义忠一直没有对外界的批判给予正面回应，这次谈得畅快，也算是做了一次正面的回应。在他看来，评论者的责任是发现与肯定。
回溯生活：放空往前走
或许，在阮义忠的潜意识里，他已经到了回溯和总结自己的年龄。目前，阮义忠的书在大陆持续出版，工作坊也一个城市接着一个城市地办，学生一批接着一批。在教学上，随着年纪的增加，他的脚步变得急迫起来。
阮义忠的工作坊，把重点放在暗房制作上，在数码时代，他再一次成为了重要的传播者。“以前拍照片需要等待，需要克服一些技术上的门槛，摄影师每按一次快门，都变得非常慎重，所以才会全力以赴、全神贯注地捕捉画面。这是摄影的态度。所以，我才会觉得暗房是那么重要。”
“我给自己3年时间教学，这期间大概会教两百来个人，我希望他们成为种子，把我的观念传达出去。接下来，我要写一本教材，把摄影，生活美学和做人的本分等内容结合在一起，希望以此建立摄影之外做人做事的道理，我要重新恢复摄影的人文（传统），重新恢复艺术跟生活的关系。”
作为一个外界眼里的“人性摄影大师”，阮义忠对“人性”有着自己的理解。“看到什么事情，不要觉得这是别人的事情，先从跟自己有关的开始吧。不止人跟人之间，人跟其他生命都应该是有关的，这是我对人性的理解。虽然我是一个独立前行的人，但是在生活当中，看到可以跟别人分享的东西，我就会去关注，用不同的方法表达出来，然后造出一些影响。”
台湾“9·21”大地震后，阮义忠加入台湾佛教慈济基金会（台湾法师证严上人创办的著名公益组织，是台湾最大的民间慈善机构），参与社会救助工作。他有一个法号叫“本承”，太太法号是“明诺”。在慈济十多年来，因为在家修行、吃素，证严法师叫阮义忠“阮居士”。在最近几年到大陆巡回做工作坊之前，阮义忠还郑重地跟证严法师请了假。 十几年来，阮义忠作为这个社会团体的志愿者，用镜头记录震后希望工程的50所学校的复建。从废墟到学校落成，阮义忠一直在拍，从中发掘人与人之间的故事，并写下来：“这50本书，每本中的‘阮义忠希望工程摄影笔记’都占很重要一部分，大概四分之一。我记录那些孩子的童年，记录那些学校的成长史。学校、老师、校长都被我影响了。在证严法师看来，她认为这事不太可能，但结果出乎她的意料。50所学校，一路自愿拍下来，一般人是做不下去的。”阮义忠领我走到书柜前，50本书整齐摆放在一起，见证了他非同常人的付出。
谈到在慈济的收获，他的回答很实在，也很谦逊，“在慈济医院见过太多生老病死，我体会到要随时放空，才有办法继续往前走。什么东西都抓在手上的话，反而没有办法好好地行走下去。”
阮义忠在台湾东北部宜兰县头城长大，那是一个既靠山又靠海的小平原，风从一边吹来可以闻到海的味道，从另一边吹来可以闻到山的味道。
躺在小学操场上的阮义忠，头稍微抬起来，就能看见海中的龟山岛，这个硫磺岛的味道，常常会伴着海风、山风一起，灌进他的身体里。这些传统的力量，在他骨子里扎根，流露在他后来的作品中，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从《人与土地》《北埔》
《八尺门》《台北谣言》《四季》《手的秘密》《有名人物无名氏》《正方形的乡愁》《失落的优雅》和《希望工程》等作品中，都可以找到流淌在阮义忠骨子里的土地的影子。这些影子，带着时代文化的印记，让他的作品被世界级的博物馆所收藏，如：法国巴黎现代美术馆、尼普斯摄影博物馆、英国维多利亚及亚伯特美术馆，等等。
坐在他面前，我会一直穿越到1980年代的台湾，仿佛看到那些人，那些景，那些带有理想主义乡土情绪的小孩跳跃的身影。被称为“中国摄影教父”和“台湾的布列松”的阮义忠说：“我的影响才刚刚开始。”
“第一，我要成立‘阮义忠摄影人文奖’。这才会真正产生影响，因为现在观念摄影非常盛行，使大家有些忘记摄影最原本的见证人性的作用。大陆现在很多摄影奖都是在肯定新人，肯定影像的可能性，难免会在这方面欠照顾，就由我来好了。我在大陆现在开办工作坊，就是要为了传达我的理念。”
“第二，我要成立‘阮义忠摄影中心’。我的所有作品、藏书、跟世界摄影大师们的通信资料都会捐出来，还有跟大陆摄影师的来往纪录都拿出来研究。资料、底片都捐出来后，一部分变成固定的展览。这个计划很大，也是我的心愿，如果我离开的时候，还未完成，那会由我太太继续。”
作为一名坚定的行动派，他当前的日程里，除了在昆明等地做工作坊，接下来会展览他之前在国外的摄影作品，这些未展出过的作品包括他在亚美尼亚、土耳其、摩洛哥等地拍摄的照片。此外，他还要在70岁的时候，将自己的摄影画册重新出一遍，还要出一本画画的画册，诗集也要出版……
64岁的阮义忠，似乎再给他100年都不够用。
在位于台北市北投区奇岩捷运站附近的闲置工厂，我顺利找到阮义忠的工作室。未到二楼，便一眼望见楼梯转角处的墙上，贴满《摄影家》杂志的各期封面。来到二楼走廊，跃入眼帘的是阮义忠《人与土地》作品系列中的一张代表性作品，被挂在三四米宽的玻璃大门上。透过玻璃，我看到坐在桌边的阮义忠，他穿着一件白色的耐克Polo衫，脚上是一双运动鞋，这让他显得格外精神。
这个工作室装修精致，家具别具一格，看来经过一番精心设计，跟这栋搂外表给人的破旧感完全不一样。如果仅凭初步印象，大概会判断这里是设计师的工作室，或是一家当代画廊。
阮义忠工作室的两面主体墙上，挂着装裱完好的作品。左面墙上是他在国外旅行时拍的作品，从未展出过；右边挂的是他儿子用手机拍的街头作品。
对着大门的一面墙上，贴着大陆《生活》杂志封面集结的海报，约三平方米大小。这本杂志跟阮义忠有着密切联系，这是第一本向阮义忠约稿的大陆杂志，它的版权页上，阮义忠的头衔是摄影顾问。
近几年来，阮义忠陆续为《生活》《南方都市报》《南方周末》《深圳商报》和《南风窗》等报纸和杂志撰写文章。与此同时，他在大陆各地的受欢迎度持续不减。
相比之下，阮义忠在台湾反倒显得很安静。他跟台湾的摄影界，似乎刻意保持着某种疏离。“说实在，我在台湾从来不跟摄影圈打交道的。”类似于这样的话，阮义忠毫不避讳，而且还不止一次在采访中说过，“从我起步开始，台湾摄影几乎没有起到参考作用。”
截然相反的是阮义忠在大陆的活跃程度。在新浪微博上有着近两百万粉丝的阮义忠，每天都在上面谈他的日常生活和出门旅行的故事。
阮义忠开微博，是应出版社的卖书需求。开通之后，他在这个社交媒体上，开始跟大陆影友更频繁和私密地交流。在写微博的两年时间内，他每天都会发布1条，且大都写满140个字。
“既然要写，我就要写得认真，要言之有物，要诚实，要持之以恒。任何人只要用这种态度做事，他都会有很大成就。”阮义忠勤奋且有计划地分享着自己的生活美学和生命哲学。如今，他的第二本微博书即将出版。
基于这种做事风格，阮义忠几十年累积下来的，几乎都是成功的经验：做展览，当作家，教书，编杂志，当义工，开工作坊，等等，这些都成为他自信的来源。
不经意间的自信：我的影响可能才刚开始
从童年起，阮义忠便不想成为一般人，一直想从家乡的田埂上逃离。即使没考上大学，他也在台北闯出了一番天地。之后，他再也没有停止过努力，“中国摄影教父”和“台湾的布列松”这类响亮名号没能让他懈怠。多年后，阮义忠仍持续努力，他说：“我一直有这个想法，我的影响可能才刚开始。”
阮义忠对发挥自己的影响力有着某种程度的执着，并且似乎把过程和结果看得同样重要。工作室休息区相对的两面墙上，是巨大的落地书柜。上面几乎摆满他的作品：他所办的《摄影家》杂志系列，他曾在媒体上刊登的文章，他曾画过的画，他曾在台湾“9·21”地震后记录50所希望小学重建的大型影像系列……这两面书柜，可以浓缩成“阮义忠”三个字。
阮义忠说：“我在哪里，哪里就会有我的痕迹。”除了累积作品，他最具代表性的生活痕迹，要属咖啡机和黑胶唱片。休息区的中间，就有一台咖啡机，那是阮义忠数台咖啡机中的一台。
阮义忠冲了一杯咖啡给我，并拿出一盒小点心。这是他从台北武昌街的明星咖啡馆打包回来的。作为过去几十年来伴随台湾文艺界诸多名人成长的地方，明星咖啡馆是台北重要的文化地标之一，诗人周梦蝶就曾在它门口常年摆摊卖书。
阮义忠回忆，台湾现代诗的代表诗人周梦蝶是他到台北后认识的第二个人。第一个是《幼狮文艺》杂志的主编瘂弦。在《幼狮文艺》当编辑时，阮义忠19岁，那时候他每个月都要向周梦蝶要稿子。2014年5月1日，周梦蝶在台北病逝。
当我停留在对周梦蝶的想象中时，阮义忠的问题打断了我：“对咖啡有意见吗？”当下，我便觉得自己有些失礼，他这样问，必定是在等我喝过咖啡的回应。
手中这杯咖啡味道的确不错，醇厚浓郁，香气也好，我如实地将品尝到的口感回应他。于是，在与咖啡相关的话题上，我们持续了很久，“这豆子是我自己烘的，我专门挑了4种豆子。咖啡苦不苦，跟配豆，烘培的火候有关系。我对自己的咖啡有信心，很多不喝咖啡的人，喝了我的咖啡后，都开始喝咖啡。我觉得自己的咖啡最好喝。”
阮义忠就是会在不经意间，流露出无比的自信。他善于使用自己的才能，甚至已经在构思要卖自己品牌的咖啡。这个想法大概跟美国导演大卫·林奇在网络上卖自己品牌的咖啡一样，他们都乐于想要创造一个品牌，并成为自己品牌和喜好的推荐者、贩卖者。
阮义忠曾在1980年代对自己喜欢的唱片进行系统的搜集，收藏过两万多张黑胶唱片。同时，他还有十几台黑胶唱机。我问他喜欢哪一种类型的音乐，他的回答重点则放在影响力上，“说到音乐，我要去大学教音乐都可以的。我写过关于莱昂纳德·科恩（Leonardo Cohen，加拿大歌手，被称为‘摇滚乐界的拜伦’）的文章……诚品（台湾连锁书店名称）还说，台湾人会听到亚美尼亚的音乐，跟阮义忠不无关系……”
年少时期：开始寻找自身独特性
如果没有开始拿起照相机，阮义忠大概会是一个插画家，或者是一个诗人，也可能是小说家。
高中时的阮义忠，对文学着迷已经到了疯狂的程度。联考（台湾考试制度，类似于高考）期间，为了要赶时间看完一本借来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他把看小说优先排在了准备联考前面，“因为只有两天时间要看完，我就没有心思考联考了。卷子一摊开，发现很多不会，当下便很高兴，觉得可以赶快出去看书了。书是看完了，联考没考上。”
而当兵时的苦闷，则让阮义忠看完了所有在台湾能买到的诗集，看完后，他提笔开始写诗。“我对我的诗倒还算满意，我的诗很特别哦，只写了10首而已，就有2首被选入台湾编的新诗三百首，这我有点（被）吓到。”不仅写诗，他那时还写小说，“我看了很多存在主义的小说，如加缪、萨特写的，心想，这也是小说，那我也会写。只要是说梦话就好，不必要有真正的生活经验。”虽然自认为20岁写的小说不成熟，但报纸还是以“阔气”的版面，登了3篇。 年轻的阮义忠，精力旺盛，什么都想要尝试，现在回想起来，他大概是在寻找自己的独特性。“试试看只是一个开始，好不好不重要。我不管结果怎样，别人怎么评价，最看重的是，这是不是你要写的，你要写就写跟别人不一样的，要有自己的独特性，只有我才可以写得出来。同时，想要成功，重在坚持。”
对于大陆摄影界：自认不可或缺
1970年代至1980年代，阮义忠行走台湾拍摄的《人与土地》系列，成为了他的代表作，奠定了他在台湾摄影界的地位。那些记录台湾人文风情的纪实影像，契合当时台湾人在历经社会动荡，身份不断转换后，逐渐产生的身份认同意识。
对海峡对岸的人来说，阮义忠的影像，是了解台湾的珍贵信息。他们从这些图片中，热切地寻找着对岸同胞的另一种生活印记，在表层阅读的同时，进行着深沉的想象。
那个年代，大陆正重新跟世界握手，人们开始急于了解世界。阮义忠的2本书《当代摄影大师——20位人性见证者》和《当代摄影新锐——17位影像新生代》，在那个时代恰到好处地出现，将世界摄影大师和前沿新秀，呈献给信息相对封闭的大陆摄影人。这2本书，源自于阮义忠1980年代在台湾《雄狮美术》杂志上连载的专栏，集结成书后在台湾出版。跟在台湾的反响不同，它们像一场飓风，席卷了当时的大陆摄影界。作为 “布道者”，阮义忠的名字在大陆开始带有某种神性的崇高色彩。
阮义忠第一次知道自己在大陆的影响，是在1989年。那一年他陪岳母回唐山探亲，特地中途经停北京，去中国美术馆看萨尔加多（Sebastiao Salgado，1989年，他的《别的美洲人》Autres Ameriques系列照片在中国美术馆展出）的展览。
阮义忠在萨尔加多的展览册旁边看到自己的书《当代摄影大师——20位人性见证者》。惊诧之余，当即便拿起来翻阅，“印得不好，有点粗糙，纸张、装订、设计都很不好”。即使事隔多年，阮义忠回忆起看到书的第一眼，仍以严格的标准来要求跟自己名字有关的东西，哪怕书的出版未经过他的同意，“因为距离的关系，那时候他们联络不到我，但后来，还是把稿费给我了。”
显然，这未经同意的出版，给阮义忠在大陆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名声。当时，他在展厅表明自己的作者身份后，工作人员也一脸茫然。直到晚上，阮义忠在他住的酒店房间里，接到了一个电话，对方说：“我看过你的书，这次展览是我办的。”给他打电话的，是时任中国国家主席杨尚昆的儿子杨绍明。
在随后的几天里，阮义忠在北京受到热情招待。他被请去天津，参加一个展览的开幕式，期间都跟杨绍明同住一个房间。那一次，他认识了北京摄影团体“四月影会”的重要成员王文澜、贺延光等，这些人早已看过他的书。那次大陆之旅，阮义忠在热情和尊敬中，第一次感受到了自己在大陆的巨大影响力。
阮义忠的名字，伴随着大陆一代摄影师的成长，成了他们了解世界的一扇窗口。然而给予他“摄影教父”称号的，却是一个画家，陈丹青。
1990年代，身在纽约的陈丹青，并未像如今这般拥有很高声望。那时的陈丹青，正在纽约接触世界，学习、成长，正在对艺术的迷惑与反思中，摸索属于自己的路。
“我的书可能在那个时候给过他很大影响。他在纽约迷失了，看了我的书后，几乎改变了某些想法。那时他刚好在台湾有一个展览，特别来跟我见个面，就先从纽约给我写了信。”在阮义忠的印象里，陈丹青不但彬彬有礼，还非常客气。
陈丹青台北画展的开幕式上，阮义忠匆匆赶去，逗留了几分钟，就为了对他说这么一句话：“我今天实在很忙，改天再来好好看你的展览。”那时阮义忠对陈丹青基本没有了解。
隔几天的第2次见面，是在台北的一家餐馆里，阮义忠请陈丹青吃饭，陈丹青基本上没有动过筷子。“后来，我再碰到他时就问，那天你怎么都不吃饭？菜不好吃吗？他说，我哪舍得时间来吃东西，我要听你讲话。”
2009年，应广东美术馆给阮义忠做大型展览的要求，陈丹青撰写了一篇文章，他这样形容阮义忠：“世界摄影之于中国的启蒙者、布道者”。从阮义忠的言谈中，他对这个说法是认同的。
现在看来，某种程度上，时机成就了阮义忠。但在阮义忠看来，他的书之所以伟大，绝不只是时代的机缘巧合。“那个时候，我做事情很认真，一般人在美术杂志写专栏的人，不会像我这么投入，我已经有一个蓝图，什么人是要写的，这本身就是一个判断，也是眼力。”
“那2本书经过30年的考验，再30年大概还会继续出版，因为不过时，只要把摄影师的生卒年月更新一下就好。我完全没有想要增加谁，只想保留原来的，我在那么年轻的时候就写出那样的文章，（之后）我一个字都不改。”
阮义忠在做出自信判断的同时，对自己进行了总结。在跟大陆摄影界的关系上，他扮演了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角色，不仅是把世界带到大陆，还把大陆领到世界面前。
“我影响过中国摄影两代人，不管是纪实，还是观念摄影。因为，我的杂志最早给了中国摄影一个肯定。透过我，可以了解华人摄影跟世界摄影的关系”。
1992年4月，阮义忠在台北市重庆南路出版了第1期《摄影家》双月刊杂志，主要介绍国际上的摄影家及其作品。这本杂志力图扮演跟国际“接轨”的角色。在第10期及第41期先后做了“中国摄影”及“中国新摄影”专辑，“我的杂志就是在大陆摄影师们最没有信心的时候，去发现他们，肯定他们。吕楠、刘铮、荣荣、王劲松、洪磊、邱志杰等，我初见他们时，他们每一个人都苦哈哈的，不知道明天要干嘛。我在他们最没有信心、不知道自己要怎样的时候，去肯定了他们。我还做过其他的，如方大曾、肖全、陆元敏等，我挖掘到好的大陆摄影师，把他们推向世界的视野范围中。”
在阮义忠看来，《摄影家》为国际摄影界推荐中国摄影师，对双方都非常有效果，“经我们介绍，他们得到了肯定，也得到了信心”。对于这本双语杂志的国际宣传效果，阮义忠不容置疑，“杂志（印量）最多的时候不超过（1期）5000本，但那时候几乎所有人都看重我们这本杂志。纽约、伦敦、巴黎等最重要街头售卖点，都有我们的杂志”。 阮义忠从不怀疑自己的判断和眼力，作为一个挖掘者和传播者，他为自己扮演了重要历史角色而自豪：“我在介绍大陆摄影师走向世界方面，是有决定性作用的。”
成功原因：做到一半等于浪费
“做到一半，就等于浪费”，坚持不懈是阮义忠的一个行事哲学，也是《人与土地》系列获得成功的原因。
1975年，25岁的阮义忠进入《家庭》月刊做编辑。那期间，他踏遍了台湾的山村角落，拍摄了《人与土地》。
“在《家庭》杂志，我的栏目有10页，类似旅游专栏，不但可以自己拍自己写还能自己编。虽然栏目没有名字，但很叫座，别人提我的专栏，跟提起《汉声》杂志一样，肃然起敬。因为那本杂志，我在台湾走了一圈，去了很多没有人知道的地方，完全是自己一个人去发现、冒险，写文章，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有时候失望，有时候（感觉）不错。”
那可能是阮义忠第一次认为，在自由创作同时，拥抱成功的机会触手可及。他兴奋地捕捉带给他视觉刺激的人、事、物，带着某种艺术视角憧憬未来，不知疲倦地在台湾行走，“那个时候自己没有车，很多地方不容易去，我想尽办法，坐公交到终点站，再走路，去到哪是哪。那时候也没有民宿，我想办法贴点钱住在杂货店。我认为那是最享受的事情，不会觉得辛苦。”他踏踏实实地拍了6年，“这6年，我到现在也一直认为，那是我创作的巅峰时期。”
在进入《家庭》杂志前，阮义忠的职业生涯并不顺。22岁，当完兵的阮义忠，去了黄永松的《汉声》杂志。因为之前在《幼狮美术》杂志绘画，在台北艺文圈小有名气，黄永松热情地迎接他加入。
在面试的结尾，尴尬产生了。“送我出门的时候，他突然说，你用什么相机啊？我说，我不会拍照。当下，他的脸就绿了，沉默有几秒钟。他可能在想，糟糕，已经说好要他过来上班了，也不能反悔。他当下才转了一念，说没关系，你应该很快就会上路，我给你一台照相机，你多走多拍就是。”
在《汉声》英文版的2年间，阮义忠度过了一段职业生涯的苦闷期。那时是《汉声》艰难的成长期，阮义忠与杂志共患难，胸怀和抱负得不到施展。但现在看来，这都不是重点，重要的是他的人生轨迹转向摄影了。
阮义忠用“意外”两个字，来总结自己跟摄影的结缘，在阴差阳错中，几乎是赶鸭子上架，他拿起了相机。那时候的他，大概没有想到，这个意外，奠定了他今后的人生方向，并让他有可能去赢得一个广阔的未来。
面对争论：希望传递照片背后的故事
1999年，阮义忠在台北及台南的诚品书店艺文空间同时举办4个大型展览，台湾摄影评论家郭力昕教授写了一篇文章《阅读阮义忠：告别不了的“滥情主义”》，认为阮义忠的作品无法跟正在进行中的台湾社会对话，对作品进行了一次深刻批评。这篇文章，在报纸上大篇幅刊登，它打破了人情味浓厚的台湾艺文界的友好式赞赏，在当时引起不小的轰动。
对此，阮义忠并未立即做出回应，事隔多年的今年，这篇文章在大陆微博上再次被人翻出，阮义忠这次给出了自己的回应：“郭先生是一个不了解我的人。”
实际上，阮义忠对此事，要谈的可不止是这么轻描淡写的一句话。在这次见面中，他说了自己的想法，当我们好几次谈到别的话题后，他还会不时拉回到这篇评论上来。
“我不是膨胀的人，我不是说郭先生不了解我，我的原意是，他完全没兴趣了解我。”
“我现在写的文章，并没有对我过去的作品过度诠释，那完全是我的拍摄经验。把我诠释成‘滥情主义者’，才是过度诠释。”
“我从来不批评别人，我向来是发现好的事情肯定它的价值。我早就不在意自己的摄影作品地位有多高，我向来有这种自信。从我会讲话时就这样，你说我是好孩子，能证明什么，说我是坏孩子，也不会影响我，都不会动摇我。说我是滥情主义，或把我捧得再高，也不会怎么样。我是这样子走过来，做了那么多事情，我的作品已经跟台湾的某一个时代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了。我希望透过我的照片，传达这些照片背后的故事，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阮义忠一直没有对外界的批判给予正面回应，这次谈得畅快，也算是做了一次正面的回应。在他看来，评论者的责任是发现与肯定。
回溯生活：放空往前走
或许，在阮义忠的潜意识里，他已经到了回溯和总结自己的年龄。目前，阮义忠的书在大陆持续出版，工作坊也一个城市接着一个城市地办，学生一批接着一批。在教学上，随着年纪的增加，他的脚步变得急迫起来。
阮义忠的工作坊，把重点放在暗房制作上，在数码时代，他再一次成为了重要的传播者。“以前拍照片需要等待，需要克服一些技术上的门槛，摄影师每按一次快门，都变得非常慎重，所以才会全力以赴、全神贯注地捕捉画面。这是摄影的态度。所以，我才会觉得暗房是那么重要。”
“我给自己3年时间教学，这期间大概会教两百来个人，我希望他们成为种子，把我的观念传达出去。接下来，我要写一本教材，把摄影，生活美学和做人的本分等内容结合在一起，希望以此建立摄影之外做人做事的道理，我要重新恢复摄影的人文（传统），重新恢复艺术跟生活的关系。”
作为一个外界眼里的“人性摄影大师”，阮义忠对“人性”有着自己的理解。“看到什么事情，不要觉得这是别人的事情，先从跟自己有关的开始吧。不止人跟人之间，人跟其他生命都应该是有关的，这是我对人性的理解。虽然我是一个独立前行的人，但是在生活当中，看到可以跟别人分享的东西，我就会去关注，用不同的方法表达出来，然后造出一些影响。”
台湾“9·21”大地震后，阮义忠加入台湾佛教慈济基金会（台湾法师证严上人创办的著名公益组织，是台湾最大的民间慈善机构），参与社会救助工作。他有一个法号叫“本承”，太太法号是“明诺”。在慈济十多年来，因为在家修行、吃素，证严法师叫阮义忠“阮居士”。在最近几年到大陆巡回做工作坊之前，阮义忠还郑重地跟证严法师请了假。 十几年来，阮义忠作为这个社会团体的志愿者，用镜头记录震后希望工程的50所学校的复建。从废墟到学校落成，阮义忠一直在拍，从中发掘人与人之间的故事，并写下来：“这50本书，每本中的‘阮义忠希望工程摄影笔记’都占很重要一部分，大概四分之一。我记录那些孩子的童年，记录那些学校的成长史。学校、老师、校长都被我影响了。在证严法师看来，她认为这事不太可能，但结果出乎她的意料。50所学校，一路自愿拍下来，一般人是做不下去的。”阮义忠领我走到书柜前，50本书整齐摆放在一起，见证了他非同常人的付出。
谈到在慈济的收获，他的回答很实在，也很谦逊，“在慈济医院见过太多生老病死，我体会到要随时放空，才有办法继续往前走。什么东西都抓在手上的话，反而没有办法好好地行走下去。”
阮义忠在台湾东北部宜兰县头城长大，那是一个既靠山又靠海的小平原，风从一边吹来可以闻到海的味道，从另一边吹来可以闻到山的味道。
躺在小学操场上的阮义忠，头稍微抬起来，就能看见海中的龟山岛，这个硫磺岛的味道，常常会伴着海风、山风一起，灌进他的身体里。这些传统的力量，在他骨子里扎根，流露在他后来的作品中，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从《人与土地》《北埔》
《八尺门》《台北谣言》《四季》《手的秘密》《有名人物无名氏》《正方形的乡愁》《失落的优雅》和《希望工程》等作品中，都可以找到流淌在阮义忠骨子里的土地的影子。这些影子，带着时代文化的印记，让他的作品被世界级的博物馆所收藏，如：法国巴黎现代美术馆、尼普斯摄影博物馆、英国维多利亚及亚伯特美术馆，等等。
坐在他面前，我会一直穿越到1980年代的台湾，仿佛看到那些人，那些景，那些带有理想主义乡土情绪的小孩跳跃的身影。被称为“中国摄影教父”和“台湾的布列松”的阮义忠说：“我的影响才刚刚开始。”
“第一，我要成立‘阮义忠摄影人文奖’。这才会真正产生影响，因为现在观念摄影非常盛行，使大家有些忘记摄影最原本的见证人性的作用。大陆现在很多摄影奖都是在肯定新人，肯定影像的可能性，难免会在这方面欠照顾，就由我来好了。我在大陆现在开办工作坊，就是要为了传达我的理念。”
“第二，我要成立‘阮义忠摄影中心’。我的所有作品、藏书、跟世界摄影大师们的通信资料都会捐出来，还有跟大陆摄影师的来往纪录都拿出来研究。资料、底片都捐出来后，一部分变成固定的展览。这个计划很大，也是我的心愿，如果我离开的时候，还未完成，那会由我太太继续。”
作为一名坚定的行动派，他当前的日程里，除了在昆明等地做工作坊，接下来会展览他之前在国外的摄影作品，这些未展出过的作品包括他在亚美尼亚、土耳其、摩洛哥等地拍摄的照片。此外，他还要在70岁的时候，将自己的摄影画册重新出一遍，还要出一本画画的画册，诗集也要出版……
64岁的阮义忠，似乎再给他100年都不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