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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君子不可以不知恒。
胡锦涛同志指出，全党同志必须牢记，我国过去30多年的快速发展靠的是改革开放，未来发展也必须坚定不移依靠改革开放。
面对深刻变化的世情、国情和党情，我们该怎样坚持改革开放？
（2）基本路线解决的是根本问题，动摇不得。
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根本的问题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发展，另一个是道路。不发展，国家就会蒙难；找不到合适的道路，发展就无从谈起。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恰好解决这两大问题。
坚持“一个中心”，就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方面，新中国60多年的历史从正反两方面都证明，这个中心不能须臾偏离。一旦偏离，就势必国衰民穷。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很重视经济建设，制定并实施了第一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计划，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但是，这种做法后来被动摇了。“左”倾思想抬头并逐步恶化，阶级斗争取代经济建设成了时代的主题。结果，国民经济遭到严重冲击，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综合排名十分靠后。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1978年，党和国家启动改革开放。经过30多年的努力，中国经济实力突飞猛进，国内生产总值一跃成为世界第二，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跨入小康。
另一方面，外部环境不允许中国不发展经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所以给人留下良好的感观印象，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经济发展非常显著，人民生活比其他国家明显富裕。当中国沉浸于以阶级斗争为纲之时，西方诸国则致力于技术革命，致力于现代化建设，经济社会日新月异。有资料显示，改革开放前夕，西方发达国家的综合实力已远远领先于中国。经济上的差距，中国少则落后二三十年，多则落后五十年。如此大的落差，严酷地挑战着社会主义。
正如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所述：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就是说，没有坚实的经济基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不会有任何吸引力；没有长足的经济发展，任何主义和理论都将苍白无力。
（3）“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如鸟之双翼，不可偏失。
19世纪中叶以来，经过各派政治力量的反复较量，经过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多次失败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终胜利，新中国得以成立。新中国的成立，表明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走不通，唯一的出路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走社会主义道路。
因此，新中国的发展道路，不能偏离社会主义这个根本方向，不能不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则，要么退回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要么重走业已证明失败的资本主义道路，没有第三条道路可以选择。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否定社会主义和共产党的领导，为我们提供了深刻的反面教材。从1989年9月波兰团结工会上台，到1990年11月保加利亚社会党政府被迫辞职，连续执政了40多年的东欧六国共产党全部失去了政权。其中，波兰统一工人党的经历非常具有代表性。
1988年12月，波兰统一工人党召开十中全会，通过《关于政治多元化和工会多元化的立场》的决议，为禁止7年之久的团结工会恢复活动开了绿灯。同时，宣传媒体也着重渲染“多元化”观点。三个月后，波兰召开第一次圆桌会议，邀请朝野两种势力代表讨论解决波兰问题的方案。随后，又筹备议会大选。结果，波兰统一工人党在首轮大选中惨遭失败。在按比例分配的299个议会席位中，只赢得5个席位；在100个参议院席位中，未获一席。
除了政治上的失败，东欧国家的经济也举步维艰。因为仅靠自身的力量难以发展，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于援助的态度也是“上了钩的鱼儿不必再给香饵”。据联合国调查，东欧各国巨变第二年的工业生产就平均下降了20%。退一步说，即便东欧国家在经济上取得了发展，它们在“隧道的尽头有可能永远是二等欧洲”。
这充分说明：“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
（4）不管是顺境还是逆境，我们都要保持清醒的头脑。
客观地说，30多年的改革开放并不一帆风顺，也曾遇到波折、动荡。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中国经济过热，通货膨胀加剧，价格闯关受挫，市场秩序混乱，抢购风潮开始蔓延，人民群众多有不满情绪。
在社会思潮上，国内外也非常不平静。国内出现了两种极端倾向：一种可称为右倾，典型代表是资产阶级自由化。这种思潮在经济上主张取消以公有制为主体，实行私有化；政治上主张取消共产党的领导和人民民主专政，实行多党制、两院制；思想上主张取消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鼓吹全盘西化。
另一种可称为“左”倾。这种思想过分夸大改革开放遇到的问题和前进中的困难，认为改革开放是变相地走资本主义道路，与社会主义道路、毛泽东思想背道而驰。所以，主张回到老路上去。
国际上，西方敌对势力则进一步加紧对中国的渗透，加紧和平演变，试图把中国引向他们设定的资本主义道路，试图让中国步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后尘，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放弃共产党的领导。
国内“左”右思潮的夹击、国外敌对势力的“搅局”、“六四”政治风波的出现，共同考验着中央领导集体的智慧和远见卓识。未来的路该怎样走？全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都在等待中国给出答案。
“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路线没有错”，“我们原来制定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照样干下去，坚定不移地干下去。”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的一席话，不仅清晰地告诉了全国人民，也告诉了全世界：“我们不走回头路”，要继续改革开放；“中国不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坚定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5）从非均衡到全面协调，在发展战略上适时调整。
中国有960多万平方公里，有30多个省市，有10多亿人口，地理环境、人员素质、发展水平都非常不同。因此，在一个贫穷的大国，不可能实现一夜之间的“集体暴富”。同时，在这样一个泱泱大国实行改革开放，推动经济发展，不可能一哄而上、齐头并进，而必须错落有致、有先有后。
基于这种国情，改革选择从有条件的地方开始破冰，鼓励一部分人和地区先发展起来、先富裕起来。这种“非均衡”改革战略在实践中取得了非常良好的示范效应。农民率先展示了充沛的活力，农产品率先丰富了起来；领改革开放风气之先的东部地区、沿海地区日新月异，经济水平迅速提升，人民生活水平直追发达国家和地区。
当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当“马太效应”渐次显现，新的问题出现了：地区差距明显、收入差距拉大、公平正义感不足、社会不满情绪开始增加。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显然，这些发展中出现的问题，不是我们改革的取向。
于是，党中央牢牢扭住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强调发展是硬道理；同时，提出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统筹城乡、区域等各方面的发展，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文化权益，让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应该看到，实施全面协调的发展，首先是基于30多年改革开放所奠定的坚实物质基础、经验基础、体制基础和机制基础。这些基础不仅提供了先发展、先富裕的“正效应”，而且使统筹发展、全面发展成为可能。事实已证明，先富裕起来的人民和地区可以通过多交利税的办法，直接支持贫困地区发展；可以通过技术转让，优化不发达地区的造血功能，推动加快发展。
（6）渐进式改革战略破解“亨廷顿悖论”。
美国学者亨廷顿曾提出一个著名的现代化悖论。他说，现代化虽然“是近代以来世界历史发展的潮流和趋势”，但其过程往往“滋生动乱”。
有鉴于此，中国的改革选择了渐进式：宏观上，改革先从农村开始，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然后启动以城市为重点的全面改革。微观上，改革走一步看一步，随时总结经验。
这里的典型案例是国有企业改革。改革开放之初，国企改革的主要策略是放权让利，扩大企业自主权。国务院颁发《关于扩大国营工业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的若干规定》，允许国企在完成国家计划的前提下根据市场需要自行生产与自行销售。
到了20世纪80年代，放权让利的呼声愈加高涨。1984年，福建省55位厂长、经理发出联名信，呼吁给企业“松绑”。同年10月，党召开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允许适当分开企业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增强企业活力。
所有权和经营权分开，虽然解决了国企不是市场主体的尴尬，但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尤其是企业的所有制问题。于是，在90年代中后期，国有企业改革步入“深水区”。在“抓大放小”的指导思想下，企业层面，选择100户大中型国有企业进行现代企业制度改革试点；行业层面，对电信、电力、石油石化等垄断行业进行改革与重组，国有经济格局开始有序调整。
循序渐进的战略，既保证了改革的顺利推进，又避免了社会动乱。当然，社会稳定也得益于坚持意识形态不动摇。1978年以来，我们一直牢牢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国外有人对此颇有微词，但是我们必须明白：古今中外，任何国家和社会，不管社会形态多么不同，社会思想多么复杂，在意识形态领域占支配地位的思想总是统治阶级的思想，或者说指导思想都是一元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如此，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同样如此。
（7）前苏联、俄罗斯改革，反证了渐进式改革的适当性。
前苏联曾经是社会主义阵营的老大哥，是世界两极格局中的重要一极。但是，这样一个庞然大国，忽然在一夜间土崩瓦解，出乎很多人的意料。
回顾前苏联国家解体、社会动荡的过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改革的身影。与中国渐进式改革不同，前苏联的改革是一步到位、全面铺开。在“新思维”思想的指导下，前苏联迅速启动经济、政治、外交等领域的全面改革。快速改革，打乱了前苏联的正常步伐，人民对于改革的承受力遭到了前所未有的考验和挑战。
在意识形态领域，前苏联的动摇也进一步把改革推向了深渊。江泽民同志指出：“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最深刻的教训是：放弃了社会主义道路，放弃了无产阶级专政，放弃了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放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结果使得已经相当严重的经济、政治、社会、民族矛盾进一步激化，最终酿成了制度剧变、国家解体的历史悲剧。”
前苏联解体后，继承了其大部分家底的俄罗斯，在1992年实施名为“休克疗法”的经济改革。改革的第一步是放开物价，第二步是出台财政、货币“双紧”政策，第三步是大规模推行私有化。这三步虽然名义上有先有后，但整体看相隔时间并不长，差不多是同时推进。三步改革举措，如三剂猛药，把俄罗斯打得浑身颤抖，国内生产总值缩水近一半，本已羸弱的人民生活雪上加霜。
一言以蔽之，改革必须充分考虑国家和人民的承受力，必须有步骤、分阶段实施，不能人心不足蛇吞象，“反误了卿卿性命”。
（8）改革路径：从解决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入手。
在渐进式思想的指导下，中国的改革抓住了事物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从解决当时占全国人口80%的农民问题入手，撬动农村改革。在积淀了农村改革经验的基础上，中央才推行以城市为重点的全面改革，改革的领域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
陈云同志把这种改革称之为“摸着石头过河”。他说：“我们的改革，问题复杂，不能要求过急。改革固然要靠一定的理论研究、经济统计和经济预测，更重要的还是要从试点着手，随时总结经验。”
回过头来看，这种改革路径在实践上具有良好的操作性。一方面，它不容易造成大的社会波动，不容易引发剧烈对抗；另一方面，超强的纠错功能使我们能够及时发现错误、纠正错误。
（9）长期看，改革不能单兵突进，必须整体配合。
有西方人士说，中国的改革只是经济改革，没有政治改革。事实果真如此？
回答这个问题要从两方面看：一方面要看我们的改革是否涉及政治领域。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说：“我们提出改革时，就包括政治体制改革。……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在他的大声疾呼和身体力行下，我国在经济改革的同时，有序展开了政治改革。比如，废除了实际上存在的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确保了国家政权机关和领导人员有序更替；不断扩大人民有序政治参与，人民实现了内容广泛的当家做主，等等。
另一方面，要看西方人士所说的“政治改革”是指什么样的政治改革。如果说这种“政治改革”的目的是把中国引向西方，引向资本主义政治和民主。那么，近百年的中国历史反复证明：这不符合中国的历史和国情。
（10）除了经济与政治，其他方面的战略配合亦不可或缺。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的改革特别讲究多层次配合。既有农村、农业改革，又有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改革；既着力发展私营经济，又不失时机推进事关国计民生的国有企业改革；既推进生产体制改革，又实施金融体制改革；既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又分步实施教育、卫生、文化等领域的改革；既加强城市管理，又创新社会建设，一系列的举措搭配，使改革形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
（11）国际形势的准确研判，是改革开放启动和深化的重要基点。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们对国际形势的总体判断是“战争不可避免”。不过，这种看法在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心中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认为争取比较长期的和平是可能的，战争是可以避免的。全球性的战略问题只有两个：一个是和平，另一个是发展，发展问题是核心问题。
既然“战争打不起来”，既然全世界都把发展问题作为核心问题，那么中国就没有理由不顺应时代潮流发展自己，正所谓“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于是中央制定了一心一意搞建设的方针。
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际政治、经济发生了巨大改变。两极格局只剩下了一极——美国；经济全球化日益深入，“世界是平的”的观点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可。
同时，随着综合国力的增强，中国与美国、日本以及少数周边国家的摩擦也相应增加，“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中国责任论”等形形色色的论调相继出笼。
对于新的国际形势，中央的判断是：和平、发展与合作是世界的主流，21世纪前20年是重要的战略机遇期。所以，改革开放不能放松，不能停滞，必须坚定不移地奋力推进。
（12）发展不能光靠自己的力量，还要善于“借鸡生蛋”。
如果说改革解决的是内部活力的问题，那么，开放解决的则是对外搞活的问题。
的确，不对外开放，中国也能发展，古代中国就是例证。但是，历史证明，封闭式的发展速度非常缓慢，无法帮助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近代中国之所以落后挨打，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的发展远远落后于世界。因此，要迎头赶上世界的脚步，中国就需要在自力更生的前提下“借力”发展，就需要对外开放，借助国际先进技术、经验和资本发展壮大自己。
正是因为深切领会了对外开放的好处，中国才咬定青山不放松，通过长时间的艰辛谈判，成功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坦率地说，“入世”并不是只占便宜、不冒风险的买卖。比如银行业，虽然有一段保护期，但是过了这个保护期，实力相对弱小的中国银行业就必须与国外强大的金融机构同台竞争，其中风险不言自明。
（13）口号是“定心丸”，催人奋进。
1978年以来，神州大地响起了很多家喻户晓的口号。这些口号深入人心，在人们的生活中发挥了“定海神针”般的作用。每当人们犹豫不决、意见相左，它们就会拨云见日，坚定人们前行的信心。
改革之初，“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不仅传达了中央的主张，更切实激励了全国人民发家致富的干劲。在这个口号的鼓舞下，一批批农民敢想敢干，从“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劳作中走出来，办厂置业，创造新生活；一批批内地人打起行囊，奔向广东、福建、浙江等沿海地区，实干创业；一批批公职人员丢下“铁饭碗”，辞职下海，办起了民营企业。
“发展才是硬道理”成为人们辨别方向的硬道理。当人们举棋不定的时候，这个“硬道理”就足以化解改革者的顾虑、反对者的质疑，推动人们大行发展之举。
（14）实现理论与实践、干部与群众多层次互动。
实践推动理论创新，理论引导实践发展。这不是空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就是最好的例子。根据改革开放头二十年的经验，我们明白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从而形成了邓小平理论的主要内容；根据近二十年的改革开放，我们懂得了新形势下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懂得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这些来自于改革开放实践的理论成果成型后，反过来又指导改革开放的深化。
要想取得改革的成功，还要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使重大决策做到“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1978年，安徽小岗村的18位农民大胆实行包干到户。这一做法得到了中央的肯定，为改革开放决策提供了重要经验支撑。改革开放启动后，这个伟大决策没有被束之高阁，而是应用于神州大地，接受广大人民的检验。
（15）经验弥足珍贵，构建着坚持和深化改革开放的支点。
实践出真知。30年改革开放，我们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
温故而知新。重温这些来之不易的经验，不仅是为了回忆，更是为了寻找坚持和深化改革开放的支点。因为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发展问题依然突出，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躲不开、绕不过。改革势必碰硬，支点更需坚实。
胡锦涛同志指出，全党同志必须牢记，我国过去30多年的快速发展靠的是改革开放，未来发展也必须坚定不移依靠改革开放。
面对深刻变化的世情、国情和党情，我们该怎样坚持改革开放？
（2）基本路线解决的是根本问题，动摇不得。
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根本的问题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发展，另一个是道路。不发展，国家就会蒙难；找不到合适的道路，发展就无从谈起。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恰好解决这两大问题。
坚持“一个中心”，就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方面，新中国60多年的历史从正反两方面都证明，这个中心不能须臾偏离。一旦偏离，就势必国衰民穷。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很重视经济建设，制定并实施了第一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计划，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但是，这种做法后来被动摇了。“左”倾思想抬头并逐步恶化，阶级斗争取代经济建设成了时代的主题。结果，国民经济遭到严重冲击，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综合排名十分靠后。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1978年，党和国家启动改革开放。经过30多年的努力，中国经济实力突飞猛进，国内生产总值一跃成为世界第二，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跨入小康。
另一方面，外部环境不允许中国不发展经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所以给人留下良好的感观印象，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经济发展非常显著，人民生活比其他国家明显富裕。当中国沉浸于以阶级斗争为纲之时，西方诸国则致力于技术革命，致力于现代化建设，经济社会日新月异。有资料显示，改革开放前夕，西方发达国家的综合实力已远远领先于中国。经济上的差距，中国少则落后二三十年，多则落后五十年。如此大的落差，严酷地挑战着社会主义。
正如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所述：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就是说，没有坚实的经济基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不会有任何吸引力；没有长足的经济发展，任何主义和理论都将苍白无力。
（3）“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如鸟之双翼，不可偏失。
19世纪中叶以来，经过各派政治力量的反复较量，经过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多次失败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终胜利，新中国得以成立。新中国的成立，表明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走不通，唯一的出路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走社会主义道路。
因此，新中国的发展道路，不能偏离社会主义这个根本方向，不能不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则，要么退回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要么重走业已证明失败的资本主义道路，没有第三条道路可以选择。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否定社会主义和共产党的领导，为我们提供了深刻的反面教材。从1989年9月波兰团结工会上台，到1990年11月保加利亚社会党政府被迫辞职，连续执政了40多年的东欧六国共产党全部失去了政权。其中，波兰统一工人党的经历非常具有代表性。
1988年12月，波兰统一工人党召开十中全会，通过《关于政治多元化和工会多元化的立场》的决议，为禁止7年之久的团结工会恢复活动开了绿灯。同时，宣传媒体也着重渲染“多元化”观点。三个月后，波兰召开第一次圆桌会议，邀请朝野两种势力代表讨论解决波兰问题的方案。随后，又筹备议会大选。结果，波兰统一工人党在首轮大选中惨遭失败。在按比例分配的299个议会席位中，只赢得5个席位；在100个参议院席位中，未获一席。
除了政治上的失败，东欧国家的经济也举步维艰。因为仅靠自身的力量难以发展，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于援助的态度也是“上了钩的鱼儿不必再给香饵”。据联合国调查，东欧各国巨变第二年的工业生产就平均下降了20%。退一步说，即便东欧国家在经济上取得了发展，它们在“隧道的尽头有可能永远是二等欧洲”。
这充分说明：“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
（4）不管是顺境还是逆境，我们都要保持清醒的头脑。
客观地说，30多年的改革开放并不一帆风顺，也曾遇到波折、动荡。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中国经济过热，通货膨胀加剧，价格闯关受挫，市场秩序混乱，抢购风潮开始蔓延，人民群众多有不满情绪。
在社会思潮上，国内外也非常不平静。国内出现了两种极端倾向：一种可称为右倾，典型代表是资产阶级自由化。这种思潮在经济上主张取消以公有制为主体，实行私有化；政治上主张取消共产党的领导和人民民主专政，实行多党制、两院制；思想上主张取消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鼓吹全盘西化。
另一种可称为“左”倾。这种思想过分夸大改革开放遇到的问题和前进中的困难，认为改革开放是变相地走资本主义道路，与社会主义道路、毛泽东思想背道而驰。所以，主张回到老路上去。
国际上，西方敌对势力则进一步加紧对中国的渗透，加紧和平演变，试图把中国引向他们设定的资本主义道路，试图让中国步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后尘，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放弃共产党的领导。
国内“左”右思潮的夹击、国外敌对势力的“搅局”、“六四”政治风波的出现，共同考验着中央领导集体的智慧和远见卓识。未来的路该怎样走？全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都在等待中国给出答案。
“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路线没有错”，“我们原来制定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照样干下去，坚定不移地干下去。”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的一席话，不仅清晰地告诉了全国人民，也告诉了全世界：“我们不走回头路”，要继续改革开放；“中国不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坚定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5）从非均衡到全面协调，在发展战略上适时调整。
中国有960多万平方公里，有30多个省市，有10多亿人口，地理环境、人员素质、发展水平都非常不同。因此，在一个贫穷的大国，不可能实现一夜之间的“集体暴富”。同时，在这样一个泱泱大国实行改革开放，推动经济发展，不可能一哄而上、齐头并进，而必须错落有致、有先有后。
基于这种国情，改革选择从有条件的地方开始破冰，鼓励一部分人和地区先发展起来、先富裕起来。这种“非均衡”改革战略在实践中取得了非常良好的示范效应。农民率先展示了充沛的活力，农产品率先丰富了起来；领改革开放风气之先的东部地区、沿海地区日新月异，经济水平迅速提升，人民生活水平直追发达国家和地区。
当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当“马太效应”渐次显现，新的问题出现了：地区差距明显、收入差距拉大、公平正义感不足、社会不满情绪开始增加。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显然，这些发展中出现的问题，不是我们改革的取向。
于是，党中央牢牢扭住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强调发展是硬道理；同时，提出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统筹城乡、区域等各方面的发展，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文化权益，让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应该看到，实施全面协调的发展，首先是基于30多年改革开放所奠定的坚实物质基础、经验基础、体制基础和机制基础。这些基础不仅提供了先发展、先富裕的“正效应”，而且使统筹发展、全面发展成为可能。事实已证明，先富裕起来的人民和地区可以通过多交利税的办法，直接支持贫困地区发展；可以通过技术转让，优化不发达地区的造血功能，推动加快发展。
（6）渐进式改革战略破解“亨廷顿悖论”。
美国学者亨廷顿曾提出一个著名的现代化悖论。他说，现代化虽然“是近代以来世界历史发展的潮流和趋势”，但其过程往往“滋生动乱”。
有鉴于此，中国的改革选择了渐进式：宏观上，改革先从农村开始，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然后启动以城市为重点的全面改革。微观上，改革走一步看一步，随时总结经验。
这里的典型案例是国有企业改革。改革开放之初，国企改革的主要策略是放权让利，扩大企业自主权。国务院颁发《关于扩大国营工业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的若干规定》，允许国企在完成国家计划的前提下根据市场需要自行生产与自行销售。
到了20世纪80年代，放权让利的呼声愈加高涨。1984年，福建省55位厂长、经理发出联名信，呼吁给企业“松绑”。同年10月，党召开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允许适当分开企业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增强企业活力。
所有权和经营权分开，虽然解决了国企不是市场主体的尴尬，但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尤其是企业的所有制问题。于是，在90年代中后期，国有企业改革步入“深水区”。在“抓大放小”的指导思想下，企业层面，选择100户大中型国有企业进行现代企业制度改革试点；行业层面，对电信、电力、石油石化等垄断行业进行改革与重组，国有经济格局开始有序调整。
循序渐进的战略，既保证了改革的顺利推进，又避免了社会动乱。当然，社会稳定也得益于坚持意识形态不动摇。1978年以来，我们一直牢牢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国外有人对此颇有微词，但是我们必须明白：古今中外，任何国家和社会，不管社会形态多么不同，社会思想多么复杂，在意识形态领域占支配地位的思想总是统治阶级的思想，或者说指导思想都是一元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如此，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同样如此。
（7）前苏联、俄罗斯改革，反证了渐进式改革的适当性。
前苏联曾经是社会主义阵营的老大哥，是世界两极格局中的重要一极。但是，这样一个庞然大国，忽然在一夜间土崩瓦解，出乎很多人的意料。
回顾前苏联国家解体、社会动荡的过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改革的身影。与中国渐进式改革不同，前苏联的改革是一步到位、全面铺开。在“新思维”思想的指导下，前苏联迅速启动经济、政治、外交等领域的全面改革。快速改革，打乱了前苏联的正常步伐，人民对于改革的承受力遭到了前所未有的考验和挑战。
在意识形态领域，前苏联的动摇也进一步把改革推向了深渊。江泽民同志指出：“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最深刻的教训是：放弃了社会主义道路，放弃了无产阶级专政，放弃了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放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结果使得已经相当严重的经济、政治、社会、民族矛盾进一步激化，最终酿成了制度剧变、国家解体的历史悲剧。”
前苏联解体后，继承了其大部分家底的俄罗斯，在1992年实施名为“休克疗法”的经济改革。改革的第一步是放开物价，第二步是出台财政、货币“双紧”政策，第三步是大规模推行私有化。这三步虽然名义上有先有后，但整体看相隔时间并不长，差不多是同时推进。三步改革举措，如三剂猛药，把俄罗斯打得浑身颤抖，国内生产总值缩水近一半，本已羸弱的人民生活雪上加霜。
一言以蔽之，改革必须充分考虑国家和人民的承受力，必须有步骤、分阶段实施，不能人心不足蛇吞象，“反误了卿卿性命”。
（8）改革路径：从解决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入手。
在渐进式思想的指导下，中国的改革抓住了事物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从解决当时占全国人口80%的农民问题入手，撬动农村改革。在积淀了农村改革经验的基础上，中央才推行以城市为重点的全面改革，改革的领域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
陈云同志把这种改革称之为“摸着石头过河”。他说：“我们的改革，问题复杂，不能要求过急。改革固然要靠一定的理论研究、经济统计和经济预测，更重要的还是要从试点着手，随时总结经验。”
回过头来看，这种改革路径在实践上具有良好的操作性。一方面，它不容易造成大的社会波动，不容易引发剧烈对抗；另一方面，超强的纠错功能使我们能够及时发现错误、纠正错误。
（9）长期看，改革不能单兵突进，必须整体配合。
有西方人士说，中国的改革只是经济改革，没有政治改革。事实果真如此？
回答这个问题要从两方面看：一方面要看我们的改革是否涉及政治领域。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说：“我们提出改革时，就包括政治体制改革。……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在他的大声疾呼和身体力行下，我国在经济改革的同时，有序展开了政治改革。比如，废除了实际上存在的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确保了国家政权机关和领导人员有序更替；不断扩大人民有序政治参与，人民实现了内容广泛的当家做主，等等。
另一方面，要看西方人士所说的“政治改革”是指什么样的政治改革。如果说这种“政治改革”的目的是把中国引向西方，引向资本主义政治和民主。那么，近百年的中国历史反复证明：这不符合中国的历史和国情。
（10）除了经济与政治，其他方面的战略配合亦不可或缺。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的改革特别讲究多层次配合。既有农村、农业改革，又有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改革；既着力发展私营经济，又不失时机推进事关国计民生的国有企业改革；既推进生产体制改革，又实施金融体制改革；既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又分步实施教育、卫生、文化等领域的改革；既加强城市管理，又创新社会建设，一系列的举措搭配，使改革形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
（11）国际形势的准确研判，是改革开放启动和深化的重要基点。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们对国际形势的总体判断是“战争不可避免”。不过，这种看法在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心中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认为争取比较长期的和平是可能的，战争是可以避免的。全球性的战略问题只有两个：一个是和平，另一个是发展，发展问题是核心问题。
既然“战争打不起来”，既然全世界都把发展问题作为核心问题，那么中国就没有理由不顺应时代潮流发展自己，正所谓“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于是中央制定了一心一意搞建设的方针。
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际政治、经济发生了巨大改变。两极格局只剩下了一极——美国；经济全球化日益深入，“世界是平的”的观点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可。
同时，随着综合国力的增强，中国与美国、日本以及少数周边国家的摩擦也相应增加，“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中国责任论”等形形色色的论调相继出笼。
对于新的国际形势，中央的判断是：和平、发展与合作是世界的主流，21世纪前20年是重要的战略机遇期。所以，改革开放不能放松，不能停滞，必须坚定不移地奋力推进。
（12）发展不能光靠自己的力量，还要善于“借鸡生蛋”。
如果说改革解决的是内部活力的问题，那么，开放解决的则是对外搞活的问题。
的确，不对外开放，中国也能发展，古代中国就是例证。但是，历史证明，封闭式的发展速度非常缓慢，无法帮助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近代中国之所以落后挨打，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的发展远远落后于世界。因此，要迎头赶上世界的脚步，中国就需要在自力更生的前提下“借力”发展，就需要对外开放，借助国际先进技术、经验和资本发展壮大自己。
正是因为深切领会了对外开放的好处，中国才咬定青山不放松，通过长时间的艰辛谈判，成功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坦率地说，“入世”并不是只占便宜、不冒风险的买卖。比如银行业，虽然有一段保护期，但是过了这个保护期，实力相对弱小的中国银行业就必须与国外强大的金融机构同台竞争，其中风险不言自明。
（13）口号是“定心丸”，催人奋进。
1978年以来，神州大地响起了很多家喻户晓的口号。这些口号深入人心，在人们的生活中发挥了“定海神针”般的作用。每当人们犹豫不决、意见相左，它们就会拨云见日，坚定人们前行的信心。
改革之初，“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不仅传达了中央的主张，更切实激励了全国人民发家致富的干劲。在这个口号的鼓舞下，一批批农民敢想敢干，从“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劳作中走出来，办厂置业，创造新生活；一批批内地人打起行囊，奔向广东、福建、浙江等沿海地区，实干创业；一批批公职人员丢下“铁饭碗”，辞职下海，办起了民营企业。
“发展才是硬道理”成为人们辨别方向的硬道理。当人们举棋不定的时候，这个“硬道理”就足以化解改革者的顾虑、反对者的质疑，推动人们大行发展之举。
（14）实现理论与实践、干部与群众多层次互动。
实践推动理论创新，理论引导实践发展。这不是空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就是最好的例子。根据改革开放头二十年的经验，我们明白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从而形成了邓小平理论的主要内容；根据近二十年的改革开放，我们懂得了新形势下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懂得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这些来自于改革开放实践的理论成果成型后，反过来又指导改革开放的深化。
要想取得改革的成功，还要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使重大决策做到“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1978年，安徽小岗村的18位农民大胆实行包干到户。这一做法得到了中央的肯定，为改革开放决策提供了重要经验支撑。改革开放启动后，这个伟大决策没有被束之高阁，而是应用于神州大地，接受广大人民的检验。
（15）经验弥足珍贵，构建着坚持和深化改革开放的支点。
实践出真知。30年改革开放，我们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
温故而知新。重温这些来之不易的经验，不仅是为了回忆，更是为了寻找坚持和深化改革开放的支点。因为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发展问题依然突出，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躲不开、绕不过。改革势必碰硬，支点更需坚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