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看某节目采访华大基因董事长汪建，对话双方始终不在一个频道的状态挺有意思。提问者关注人文和思想，回答者只谈科学和生意。在汪建看来，这世界是为活得长的人准备的。他和华大基因的使命就是通过基因技术延长人类寿命，最终获得永生。一旦有了永生，“就不要去想那些社会问题了。你在那费那么多劲，批评这个批评那个。你不想想，世界下一步是什么，往那一蹦过去了，这些过去全都去掉了”。
　　有人说他狂妄，但这种气势，似乎也是一位掌握前沿科技的科学家和掌管大型公司的董事长应该具备的——他必须屏蔽掉杂音，忘掉能力边界以外的林林总总，才能心无旁骛地实现目标。对于一个可能已经找到此生天命的人来说，直线就是两点间最短的距离。
　　但若在汪建和华大基因之上的层面讨论这个问题，就没那么简单了。科技已经让人类朝着赫胥黎的小说《美丽新世界》描述的那样演化着。技术乌托邦让人们自我催眠般沉浸其中，被技术操控。人们相信，科技让我们活得更快乐，更自由；正如汪建相信永生就是人类获得极乐的必要条件。
　　然而，如果人心没有得到真正的解脱，永生反而是一种酷刑。波伏娃在她的小说中，描述过一个无法死去的人的痛苦。我们眼睁睁地看到，当人类用技术解决了一个问题时，另一个新的问题就会被制造出来：科技解放了多数人的劳作时间，游戏和网剧却重新俘获了他们的时间；抗生素解决了某些细菌的问题，新的细菌就会被“制造”出来，目前“医源性疾病”已经有四万多种，成为现代最普遍最严重的病。它们是科技的孪生兄弟。
　　因此，当心怀勇猛的科学家、企业家希望用某种灵药一劳永逸地解决人类诸多问题时，人们往往会称赞说，这是一种让“世界因我而改变”的精神。在特定边界内，确实；从更大整体上看，未必。“青年导师”李开复在患癌症之前，一直秉持着“要让世界因我而不同”的价值观，凡事追求效率，追求更大、更多、更好。直到病后遇到星云法师，法师告诉他，“人是很渺小的，多一个我、少一个我，世界都不会有增减……不必想要改变世界，能把自己做好就很不容易了。”这才一语惊醒梦中人。
　　曼弗雷德·凯茨·德·弗里斯教授写了一本书，叫《世界停一下，我要下车》，分析了组织中那些自恋型领导者“扬鞭奔向天边的落日，充满了英雄气概”的状态。这样的领导者虽然能够将公司推送到一定高度，但局限性也非常明显。但还有一类企业家“闪烁着沉稳谦逊的星光”，比如药企诺和诺德公司的CEO拉尔斯·索伦森连续两年被评为全球百佳CEO榜首，他谦逊地将成功归结为“好运气”，其实，是跳出自身角色看到更大畫面的清醒与自信，让他超越了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