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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建国初期开国元勋担任市长的故事，即是对这一理念的生动映照和诠释。
居民生活事关天
北平和平解放前夕，叶剑英被任命为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兼市长。刚刚解放的北平，商户大多关门歇业；200多万居民缺衣少食，忍饥挨饿。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物资奇缺，非法买卖银元外币，工厂停工减产，市民大量失业，人民群众的生活处在相当困难之中。
叶剑英在全力解决北平一系列国计民生问题的同时，还为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由西柏坡搬至北平做准备。8月11日，叶剑英因为工作安排离开北平。他在北平担任市长期间，北平的社会治安有了好转，市民的生活有了基本保障，北平在很短的时间内恢复了一个大都市应有的和平与繁荣。
叶剑英离任后，聂荣臻接替叶剑英继任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兼市长。中共中央同时决定，北平今后将是新生的人民共和国的首都。而此时的北平市政设施非常落后，许多街道、胡同垃圾堆积如山，有些甚至堆放了几百年。聂荣臻不能容忍未来的国家首都是个肮脏的城市，他上任之初，就全面动员部队、机关、街道居民共同清理垃圾。仅1949年这一年，就清除垃圾粪便60多万吨。
社会治安始终是让人最为揪心的一大社会问题。聂荣臻就任北平市市长之后，立即下令平津卫戍部队成立纠察队，经常巡逻在大街小巷，对社会上的偷盗、乞丐、流氓滋事以及吸毒、赌博等有碍社会治安的各种现象进行纠察，予以打击。组织收容国民党军流散官兵3.7万多人。这一系列的行动清除了北平市社会治安中的一个个隐患。北平社会秩序的迅速好转，为新中国的定都，提供了重要的社会保障条件。
一切为了人民安居乐业
南京解放后，中共中央决定派刘伯承担任南京市委书记兼市长，并担任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
19 49年4月29日，刘伯承到了南京，满眼破车烂炮，店铺大门紧闭。昔日的六朝古都，而今已是王气不再。面对一片萧条景象，刘伯承深知，要让南京这么大的城市恢复生机，必须让工厂立即开工，工人迅速就业。
刘伯承要求市军管会立即组织硫铁矿、机械厂、兵工厂、被服厂等所有有条件复工的工矿企业全部复工。同时，他还要求城市尽快供给乡村必需的日用品，乡村才能供给城市粮食和原料。由于城鄉交流的恢复，农副产品也迅速地进入了南京城。
刘伯承还将自己带来的南下干部工作团组建成市政接管委员会，对原国民党政府的经济部、资源委员会、农村部等12个经济机构实行全面接管。同时发动工人积极参加整理清点账本、物资，还尽力争取资方人员的协助。由于有劳资两方面的人员参加，接管工作进行得很顺利，也为南京市所有工矿企业的全面复工创造了有利条件。
短短几个月，主要工厂企业的生产基本得到恢复，战后形成的失业大军很快消失。解决了工人的失业问题，不仅工人和市民群众皆大欢喜，而且一些民族资本家也感到满意，对于刚刚解放的南京市的社会稳定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打赢“银元之战”
上海解放后，中央任命陈毅为华东军区司令员兼上海市市长。陈毅执掌市长大权未及10天，市面上一个烧饼竟飞涨到3万元，通货膨胀犹如张开血盆大口的恶魔，向经济基础已十分脆弱的新上海步步逼近。
陈毅看到了事态的严重性：如此下去，人民币就会遭遇被赶出上海滩的厄运，共产党没有被国民党的枪炮吓住，却可能倒在那些银元贩子的脚下。陈毅同华东局财委一起制定了方案，于是很快发起一场影响深远的“银元之战”。
6月10日上午10时整，在一再劝说无效的情况下，两个营的部队和400名便衣公安干警突然包围了上海证券大楼，当即宣布立刻停止交易，原地等候询问和搜查。这次“银元之战”历时两天一夜，被包围在证券大楼内的两千多人，经过逐一询问审查，先后释放1863名，而将250名投机分子主犯和有严重罪行的人扣押带走。消息很快传遍大江南北。“银元之战”后的第二天，“袁大头”市值从2000元跌到1200元，大米市价跌一成，“战”后第三天，米价再跌一成，食油价跌一成半。那些排队买米打油的市民，脸上难得有了笑容。
此时，陈毅接管的上海满目疮痍，百废待兴。他深知当务之急是稳定人心，恢复生产。他首先想到的是依靠上海的工人阶级，依靠上海83万产业大军。陈毅决定召开“产业界人士座谈会”，与产业界的人士商讨上海的生产问题。荣毅仁等90多位上海工商界的实力派人物到会。
会议开始，陈毅即以“工商界的朋友们”同与会者打招呼。“朋友”二字从陈毅口中一出，会场气氛一下变得轻松了不少。他在会上首先宣布了16字的工商政策：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发展生产，繁荣经济。陈毅还表示，人民政府愿与产业界共同携手，帮助解决眼前困难，尽早把生产恢复起来。此会一开，上海工商界如拨云见日，豁然开朗。
首倡商品“交流会”
广州解放后，中央任命叶剑英为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席兼广州市市长。
叶剑英到任广州不久，针对广州副食品供应紧张的状况，决定狠抓圩镇建设。由于花大力气抓圩镇建设，华南城乡之间产品交流畅通了，当地的土特产品不仅保障了广州的需要，还源源不断地销往华北、东北等地。这样一来，促进了整个广东经济的发展和走向繁荣。
为此，叶剑英决定在广州举办“华南土特产展览交流大会”。经过两年的筹划准备，一个由全国各地参加的“华南土特产展览交流大会”于1951年10月14日开幕。后来的“广交会”就源于此。
广州解放后，城内尚有国民党10万散兵游勇，1万余人的旧警察和常备自卫队，国民党的特务部门将流窜到港澳的散匪有组织地派回来。这些人会合在一起，到处抢劫、杀人，各类案件不断发生，最多时一天46起。叶剑英对此早有预料，他断然要求部队和公安部门迅速清除国民党的军警特，严厉打击土匪、特务的嚣张气焰。广州市的混乱现象很快得到了扭转。
在叶剑英的领导下，广东的土改本着快与稳结合的原则，迅速广泛地开展起来了。广大的农民有了土地，广东农村的社会经济建设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广东的粮食不仅解决了本省的需求，还为全国其他地区提供了大量的粮食和农副产品。
叶剑英在广州任市长虽然只有三年，但在他的领导下，广州市社会基本稳定，工农业生产基本恢复，人民群众生活基本得到改善。
居民生活事关天
北平和平解放前夕，叶剑英被任命为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兼市长。刚刚解放的北平，商户大多关门歇业；200多万居民缺衣少食，忍饥挨饿。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物资奇缺，非法买卖银元外币，工厂停工减产，市民大量失业，人民群众的生活处在相当困难之中。
叶剑英在全力解决北平一系列国计民生问题的同时，还为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由西柏坡搬至北平做准备。8月11日，叶剑英因为工作安排离开北平。他在北平担任市长期间，北平的社会治安有了好转，市民的生活有了基本保障，北平在很短的时间内恢复了一个大都市应有的和平与繁荣。
叶剑英离任后，聂荣臻接替叶剑英继任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兼市长。中共中央同时决定，北平今后将是新生的人民共和国的首都。而此时的北平市政设施非常落后，许多街道、胡同垃圾堆积如山，有些甚至堆放了几百年。聂荣臻不能容忍未来的国家首都是个肮脏的城市，他上任之初，就全面动员部队、机关、街道居民共同清理垃圾。仅1949年这一年，就清除垃圾粪便60多万吨。
社会治安始终是让人最为揪心的一大社会问题。聂荣臻就任北平市市长之后，立即下令平津卫戍部队成立纠察队，经常巡逻在大街小巷，对社会上的偷盗、乞丐、流氓滋事以及吸毒、赌博等有碍社会治安的各种现象进行纠察，予以打击。组织收容国民党军流散官兵3.7万多人。这一系列的行动清除了北平市社会治安中的一个个隐患。北平社会秩序的迅速好转，为新中国的定都，提供了重要的社会保障条件。
一切为了人民安居乐业
南京解放后，中共中央决定派刘伯承担任南京市委书记兼市长，并担任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
19 49年4月29日，刘伯承到了南京，满眼破车烂炮，店铺大门紧闭。昔日的六朝古都，而今已是王气不再。面对一片萧条景象，刘伯承深知，要让南京这么大的城市恢复生机，必须让工厂立即开工，工人迅速就业。
刘伯承要求市军管会立即组织硫铁矿、机械厂、兵工厂、被服厂等所有有条件复工的工矿企业全部复工。同时，他还要求城市尽快供给乡村必需的日用品，乡村才能供给城市粮食和原料。由于城鄉交流的恢复，农副产品也迅速地进入了南京城。
刘伯承还将自己带来的南下干部工作团组建成市政接管委员会，对原国民党政府的经济部、资源委员会、农村部等12个经济机构实行全面接管。同时发动工人积极参加整理清点账本、物资，还尽力争取资方人员的协助。由于有劳资两方面的人员参加，接管工作进行得很顺利，也为南京市所有工矿企业的全面复工创造了有利条件。
短短几个月，主要工厂企业的生产基本得到恢复，战后形成的失业大军很快消失。解决了工人的失业问题，不仅工人和市民群众皆大欢喜，而且一些民族资本家也感到满意，对于刚刚解放的南京市的社会稳定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打赢“银元之战”
上海解放后，中央任命陈毅为华东军区司令员兼上海市市长。陈毅执掌市长大权未及10天，市面上一个烧饼竟飞涨到3万元，通货膨胀犹如张开血盆大口的恶魔，向经济基础已十分脆弱的新上海步步逼近。
陈毅看到了事态的严重性：如此下去，人民币就会遭遇被赶出上海滩的厄运，共产党没有被国民党的枪炮吓住，却可能倒在那些银元贩子的脚下。陈毅同华东局财委一起制定了方案，于是很快发起一场影响深远的“银元之战”。
6月10日上午10时整，在一再劝说无效的情况下，两个营的部队和400名便衣公安干警突然包围了上海证券大楼，当即宣布立刻停止交易，原地等候询问和搜查。这次“银元之战”历时两天一夜，被包围在证券大楼内的两千多人，经过逐一询问审查，先后释放1863名，而将250名投机分子主犯和有严重罪行的人扣押带走。消息很快传遍大江南北。“银元之战”后的第二天，“袁大头”市值从2000元跌到1200元，大米市价跌一成，“战”后第三天，米价再跌一成，食油价跌一成半。那些排队买米打油的市民，脸上难得有了笑容。
此时，陈毅接管的上海满目疮痍，百废待兴。他深知当务之急是稳定人心，恢复生产。他首先想到的是依靠上海的工人阶级，依靠上海83万产业大军。陈毅决定召开“产业界人士座谈会”，与产业界的人士商讨上海的生产问题。荣毅仁等90多位上海工商界的实力派人物到会。
会议开始，陈毅即以“工商界的朋友们”同与会者打招呼。“朋友”二字从陈毅口中一出，会场气氛一下变得轻松了不少。他在会上首先宣布了16字的工商政策：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发展生产，繁荣经济。陈毅还表示，人民政府愿与产业界共同携手，帮助解决眼前困难，尽早把生产恢复起来。此会一开，上海工商界如拨云见日，豁然开朗。
首倡商品“交流会”
广州解放后，中央任命叶剑英为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席兼广州市市长。
叶剑英到任广州不久，针对广州副食品供应紧张的状况，决定狠抓圩镇建设。由于花大力气抓圩镇建设，华南城乡之间产品交流畅通了，当地的土特产品不仅保障了广州的需要，还源源不断地销往华北、东北等地。这样一来，促进了整个广东经济的发展和走向繁荣。
为此，叶剑英决定在广州举办“华南土特产展览交流大会”。经过两年的筹划准备，一个由全国各地参加的“华南土特产展览交流大会”于1951年10月14日开幕。后来的“广交会”就源于此。
广州解放后，城内尚有国民党10万散兵游勇，1万余人的旧警察和常备自卫队，国民党的特务部门将流窜到港澳的散匪有组织地派回来。这些人会合在一起，到处抢劫、杀人，各类案件不断发生，最多时一天46起。叶剑英对此早有预料，他断然要求部队和公安部门迅速清除国民党的军警特，严厉打击土匪、特务的嚣张气焰。广州市的混乱现象很快得到了扭转。
在叶剑英的领导下，广东的土改本着快与稳结合的原则，迅速广泛地开展起来了。广大的农民有了土地，广东农村的社会经济建设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广东的粮食不仅解决了本省的需求，还为全国其他地区提供了大量的粮食和农副产品。
叶剑英在广州任市长虽然只有三年，但在他的领导下，广州市社会基本稳定，工农业生产基本恢复，人民群众生活基本得到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