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大和老二突然间就剑拔弩张起来，堪称奇闻。
　　 1月18日，《武汉晚报》报道一名13岁的女孩以死威逼父母放弃二胎，母亲已经怀孕，最后不得不含泪堕胎;而后，1月29日，《东方今报》报道，一对夫妻为生二胎，给女儿写下保证书，保证最疼她;就在前几天的2月2日，《南方都市报》又报道，沈阳一名5岁的女孩因为不满母亲生了二胎，在弟弟出生后拒绝回家，且改认奶奶当妈。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大胆预测，“二胎”一定会在今年春节期间与“逼婚”同登热点话题的宝座，接下来还会有更离奇的故事被写进报纸。
　　 老大啊，老大，你与老二是什么仇？什么怨？亘古未闻啊，老大竟成老二的“拦路虎”？
　　 老大和老二的争斗，历朝历代都有，但像现在这般老二还在娘胎中，甚至还只是老妈头脑中的一个设想时，就已经展开殊死PK的，真不多。
　　 中国历史上最为严格的人口政策出现在当代，独生子女政策迄今为止已经施行了三十多年，直到2014年才撕开了一个“单独二孩”的小口子。极端案例当然暴露出一些家庭的子女教育问题，但倘若将个案升级为对当代老大的整体印象，未免太片面也太悲观了，老大蒙冤，情何以堪。
　　 “单独二孩”的解禁，自然是考虑到了一部分家庭的生育愿望，但主要的出发点还是看到了“低生育率陷阱”的风险。
　　 在这个政策落地的近一年里，“生”、“不生”的话题一刻也没有停止过，老二前所未有地让人纠结。
　　 计生部门曾预测，施行“单独二孩”头三年，每年因此新增出生人口最少也在150万人以上。然而，一年来的现实却出人意料地超出了这个预期，不是井喷了，而是太少了。国家卫生与计划生育委员会最近宣布，“单独二孩”政策实施以来，截至2014年12月，全国有近100万对单独夫妇提出再生育申请，其中92万对获得准许。
　　 请注意，“获得准许”与“实际出生单独二孩”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92万对单独夫妇获得准许，但不代表就付诸生育了。
　　 有估算，2015年“单独二孩”出生人数在40万人左右，将近官方原先预测的四分之一。
　　 “老二潮”没有如期而至，既不是老大的原因，又为何故？
　　能生也不生
　　 人口学上认为，只有生育率达到2.1以上，也就是一对夫妻平均生育2.1个孩子以上，人口才能实现正常的代际更替，但中国目前的生育率，在施行了三十多年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后，按照国家卫计委调整统计误差后公布的数据也只有1.6左右，在世界上处于过低的水平。
　　 以最早施行计划生育政策的上海为例，现在已经成为了中国户籍人口负增长和老龄化程度最为严重的城市。上海97%的家庭为独生子女家庭。
　　 根据欧美和日本的经验，严重的老龄化与低生育率将导致严重的劳动力不足和养老金缺口。目前的上海，因為超过1000万外来人口的养老金注入的贡献，压力还没有真正爆发为问题。
　　 在过去的10年，上海的平均生育水平，按照复旦大学人口与发展改革研究中心主任彭希哲的了解，只有0.9，户籍人口生育意愿严重偏低。
　　
　　 中国一方面在加大户籍制度改革的力度，但另一方面也在严格控制北京、上海、广州这类特大型城市的人口规模，因此指望通过外来常住人口入籍解决本地生育危机的可能性不大。
　　 “单独二孩”政策开放后近一年，上海实际申请二孩计划的家庭数量低得令人震惊。在2015年1月底召开的上海两会上，二孩政策成为代表委员们讨论的热点，1月25日，上海市卫计委家庭发展处处长樊华表示，目前上海进入婚育年龄的女性，有90%都符合双独或者单独的政策，但申请二孩比例不足5%。
　　 具体而言，上海符合标准的家庭有37万，但这一年来提出申请的家庭仅有1.7万，最终批准了16639例。
　　 全国的二孩平均申请率只有9%，已经很低了，上海更低，直接腰斩，只有4.6%。而且，就像本文前文所提醒的那样，申请数并不等于最终实际生育数。
　　 2020年，上海60岁以上人群将超过总人数的1/3，劳动力萎缩、养老金的巨大缺口，将成为一个棘手的困难。
　　 眼下，各界正在推动“二孩”政策的全面开放，但骨感的现实是，“单独二孩”、“双独二孩”生育出奇遇冷，甚至于“一胎”能否如人口结构所需都成问题。根据2010年的统计，北上广等城市中已经有60万不愿生育的“丁克”家庭。
　　 上海市目前正在积极研究措施鼓励符合规定的人群生育二胎。有官员表示，对于家庭结构的稳定性和社会的发展而言，两个孩子更适宜。
　　二胎≠多双筷子
　　 中国对人口的认识当然要整体纠正，比如，人口并不是负担，而是宝贵的资源;比如，多子多福并不是“封建落后”思想。重新认识不代表否定计划生育政策的历史特殊性与必要性，甚至，人口政策带有实用主义的功利性本身也并不是一个问题。
　　 问题是，既然所有人都认为两个孩子或者至少两个孩子更有利于家庭与社会，人们为何却犹犹豫豫不肯付诸实施？
　　 老大的阻挠当然是个不成立的幌子，归根结底的原因还是在于成本与能力的考量。多生一个孩子对绝大多数中国家庭而言，并不是添一双筷子那么简单。 　　 为何不愿生二胎？多数人回答，不是不愿意生，而是没能力生。
　　 所谓能力，首先体现在经济能力上。有调查显示，育儿费用已经成为家庭除购房外第二大支出，在北上广，育儿投入明显高于其他城市，其中上海高居首位，约3%上海家庭每月在育儿投入上超5000元。上海社科院2010年调查，上海家庭养育一名0到6岁的幼儿，年均费用超过3万元。
　　 本刊调查时还问及一个问题：如果生二胎，你愿意生男孩还是女孩？结果发现在一线城市，一胎是女孩的家庭，对二胎性别基本无所谓，但已育有男孩的家庭则更青睐于生育女孩。已经有一个男孩的家庭，因为怕再生男孩而不敢贸然生二胎的不乏其人。一对年轻的上海夫妻告诉记者，他们家一胎是男孩，二胎是双胞胎，出生前夫妻俩惴惴不安。二胎出生后，果然是两个男孩，夫妻俩又喜又愁：长大了这婚房可咋办啊！
　　 生育能力，还体现在生育对女性职业发展的影响上。前面讲的是养不起，很多女性却是生不起，因为生孩子将可能严重影响职业发展，从怀孕到孩子3岁进幼儿园，需要4年时间，一些企业招人时因为生育问题对女性本来就存有歧视，你还敢再提二胎？
　　 影响生二胎意愿的还有精力、能力，生孩子不是一蹴而就的，从建卡开始，就面临床位困难，出生后入托难、入园难、入学难，一堆麻烦等着你去解决。更为要命的是，谁来带孩子？请保姆，费用高，且难伺候，一个不满意，她就能撂挑子。
　　 一对新上海人夫妻吐露了他们的难题——双方父母都在外地，各有生活，不可能常年在沪，几年前，这对夫妻生了第一个孩子后，不得不将孩子送到老家，孩子两岁时接回了上海，好不容易找了一家托儿所，现如今，孩子进了幼儿园，夫妻俩每天早上送孩子去幼儿园，再雇人放学时把孩子带回来，对他们而言，因为无人照顾孩子，二胎想都不敢去想，总不能让妻子辞职回家当全职，即便房贷还清了也不敢这么任性。
　　 本刊发现，很多职场女性在第一胎时本就属于晚育，过了四十岁基本就不再想二胎的问题了。还有一些本身是独生子女的夫妻，已习惯了独生子女现象，对二胎并无太强烈的意愿。
　　“心动”到“行动”
　　 如何让心动变为行动？上海市妇女联合会主席徐枫的看法：一是健全0到3岁托儿服务体系;二是有效降低企业负担，鼓励用人单位雇佣女性;三是进一步完善生育福利制度;四是形成良好的社会舆论，形成支持年轻女性阶段性完成生育和抚养孩子任务后，重返职场的良好氛围。
　　 有专家认为，要改变人们在生育上的低意愿，关键还要靠政策的鼓励，第一是减税，像世界通行的做法那样，以家庭为单位计征个人所得税，减轻工薪阶层税负，降低养育成本;第二是发放生育补貼，提高产假哺乳假假期等。
　　 今年上海两会期间，有代表呼吁企事业单位重新启动托儿所。
　　 1949年之后，单位和街道里的托儿所曾解决了大量双职工家庭的后顾之忧。而目前，上海3岁前儿童的抚养压力基本都在家庭，因此应该新建更多的托儿所，将职场父母从育儿负担中解放出来。

　　 为了应对老龄化问题，日本近年来推出了一系列人口政策，所有学龄前的孩子都能获得政府的补助，而且很多地方政府规定给第二个和第三个孩子的补助更高，一些大企业也开始配合政府的号召，在公司附近兴办托儿所。
　　 俄罗斯2007年实施了“母亲基金”项目，生育第二个及更多孩子的家庭可以申请领取基金，每生一个孩子可以得到25万卢布的奖励。俄罗斯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部长托皮林曾表示，“母亲基金”项目实施后，俄罗斯出生率提高了30%。
　　 同样面临低生育率的德国，也实行鼓励生育政策，例如发放儿童金，直到18岁成人。目前金额为每个孩子每个月184欧元，并且从第三个孩子开始金额更高，德国还对有子女的家庭给予税务上的优惠，实行全民义务教育，从小学到大学全部免费。
　　 新加坡为了寻求生育平衡，也不断调整奖励措施，直接跟金钱有关的奖励就包括“婴儿花红”和“税务折扣”。
　　 当然，在人口形势与国情上，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与这些国家并不能等同对比。不是有了政策优惠，民众的生育意愿就一定会提高的。德国、日本等国，低生育率迄今没能得到解决。
　　 围绕老二展开的争论，中国互联网上有人戏称“将来，只生一个要罚款”。
　　 靠行政强制约束人们生育意愿的时代已经过去，中国应该找寻到一条更适合自己的解决路径。