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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近现代的中国,传统的古典教育受到西方主流教育模式的强烈冲击,大众不得不在二者之间艰难地做出选择。然而,梁启超这样一位学贯中西、融会古今的大师,在对子女的教育中将传统与现代完美地结合起来,培养出了梁思成、梁思永、梁思庄、梁思礼等一大批新中国建设的栋梁之才,形成良好的家学传统,堪称子女教育的典范。
关键词:梁启超;子女教育;传统;现代
中图分类号:G4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1)-12-0-02
一、梁氏家族
正如《百年家族》一书中的评价“梁任公融会古今、兼容中西的独特风格不仅在其治学和处事中得以贯彻,更极大地影响了自己的家风,民主、平等、爱国,上进,这些看似空洞的准则不仅充分体现在梁家的家庭生活中,更体现在梁家儿女终生的认识实践中,他们在用毕生不懈的追求继承和展示着梁任公的人格与风格。”
梁启超一生共有十四个孩子出生,其中九个长大成人。他们分别是思顺(女)、思成(子)、思永(子)、思忠(子)、思庄(女)、思达(子)、思懿(女)、思宁(子)、思礼(子)。就在这九位儿女中有三位院士,这是令人惊羡不已的。梁思成和梁思永于1948年同时当选为南京政府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人文组),梁思礼也因为在新中国航天研究领域的突出成就而于1993年当选为中科院院士。
梁思顺是梁启超的长女,1893年生于广东新会,和父亲梁启超年龄只相差二十岁,既是父女又是朋友。梁启超一生写给子女的家书中,大部分是写给思顺的。思顺小名令娴,书信中梁启超往往称“示娴儿”“娴儿读”,落款多为“饮冰”,后来的一些书信中称“宝贝思顺”,落款为“爹爹”。在信中,梁启超不仅谈家事,还谈自己的从政心迹、人生感慨等等。在日本的流亡生涯中,思顺还担任父亲的日语翻译,是位得力助手。同时,思顺是弟弟妹妹敬重的大姐,有事也常征求大姐的意见,和大姐商量。思顺身上展现的是一种既传统又现代的长女风范。
梁思成是著名的建筑学家,是新中国建筑学的奠基人,国徽的设计者之一。可以说,梁思成把毕生的精力都献给了新中国的建筑学事业。早在30年代,就和爱妻林徽因四处收集中国古代建筑的材料。抗战期间,在四川南溪李庄极其艰苦的条件下,继续对中国古代建筑的研究。建国后,任教于清华大学建筑系,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建筑学人才。
梁思永是著名的考古学家,被誉为“中国运用现代考古学方法的第一人”。他和梁思成都毕业于清华大学留美预备班,一同到美国留学。梁思永入哈佛大学研究院学习考古学和人类学,对东亚考古学问题作过特别的研究。参与并主持了黑龙江昂昂溪,安阳小屯、后冈等多处重要遗址的发掘工作。1950年8月考古研究所成立后,受人民政府任命为副所长。1954年在北京逝世,同事和学生评价梁思永“先生那种忘我的工作精神,更将永远成为鼓舞我们前进的力量”。
梁思忠,毕业于美国弗吉尼亚陆军学院和西点军校,回国任国民党十九路军炮兵校官。
梁思庄是著名的图书馆学家,在西文编目方面有突出的贡献,被学者们誉为浩瀚书海中的领航者,在图书馆学方面成就斐然。
梁思礼是梁启超最小的孩子,是我国著名的火箭控制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在长征二号运载火箭的研制中首次采用新技术,为向太平洋成功发射远程导弹试验作出重要贡献。
二、慈父的谆谆教诲
梁氏子女的成人与成才与慈父梁启超的谆谆教诲是密不可分的。首先是传统家长的关心呵护。梁启超得知瑞典考古学家斯温哈丁到新疆考古,就主动和斯温哈丁联系,想让自己的儿子梁思永参加新疆考古,后来因为时间来不及没有赶上。他又和考古学家李济之联系,让思永参加在山西的考古发掘,真是想方设法。呕心沥血。
同时,梁启超又积极接受并传播西方文明,他的子女接受的都是西式教育。六位子女赴美留学。但他们中没有一位留在美国,都回国参与了新中国的建设事业,这又与梁启超培养了孩子们深深的爱国情结密不可分。梁思礼回忆:“有人曾经问我,‘您从您的父亲那儿继承下来最宝贵的东西是什么?’我回答‘爱国!’父亲生前曾说过,‘人必真有爱国心,然后方可以用大事。’这句话支撑了我一生的追求。”
梁启超古典文化修养颇深,在汲取西方文化的同时,又不失时机地为孩子们补课。1920年、1921年和1922年的暑假在“饮冰室”家中办起了旨在讲授国学经典的补习班。这使得梁氏子女保留了深厚的国学功底,既不像守旧的知识分子,又不同于一般吃了几年洋墨水的留学生,这一点是他们能在自己的领域开拓出新天地的重要原因。
梁启超还通过家书教给孩子们做人做学问的道理。“各人自审其性之所近何如,人人发挥其个性之特长,以靖献于社会,人才经济莫过于此……你们现在着急也无益,只有把学问学够了回来创造世界才是”、“受业时亦不宜务强记,至要,至要”、“处忧患最是人生幸事,能使人精神振奋,志气强立”、“但问果能用功与否,若既竭我才则于心无愧”,正是梁启超的言传身教,使其子女在潜移默化中形成健全的人格。
孩子们的健康成长还得益于和谐的家庭氛围。首先是一种民主自由的家风,无论是在择业还是在择偶上,都是与孩子平等地交流,提出自己的意见,但决定权在孩子。还有就是轻松但不放纵的“生气”。无论是在双涛园(梁氏一家流亡日本的住所),还是在饮冰室(1912年回国后在天津的住所),都洋溢着孩子们的欢声笑语,有着无数美好的回忆。更为显著的还是大家庭的脉脉温情。梁启超在家书开头有时称“对岸一大群可爱的孩子们”“宝贝思顺、小宝贝庄庄”,称自己最小的儿子老白鼻(老Baby)。在孩子们眼中,他就是可亲可敬的爹爹。
三、梁启超、梁思成和林徽因
梁思成是梁启超的长子,梁启超在他身上倾注了更多的关爱。梁启超传统与现代契合的子女教育观,在梁思成和林徽因身上就可见一斑。
对于这一桩他亲自促成的亲事,梁任公心里有说不出的满意。梁启超和林徽因的父亲林长民是挚友,他把徽因介绍给思成,然后让他们相互增进了解,并自己做决定。但他还是主张他们应该先赴美读书、完成学业,然后再订婚、结婚。他认为订了婚就要尽快结婚,而过早结婚势必影响两人的学业。最后,父亲的意见得到了遵从。
1923年,思成因车祸住院,徽因对他悉心照料。面对两个年轻人亲亲热热的情景,思成的母亲、梁启超夫人李蕙仙却紧紧地皱起了眉头。她出身于官宦之家,兄长李瑞棻曾任光绪年间的礼部尚书。深谙“妇道”的她看不惯林徽因“洋派”的言谈举止。她认为思成伤卧在床,衣冠不整,大家闺秀应低眉敛目、小心回避才是。一个尚未下聘礼的女子怎能如此不顾体统?夫人的不满,梁启超不以为然。思成与徽因感情甚笃,他看在眼里,喜在心头。传统与现代的契合又在这里体现出来。
当思成与徽因身在美国,正在为未来游移不定之时,梁启超随信寄来一本陶版的《营造法式》,并在扉页上题了字。他俩感叹,北宋就有这样的建筑学专著,不正说明中国的古代建筑确实值得研究吗?他们游移的心也安定了下来,梁启超以他的博大用巧妙的方式为孩子们指明了方向。
思成和徽因完婚后,在梁启超的安排下,他俩到欧洲去考察建筑,并为他们精心设计了路线。同时,梁启超也为他们回国后的工作而忙碌着,最后在清华大学和东北大学中选定了东北大学,“惟两事比较,似东北前途开展之路大,清华园是‘温柔乡’,我颇不愿汝消磨于彼中,谅汝亦同此感想”。
梁启超也像无数中国传统父母那样望子成龙,但他对孩子的爱既具有传统特色,又具有现代意识。
四、小结
“梁启超的家庭处处散发着诱人的人文气息。这种文化,既不是中国传统的古典文化,也绝非欧美式的西方文化,而是中国文化在近代转型过程中所再生的新文化。”这是《百年家族》前言中的一段评价。
思想文化如何更新,是近代中国面临的几大问题之一,无数仁人志士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我们能从梁启超对子女的教育上找到一个很好的答案。学贯中西,融会古今的梁启超将传统与现代有机结合,即便是在今天,也会给我们无穷的启发。
参考文献:
[1]李喜所,胡志刚.百年家族——梁启超,梁思成,梁从诫[M].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1):124.
[2]夏鼐.梁思永先生传略[J].考古学报(第七册),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辑,中国科学院出版,1954:1-3.
[3]张品兴.梁启超家书[M].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1):3.
[4]梁思礼,吴荔明,梁忆冰.一个火箭设计师的故事——梁思礼院士自述[M].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9):21.
关键词:梁启超;子女教育;传统;现代
中图分类号:G4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1)-12-0-02
一、梁氏家族
正如《百年家族》一书中的评价“梁任公融会古今、兼容中西的独特风格不仅在其治学和处事中得以贯彻,更极大地影响了自己的家风,民主、平等、爱国,上进,这些看似空洞的准则不仅充分体现在梁家的家庭生活中,更体现在梁家儿女终生的认识实践中,他们在用毕生不懈的追求继承和展示着梁任公的人格与风格。”
梁启超一生共有十四个孩子出生,其中九个长大成人。他们分别是思顺(女)、思成(子)、思永(子)、思忠(子)、思庄(女)、思达(子)、思懿(女)、思宁(子)、思礼(子)。就在这九位儿女中有三位院士,这是令人惊羡不已的。梁思成和梁思永于1948年同时当选为南京政府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人文组),梁思礼也因为在新中国航天研究领域的突出成就而于1993年当选为中科院院士。
梁思顺是梁启超的长女,1893年生于广东新会,和父亲梁启超年龄只相差二十岁,既是父女又是朋友。梁启超一生写给子女的家书中,大部分是写给思顺的。思顺小名令娴,书信中梁启超往往称“示娴儿”“娴儿读”,落款多为“饮冰”,后来的一些书信中称“宝贝思顺”,落款为“爹爹”。在信中,梁启超不仅谈家事,还谈自己的从政心迹、人生感慨等等。在日本的流亡生涯中,思顺还担任父亲的日语翻译,是位得力助手。同时,思顺是弟弟妹妹敬重的大姐,有事也常征求大姐的意见,和大姐商量。思顺身上展现的是一种既传统又现代的长女风范。
梁思成是著名的建筑学家,是新中国建筑学的奠基人,国徽的设计者之一。可以说,梁思成把毕生的精力都献给了新中国的建筑学事业。早在30年代,就和爱妻林徽因四处收集中国古代建筑的材料。抗战期间,在四川南溪李庄极其艰苦的条件下,继续对中国古代建筑的研究。建国后,任教于清华大学建筑系,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建筑学人才。
梁思永是著名的考古学家,被誉为“中国运用现代考古学方法的第一人”。他和梁思成都毕业于清华大学留美预备班,一同到美国留学。梁思永入哈佛大学研究院学习考古学和人类学,对东亚考古学问题作过特别的研究。参与并主持了黑龙江昂昂溪,安阳小屯、后冈等多处重要遗址的发掘工作。1950年8月考古研究所成立后,受人民政府任命为副所长。1954年在北京逝世,同事和学生评价梁思永“先生那种忘我的工作精神,更将永远成为鼓舞我们前进的力量”。
梁思忠,毕业于美国弗吉尼亚陆军学院和西点军校,回国任国民党十九路军炮兵校官。
梁思庄是著名的图书馆学家,在西文编目方面有突出的贡献,被学者们誉为浩瀚书海中的领航者,在图书馆学方面成就斐然。
梁思礼是梁启超最小的孩子,是我国著名的火箭控制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在长征二号运载火箭的研制中首次采用新技术,为向太平洋成功发射远程导弹试验作出重要贡献。
二、慈父的谆谆教诲
梁氏子女的成人与成才与慈父梁启超的谆谆教诲是密不可分的。首先是传统家长的关心呵护。梁启超得知瑞典考古学家斯温哈丁到新疆考古,就主动和斯温哈丁联系,想让自己的儿子梁思永参加新疆考古,后来因为时间来不及没有赶上。他又和考古学家李济之联系,让思永参加在山西的考古发掘,真是想方设法。呕心沥血。
同时,梁启超又积极接受并传播西方文明,他的子女接受的都是西式教育。六位子女赴美留学。但他们中没有一位留在美国,都回国参与了新中国的建设事业,这又与梁启超培养了孩子们深深的爱国情结密不可分。梁思礼回忆:“有人曾经问我,‘您从您的父亲那儿继承下来最宝贵的东西是什么?’我回答‘爱国!’父亲生前曾说过,‘人必真有爱国心,然后方可以用大事。’这句话支撑了我一生的追求。”
梁启超古典文化修养颇深,在汲取西方文化的同时,又不失时机地为孩子们补课。1920年、1921年和1922年的暑假在“饮冰室”家中办起了旨在讲授国学经典的补习班。这使得梁氏子女保留了深厚的国学功底,既不像守旧的知识分子,又不同于一般吃了几年洋墨水的留学生,这一点是他们能在自己的领域开拓出新天地的重要原因。
梁启超还通过家书教给孩子们做人做学问的道理。“各人自审其性之所近何如,人人发挥其个性之特长,以靖献于社会,人才经济莫过于此……你们现在着急也无益,只有把学问学够了回来创造世界才是”、“受业时亦不宜务强记,至要,至要”、“处忧患最是人生幸事,能使人精神振奋,志气强立”、“但问果能用功与否,若既竭我才则于心无愧”,正是梁启超的言传身教,使其子女在潜移默化中形成健全的人格。
孩子们的健康成长还得益于和谐的家庭氛围。首先是一种民主自由的家风,无论是在择业还是在择偶上,都是与孩子平等地交流,提出自己的意见,但决定权在孩子。还有就是轻松但不放纵的“生气”。无论是在双涛园(梁氏一家流亡日本的住所),还是在饮冰室(1912年回国后在天津的住所),都洋溢着孩子们的欢声笑语,有着无数美好的回忆。更为显著的还是大家庭的脉脉温情。梁启超在家书开头有时称“对岸一大群可爱的孩子们”“宝贝思顺、小宝贝庄庄”,称自己最小的儿子老白鼻(老Baby)。在孩子们眼中,他就是可亲可敬的爹爹。
三、梁启超、梁思成和林徽因
梁思成是梁启超的长子,梁启超在他身上倾注了更多的关爱。梁启超传统与现代契合的子女教育观,在梁思成和林徽因身上就可见一斑。
对于这一桩他亲自促成的亲事,梁任公心里有说不出的满意。梁启超和林徽因的父亲林长民是挚友,他把徽因介绍给思成,然后让他们相互增进了解,并自己做决定。但他还是主张他们应该先赴美读书、完成学业,然后再订婚、结婚。他认为订了婚就要尽快结婚,而过早结婚势必影响两人的学业。最后,父亲的意见得到了遵从。
1923年,思成因车祸住院,徽因对他悉心照料。面对两个年轻人亲亲热热的情景,思成的母亲、梁启超夫人李蕙仙却紧紧地皱起了眉头。她出身于官宦之家,兄长李瑞棻曾任光绪年间的礼部尚书。深谙“妇道”的她看不惯林徽因“洋派”的言谈举止。她认为思成伤卧在床,衣冠不整,大家闺秀应低眉敛目、小心回避才是。一个尚未下聘礼的女子怎能如此不顾体统?夫人的不满,梁启超不以为然。思成与徽因感情甚笃,他看在眼里,喜在心头。传统与现代的契合又在这里体现出来。
当思成与徽因身在美国,正在为未来游移不定之时,梁启超随信寄来一本陶版的《营造法式》,并在扉页上题了字。他俩感叹,北宋就有这样的建筑学专著,不正说明中国的古代建筑确实值得研究吗?他们游移的心也安定了下来,梁启超以他的博大用巧妙的方式为孩子们指明了方向。
思成和徽因完婚后,在梁启超的安排下,他俩到欧洲去考察建筑,并为他们精心设计了路线。同时,梁启超也为他们回国后的工作而忙碌着,最后在清华大学和东北大学中选定了东北大学,“惟两事比较,似东北前途开展之路大,清华园是‘温柔乡’,我颇不愿汝消磨于彼中,谅汝亦同此感想”。
梁启超也像无数中国传统父母那样望子成龙,但他对孩子的爱既具有传统特色,又具有现代意识。
四、小结
“梁启超的家庭处处散发着诱人的人文气息。这种文化,既不是中国传统的古典文化,也绝非欧美式的西方文化,而是中国文化在近代转型过程中所再生的新文化。”这是《百年家族》前言中的一段评价。
思想文化如何更新,是近代中国面临的几大问题之一,无数仁人志士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我们能从梁启超对子女的教育上找到一个很好的答案。学贯中西,融会古今的梁启超将传统与现代有机结合,即便是在今天,也会给我们无穷的启发。
参考文献:
[1]李喜所,胡志刚.百年家族——梁启超,梁思成,梁从诫[M].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1):124.
[2]夏鼐.梁思永先生传略[J].考古学报(第七册),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辑,中国科学院出版,1954:1-3.
[3]张品兴.梁启超家书[M].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1):3.
[4]梁思礼,吴荔明,梁忆冰.一个火箭设计师的故事——梁思礼院士自述[M].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9):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